范宁姐妹:董金狮：我负责找麻烦

经常找别人麻烦的董金狮，现在也遇到了一点麻烦。8月，因为联手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曝光佛山一家发泡餐盒企业利用洋垃圾生产餐盒，此事激怒了一些餐盒制售企业，他们立刻行动起来，对他发起公开讨伐。
　　“连续4天报道佛山的再生料事件，我们知道央视后面就是他在兴风作浪，出黑手。”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秘书长马占峰说，“他在声嘶力竭、竭尽全力利用他的所有资源把这个行业描黑、搞黑。我们现在矛头很明确，要去掉这个祸害。”
　　8月22日，在一些企业的支持下，中塑协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倒董”。他们于会上抛出一册精心搜集的书面材料，旨在揭露董金狮的斑斑劣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打假，就指望这个吃饭”。
　　不过，这些材料很快就到了董金狮手里。
　　“他们这次搞活动，一家企业交5000，好多企业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交。我说你看着办。这种事情我们也不好反对。他们这次活动，用的就是这个钱。”董金狮说，“他们收钱，让企业大量提供对我不利的材料。”
　　董金狮目前领导着一个40多人的技术团队，一边推广环保餐盒生产工艺，一边打击妨碍行业秩序的问题餐具。此举受到诸多媒体的关注和饱受不正当竞争之苦的正规企业拥护，他由此迅速确立了自己的公众影响力，同时也结下不少“梁子”。
　　“说实话得罪人啊，在这片天地，你只要敢天天说实话，就没你的活路。”北京正耀高坡一次性餐具有限公司总裁马高波说，“一次性餐具的打假，他肯定是触犯的人多了。相对来讲，可能就是一种斗争。”
　　10年究治问题餐具，董金狮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无法忽略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人，公众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小小一只塑料餐盒，背后也会存在那么多问题。有了董金狮，在这个世界上，便又多了一个江湖。
　　
　　塑协发难
　　与塑协交恶，已非一次。2008年，董金狮曾被中塑协免过一回职。当时他还是中塑协下面的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因为经常未经批准就擅自接受媒体采访，把不住嘴巴，让中塑协恼火不已。
　　“他一上电视，就给我们发短信，让我们什么时间打开电视看哪个节目。一发来我就删掉。我们行业里做塑料的人，尤其是老一辈专家，没有人不收到的，一看，这家伙又出来了，你们协会怎么不管管他？”马占峰说，“打着我们专委会的旗号，说这个有毒，那个不合格。他在胡说八道，央视也在胡说八道，他的话变成央视向大众传播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东西。”
　　在协会方面看来，董金狮的屁股是坐歪了。2004年，中塑协塑料再生专委会成立。按照自愿登记原则，董金狮出任副会长，每年交3000元会费，换来一纸聘书，以及外加600元工本费的一块名牌。在马占峰的记忆里，初入会的董金狮，表现得还不够明目张胆，虽然有时也说一些过头话，但协会与他进行沟通，要求在接受采访之前能够请一些专家把把关。
　　“我们是把他真正当一个人看待的，当一个副会长看待的。我们协会要挽救他，再给他一次机会，就是我们还一块儿继续为行业作贡献，我们做正当的事情嘛，你不要胡说八道嘛，不要变成叛徒，不要祸害这个行业，祸害这个产品。”
　　本着“治病救人”的初衷，想要好好“教育他、改造他”。眼见这个人一步步滑向对立面，拉也是拉不回来了，专委会最后不得不召开会议，向董金狮开出一纸免职决议。
　　当初加入中塑协的专委会，董金狮本是抱着争取话语权、借力打力来扩大影响的考虑。所谓人微言轻，在中国这样一个推崇头衔的社会，以个人身份出来说话，分量不够，可信度低，靠个人行为想要规范行业，树立招牌，也颇难办到。但他这种搭便车的想法，无疑是不能被容忍的。
　　有一阵子，董金狮想要配合中塑协，比如在接受采访之前向协会备案请示，结果发现报批程序复杂、效率太低，不很现实。媒体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采访对象替补，还是非他不可，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冠上“我国环境化学专家”的称谓出镜。
　　除名一事对董金狮并没有构成丝毫阻遏，很快他就兼上了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及秘书长一职。这个协会由一家大型餐具企业在香港注册，然后聘请他任职。
　　“这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他们注册，我来开展工作，我就有高度自由和权力。”董金狮霸气十足的样子，“我打假时就跟很多企业说，你不要跟我作对，如果作对我叫你全军覆没。”
　　年过40的人，冲劲依然很大。他的手机里，存满了全国各地的餐盒生产企业电话，还有上千个媒体记者的名录。对于餐具生产企业，他通常给他们打招呼：一、不能用废料生产；二、不要用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如果大道理讲不通，他就要正式进行警告。警告无用，他就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若举报不能得到正视，就会动用媒体。
　　“他能量很大，很多媒体帮他说话。他在混淆视听，我们要纠正，还是从正面去引导消费者。”马占峰说，“你不能因为有一只苍蝇，就把一锅粥都搞掉。我这个行业20多万人就业，10多亿美元出口，难道就这么垮了！企业的产品从超市里下架，不光一家啊。”
　　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塑协正式向董金狮宣战，当着一干媒体的面，公开了董的机构与一些餐具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其收费票据，还在官网上挂出了一则题为“董金狮集团四处打假另有目的”的帖子，指称董借助名下机构向餐具企业敲诈勒索，以打假要挟收取费用。
　　中塑协的举动，类似釜底抽薪。但这种投石击水的做法，在董金狮那里反倒是波澜不惊。他向餐具企业收取咨询费用，原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此类协议文本，也被他挂在了网上。
　　“我为什么要签协议，敢公开合同？就是要让它合法化，我要是收黑钱，就不用这些了。我也有经济利益，但是合法的。”董毫不讳言，“我不是为了打假而打假，打假、维权、服务三结合，打的过程中要把好的拿出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要扶持优秀企业、打击顽固企业、淘汰工艺落后企业、关闭非法企业。营业执照都没有，我不可能拉你。”
　　当年之所以建立自己的团队，就是为了推广自己的专利技术，打假也是基于假冒伪劣横行，自己的专利技术反而面临被挤出的危险，是故挺身而起。他的打假口号，也与别人截然不同，是“以帮为主、以打为辅、连帮带打、打帮结合”。因而，在他的手下，既有负责追究产品质量的市场纠察团队，也有负责市场销售的团队，后者不仅向企业提供技术咨询，还代理企业的产品检测认证和推广。帮扶服务，自然就牵涉费用问题。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说我上塑料协会咨询，不收费他们理我么？”马高波说，“他也需要生活，也要生存，也有家庭，什么都不为，那不是，肯定要有利益链在。”
　　马高波与董金狮认识已有10多年。董的团队，现在正帮助他的企业进行食品包装QS生产许可年审培训和预审工作。
　　“我们也得付费啊，他们就属于服务，你不能让人白帮忙，这没道理。”马高波说，“这个人肯定有好的一面，不好的话谁跟他交朋友？谁给他钱？都有毛病啊……他要有问题，你可以去找税务、审计审他，让纪委、检察院去查。”
　　
　　他的手段
　　 马高波是北京环保餐具组织的副理事长。这个组织由董金狮于2001年牵头成立，成员是一些被问题餐具挤兑得眼看要失掉市场的老实企业。加入之后，每个会员企业每年须交纳2000元会费，此外，还要缴一笔3万到5万元不等的保证金。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保证金会被当作罚款扣除，扣完再补上。如果屡罚屡犯，董金狮就要开打了。
　　“你用好料我不管你，用废料我就要管你。还是要行业自身自律，这是一个行业手段。你真要违反，我就没收你的钱。不做则已，做到最后，我就要把你打服了。”董说，“我会突然袭击，我们到企业去，如果过30分钟不开门，就视同你用废料。为什么30分钟开不了门啊？肯定是在里边倒料了。”
　　加入组织的企业，最开始只有6家，现在已达到30多家。他们也需要董这样的人去帮助规范市场，消除不正当竞争。这实际上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合作关系。
　　“现在给董金狮交钱的人，没一个是比他笨的，还是有好处在里面，谁傻啊？非得拿一两千块钱交给你？大家都有利益，不然我肯定不参加。”马高波说。1990年代他就在北京生产餐具了，是最早加入组织的企业。一门心思要做大做强，却老是绕不开乌七八糟的问题餐具，又没有胆子随波逐流，“做企业的，谁都想有个长久性，还是要想方设法把产品做好，往长远上去。”
　　马高波一开始并没有这种觉悟。1997年，北京市启动一次性餐具回收工程，动员他掏钱支持工作。在动员会上，当着一干官员的面，他还表现得挺犟，因为和钱过不去。
　　“哪个企业把钱拿出来给你？凭什么啊？谁拿钱也不是那么轻易的。那时候企业刚起步，就心疼钱。当时北京市环保局的人说，你不干？不干不行！你犟就拘你。”
　　董金狮那时候是北京市一次性餐具回收办公室的“掌门人”，专职负责督促回收工作。在马高波眼里，当年的董如今天一样，风风火火，天天盯着回收的一摊事儿。对付企业也自有一套办法。
　　企业不光要掏钱用于回收流向社会的餐盒，全力以赴杜绝白色污染，还要定期碰面协商工作。因为老有企业不去参加会议，董金狮便立下规矩，允许迟到15分钟，超过15分钟，什么也别说，直接从企业交纳的管理费中扣钱。凡有迟到一次，罚款500元。此举迫使很多企业负责人往往是提前两三个小时就到会。
　　“我是回回准点，准点奖励100块。”马高波说，“那时候小的普通的餐盒一毛钱左右，我得卖多少餐盒才能挣到100块啊？”
　　北京市当年一次性餐具回收率达到了60%，回收政策亦在全国首开先河。这是环境化学专业出身的董金狮付出一辆自行车的代价跑来的。彼时一次性发泡餐盒流通产生的白色污染触目惊心，在他周而复始的游说下，北京市环保局和工商局联合下令，于全市实施餐盒回收工作。一个平民百姓就能跑下来一项政策，董金狮简直是忙得不亦乐乎。
　　基于一次性发泡餐盒导致的污染日益严重，1999年，政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淘汰发泡餐盒。董金狮由此转岗转到了打假上来。当年给他交回收费的企业，变成了向他交保证金。所不同的，是他们都已在主观层面上有所转变。
　　“能加入组织的，大部分还是想做好的，要不然就不进来了。老董在这个过程中也没少受委屈，差点儿挨揍。他也不容易。如果能坚持下来，还是有意义的。”马高波说，“从事这个行业十六七年，我认为应该往好的产业结构上走，从次到好，也是个转变过程。他老说，耳濡目染，有个变化，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还不行？”
　　不仅与组织内的企业全天候保持互动，董金狮还把自己的联络方式挂到了博客里，广泛接受举报，以致很多人以为他是政府打假办的人。在业内浸淫日久，他也逐渐摸出了不少规律。
　　“1/3的企业比较大，能保证质量，约束自己；1/3的企业时好时坏，看客下菜，白天做人，晚上做鬼；还有1/3的企业，根本就不合格，生产条件不具备，违法生产。”
　　去年，董金狮建立了监控企业产品质量的排名榜制度，分别树起红榜、黄榜和黑榜三种。通过排名，意在让大家能最快地了解业内状况。能够列入红榜的企业，一般都是质量比较稳定的；列入黑榜的，多半不可救药；还有一些进入黄榜的企业，虽有正规资质，质量却不稳定。有几家属于组织内的会员企业，由于生产了劣质产品，他也把他们一道打入黑榜，当事企业受不了折腾，就此反目相向。
　　“就跟教育孩子一样的，讲道理不听，那就动耳刮子。问题出现了，在会上一个一个问，都不承认。私下又都承认。我说那怎么办？别人用我不用，不成，别人不用，我也不用。这样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董说，“每个人都这样说的时候，就需要有个人站出来收拾他们，治他们。我会和他们开会，给他们期限：废料怎么办？两个月内能不能解决？”
　　
　　没完没了
　　 只可惜双拳难敌四手。有了一个董金狮，行业风气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既便使上浑身解数，很多企业照旧是江山不改、本性不移，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以前不无幼稚地扬言期待到最后无假可打，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恐怕永难实现。
　　“我有种感觉，打假是越打越多。当你不知道的时候，觉得没这么多。当你知道的时候，发现问题很复杂。”在他的办公室里，各类举报信和调查取得的证据比比皆是。佛山再生料事件发生后，他更是一语戳破现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上市公司都可以使用废料，大量没有执照的生产企业，能用好料么？”
　　为此他不光是找企业麻烦，也和政府部门过不去。生产和流通环节虽然问题不小，但不意味执法层面就没有可指摘之处。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董金狮发现天津静海县有企业生产的烂餐盒流入北京，找当地质检局执法，发现此事牵扯到各个监管部门的职能分割，仅凭一家之力解决不了。董金狮就去找他们的分管副县长。
　　副县长见他登门，请他进办公室说话。董金狮站在门口愣是不进去，故意要将领导一军，“我问你点事儿，你这个县长还想不想当了？”县长说想当。他说，“想当我就向你汇报点事儿，不想当我就走了。”
　　“他是西北人，脾气不好，等于是没完没了的一个人。静海那时候是10家企业，都是农民企业，没有一家生产好的，地方不重视，不管，老董就着急。”当时和董金狮一道去静海访查的同事邢联中说，“换我我就不会这么说，人家大小是个领导嘛，咱们是去解决问题的。”
　　董金狮的霸道，不是无所依凭，他踩着了奥运这个鼓点。照他的风格，每每举报到执法部门，倘不奏效，就要发动媒体车轮战术。在奥运前后，舆论一旦介入，往小说是个餐盒问题，往大说影响了国家形象。他用自己的举动给了领导这样一个暗示。分管副县长看完他们的举报材料，当即部署执法。
　　火线执法后，迅速拉拢了董金狮和地方执法部门的距离。地方质检局为了向董表示“感谢”，提出要给他一点钱，他不收，“你真要感谢我，就给我发个聘书，以后可以免费给你们提供服务。”
　　就这样，质检局给他颁发了一个特约监督员的证书。邢联中觉得，对于地方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举好几得的事情。一方面可以把企业召集起来进行培训，另一方面，有了这一层关系存在，还可以起到一点缓冲作用。后来他们在和质检局相关负责人聊天，对方就嘱咐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通知质检局，就不用直接捅到媒体上去了。
　　打假打出了知名度，和执法部门的联动也多起来。北京市的工商部门出门执法，有时候也要把他这边的人带上。因不具备多少专业基础，执法部门对于餐盒问题的现场鉴别无从进行，需要借助董金狮团队的专业力量。
　　 “靠知识打假，靠良心维权。没有良心是维不了权的，没有专业知识，我不懂，怎么说？”董金狮说，“拿到一个餐盒就能判断好坏，最简单，闻一闻味道，看看有没有生产许可标识。一看是透明的，就是纯原料……尽量不要用盘内带花纹的，尽量少用。”
　　这些年，董金狮还梳理了一大套鉴别餐具质量的基本常识，他要去普及，有时候电视台的节目天天采访他。很多企业与此同时也在跟踪他，将他物色为顾问组成员。董金狮对此礼遇亦是心知肚明。对于这些企业，他的手段并不全然强硬。
　　“他们有些事情拿不准，请我，我就告诉他们，该换的换，该改的改，不是第一时间举报。我擅于帮助他们。”
　　职业成习惯，习惯变定势，到最后弄得都不知道谁是他的确切敌人了，以致连每次上餐馆吃饭，都要给别人找不痛快，现在他的妻女很是烦他。
　　“我其实特别不希望他打假，太累得慌了，经常口腔溃疡……我看他对那些厂家说，你们一定要生产好的，用好料，咱凭良心做。每家都是这样。我说唉呀，你这种连轴话以后就用录音机录好，一家一家放得了……有时候耳朵都起茧子了。”
　　魏杰是董的妻子，她希望董可以回到技术研发的正轨上去，不要老是和人过不去。在她的视线里，董金狮一天到晚老是和企业唠叨个不停，呆在家里也是接个电话没完，而且一通电话就不许家里人说话，搞得一点家庭氛围都没有。
　　“有时候我们上街，他就会站在包装前面翻这个翻那个，不走。吃饭也是，一到哪个饭馆，就说你这筷子不行啊，纸不行啊。要是看到劣质餐盒，马上就把人家经理叫来。经理、服务员都特别不高兴。”魏杰说，“反正每次都有事儿，我们就不愿意跟他出去。”
　　在办公室附近方圆数里地之内，董金狮曾组织团队对20多家餐馆的餐具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合格率只有20%。他不光要给警告，还告诉人家在哪里可以买到好的。如是往复，逐个被他整顿一遍。
　　“在餐馆里（为餐具）和人吵架，人觉得你没钱，矫情，事儿多。我不认为是这样。如果每个消费者都这么做，那烂餐盒就没有市场了。”
　　以前他有过要开一家示范餐厅的念头，设想装修要全部采用节能材料、菜谱上活的、肉的全部不要，食素。食物包装则一律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让大家可以吃得放心。然而这充其量也只是一闪念罢了。人在江湖，岂能随心所欲？
　　“以前说的，现在不说了。”魏杰说，“我看他没有时间，弄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