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怎么买欢乐豆:让理想为学生引航1

在学业高压之下，学生对人生普遍缺乏必要的规划——让理想为学生引航
■王永和
    
    哈佛大学有一项非常著名的关于目标对人生影响的跟踪调查，对象是一群智力、学历、环境等条件都差不多的年轻人，调查显示：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人目标模糊；10%的人有比较清晰的短期目标；3%的人有十分清晰的长期目标。25年后，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他们的理想状况呈高度正相关。那3%的人，25年来人生目标几乎不曾改变过，他们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不懈努力，25年后他们几乎都成了社会各界顶尖的成功人士，其中不乏白手创业者、行业领袖、社会精英。那10%的人，大都生活在社会中上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些短期目标不断被达成，生活质量稳步上升，成为各行各业不可缺少的专业人才，如医生、律师、工程师、高级主管等。那60%的人，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面，他们能安稳地生活与工作，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剩下的27%的人，他们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过得很不如意，常常失业，靠社会救济为生，并且常常抱怨他人、抱怨社会。
    
    由此可见，目标对人生有巨大的导向性作用，成功在一开始也许仅仅是一个选择，但选择之后的人生却大不相同。可以说，理想信念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提供人生追求指南，为生命提供价值支撑。因此，青少年学生是否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既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也关系到青少年自身未来人生的幸福。但现实的情况却越来越让人感到担忧，一些学生长期处于学校和家长的高压之下，对自己的人生缺乏必要的规划，更没有远大的理想。表现在学习上，他们提不起劲头，甚至厌学、怕学。
    
    我们学校地处梅陇镇与莘庄镇交界处，附近居民大多是导入人口，包括市政动迁居民、外省市流动人口等。学生家庭背景各有不同，但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佳，家长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三免一补”的学生人数占到了梅陇镇十余所学校学生总数的80%。不少家长对孩子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学生的整体精神面貌处于一种自卑、消沉、萎靡不振的状态。
    
    要提升学校的办学品质，归根结底是要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科学研究表明：除5%的超常儿童与弱智儿童外，其它95%的学生智力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智能对一个人成功的影响只能占到20%，其它80%的因素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如理想、志向、动机、兴趣、上进心、求知欲、心态、性格等。而在学生诸多的非智力因素中，我们认为理想信念是影响学生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
    
    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目的，是使每一位学生清晰自己身上所担负的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重任，强化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从小就立志为国为民为家敢于担当，立志成为社会有用之材。
    
    在对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开展励志主题班团队会教育活动，组织名人立志成才故事诵读、征文活动，鼓励学生寻找励志榜样。我们还要求每一位学生制订一份个人发展目标规划。学生的目标规划分为毕业奋斗目标，如毕业时要考上什么学校，成为什么样的人；年级奋斗目标，如本学年德、智、体、美、劳要达到什么水平，用什么样的措施予以保证；学期奋斗目标，如本学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有什么打算，特别是在学业成绩提高方面有什么措施等，目的是引导学生把远大的理想与脚踏实地的奋斗与努力联系起来，让学生明白，人没有理想与志向是没有希望的，有了理想与志向不付诸努力也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人必须把理想与奋斗结合起来，才会有辉煌美好的未来。
    
    理想教育活动虽然开展时间不长，但学生的精神面貌却有了明显变化，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课堂上发言的自信心与精彩度提高了，学习成绩也普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作者为上海市闵行区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梅陇实验学校校长）
人的自由：积极形态与消极形态的双重扬弃
■杨国荣
    
    如所周知，在讨论自由问题时，伯林（Isaiah Berlin)曾区分了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与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对自由的以上理解虽不完全限于政治之域，但似乎主要侧重于政治的层面。广而言之，自由的以上二重形态，同时涉及人的自由发展。从积极的方面看，人的自由发展意味着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实现具体的、多样的价值理想，后者在个体的层面表现为个人的自我实现或自我成就。从消极的方面看，人的自由发展则以摆脱各种形式的支配、干涉、限定为指向，在历史的维度上，这种“摆脱”首先表现为对人的依赖性（前现代中个人对他人的依附和从属）与物的依赖性（近代以来商品经济形态下物对人的支配）的双重超越。
    
    就其原初及抽象的形态而言，积极意义上的自由源于自我决定、自作主宰等意愿，其更一般的内涵则是伯林所谓“自由地走向或达到”（freedom to），后者往往趋向于从一定的价值立场出发，坚持、推行某种观念、主张，努力贯彻与实现与之相关的理念，并以此来变革世界、成就自我。这种进路如果单向地、过度地发展，在个体的层面上容易导向以自我的意志、观念、理想影响他人甚或强加于他人；在社会的层面上则将导致以某种单一、普遍的范式塑造人，由此常常进而引向独断的思维方式与强制的行为方式。同时，理念的推行常常与理性的设计联系在一起，当二者与思想的灌输和实践的改造相结合时，便易于导向理性的专制。这里似乎存在某种悖论：对自由“积极”的追求使人常常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历史地看，理性、民主、平等、革命等等观念在片面地推行、贯彻之下，每每被赋予某种强制的性质；在积极地实现、达到某种主张、理念的形式下，这种主张、理念本身往往异化为抑制、干涉、操纵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工具；意识形态对某种既成存在形态的维护与乌托邦对虚幻蓝图的追求，便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以上趋向。在这里，积极形式下的自由进路，无疑呈现了某种负面的意义。
    
    相对于自由的积极形态，消极形态的自由以摆脱外在的支配、控制、限定为指向。按伯林的理解，这是一种通过摆脱而获得自由（freedom from）。然而，在要求摆脱限定的同时，消极形态的自由似乎或多或少趋向于消解既成的价值理想与目标。如果说，积极形态的自由蕴含着“应当成就什么”的要求，那么，消极形态的自由则更多地对以上要求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这种怀疑、否定的立场如果单向地发展，每每引向放弃实质的、普遍的价值承诺。当伯林将“绝对价值”与“原始的往日”联系起来、并把超越个人信念相对有效性的要求视为“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需要”时，便既表现出拒斥独断的立场，又多少流露出对普遍价值的某种责难和疏离(参见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171-172.)。在摆脱、消解成为主要乃至唯一的选择和进路时，价值的认同、价值的承诺常常就失去了内在的根据，由此导致的，往往是消解意义的虚无主义价值取向，所谓“后现代主义”，便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消极形态的自由理想。后现代主义以解构既成的意义世界（包括价值原则）为指向，但在超越、消解、否定已有意义系统的同时，又不承诺和敞开新的意义世界。在摆脱、消解了一切之后，剩下的往往便是无意义感或虚无感。
    
    同时，个性的发展过程涉及规范的制约。规范既包含实质层面的目的性规定，又具有引导与约束双重作用。引导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指引，约束则以消极意义上的限制为指向。与注重一般观念在变革世界与成就自我中的作用相应，积极形式下的自由取向以认同和肯定普遍规范的意义为其题中之义。相形之下，以超越、摆脱、否定等等为进路，消极形式下的自由则在逻辑上蕴含着对规范的疏离，后者与价值目标的消解彼此相应，往往将使价值原则对变革世界、造就自我的范导作用难以落实。
    
    不难看到，自由的以上二重形式各有自身的限定。与个人全面发展相联系的自由理想（个性自由），显然不能与之简单等同。如上所述，积极形式的自由取向固然肯定了人的创造性并确认了价值导向的意义，但片面地强调以上方面，又蕴含着独断与强制的偏向；消极形式的自由取向诚然有助于抑制积极自由可能导致的独断性与强制性，但自身又因缺乏价值的承诺及忽视规范的引导而在逻辑上容易走向虚无主义。从历史上看，孔子已提出了“忠”与“恕”的原则，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内在的趋向是由己而及人，以自己的价值理想影响、作用他人，使之成为自我与他人共同追求的目标；“恕”则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包含尊重他人意愿、避免干预他人之意。前者展示的是积极的方面，但仅仅以此为原则，似乎容易导致将自己的理想或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从而走向独断；后者体现的是消极的一面，它对于前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蕴含的负面趋向显然具有抑制作用，但单纯坚持这一方面，也可能导向悬置价值的理想。孔子将二者的统一视为实现仁道的途径和方式（“仁之方”），多少内含着某种避免“积极”进路与“消极”形式各自片面性的意向。尽管孔子并未越出以成圣规定成人的思维模式，但在“为仁”的途径、方式上，其以上看法显然体现了思想的深沉性。以“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互补、统一的视域具体地理解个性的自由发展，便可以进一步注意到，这一过程一方面离不开价值理想的引导与价值创造的展开，另一方面又应当充分尊重个体的内在特点，避免以独断、强制的取向消解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具体性。进而言之，在肯定价值理想与价值创造的同时，不能将其抽象化、绝对化，而应当把它们置于历史过程中加以理解。这里既蕴含着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某种交融，又表现为对二者的双重扬弃。
    
    以自由个性为指向的成己过程，从价值内涵与历史衍化等方面具体展示了个体的存在意义。如果说，个体先于目的主要在本体论的层面突显了个体的价值意义，那么，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自由个性，则赋予这种意义以具体的、实质的内蕴。以扬弃人的依赖性与物的依赖性为前提，自由的个性既体现了人的目的性规定，又折射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和发展，个体存在的意义由此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价值内涵与历史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