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称中国进入老幼病残城市化阶段

　　作者：周炳林 林松立 崔嵘

　　“老幼病残”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持续制约，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的行为模式将由青壮年“进城市生产”变为“老幼病残”留守人员“进城市消费”。 “老幼病残”城市化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等量人口城市化带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不及以前。“老幼病残”城市化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减慢。

　　从“进城生产”

　　到“进城消费”

　　前一种城市化的基本驱动条件，是一个劳动力进城的生产所得大于等于自身的消费支出；而后一种城市化要展开，要求与农村“老幼病残”留守人员存在裙带关系的劳动主体出现生产剩余，足够养活新来的纯消费人口。简而言之，青壮年“进城生产”阶段，一个劳力养一个人是最基本条件，而老幼病残“进城消费”阶段，经济中给予一个劳力的分配必须养活多个人。显然，后一个条件的满足要较前一个条件困难得多。在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下，我们必须对市场上广为流传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加快”的观点，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截至2009年，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按城镇人口比重计算，我国城市化率已达 46.59%。从横向比较来看，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要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但通过时间纵向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增速在不断提升——1980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世界水平一半左右；2008年这一指标已基本接近世界平均；2009、2010年的数据也会进一步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从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数据看，我国的城市化总体进程也在加速——从10%到20%用了33年，从20%到30%用了15年，从30%到40%仅仅用了7年。

　　中国城市化

　　具有特殊规律

　　我们发现，在中国城市化已有的研究中，许多人相信“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其基本逻辑在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基础设施改善等。他们认为，参照美国、日本、韩国等的历史经验，人均GDP在2000—5000美元时就是城市化的加速期。然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现象”可能是其他国际经验所无法比较的，由此，农民工问题所带来的中国城市化特有规律，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3年，中国农村中适宜外出打工人数为4.08亿(20—50岁)，同期农民工数量6200 万，当年未外出青壮年人口3.46亿，考虑中国残疾人6000万，农村3500万等因素，大致估计农村中适合外出打工而未外出的人口约3—3.1亿。 2004年中国农村中适宜外出打工人数为3.59亿(20—50岁)，同期农民工数量1.98亿，当年未外出青壮年1.61亿，考虑农村病残人口之后，大致估计农村中适合外出打工而未外出的人约1.1—1.2亿。2010年中国农村中适宜外出打工人数为3.38亿(20—50岁)，同期农民工数量2.42 亿，当年未外出青壮年9600万，考虑农村病残人口之后，大致估计农村中适合外出打工而未外出的人约5000—6000万，留守“老幼病残”已是留守青壮年的6倍。

　　留守农村的5000多万青壮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的分布，无疑是非常稀疏的。而2010年农村15岁以下儿童1.64 亿、50岁以上老人2.03亿、病残人口4000—5000万，“老幼病残”合计4.17亿人，即使乐观考虑“老幼病残”中有1亿人已经跟随农民工外出，那么农村中青壮年与“老幼病残”也分别为5000万和3.17亿，这种1：6的严重反差，是各种微观调研人士均感受到中国农村人口几乎都是“老幼病残”的根本原因。

　　生产效率提高

　　将不及以前

　　“老幼病残”城市化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等量人口城市化带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不及以前。

　　斯蒂格里斯1999年曾做过一个分析，结论认为“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美国IT技术向全球传播，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之所以特别重要，在于劳动人口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生产效率得到了革命性的提高。仔细思考，上述现象隐含的前提，是由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有很高比例变成了城镇的就业人口，没有这个前提，人口转移对于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无从谈起。我们观察到，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与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的相关性近年来出现了减弱趋势，这提示未来中国人口城市化与中国总生产效率提高的关系将减弱。

　　首先，每年流入城市的人口除以城市新增的经济人口的比例，出现较为明显的向上趋势，直接说明城市的新增经济人口，越来越不及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出现这个变化趋势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城市本身的新增经济人口的正逐步减少，这可能与人口老年化的加速有关。另一个就是流入城市的人口中，能够成为城市经济人口的人群比重在逐步减小。

　　更进一步，我们直接观察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与流入城镇人口相关性。因为可得的数据样本更多，我们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观察其变化。结果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该相关性非常高，最高时相关系数接近0.7。随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低谷。从90年代后期开始，该相关性又开始上升，在2000年左右达到当时的最高点，然后便出现略微的减弱。

　　特别是近几年来，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无论是对城市经济人口的增加，还是对城市就业人口的增加，贡献度均在减弱。这两个指标出现的这一共同特点，都暗示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在结构上的变化和趋势。

　　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变慢

　　由于条件更加苛刻，“老幼病残”城市化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减慢。

　　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真正起步始于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总体来说经历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虽然每年起伏较大，但大多数年份的增速都在0.5 到1 个百分点之间，显著高于改革开放之前。第二个周期是从1996年到2005年的10年间，每年城市化率的水平要提高1.2到1.4个百分点，属于城市化持续高速增长时期，且波动极小。从2006年开始可算第三个周期，中国城市化率的增速出现了减弱的趋势，增速的百分比在波动中逐年递减，由之前的平均1.3 个百分点降至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左右，城市化进程减速的现象已然比较明显。

　　留守人员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不会特别轻松，其背后是数亿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问题，直白点，跑不开“加工资、给福利、解决住房”几点，本质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无论什么问题，一旦涉及到这个层面，总是极其错综复杂，再精细的建议均显粗率。　(作者均为国信证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