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明尖钢笔推荐:我们现在怎样做孝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20:59:21
本文的题目,当然是翻用了鲁迅的名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下简称《父亲》)。《父亲》的开篇便呼吁那时的父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子女)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在文末又不禁感慨:“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不易做而又必须做,正是鲁迅对“怎样做”给出的答案。

  这样的呼吁,放到五四运动刚刚发生的时代背景之下(《父亲》作于1919年11月,距五四爆发不过半年),放到鲁迅早年笃信进化论的思想背景之下,自然是毫不意外。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忠、孝始终是社会伦理价值谱系中处于最高位阶的核心价值,尽管自古无数英雄发出“忠孝不能两全”之慨,但在没有“忠”来打扰的时候,“孝”则始终是天下子女心中最神圣的律令。

  在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中,作为个体的子女,并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命价值。但既然生而为人,便免不了具有独立的意志和欲求,要求身为子女的个体,放弃或至少约束、压抑自己的意志和欲求,自觉地以父母之意志为意志、以家庭之得失为得失,则非有超越个人意志和欲求的大义作由头不可,而孝道就是这大义。至于唯一可能让英雄纠结的“忠”,则不过是对全民之“君父”的更高一级的大孝而已。就在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约束之下,从家到国,无不井然和谐。

  和谐自然是好的,但若以牺牲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生命价值为代价,却是新文化所不能接受的,甚至必然是新文明的敌人。鲁迅对“怎样做父亲”的回答、对被推至极端的孝道的控诉(见鲁迅的《二十四孝图》),都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鲁迅绝然想不到的是,不过几十年之后,曾经被他以为万难冲破的道德束缚,却经历了被冲决得一溃千里而后又艰难“重建”的尴尬轮回。

  与鲁迅时代动辄需要“翻检报纸”不同,如今的资讯来源,更多地依靠网络。而“百度一下”的结果,是数万条有关各地评选“孝星”的新闻。在众多感人的孝星之中,北京“万名孝星”中最受媒体关注的一个,格外令人感动而又纠结。这名从21岁起便辞职全力照顾父亲的青年,10年来不工作、不娶妻、不恋爱,不会上网、没有手机、不与人交往,专以照顾植物人父亲为唯一的职责和工作。这样的孝行,放到被鲁迅所批评的时代,必然受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表彰;而孝行中所体现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则在任何时代都让人感动。但一个青年的10年乃至未来可能更长的生命时光,仅以侍奉父亲为唯一使命,却不免让人纠结万分。

  孝子有权自主地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孝子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在这个利他精神稀缺的社会,自然也会感动众人,但社会对孝子的表彰,却需要理性的指导和格外的慎重,而不能专以极端、感人为最高的标准。当一个青年的生命价值,以孝道之名完全奉献给父亲,他自身的生命价值,也在奉献的过程中成为另一个生命的附庸时,这种奉献中就有了残酷的意味。

  说到底,文化重建是一个价值重建的系统工程,对某些基本价值观的坚持和尊重,是这个复杂过程能够达至目标,中国社会能够走向健康、文明的前提。如果在文化重建和呼唤传统回归的过程中,连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生命价值的基本价值观,都在回归传统、弘扬孝道的名义下被否定,则文化重建就成了修葺旧屋,而不是建立新的大厦。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固然值得反思,但对忠、孝观念不加理性分析的呼唤,无论如何不是文化重建应有的走向。

  由对一个孝子的表彰而引出这一番议论,似乎有些过敏。但忠、孝等概念,毕竟在中国文化中曾经有过特殊的含义,与今天所需要的尊老爱幼、维护和谐基础上的尽孝,有着根本的不同。而对极端孝行的表彰,却可能重新使孝道具有非理性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因此而否定了经过百多年来的努力而尚未真正确立的“人”的价值。

  回到“我们现在怎样做孝子”的题目,则今天的孝子,首先应该是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个体,他的生命,理当在学习、工作和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中,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而体现其价值。但独立不等于自私,自由不意味着逃避应尽的责任,体恤、关爱老人,尽自己的可能为老人提供幸福和安宁,就是今天的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