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到来：用工荒蔓延全国

　　刘易斯拐点到来！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缺人！东莞模式亮红灯

　　本报记者 周开平 东莞报道

　　2月16日，雨后的广东东莞雾气浓郁。

　　已经快到元宵节，制造业发达的各个镇区还很冷清，工厂旁的不少小卖部和快餐店大门紧闭，街上行人寥寥可数。

　　《华夏时报》记者在东莞的各个镇区走访多日，招工方的热情和工人的冷淡是鲜明的缺工现状写照。记者在五金厂聚集的清溪镇重河社区鹿鸣路看到，每家工厂都打出各具特色的招工广告，却连询问者也久盼不来。

　　曾经汇集了来自全国劳动力的东莞，工人在一年一年地减少。2007年东莞官方数字显示有1200万外来工，这也成为高峰“绝唱”，此后再无官方数据公布。

　　多位受访的企业高层和劳务市场专家都坦承，中国工业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形成，但代工企业的应对却别无他法。“完全没有办法，只能寻找其他出路。”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厂老板何建晨显得悲观。

　　工资是用工短缺的焦点矛盾。在东莞智通人才市场，找工作的湖南永州小伙刘全文说：“月工资低于2000元是没人愿意做的。”而老板何建晨却说，“工资年年涨，工人还不满意，企业已经不堪重负了。”

　　东莞10000多家中小企业，都身陷这样的矛盾中。如此之下，东莞经济发展开始急剧减速，“元气”大伤。

　　收入还没涨

　　清溪镇鹿鸣路，利丰五金厂的厂门口，招工广告上可以看出，现在的“920元/月”是由“770元/月”更改而来，从下个月开始，负责接待应聘者的门卫，可能要将它改成“1100元/月”了。

　　这三个数字，是东莞最近4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本报记者梳理数据发现，从2005年开始，东莞五次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幅度也越来越大，第一次只上调了36元，而最近一次上调最高为180元。

　　在东莞更为流行的是工资承诺：“保底工资1150元/月”或者“月收入可达1500元-1800元”。

　　但多数工人并不敢贸然相信这样的承诺。“一定要看清楚，实际上有这么高工资的大多数都是没假放，一天加班4个小时，而且还要扣除住宿和伙食费。”刘全文说。

　　站在智通人才市场的企业宣传栏前，刘全文随手指着东莞南城白马荣科电子厂的招工广告说：“上面写着月均收入2000元，要拿这一收入，肯定要加很多班，而且最下面写了不包食宿，一扣除就少了。”

　　事实上，在许多工人给出的“评级”里，白马荣科电子厂的待遇，已经算得上是中等偏上了。

　　东莞近年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工人收入几无增长。增加保底工资后，有些工厂加班时间增多，有些工厂不再食宿全包。

　　东莞智通人才市场高级经理蔡小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工资基本由市场决定，最低工资标准只是一个最低保障：涨工资最先受惠的应该是管理、研发、技术层，现阶段普通工人工资整体上也确实没有多大提升。”

　　微薄差价的对峙

　　东莞6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期间，有两年是中断的。2007年，东莞的最低工资拟提升至720元/月，结果未能成行。其外2009年东莞没有提出涨工资。

　　2007年工资未涨，原因之一就是私营企业主的反对。而2009年，则是东莞经济最灰暗的一年，政府也出于企业的经营状况而暂停涨工资。

　　以代工为主的东莞企业正在持续经受用工成本的压力，仿佛是没有休止的涨薪开始让企业老板也露出悲观的情绪。

　　“工资肯定要涨的，预计大概涨10%。”何建晨说，“涨了就可以保证维持工厂不停工的工人数量。”何建晨的制衣厂一直采取代工模式，去年的原材料上涨、加上每年10%—20%的工人工资提高，已经让他对这一行业近乎“绝望”。

　　“利润越来越微薄”、“工人越来越难管理”等烦心事已经让何建晨开始另寻出路，东莞那家高峰期有200多工人的工厂不再是他惟一的事业。

　　尽管各行情形有差别，但占据东莞根基的电子、制衣制鞋、五金等代工中小型工厂，几乎大同小异。本报记者2月16日在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智通人才市场调查发现，几乎各行对普通工人开出的“价码”相差无几。

　　事实上，多数工人在找工作时不断反复斟酌比较的，也就是200-300元/月的空间。在刘全文看来，每月多出的300元，就可能是今年年底能带回老家的存款。

　　但多数工厂要多支出这笔钱，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国内最大的咨询管理公司正略钧策咨询管理公司合伙人孙宇去年年底做过相关的调查，他说：“这些代工工厂利润本来就低，有些工厂工人动辄数千上万，用工成本增加会成放大效应。代工企业确实没办法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

　　外来工大撤离

　　刘全文在找一家“好厂”，但东莞绝大多数都不符合这个“标准”。

　　清溪镇一家代工以色列生产太阳能热水器的工厂，到2月17日已经招聘了8天，“只招到了四五个人，还都是老员工带来的。”该工厂的市场总监陆玲说。年后，这家工厂原来的工人60%没有回来报到。

　　“尽管招聘情形要到元宵节之后才有定论，但老板已经注意到今年可能更差，开始急了。”陆玲说，“前两天工厂已经派人前往人才市场和人流较多的街边招聘了。”

　　刘全文开出的条件是“能拿到手的工资至少2000元/月，加班不能太多”，这几乎是大部分外来工的基本要求。

　　在东莞生活了十多年的薛力同说：“来东莞的人越来越少了，最近这几年就更加少了。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宁愿回家做点小生意，年纪轻的不少去了工资相对高、管理相对规范的江浙一带。”事实上，东莞的工资水平，也已经竞争不过近旁的深圳和广州。

　　根据东莞市春运办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节前春运期间，东莞共发送旅客350.9万人，但节后11天回流旅客只有160万人。外来工人正大面积逃离，接踵而至的就是经济发展的困境。

　　发展亮黄灯

　　16日上午11点的智通人才市场内，已经有招工企业留下空空荡荡的桌子和招聘广告，早早离开。“来的人不是很多，再等下去也没意思了。”一家企业负责招聘的人士说。

　　这是这家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节后第三场招聘会，用工市场好时接踵摩肩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一些企业开始主动和应聘者搭讪：“靓女，坐下来聊啊。”

　　蔡小梅认为，用工转折点出现在金融危机的2008、2009年，“外来工忽地少多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工厂倒闭，提前回家的很多外来工没有再回到东莞。事实上，这只是引燃了导火线，用工紧缺在此之前的2005年已经显露了。

　　东莞的用工短缺和GDP增长减速时间点出奇吻合，而且越短缺减速越快。改革开放后，东莞一直保持着近20%的GDP增长速度。2005年开始，东莞经济增速开始减慢，2007年用工短缺比较明显时，东莞GDP增速已经降至了20多年来最低点。

　　2009年年初，东莞政府定下保十的目标，最后剔除物价上涨因素，GDP只增长了5.3%。去年GDP增长10.3%，今年的计划目标为8.5%。

　　东莞的经济发展和外来工的数量交集在一起，因为人数的剧减，东莞数年前按照当时情况建设起来的公共设施、服务业也可能沦为空架子。在东莞各个镇，随处可见美丽的绿化带下，宽阔的高级别公路只有一两辆汽车在行驶。大型的城市广场上，也人迹寥寥。

　　工人逃离之后是工厂的动摇。据本报记者在东莞采访获悉，不少老板在严峻的经营压力下，对原有工厂的发展动力逐渐消退，开始寻找赚钱较快的房地产等项目或者把工厂搬离东莞。

　　最新统计显示，最近两年占据东莞经济半壁江山的港台企业就减少了5000家，数年间建起的大量厂房，也空置得越来越多。

劳动力短缺时代来临

　　用工荒蔓延全国 劳动力短缺时代来临

　　本报记者 吴丽华 实习记者 李净谦 北京报道

　　2月17日，元宵节，作为湖北一家建筑工地的项目经理，王军却无心过节。

　　元宵节一过，春节就正式结束了，王军所在的工地也要正式开工，他却在为招一个保管员发愁。

　　保管员的工资已经加到了一个月2000元，之前招到几个工人仍然嫌工资低，自由活动时间少，没几天就走了。

　　王军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湖北宜昌，往年很少为招人发愁，常常会有人自己来工地问需不需要招人，今年却反了过来，让地处中部小城的他也体验了一把“用工荒”。

　　忧虑的人不仅仅是王军，北京洗车店的张老板也在为招工的事情发愁，年前几个员工结完工资后就辞职了，最近自己在网上登了招聘的广告，也在一些车站贴了小广告。但是打电话来询问的人并不是很多。

　　从湖北到北京，招工难只是这个用工旺季的一个缩影，在长三角、珠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区，用工荒正在蔓延，往年似乎无限的劳动力在这个春节变得异常的紧缺。

　　《华夏时报》记者春节后多方采访获悉，用工荒已不是往年单纯的民工荒，也不是仅在沿海制造业聚集地的局部现象，而是出现在多个行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

　　从企业家到普通工人，从经济学家到政府官员，似乎正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期盼已久也争论已久的刘易斯拐点这次真的来了，接下来就是，这个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全球目光的制造业大工厂要迎来一个新时代，一个劳动力不再廉价的时代。

　　从“找工难”到“招工难”

　　2月16日上午，在北京六里桥东公交站，23岁的谢吟拒绝了一位招工者开出的月薪3000元的销售工作，“工资太低。”谢吟给出了拒绝的理由。

　　他告诉记者，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他一个月工资已经达到了3500元，工作条件也不错，不过这样的工资和待遇在刚来北京时他想都没想过。

　　5年前18岁的谢吟和老乡一起来北京打工，“那时候的工资是1000元多一点点，吃的住的都很差，但还是坚持过来了。”

　　谢吟告诉记者，那时自己的想法是，有打工的地方就行了，至于工资总比在家种地强多了，即使这样，当时的工作还是老乡介绍的，工作不好找。

　　5年后，23岁的谢吟显然底气足了许多，他告诉记者，不再那么没有选择，工作要自己喜欢，干着舒服才可以。同是在六里桥东公交站，那些来“凑热闹”的招聘人员相比之下却没有了底气。

　　上述招工者告诉记者，这几天一直在六里桥周围转悠，招聘的是推销员的工作，“3天内，工资已经从之前的2000元涨到3000元了，但是还是很难招到人。”

　　在六里桥公交站周围，有着同样遭遇的人还有不少，他们手里拿着“高薪招聘”的牌子，看到拿着行李像是找工作的人就上前搭讪，但大多会碰一鼻子灰。

　　一位陈姓招聘人员称，他被公司派来招聘房地产推销员，工资最低是1500元，推销一套房按千分之三提成，对招聘对象没有严格要求，而且还安排带薪培训。

　　即便如此，几天下来他只招到了7个人，大多数人都觉得工资太低，或者表示自己不太适合这类的工作。

　　六里桥临近莲花池长途汽车站，很多外地来京打工人员都会在这里下车，不少招聘企业都会在这里派出招聘人员，或者贴出招聘信息。但是，记者观察发现，在六里桥附近的多个公交站，虽然来来往往有很多拿着行李的外地返京人员，但是公交站台、广告栏等地的招聘信息，很少有人问津。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本报记者，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温州地区，很多企业因为民工荒开不了工，据他调研，目前温州地区开工率不到50%，温州地区制造业工人缺口保守估计达到几十万人。

　　目前温州地区地方媒体的广告大部分都是招聘信息，没有实力的小企业则在火车站、汽车站设置招聘点“抢人”，更有甚者，企业开出多辆大巴车去劳动输出大省直接拉工人。

　　招工难问题同样出现在珠三角地区，官方数据显示，深圳用工缺口20万人，中山用工缺口是5.6万人。即使传统的劳动输出大省四川、湖北、河南等地也出现了招工难的的问题。

　　劳动力相对短缺时代

　　原来等着农民工主动上门的企业，为什么大范围地遭遇“招工难”？

　　急着招人的王军认为，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工资问题，以他所在的宜昌来说，物价上涨很厉害，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急着招人的他决定“先看看情况，实在不行就只有先加工资”。

　　这一点与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的观点不谋而合。她指出，用工荒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或者说劳动力供给不足，但是根本问题还是价格。

　　左晓蕾撰文指出，如果企业换一个思路，月工资2000元招不到人，那月工资3000元呢，甚至3500元呢？

　　另一个现象则解释了那些不愿再廉价出力的工人去了哪里。“我在家里种地的收入也不比出远门打工少赚多少，当然就不会为了那么点钱抛妻离子地去当‘外地人’了。”一位春节后回北京转了一圈没找到满意工作的山东农民正准备返回老家谋生计。

　　“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随着用工荒愈演愈烈，人们发现目前中国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越来越像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

　　有专家则明确表示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和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甚至认为，中国在几年前很可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

　　在刘易斯的理论中，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过剩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在劳动力从过剩逐步转向短缺过程中，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工业部门的工资出现拐点。

　　我国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大多数农民工就像前文所述谢吟一样“有打工的地方就行”，现在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用工荒。城市劳动力短缺、工业部门工资上升开始大范围出现，理论中的刘易斯拐点似乎正在中国经济呈现。

　　王志浩指出，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转变，而且没有回转迹象。我们还不确定是否可以宣布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但毫无疑问中国的工资水平存在明显上涨趋势。

　　高善文则通过研究指出，在2007年前后，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曲线开始变得向上倾斜，且穿过了农民工为维持必要生计所需要的一个工资水平，农民工工资定价方式由生存需要所决定，转化成为由边际产出效率所决定。

　　这一结果无疑和“刘易斯拐点”理论中的描述非常吻合，而且确实，在过去的几年中，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背景下，沿海企业招工难问题逐步显现，用工荒开始蔓延，今年更是扩展到中部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

　　西部调查：民工大省也招工难

　　本报记者 杨仕省 四川报道

　　富士康在成都招工40万，结果却是四川的农民工应者寥寥。

　　此前多年，一向以输出劳务而闻名的四川，如今却也出现了用工荒。名企富士康在民工大省都招不到人。当地政府不得不启动“非常手段”：官方出面，将富士康招工指标分配到各市州。

　　《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春节前，四川省紧急召开“富士康招工指标分配会议”，18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的4544个乡镇、239个街道办事处，各有领取分工指标。

　　“旺苍县分到的富士康用工指标为1004人，要求最迟在6月底招聘到位。”旺苍县劳动社会保障局一位官员说，春节上班的头等大事，就是催着各乡镇要招聘人数。

　　不要以为这只是个案，位居西南部的重庆、贵州、云南等地和四川一样是往年的劳务输出大省，今年和四川打包计算，估计劳工短缺的数量至少在200万以上。

　　产业转移下的用工缺口

　　近几天，四川省职介中心主任吴江每天都要接到近10家省外劳动部门或企业的用工函电。“现在是外省和本地的用工需求都很迫切，各地都在想办法招人，竞争很激烈。”

　　成都市人才市场策划发展部的陈维昭对记者分析：“这两年，四川外出务工的人员回流越来越多，这本来可以缓和当地用工荒的，但本地企业对于用工的需求增长更大。本地招工难也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

　　有专家据此估计，西南地区用工缺口在200万左右。这与前两年广东用工缺口差不多。

　　成都市就业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如果在四川招不够，不排除将到省外去招聘。

　　有专家称，这与中央近年持续地推出惠农助农政策、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四川重建不无关系。

　　“现在农村种地，取消了农业税，国家还给予补贴，收入增加了，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四川籍农民何雨说，很多地方在城市的周边搞建设，租用农民的土地，使得农民的收入比在沿海当清洁工高出几倍。

　　何雨说，十年前的农村，要拖儿带女地到外省去找苦工养家；现在他不用去外省打工了，县里基础水利项目正缺人，目前他正负责召集农民修水库。

　　承包水利项目的四川宜宾兴文的杨华军，去年在贵州万山特区实施的10多个水利工程项目，投资620万元，他带了上千人前往贵州黄道乡、敖寨乡等地包工兴修水利。今年春节，他又招聘了接近2000名农民工，赶往云南寻找水利项目。

　　按照成都市金牛区劳动保障局相关人士预测，西南部还要向东部输送用工，估计占整个西南部用工的40%左右，而水利这块用工估计在30%左右，剩下的就是西南部的企业用工，因此招聘存在缺口。

　　“去年之前，西南部转移的产业少，同时水利这块也是空白，这部分人就填补了沿海的用工空缺。”四川社科院的专家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

　　四川苍溪县的年轻人刘少华告诉记者，他的父母在沿海打工有10年了，赚来积蓄，已在他们村建了小楼房，过上了不错的生活。

　　“现在已不想离开家，就想留在自己的家乡创业。”刘少华说，现在他自己在家乡的小镇上开了一家小超市，红红火火的，自己还买了一辆双排的小货车运货，雇佣几个营业员。

　　与刘少华一样，金融危机后，东部产业转移西南部后，大批70后、80后带着技术的民工返回家乡，有的开了服装厂，有的搞电脑维修，有的贷款做生意。而这些企业的开张，同时又吸引了更多的打工者靠拢。

　　不到30岁的成都市民张佳佳很自豪地说，几年前，她是四川输出沿海的第一批劳工，自去年回家之后，自己把几年攒下来的钱，在成都火车站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家内衣店，如今的收入不菲。

　　“员工的工资是计件算，多劳多得，每月下来一个员工平均工资4000多元，过年的时候还发2000元的奖金。”张佳佳说。

　　同样，家住四川广元旺苍国华镇的60后向红思对记者表示：“我的儿子是80后，之前就在广州打工，这两年我把这几年打工的积蓄给儿子买了一辆车，跑一次20里地拉客，可以赚到50元钱，一天下来有500元钱的毛收入。”

　　向红思说，自己老了，现在跑不动了，但政策好，一个农户可以贷款5万元，于是自己在当地小镇里做点小生意。

　　更想在家门口挣钱

　　用工荒蔓延到西南部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四川，一大批灾后重建项目，吸引了更多的农民工。仅旺苍县境内的攀钢、达钢两个重点项目，就吸引了周边50%的用工问题。

　　“尽管工资比沿海稍微低一点，但是这些家长不仅可以照顾好孩子上学，而且离家很近，条件也不错。”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说，很多农民工希望找到新的归宿，毕竟在外头还是有担忧的。

　　西南地区的镇城镇化速度加快，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回家。2009年的一项调研显示，当年在东部打工的工人，月收入比西南部相差5%，而在五年以前，则高达15%。

　　四川广元旺苍东溪镇的胡林说，他在广州搞建筑已经12年了，学到不少技术，如今他在自己的家乡当上了包工头，业务繁忙，手下有工人1000多人。

　　“比在广州3000元的工资多了一倍。”胡林说。

　　从去年春节后，胡林承包了广元的苍溪、元坝、旺苍等地农民工灾后重建的房屋，他说他的年收入现在是6万左右，而他的工人差不多年薪都在4万左右。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保中心副主任张翼认为，前几年只是在沿海一带争夺用工，如今东中西部都拉开抢夺战，原来只是大城市民工短缺，现在中小城镇的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招工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江浙劳资博弈苦寻平衡点

　　江浙劳资博弈苦寻平衡点

　　本报记者 张汉澍 应辽产 上海 浙江报道

　　在上海的郊县经营着一家农用品加工工厂的老板章工正在焦急地招人。

　　根据章工最初的想法，兔年初七那天要准时开工。但令他尴尬的是手下几十个工人中90%并没有回厂的迹象。

　　“2000元包吃住是我这能给出的最高待遇了。”章工对本报记者说。就在这两周，他已经委托了数家劳务中介公司帮助其招募工人，但从当下的结果来看效果并不算好。

　　而就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另一端，来自山东聊城的老周同样在焦急地寻找着合适的工作。记者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参加上海闸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一场外来务工人员招聘会，“现场招聘的岗位大多是2300元左右，不包吃住，我想找个3200元上下的。”

　　浙江飞龙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尧存则对《华夏时报》记者讲了这样一个现象，往年春节后，火车从金华到温州，车厢里都站不下，现在到温州的火车一路开过来，车箱里的人越来越少，到温州就基本没人了。

　　“今年用工荒会特别严重。”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本报记者直言：目前温州缺工在70万-80万人左右。

　　工人要涨工资，企业又苦于利润空间不大。劳资博弈背后，由于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和利润的不断下滑，如果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加速了企业的破产，众多打工者的未来同样不会乐观，由此劳资博弈似乎已陷两难。

　　劳动力不再廉价

　　为“争夺”劳动力，上海一些企业在春节后派遣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回农民工。

　　章工显然不具备这样财大气粗的实力，“我现在只能带着剩下的几个工人亲自下车间干活。”面对眼下的窘境，章工显得很无奈。

　　而无奈的还有上海斑邦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伊洪，这是一家以生产条码设备和射频电子标签为主营业务的制造企业。“眼下我们这个行业很多公司的生产线都没法开动，一条较长的生产线需要100多个工位，如果停一天就是几十万的损失。”伊洪能给工人的工资仅为1500元。

　　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德对外介绍说，今年上海初步估算用工缺口约为20%。

　　而在打工者方面，老周对记者说：“找工作我现在也急，现在每天没有任何收入，回上海好多天了，开销光出不进，但薪水太低的话也没干的积极性。”

　　据浙江恒一气动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乐飞介绍，恒一的普工工资一般都在3000元以上，年底还有一定的奖金。

　　上海富宇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招聘部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尽管我们预计元宵节过后打工者返沪的规模将更大，但是由于劳资双方在薪酬价位上的区间落差很大，估计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但记者调查发现，上海并非所有行业都面临用工荒。在一些利润充足、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劳动力的招募并不成问题。2月17日，上海寰洋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超声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船舶领域目前没有发生招工难现象，因为包工头利润比较高，即使是船上的油漆工，收入也都在3000元以上。

　　同样，规模较大的企业在招工上也会更容易些。人民集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朱为民对本报记者称：“春节后老员工返工率达80%以上，用工缺口并不大。”但朱为民也承认，现在温州的工资再不涨，就很难进一步吸引到人才了。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树清介绍，企业员工流失率只有2%-3%。但在周德文收集的数据里显示，浙江的返工率可能普遍减少两成。

　　涨薪空间受限

　　一面是劳动力越来越贵，另一面企业涨薪幅度又受限于利润空间。周德文从中看到了两难。

　　人民集团董事长郑元豹告诉本报记者，他的企业工人工资去年涨了20%左右，今年还要涨。谈到不断涨薪的原因，郑元豹称，现在农业也发展了，很多工人在家里就能赚到钱，不给更多谁还出来？

　　赵树清称，奥康公司去年工人工资也涨了20%以上。

　　上规模企业有涨薪能力，像中小企业老板章工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现在基础原材料、土地厂房租金什么都在涨，工厂的利润率只有将近5个百分点，而工人的成本已经超过40%，没有利润我拿什么去给他们涨工资？”

　　这并非个案。由于缺少定价权和议价能力，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利润微薄。雇佣廉价劳动力，靠数量扩张来获取利润成为了这类型企业主要的增长方式。

　　正略钧策咨询发布的《2010中国薪酬白皮书》中指出，受人才供给减少和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上升的双重影响，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8年时开始显现。

　　在郑尧存看来，刘易斯拐点的确已经出现，现在不仅仅是涨工资的问题，原来这些人要外出打工，现在在自己家门口也能赚到钱，原来欠发达地区进入发展阶段，也需要劳动力，造成劳动力输出形成本地化。这和赵树清的观点如出一辙。

　　周德文分析，今年订单有，但利润很薄，企业不敢贸然加薪；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用工荒问题不是企业自身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加点薪就能解决的问题。

　　2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做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注重科技进步。”

　　但是升级转型又谈何容易，伊洪对此非常着急。他对记者表示，企业也不想再靠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模式继续经营，但是无奈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十分有限。“我们生产的条码设备和射频电子标签都是仿照国外的技术，但是海外的科技指标已经可以做到30米外的识别，而国内最多只有60厘米。我们的平均利润也就7%。”

　　伊洪说他不是没想过给员工多发点工资，但是那样企业就得破产，到时候大家谁都没饭吃。

　　欢迎用脚投票

　　本报评论员 李爱明

　　年年用工荒，年年招人难。

　　今年用工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过去的东部沿海蔓延至内地，从局部地区蔓延至全国，甚至传统意义上的劳工大省安徽、河南等也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劳工缺口。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它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的确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认为，这一重要变化意味着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已然到来。

　　所谓刘易斯拐点，意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来争抢工作机会；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是工作求人，老板要是不涨工资就难以找到需要的员工。

　　在用工荒现象愈演愈烈的近几年，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警示不绝于耳。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提出，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尽管由于其后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大量加工企业订单减少，使得用工荒的现象有所缓和，但是劳动力短缺的长期趋势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本质变化，眼下全国各地的用工荒即是明证。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获益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过去一过春节，廉价工人从五湖四海源源不断涌到珠三角的情景已成记忆，“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骄傲也许很快就成为绝唱。因此，我们认同社科院关于刘易斯拐点实际已经到来的判断。

　　问题是，如何认识来势汹汹的用工荒？

　　我们认为，一方面，不应回避中国30年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回报率与资本回报率的巨大落差，目前的民工荒其实是市场进行的自我纠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轮子是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在此意义上，用工荒可以解读为“廉价劳动力荒”。说白了，民工过去可以忍受很少甚至不参与经济红利的分配，但是，在就业机会大量增加的现在，民工不仅有权而且主动要求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否则就用脚投票，离开企业。

　　在此意义上，用工荒也可看做“民工权利荒”，实际反映的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用工荒，“荒”的其实是价值，“荒”背后其实是一种劳动力市场价值的自我纠偏，是对过去需要补偿的劳动力价值进行滞后的买单。

　　另一方面，农民工用脚投票，对于加速产业升级有着比政府有形之手积极引导更为直白和有效的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本届政府一直提倡和引导的，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保增长”等原因，政府在实际执行层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更关键的是，政府从上而下的推动总是不如市场自我进化的力量更为有效。

　　纵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路程，中国诸多产业都是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的。大量加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盈利水平低下，如果不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则难有利润可言。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大批企业倒闭，就与盈利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弱紧密相关。而用工荒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用工价格。这种外力逼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提高产业附加值、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讲，用工荒对中国产业转型不仅是一个预警，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毕竟，无形之手总是比有形之手更聪明，也更有效。

　　可以断定，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终结后，国内劳动力市场将开始进入存量劳动力竞争时代。在劳动力增量受限的情况下，各产业必然要在既定劳动力中展开竞争，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将成为必然。这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将是最大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