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魂之积分刷英雄:【轉載】借胡同台妹的眼省视两岸同胞─鄢烈山 - 宮鈴的日志 - 网易博客

【轉載】借胡同台妹的眼省视两岸同胞─鄢烈山

轉載好文章 2010-12-19 10:27:22 阅读779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大陆人都很关心台湾。尽管两岸“血浓于水”,但真正相互了解却很少,一般人都是通过各自的大众媒体看对方,新闻话题的设置必然受到政治制度和市场秉性的双重影响,对现实有选择有扭曲势所难免。

有鉴于“大陆人在对台湾充满热情的同时,又对台湾全然的不了解”,旅沪两年的台湾青年廖信忠写了一本《我们台湾这些年》(重庆出版社,2009),介绍自1977以来台湾社会转型前后的经历。从中,我知道了1994年发生的千岛湖事件的不当反应对两岸关系的深重损害；从“阶级斗争”和“文革”过来的我,感同身受地体察到台湾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残忍和领袖崇拜的荒谬。但是,总的来说,廖信忠的书对台湾是知识性的介绍,对我们的“生活经验值”和思维方式没有太多的挑战性。

而从2004年起相继在京沪驻点采访,2006起定居北京,在大陆媒体工作的女记者宫铃所写的这本《从台北到北京》,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说,道出的是一个“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它记录的是一个台湾资深女记者在大陆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思,大陆的社会当然是最主要的经历素材,但是你时时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台湾人”笔下的大陆,她的兴奋点,她的忧虑与惶惑,她的欢乐与向往,在在体现了台湾社会长大的女子与大陆环境成长的人们不同的思维习惯和行事风格。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且不说两岸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承的路径有别,更重要的是,毕竟台湾的经济发展比大陆早“起飞”二三十年,市场经济的规则已经全面建立,而大陆仍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两岸分治60年,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形成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的深层差异,他们眼中心底只有“身份”的不同,想当然地认为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就该“心往一处想”,习惯于以己度人,而不知如何换位思考。所以,宫铃来大陆工作后,不无伤心地将自己比作“蝙蝠”:在一些大陆人眼中,“你是台湾人,你不懂”,乃至“呆胞,台巴子”；在一些台湾人眼中,“本土化”时期她是“外省人”,如今到大陆工作更是“阿陆仔,大陆妹”,乃至“中共的同路人”。然而,蝙蝠有蝙蝠的优势,即它既经受过哺乳类的痛苦,也承受过鸟类飞翔的艰辛,能理解双方的情怀,知晓双方的认识盲区。

宋楚瑜先生在这本书的“推荐序”中,表达自己对发展两岸关系的想法,相当准确而精炼地概括了宫铃的诉求:“两岸不只要三通,更要心灵相通。只有两岸双方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才能消除‘误解’、产生‘谅解’,再找出方法‘化解’,进而产生可长可久的‘和解’。”“了解”是起点。宫铃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促进双方“了解”。对此,就两岸媒体工作者个体来说,她所做的贡献应该说是无出其右的。《南方人物周刊》称呼宫铃是“互联网上走得最远的台湾人”。说她在互联网上走得远,远不止拉来一批台湾网友在凤凰网创建博客专栏与大陆网友交流,策划“马英九对话大陆网民”活动,更包括常态的,她在博客和微博上与大陆网友的交流,点击率很高。在网下,她借用自己在台湾与北京的人脉,策划和组织了多次两岸民间交流。我是她探路台湾活动的受益者。她带着我们三个人的小组,一周内看了许多一般观光客不可能看到的内容……宫铃是一个有个性的女子。她在大陆有时委屈得哭鼻子,先后在一气之下关过点击数千万的博客、粉丝近万的微博。这是因为她不怕误解,不惧各抒己见的辩论,但实难忍受有些网民粗野的人身攻击和污言秽语的辱骂,以及网站经营者的肆意侵权。她最终说服自己选择坚持两岸的交流———包括写下这本记录自己从台北到北京心路历程的书。从书中看得出来,她信奉佛教不是假的,时时告诫自己要谦卑。她明白妄自尊大或心怀对他人的优越感,不可能实现平等交流和互相理解。她不肯随人说短长,参加过“美丽省”、“中华台北”命名等多场辩论,用她的话说也不是“勇敢”,而是出于自己的“第一念”。她喜欢用“第一念”这个词,也就是说抛开利害计较和左顾右盼,忠于自己的本心。这是禅宗的法门,而用儒家的话说,这叫“率性之谓道”、“修辞立其诚”。

我最敬重的就是这一点,她不想讨好谁,有什么想法如实写来。她自我命名“胡同台妹”:姥姥从“北平”流落到台北,常给儿时的宫铃讲起北平旧景,使她恍然觉得自己是“前世格格”,穿行在“北平”的胡同里,这也是她选择北上的情感渊源；而现实中她已然是穿行在北京“胡同”里的台妹。而在我看来,在精神气质上,与其说她是“胡同台妹”,不如说是“北京台媳”,虽然她尚未在北京择婿而婚。我的意思是说,她在情感上像个做媳妇的,既不愿娘家人误会夫婿和公婆,损害两家关系,也不愿婆家人轻蔑她的娘家人,伤害她的感情。不是说她有迎合或回护之意,而是说她渴望双方互相尊重,亲上加亲,至少不让她左右为难。她说“我讨厌听到大陆人骂台湾,也讨厌听到台湾人骂大陆”,在本书中既为台湾人也为大陆人辩解,真像一个做媳妇的女子。

但我更推重的是她对大陆人的批评。语云“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作为在不同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台妹,她热心冷眼看大陆,其“他者”的眼光有利于我们借以反省自我,提升文明素养。以“胡同台妹”为镜,我们可以看看,对同一件事、同一片景,不同教育背景和习染情境中的两岸中国人,思维有何不同,感触的“第一念”差异在哪里；换一种角度“看自己”,才能重新认识对方,加深相互理解。至于台湾同胞如何借助本书了解大陆从而反省自己的偏见与成见,那是台湾同胞的事了。

对于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这种令人猛省的“他者”的视角和“第一念”,在全书中比比皆是,尤其体现在细节小事的反应上,这里没有篇幅列举。她的感觉大体是,“大陆的朋友较为早熟,而负担与压力也很重；而台湾的朋友同年龄来说更为天真,甚至有些傻。而在对彼此的认知上,台湾人的弹性比较大,而大陆的朋友比较执著”。她认为这种差异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形成的(第231页)。但愿如此。她说在许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情节里,她只看到悲伤:一方面在第一念里只知仇恨、斗争或追逐金钱物质,“为了发泄,我看着网友们骂脏话甚或狂发黄色图片,以示‘叛逆’”；另一方面,常听到好心的网友拿“久了,你就习惯了”来劝慰她。而在她看来,若对不义之事抱着“不习惯你又能如何”的态度容忍,那是“连抱怨的权力(权利)都没有”的(第200、201页)。———在“胡同台妹”心中本文这一段前后两层的叙述是没有矛盾的。“弹性较大”即持开放、多元、包容的心态待人接物,与对不义之事“执著”地抗争,二者应该是兼容的。

本书第四章标题是《北京是个大农村》。当年她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谈定居北京的感受时如是说,该报主编的反应是“这人真敢讲”,此论搬上博客自然有赞有弹少不了挨“板砖”。这就是文化差异,“农村”、“农民”在台湾人的话语中并不像在大陆带有轻蔑意味———本书有一节专讲“台湾人都想做农民”。但是,“农村”在宫铃的话语里仍有费孝通所述“乡土中国”的社会特征也是不争的事实,难说是褒义的———否则,世界各地包括大陆和台湾就不必搞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了。“北京”何以在胡同台妹眼中是个“大农村”,这里卖个关子不转述,有兴趣者自己找书看。

我想用本书中一个事例来证明此论不诬。一位自称年已六旬的老先生,给胡同台妹的博文留言说:“我的年纪足以当你爸了,我的留言是很辛苦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现在我说话你听不听?听不听?你用不用简体字?”这是典型的乡土社会家长说话的口吻,不是讲道理,而是以“尊老”的传统压人,似乎“老”就代表了权威和真理。以虚拟的亲缘关系逼人就范,强人所难还振振有辞,这种乡土社会的传统,比如在北京、在大陆仍然相当盛行的套近乎拉关系、灌酒之类社会风习,不都是同样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吗?正如胡同台妹所说,老先生也没有想一想,她真正的老爸愿不愿意她用简体字,或许相反地希望她继续用“繁体字”(台湾人称为“正体字”)?而她的受教育背景是,小时读书漏写了一笔,老师是要打手板心的,要她改习惯很痛苦,又有什么必要呢?这里最重要的欠缺是现代意识,即对他人选择权利的尊重。

胡同台妹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乐观的。事实上,2004年她初临北京,台湾亲人想当然地嘱咐她“那里很乱,自己要小心哪!”而2010年夏她回台湾,亲人的说法是:“大陆进步很快,竞争很激烈,你一个女孩子在那里不容易哪!”让我用书中的一个小情景结束本文:

有一天,胡同台妹忽然多愁善感地对大陆的好朋友说,“如果有一天,两岸发生战争了,我们就是敌人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会的,现在(两岸同胞)不可能发生战争了,我们绝不会是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