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晒货:为什么中国人戒不了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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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收获季见闻：为什么中国人戒不了烟

麦克-弗里克，2011.8.30

个旧是一个人口13万5千的县级市，位于云南省会昆明的西南部280千米的地方，距中国越南的北边境线也仅有几小时车程。个旧其实是一个狭窄峡谷，四面环山，面积甚至比市中心的金湖还要小。

个旧西临老阴山，东倚老阳山。在中文的意思里，“阴”代表女性而“阳”则代表男性，但是老阴山却比老阳山高耸的多，而个旧的居民也很快将老阴山看成了个旧女人有力、坚强的象征。

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独特的地理却实在的影响了个旧男人地位。老阴山和老阳山上蜿蜒的山脊中蕴藏了丰富的锡矿资源，这也让个旧成为了亚洲最大的锡矿产地，也是云南锡业集团的“老巢”。南边稍远处一点的山峦盛产红河香烟的烟叶，红河香烟也是中国最著名的香烟品牌。锡矿资源和红河烟叶这两大产业是个旧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但是同时也变成了个旧男性肺病发病率是中国最高地区之一的推手，是同年龄段美国的5-7倍。

姑且不论个旧的肺病发病率和经济问题，个旧的锡矿和烟草工业的发达究其原因是老阳山平缓的山坡，方便人们上山下山。在老阳山的半山腰有座三层楼高的砖房，是二战后帮助恢复个旧锡矿产业的前苏联级数顾问居住的宿舍。继续往上爬可以看见一些新楼，都是独立的家庭住房，带院子和车库，这就是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的工房，该公司是排名仅次于菲利普莫里斯、英美烟草、日本烟草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烟草集团。红云红河生产一些中国最著名的香烟品牌，包括：红河、石林和云南，这些品牌的名字都是根据云南省或者相邻的贵州省的地名命名的。

个就虽然位于中国烟草产业中心附近，但是中国以外却几乎无人知晓，就算是在中国，即使个旧是个如此重要的天然资源产业基地，但是知名度也不高，个旧的朋友经常打趣道“天高皇帝远”来形容个旧尴尬的状况。个旧的人不止一次开玩笑地说，除非中越开战，否则中国的领导人们甚至不会在地图上把个旧标出来，也可能根本不会来这里。跟中国领导人一样，在2010年夏天因一个公共健康项目来这里之前，我对个就也是一无所知。原以为这里会是一个尘土扑面的矿镇，但是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个富饶并自豪的美丽小镇。一个月之后的7月，我开始慢慢了解了个旧的烟草工业和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可能也是最不为人知的世界上主要的烟草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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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者和消费者

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疾病防治中心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起的2010年国际成人吸烟情况调查显示，中国大概有3亿5千万人吸烟，这个数字甚至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要多。而吸烟在中国跟性别的关系也密不可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的调查，中国男性中有57.4%的人吸烟，而女性则是3%，男性吸烟的比例如此之高与广告和市场策略也是息息相关，因为传统的男子汉思想、领导人形象（毛泽东和邓小平抽烟的形象）以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怀（著名的中华香烟）都一直被拿来做香烟宣传，人类学家马太-科尔曼曾在2007年写到，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中国男性都是以交换香烟的形式在进行交友和交际。

2007年，中国364公顷的土地上收获的烟草占世界总量的2/5，虽然这些种植烟草的土地还不及中国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的1%，但是烟草还是成为了烟草产地政府税收的一个大头，根据2009年的《烟草图册》报道，中国超过40%的烟草种植地位于云南省，很多人认为云南之所以成为产烟草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的原因就是云南的高海拔以及丰富的降雨量。大部分云南产的烟草都来自于位于云南中部和东部的7个地方：昆明，玉溪，楚雄，昭通，曲靖，大理和红河（1999年电子新闻采集）。

另据《烟草图册》2007年报道，仅烟草产业的税收就占云南省全部税收的半壁江山，在2011年4月云南省统计局发布的季度经济报表中，也称烟草产业是云南“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全省工业的鞭策者和支持者”。

虽然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烟草公司之一，但是有关它的新闻却鲜有人知。红云红河公司是2008年由红云公司和红河公司合并而成的，在此之前，两家公司都是独立的烟草公司，这次合并是经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的，该专卖局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旗下的一个分支机构，专门负责中国国有的烟草企业。有趣的是，农业部却并没有生产、定价以及销售烟草的权力。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烟草生产指标和销售许可证，再由中国烟草总公司实施这些指示，而中国烟草总公司也则控制了自采购、运输至储存烟草的全过程，因此，虽然表面上看，当地政府的影响力比当地烟草公司要大得多，但是中国烟草总公司这种垂直管理的模式也会形成一条自上而下完整控制的产业链（1999年电子新闻采集），这次红云和红河公司的合并也反映了中国零散的烟草公司将合并强大的趋势，这不仅让公司与国内其他烟草公司之间有了跨区域的竞争力，在国际上也更有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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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了解烟草产业在个旧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烟草收获季参加了一次红云红河公司官方的烟草农场参观活的，而我的一个好朋友则跟红河香烟的供应链经理的妻子一同参观了小学，在跟我的好朋友以及她同学发了几条信息后，我发现我吃饭的地方设备齐全、应有尽有，是公司给大区和他妻子（化名）的房子。当我坐着出租车到了公司位于老阳山更高一点海拔的新分部时，映入眼帘的是清一色的淡黄色独栋楼房，我很自然地将这种黄颜色与新兴的房地产业联系起来，因为云南各处楼房的外立面、雄伟的塔楼、居民区都是这种颜色，而这种颜色又跟乡村里人们自己调的用来刷墙的干泥浆的颜色又是一样的——云南的城市景观多少有点乡村审美的味道。

吃了一顿当地夏季特有的蘑菇饭之后，我给大区讲述了我们家族烟草种植的历史，我父亲那一辈人在肯塔基州中心富饶的山上种植白肋烟，还有我的曾祖母赞尔玛-克朗普是如何一个人管理100英亩土地的，其中有一部分还是联邦烟草的分配份额，我曾祖母可以自己种植和将烟草卖到当地的熏制房去。美国农业部会发布一个计算年内每家烟草种植户分配到的产量指标，然后根据这个指标来制定香烟的价格。我曾祖母都会留一小部分烟草自己卷烟来抽，因为她对工厂的滤烟技术呲之以鼻。卫生局局长1964年刊登的《吸烟与健康》的文章终于让我曾祖母减少到每天抽一盒手卷烟，但是我忘记告诉大区我曾祖母在她女儿把烟草农场卖给邻居、举家迁移路易斯维尔之后的1971年死于肺气肿。

听了我的故事之后，大区敬了我一杯白酒，几年前他因公司去美国学习去过肯塔基州，在他印象里，那里是“环保的、美丽的”，那里的山也跟红河的有几分相似。我们交谈的最后，大区邀请我跟他一起花两天时间去屏边苗族自治县的烟草农场考察，屏边位于个旧南部，距个旧也只有几小时的车程。我欣然接受他的邀请，坦白的说，之前我从来没见过烟草长什么样子，有关我曾祖母的烟草历史是我所接触到的有关烟草农场最有联系的故事。

我在约好的时间在旅店的台阶上等着大区，看着倾盆大雨落向金湖，激起的浪像长长的卷须吞噬了旁边的路，5辆黑色的SUV停在了旅店前面迂回的山路上，大区摇下了车窗，招呼我上了第四辆车。几天前一次吃晚饭的时候，大区将这次旅程说成是烟草收获之前的一次例行检查，现在他解释道，公司的王经理将一同前往，跟几个当地政府官员在路上碰头，也有助于加深红云红河公司和屏边县领导之间的关系。

我们离开了狭窄的个旧峡谷一路下山向南边广阔的蒙自平原开去，红河新的县政府就建在那里。一路上我们看到了新建的商业房、住宅区，都是最近才建起来的，原来这里是一片废墟，在云南，一般楼房都刷成了黄色，剩下的则是没有粉饰过的水泥。还没有到蒙自的时候，我们途经了一片不怎么精致的楼房，前面有一个巨大的金牛雕像，这就是红河县和红河烟草的共同象征。大区说：“那个就是新的县政府，比你们白宫还大呢！”离开蒙自之后，我们的车在平缓的山坡上爬行，开到了一个全是泥土路的乡村，路旁到处都是零星分散的低矮丑陋的房子。

云南的7月意味着烟草收获季的开始，也是雨季过半的标志，连绵的雨水滋润着翠绿的田地，低空的白云掠过层叠的山峦，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好几个农庄和粮食地，屏边大部分烟草种植者都是当地的苗族人，也被称作赫蒙族人，他们的土地虽然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却跟红云红河公司签订了收获季卖给公司托收中心和熏蒸房烟草的合同，大区跟我说，屏边的烟草种植户是不能在公开的市场里兜售烟草的，也不能把烟草卖给其他烟草公司，比如红塔烟草集团，总公司在玉溪的一个县里，它所采取的也是跟红云红河公司相似的垄断式的烟草收购，只不过是在玉溪市附近，这种垄断收购的模式使得中国烟草总公司可以很好的平衡地方烟草公司与品牌公司之间的关系。

在云南，烟草采摘还是由人工完成的，并没有机械化，农民依然用手摘烟叶，然后放到身后的背篓里，高高堆起，种植烟草也是纯手工化，称作“剪花”，就是将烟草上长出的花剪掉，以此来促进烟叶生长，同时也提高烟叶的尼古丁含量。我们的SUV旅行队到了第一个烟草农庄时，正巧看到几个农民在下山，山坡很湿滑，他们穿着干净的雨布斗篷，肩背刚精心挑选的烟草，准备下山进行分类和烘干。王经理下了车走进了田地，摄像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每走一步，大家的鞋都会陷进松软的淤泥几英尺之多，王经理穿着一双干干净净的登山靴就进了田地，不得不把西裤挽起来，我在一旁的路上远远地看着一个佯装疲惫的男人跟王经理交谈，一边说手还指向地里，跟我合撑一把伞的大区告诉我，那个佯装干活的人其实是附近乡政府的官员。

这时有几个农民向路这边走来，我注意到他们没有一个人戴手套，在下雨天收烟草会使收获工人很容易患上烟草萎黄病，或者烟叶中的尼古丁溶解到了雨水里，然后在采摘的时候随露水接渗透进人的皮肤而形成严重的尼古丁中毒，这些病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头晕、虚弱以及血压和心率发生波动（疾病防治中心，1993年）。美国的研究表明，在潮湿田地的环境里采摘烟草的工人每天与有尼古丁含量的露水接触，可能会吸收与36支香烟等量的尼古丁（麦克内特等人，2005年）。烟草萎黄病的危险会在接触屏边特有的烤烟时尤为突出，烤烟是将以此采摘的烟叶在加热的房间里蒸干水分得到的，工人们一次剪下单独的烟叶，也被称作“修剪”，这种做法每几个礼拜在烟草不短生长并成熟后就可进行。我曾祖母在肯塔基州种的白肋烟则是整棵烟草一起收割然后去茎后，放在仓库里待它自然风干。

这些农民走上碎石路之后，就朝一个建在比田地高一点的山坡上的一层楼砖房走去了，我们也告别了这些农民，向反方向走了几百米，直到看到了一排长长的、类似于仓库的房子，王经理站在最前面，另外一个随行的人在一旁说这个房子里装了用来烤干和熏制采摘烟叶的烟道、烤箱和支架，一个人推开了一扇库门，里面都是倾斜的木头架子。沿着路继续走，我们看到一个用来存储设备和进货的露天车库，里面停着几辆货车，货车旁边就是已经加工过的烟叶，跟刚采摘的和将被加工的烟叶不同，这些叶子没有水分、呈卡其色，有点褶皱和轻微的缩水。烘干之后，这些烟叶就被货车运往一个稍大一些的城镇，然后在那里加工成一支支香烟，再贴上证明它们是红河香烟的标签：一只金牛雕像。

离开了装货设施之后，我们去了县政府吃中饭，车队驶进了一个四周都是白色两层水泥楼房的院子，女人们带着袖套，蹲在一个公用的水池沟渠旁洗着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并不停地在一间小厨房里进进出出。进餐厅之后，随行的政府官员就跟几个男一女坐到了一起，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们都穿着差不多的长裤和外衣，但是看上去有点假惺惺，他们和红云红河公司的人互相寒暄着，在相互握手的过程中和就交换了好多香烟，这种套近乎结束之后，大家就围成了一个马蹄形，坐在王经理周围，而王经理正在用一个巨大的水烟筒抽烟。每当他抽完一根，都会伸出一只手换一根新的烟上去，把之前的烟灰抖掉，缭绕着一股灰色的烟。

我因为吸了很多二手烟有点头晕，而且也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所以就离开了餐厅，在这个水泥楼房里四处徘徊，一楼二楼之间的楼梯上有个公告板，上面是每位县政府领导的照片和官衔，我把这些照片跟上午早些时候见过的面孔对比了一下，照片上的人没有一个是笑的，可能不苟言笑才能显示出威严。

中国烟草工业的人都认为，烟草业的高回报率养活了很多贫穷的农民和偏远地区的农民公社。刘先生和他的同事在2004年北京经济科学报上一篇文章中估计，中国大概有400万家庭是在靠烟草业养家糊口，包括烟草种植和在烟草生产相关的其他产业链上工作等，而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估算，这个数字可能更大：2000万农民，也就是500万家庭都在从事烟草生产（2007年），烟草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证明了烟草业从美国南部到马拉维再到巴西，遍布全世界的乡村的存在理由，美国很多有过烟草产业经验的拥护者和学者最终对于将烟草种植地还原成为原始的乡村的想法做出了让步，因为除了烟草这个特定的植物，在没有其他天然植物可以代替烟叶这味经济的“良方”。

没有其他作物的经济效益可以超过烟草的想法是烟草从业人员提出的，也被许多公共健康专家和政府官员所接受，但是在各地农业经济的不同背景下还是应该用批评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一观点。近期对于印度和中国的调查数据显示，烟草相对于其他农作物的经济效益在各地区有所不同。2004年对云南586个农场的调查，烟草相对于水果、豆类及其他用作植物油的农作物的税收要少一点，每在烟草上花1元钱，农民就能收回2.4-2.8元钱，而其他的水果和农作物，每花1元钱，能收回3元钱（2006年），当然，屏边县泥泞的马路、泥糊的房子显然看不出烟草业为苗族农民带来的经济回报。不管是美国、马拉维还是中国，政府都会大力鼓励发展跨国烟草公司来巩固当地经济实力，而对于烟草种植户的健康和物质幸福方面却忽略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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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县政府办公室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吃午饭了，圆转盘上有米线，猪肉和美味的蘑菇，蘑菇现在正充斥着云南湿货市场的夏季特产。大区坐在我的右边，用一个金属茶壶一样的容器给我倒了一杯清澈的米酒，大家依然在用方言说话，除了在说到跟我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会刻意停顿一下改用普通话，跟我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在说我是大区的“美国朋友”，或者说到我是公共健康专业的学生，就算我的一些研究值得他们停一下听听看，他们也都不会表现出来，酒香让他们昏昏欲睡，均匀的吐着烟圈。

下午我们驱车去了另一个农场，那里的种植户几恨不得把烟草种到路上，宽广的田地里还残留着上午下雨的痕迹，薄雾犹如静止的罩子笼罩着整片土地。这个农场之所以比第一个更让我印象深刻，全因为它离公司的供应链更偏远，周围也没有熏制房和仓库。夜晚很快就降临了，大区告诉我，我们这辆车要要开去屏边县政府，也就是红云红河公司办公楼所在地，因此我们要跟大部队分开了，去屏边县的路都是在群山峻岭中蜿蜒的山路，山下方是一条跟路同方向的河，碰巧的是，路旁的山上都种着香蕉树，而我们到屏边的时候也已经是深夜了。

在把我放在入住的公司旁边的旅店之前，大区跟他的同事先去红云红河公司登记了一下，大区说曾经有几个礼拜，他离开了个旧的家，住在了屏边县里一个大家合住的公司公寓里，大区在办公的时候我就跟一位坐在电脑桌前的周姓女士聊天，她是6个晚上10点还在工作的人之一，周小姐几年前从昆明农林学院毕业后就到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像大区一样，她也并不认为屏边是她的家，一有空就会去蒙自或者个旧。“你喜欢这里吗？”“不怎么喜欢，这里什么都没有，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为什么屏边的农民还要继续种这种控制严格、劳动密集的作物呢？因为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监督控制，使得烟草种植商可以不必担心烟草储存、销售和运输所花的费用，由于不用在市场上自己去卖烟草，所以种植户自然也就没有了应对烟草复杂的供应链的麻烦，很多种植户不知道除了烟草还有其他植物可以种，甚至他们有的时候相信种植烟草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众所周知，农民是最想规避风险的，对美国南部烟草种植户的调查显示，愿意改行从事其他作物种植的农民与其他农民相比，有更高的风险管理意识（2008年）。这些发现也引发了公共健康专家的讨论，是否要将农业发展与烟草控制相结合，在风险管理和收获方面给农民更多的培训。

将烟草控制并入农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因为在一些地方，农业部在烟草种植方面想插一脚都难，而当地的政府机构又过多的依赖烟草公司，把它们当做经济的支柱，中国的烟草公司正积极的将影响力渗透到中国核心经济以及人类发展的领域去。跟其他的国际知名烟草公司一样，中国的烟草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工程方面一掷千金，为企业在社会和政府方面都获得支持，这些工程都包括烟草公司在偏远山区援建的“希望学校”，给高中生自主的奖学金，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由红塔烟草集团耗资5千8百万所建的体育馆（红云红河烟草集团，2009；《中国体育报》，2008）。

王经理一行人的屏边烟草农场之旅是公司策略的需要——在淤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慰问农民，饭前和政府官员们交换香烟的寒暄，以及在当地政府人员陪同下视察公司工厂情况，所有的行动都巩固和加深了屏边县的政府领导和红云红河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联系，更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农场之旅的过程中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跟王经理在田地里交谈的是政府官员、供应链经理和其他公司员工，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在湿滑的山间采摘烟草的农民，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要在中国减少烟草销量需要在很多方面有所行动——诊所、政府、学校、工厂、零售店和国际论坛。今年春天的早些时候，中国卫生部颁布了不许在室内吸烟的禁令，包括旅馆、饭店、剧院和交通工具，这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利益冲突，因为禁令里面并没有将办公格式和政府工作地列入其中，对于违反禁令的处罚也规定的很模糊。尽管有这么多的阻碍，卫生部官员依然有决心实施这部有约束力的禁令——《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于2003年签署并与2005年获得批准。

大学和公民社会组织也都几级活动，反对烟草公司资助公共教育工程，并且向政府官员游说，积极鼓励医生和将抗专家戒烟和学习烟草知识。中国烟草控制的进度并不理想，公共健康拥护者需要从整个烟草产业链入手，也就是从屏边的苗族烟草种植户与烟草公司签订专门用来种植烟草的土地合同开始。

麦克-弗里克2007年从云南回美国后，毕业于哈佛公共健康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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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报，2008.3.20《中国体育馆新高度》

1999，《中国云南的烟草经济》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09.12). 红云红河奖教奖学 荣誉助推成才梦想

Hu, T., Mao, Z., and Ong, M. 2006年，《十字路口的中国：烟草经济和健康伤害》，烟草控制，15,i37-i41

Hu, T., Mao, Z., and Ong, M. and Yurekli, A.2007年，《中国烟草生产中的政府角色：国家和地区的干预》

Liu, T., and Xiong, B. 2004年，《烟草经济和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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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2010） 2010中国情况说明书，国际成人吸烟情况调查，2011.7.15检索，来源：http://www.who.int/tobacco/surveillance/gats_china/en/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