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城

倘若你在一个晴朗、无风、冬日的星期五到来，开罗是一座迷人的城市。空气里没有从沙漠卷来的沙土，马路上的滚滚车流消失了，带走了此起彼伏的鸣笛声和引擎声，你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地点赶往另一个地点，或是仅仅坐在路旁破旧、无门的咖啡馆里发呆，看着稀疏的人群从眼前缓缓走过。人们都钻进了雄伟或平庸的清真寺，坐在临时布道堂里听人演讲，或仅仅在家里睡觉。阿拉伯世界的星期五，是基督教世界的星期天，要献给真主与祈祷。

那还是2010年年初，我在开罗已经五天了，已经习惯了清真寺高音喇叭传出的颂经声，像是哀婉的音乐。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乐曲式的声音还有特定意思。“真主安拉，我只信一个真主，默罕穆德是真主的使者，让我们祈祷吧”——卢克索的一个青年即兴给我翻译。日出、正午、下午三点、日落、夜晚，一天五次，全城瞬间变成一座无边无际的清真寺，所有的建筑、车流、行人、动物、小摊上的水果，都笼罩在哀伤的祈祷声中。

六年前，我在以色列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是在老城贝瑟冷，一座似乎即将被遗弃的城市，基督教徒眼中的圣城，据说耶稣就出生于此。到处是人去楼空的住宅，路上行人稀少，很少脸上带着欢乐。傍晚时分，我游兴寥寥，突然之间响起了这声音，如泣如诉，像是这荒漠之上的落日哀悼——繁华沦为荒芜，欢乐转为寂静，一切都将终结，一切也因此永生。那次以色列之行，是为了阿拉法特即将到来的死亡。似乎全世界的记者都涌到了巴勒斯坦狭小的、只算得上耶路撒冷附属的首都拉马拉，等待这个传奇人物的谢幕。我们像是携带了照相机、会打字的秃鹫，焦急地等待着死亡。而贝瑟冷清真寺传来的祈祷声，比忙碌的拉马拉，让我更清晰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和诱惑。

现在，我坐在默罕穆德默罕穆德街旁的一家小咖啡店里，塑料矮桌上是一杯土尔其咖啡，赫色粉末漂浮在热水里，拒绝溶化，像是冒着热气的泥汤。白色瓷砖的墙面已污点斑斑，一侧墙上的木板上站着一列水烟，红绿交织的烟管如蛇一样缠绕，一个可口可乐的立放冰柜，上方一台电视正播放着祈祷场面，人们都拖了鞋跪在地上，朝着麦加的方向。这样的咖啡馆遍布开罗街头，总是热气腾腾。很多时刻，它比清真寺的星月塔尖更代表开罗精神。一七九八年，拿破仑的人清点过这里的咖啡馆，一千三百五十家，二十七万人口的开罗，每两百人一家。它是开罗人休息、发呆、欢笑、闲言碎语、谈论信仰与国家，忘记个人孤独的地方。

而如今，两千万人住在这个城市，咖啡馆的数量已难以清点。迷人的马哈福兹说，每当他坐在咖啡馆里，抽上一口水烟，灵感就四处涌来。他曾经喜欢去的费沙维咖啡就在著名的胡塞因市场，开罗的伊斯兰老城。尽管手持黄蓝相间封面的《孤独的星球》的游客们已经塞满了这小小的咖啡馆，但你仍旧可以感受到它的动人之处。仿佛整个世界的货物、语言、味道与人种、还有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环绕在你周围，在眼前晃来晃去。色彩分明的香料店，像是蒙德利安的画作，却有比它更浓烈的味道。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些黑色胡椒粉、红色辣椒粉、还有绿色咖哩粉（？），曾是驱动了世界的运转。五百年前环绕地球的达迦码在东非被当地人问道，你们要找什么？他脱口而出，基督和香料。

从伊斯兰花纹的灯具、匕首到伪造的劳力士手表，真实、古老的美丽和虚假、廉价的复制，彼此交融在一起。还有不同的人群。给我擦皮鞋的这位黑人小伙子来自埃及南方，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和悲剧性的面孔，再加上污迹斑斑的蓝色长衫和裹在头顶的白巾，像是一位落难的苏丹王子。我身旁的这个善言的青年，说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是爱尔兰人，而他如今住在华盛顿，来看开罗看朋友。更不论那些游客了。倘若我在每天坐在这里，用不上一年，我或许能见识到世界的每一个国家的人。

超过三十年，马哈福兹每天在这个市场里穿梭，观察小贩们的讨价还价，坐在费沙维里抽水烟——他喜欢什么味道的，苹果的、橙子、还是草霉。白天他是埃及政府里一名公务员，但夜晚他却是这个城市——或许是整个阿拉伯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他尝试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开罗。我从未读过他令人生畏的开罗三部曲，随身携带的是一本薄薄的对话集。他的朋友与仰慕者Gamal al-Ghitani，记录着他们随性的谈话，从一九六零年的夏天到二零零四年。34年的光阴，足以发生任何事。马福兹获得了诺贝尔奖，遭遇过刺杀，顽强地活了下来，重新开始写作。Gamal则从一个15岁的少年，变成了作家与新闻记者，而他们共同生活的埃及，从纳塞尔政权到了穆巴拉克年代，经历过屈辱与胜利，开放与停滞。对话却始终持续。它不是系统陈述，而是一个智者的即席感悟。很多时候，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伟大的传统，是苏格拉底和雅典街头的闲话，穆罕穆德和别人讲起的故事，或是歌德与艾尔克曼无拘无束的交流。世界不是由复杂的概念与事实构成，而只是人内心真实与直接的体验。

其中的几个片段让我印象尤深。一九六零年的歌剧咖啡馆，他们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一场聚会尚未开始，只有四十九岁、已经声誉卓著的马福兹和十五岁的Gamal。“你为什么写作”，马福兹问。“因为我想写作”，Gamal想也没想的回答。马福兹点了点头，似乎是对他们漫长的忘年友谊的肯定。第二个片段发生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距离九一一事件刚刚两个月，马福兹谈起了本·拉登。“我想象不出历史上有任何人像他这样被追捕，这是一场全球性追捕，用全球最现代手段、所有想象得出的力量去追捕一个人，”马福兹说。“我在想他的处境：他怎样转移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们怎么入睡？怎么在荒野里藏身。当然，他是个恐怖分子，倡导了一种错误的信念，疯狂将世界划分为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但同时……我也在想他是个从未遭遇过这样追捕的个人。”

在停顿一段后，他说起了塔利班，这个政权邪恶但有一点仍让人怀有敬意——不管面对多少威胁和诱惑，它没有交出本·拉登。

最后一个片段，有关污染。马福兹说，人们都注意到被污染的河流、空气，却很少想到道德上遭受的污染。真希望哥本哈根的那些狂热的环保主义者们和野心勃勃、不得要领的政治家们，能听到这个声音。

每一个开罗人似乎都知道马福兹。我记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里，一位老绅士对着我竖起姆指，“啊，马福兹，我喜欢他”。而在费沙维，一位中年的开罗人说，他十年前在这里见过马福兹。他先是记录这座城市的神话，然后成了神话本身。不过在马福兹的笔下，现代开罗的神话，不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是充斥着革命、压迫、动荡、希望、抗争与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正式开创了阿拉伯语的现代写作。

我们稍后再谈论马福兹和他的水烟吧。咖啡馆很安静。除去我们这一桌，还有几个穿蓝白相间制服的青年正在抽水烟，他们是附近地铁站的安检人员，偷空出来休息。从咖啡店出来，走上十分种，就是塔拉特·哈布广场。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铜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环岛上。他是经济学家、工业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领域从纺织、船业、出版到电影、保险。他是埃及经济独立的象征之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去世时，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个真正摆脱欧洲影响的埃及的出现。尽管埃及在一九二二年获得独立，却依旧受英国人左右。但他的一生却是埃及最好的时光。

我对埃及几乎一无所知。头脑里只闪过卡尔•马克思那个著名的比喻：他将十九世纪的中国比作埃及的木乃伊，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灰飞烟灭。我也很难相信，我真的会对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的坟墓产生兴趣。

那个早已死去的埃及，或许蕴涵着无穷的美与智慧，但我摸不着头脑。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尼罗河畔。第一层摆满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黄金面具、法老征战的马车。第二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拥挤在这里，年轻的导游用英语、法语、日语还有中文，热情洋溢地讲述着古老文明。这些历史真让人头晕脑涨，你经常分不清拉姆西斯一世或是图特卡蒙的样子，也搞不清他们各自的成就到底是什么。我强迫自己相信，那些安静地躺在一起、用亚麻包裹起来、裸露着头骨的千年尸体，是了解那个灿烂的失落世界的入口。但我的头脑空空荡荡——它们不让我兴奋。

或许这与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但不管是这口号，还是四大发明、长城、敦煌，这些成就，都在不断的单调重复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再把这些口号中的辉煌与现实的中国作比，一种致命的荒诞和嘲讽感便油然而生。我们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文明古国吗？

让我兴奋的是此刻的埃及。在飞机上，我读到《埃及内幕——濒临革命的法老之地》，英国记者约翰•R•布莱德利著。它描述的不是法老们的故事，而是一个陷入停滞、充满了愤怒的埃及。它结构松散，叙述平庸，逻辑过分简单，却自有一股吸引力。它饱含愤怒，它不断令我想起中国。

它们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中断的漫长文明，同样是一个经历着从革命到幻灭的现代社会。布莱德利在书的一开始就提到了亚可比安，它是一座大厦的名字，也是一本小说和一部以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标题。

我在解放广场旁的开罗美国大学的书店里，买到这本《亚可比安大厦》的英译本，作者阿拉•阿斯旺尼。每个人都有熟悉一个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图，有的人要攀上最高端，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线路的公共汽车，有的人要长久地散步。而书店总是我理解一个城市的支点。在布拉格，我记住的不是圣•胡斯像或是查尔斯大桥，而是卡夫卡书店；我忘记了维也纳的面貌，却牢记正在装修的莎士比亚书店，我在那里买到了茨威格的《一个昨日欧洲人的回忆》。或许是我的头脑太过懒惰、内心太脆弱，面对扑面而来、热气腾腾的新经验茫然无措，或是我总是“生活在别处”，要么执迷于过去、要么盲目地畅想未来。印刷在纸面上的一行行字迹，提供稳定秩序、经过检验的世界观，还有所谓“纵深的经验”——一个旅行者浅薄的新鲜感，怎能与咖啡馆中吞云吐雾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

这家美国大学书店，是我到过的第一家出入需要安检、登记护照的书店。对我而言，它就像都市里的小绿洲。在满是阿拉伯语、处处破败的开罗，它明亮、整洁，是一个我能读得懂，又经过整理分类的世界。这里有福楼拜和萨义德描写的埃及，有开罗的几代作家写的开罗，几千年的历史，重重叠叠的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都被精心排列，只等你随时探取。我买了《亚可比安大厦》。之后几天，我在这本小说和现实的开罗之间穿梭。

我在夜晚的开罗街头闲逛。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还有庞然大物式的政府大楼，尼罗河旁一连串的酒店。夜晚的尼罗河缓慢流动，两岸的灯光打散了它的神秘。到处都是人，都是车流，人们浸泡在污浊的空气里。除了在美国大学书店，我再没看到过一块干净的玻璃、一张整洁的墙面，即使夜色已至，你也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灰蒙蒙。似乎一切都已年久失修，一切都衰退。我从没见过如此破败的政府大楼，很多玻璃窗显然破碎已久。马路上的汽车让人觉得时光倒流，七十年代的菲亚特，油漆斑驳、车门破损，仍堵塞在马路上，司机们亢奋、焦灼地按着喇叭。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穿过开罗的马路都是一桩轻微的冒险。供行人使用的红绿灯太少，而司机绝没有耐心为你稍作停留，他们将你看成一个障碍物，试图绕过，甚至懒得减速。

“哪里是市中心？”我问路上的行人。那里没有期待中堪作路标的购物中心或写字楼，只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像极了中国三级城市的市中心。与其说它们是商店，不如说是批发市场。它们一家接一家，卖着相同的产品。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橱窗展式，三米高的玻璃橱窗里，会摆上几十个塑胶模特，里三层、外三层、摩肩接踵地排列着，仿佛在不断自我克隆，毫不在乎人口爆炸的恶果。惨白的灯光，冲到街头的音乐，海量而雷同的产品，价签上的折价信息。或许因为物质太匮乏了，他们希望每个角落都塞满物质，似乎匮乏从外在转到了内心，人们对打折货物有永不消退的胃口。匮乏也塑造了对时间的态度。虽然很少有人光顾，商店也一直开到半夜。没精打彩的店员和街上的路人，所有人都有大把时间挥霍。

一个失败的现代都市，这是我对开罗的第一印象。我认同了布莱德利描述的停滞，开始阅读《亚可比安大厦》。一开始，它的序言比正文更吸引我。阿斯旺尼回忆了他的出版经历。一九九五年，当阿斯旺尼试图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时，由于私人出版业非常弱小，他找到了埃及书籍出版总署（General Egyptian Book Organization），这个机构掌管了公用出版业。出版总署决定一本书是否能出版，但它的评审委员不是专业的作家，而是临时从不同部门抽调来的职员，可能来自司法部，也可能只是个会计，他们参加评审，仅仅是为了获取额外收入，尽管这收入少得可怜。阿斯旺尼对自己的小说富有信心，却没有能够出版。因为阿斯旺尼没能说服委员，小说主人公嘲笑民族英雄卡米尔（Mustaf Kamil）的话，不是作者的本意，虚构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是有差异的。故事像是卡夫卡的K误到了开罗。

《亚可比安大厦》是阿斯旺尼绝望之前的最后努力。他准备移居新西兰，而这本小说是对埃及的告别。他是一位在美国受训的牙医，回到埃及，仅仅是为了他的业余爱好——写作。这条道路似乎已经封死。但最后的努力带来了奇迹式的成功。二零零二年，这本书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后，成为埃及也是阿拉伯语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二零零六年，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赢得了票房。

一九三七年，亚美尼亚商人亚可比安（Hagop Yacoubian）建造了这座十层高的公寓楼。它的Art Deco风格、考究的材质，即刻成为开罗上流社会的宠儿。房客中有政府高官、百万富翁、欧洲制造商和埃及的大地主……他们是此刻埃及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受益者，百分之零点五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但这也是一个自由实验的埃及，有议会，有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新闻自由，教育水准在阿拉伯世界遥遥领先，也是观念开放的世俗化社会，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彼此交融。

公寓楼的命运是埃及历史的缩影。一九五二年革命不仅给很多埃及人带来了渴望的尊严，也带来了更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排外浪潮——欧洲人、犹太人与富有的埃及人都被迫离去，他们被视作旧政权的合谋者。新政权的特权者成为了新租客，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骤然获得的特权没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公寓变得拥挤，房间里养鸡养鸭，再没人愿意维护公寓。

七十年代的开放时代，昔日的市中心衰落了，新贵们搬往了新区。公寓被不断转租，不断破败。阿斯旺尼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衰败之中：一名要进入政界的制衣商人，为了生活要出卖身体的美丽少女，要成为警察、却最终被现实逼迫成一名宗教极端分子的学生，顽固地想保持昔日优雅的没落贵族……

小说中的每一个房客，都恰似时代的缩影。在大厦衰败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溃败。这是一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道德已经崩溃，腐败无处不在，美好的价值难以生长。不仅埃及衰落了，埃及人也堕落了。这部小说触动了整个埃及的神经——是不是一九五二年的革命，彻底错误了？

亚可比安大厦让我想起了一些老上海的旧楼。我不懂建筑，区分不出Art Deco与新古典主义的细微差别。它们都像是希腊与罗马建筑的某种改造。不过，拱廊、铁门、百叶窗、大理石的台阶，还有铁栅栏式的辛德勒电梯，却是某个时代特定的记忆。在那个时代，欧洲人的价值、审美、生活习惯从伦敦、巴黎，扩散到孟买、香港、河内、开罗、内罗毕……

本地人以三重眼光来看待这欧洲风格。一方面，它们是殖民的不幸痕迹，它们以入侵者的姿态强行来到此地；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本地变革者来说，外来者也是他们的智力源泉和无穷刺激，提供了他们奋斗的确切方向，很多时候外来者甚至保护了他们，免于传统的暴政和褊狭；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它们是另一个要服从的权威，比传统的统治者更有力，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变成殖民地。一间婚纱店、一个牙医诊所、一家青年旅馆，下午的亚可比安大厦毫无生气，连小说里那种令人拥挤的喧闹都没了，只剩下遗忘。我坐在宽阔的前厅门口的高高的台阶上。看着掉色的浅绿墙壁、深棕色的信箱，还有门内侧顶上的霓红灯管，正是花体的YACOUBIAN。

你可以想象，一九三七年它初次闪亮时，建造者和房客们的欣喜若狂。不知它有多久没亮了。不知有多少人对老上海产生过类似的感受。开罗是“尼罗河畔的巴黎”，而上海则称自己是“远东的巴黎”。很多中国人在法租界里躲避过战乱，这里有咖啡馆、电影院、百老汇歌舞、赛马、赌场、黑社会，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在这里写作、办报，批评当权者……

它到处是西方的优越感，但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新奇与优雅。当写作了《上海的生与死》郑念在二零零九年离去时，很多人感慨再没有这样优雅的女人了——她是老上海的女儿。

亚历山大城的繁华与喧闹都集中在Saint Stenfano新区，那里有购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着牛仔裤的姑娘和小伙子，彻夜游荡。我所住的老市区，荣耀不在，只有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崭新的。

但倘若耐心，你会发现它们曾是多么典雅。它们是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遗迹，是一个一心要变成另一个欧洲城市的亚历山大的见证。老城堆积着层层的记忆，从二十三岁征服世界的马其顿年轻君主，妖冶的克莉奥佩特拉，再到奥斯曼帝国的年代和拿破仑的舰队，它诉说着埃及人独特的身份——埃及不仅是尼罗河文明、伊斯兰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二十世纪后半叶，这里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讲。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年轻的总统纳塞尔在这里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仅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苏伊士运河。自从一八八二年以来，运河一直处于英国人管理之下，是埃及获得真正独立的阴影。宣言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它也与纳塞尔的性格紧密相关，也是新政权的权力本质的展现。不过，对于埃及人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没人想去探究这前因后果，它是一次彻心彻肺的狂欢——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扫而空。

接下来的十年中，纳塞尔是全体阿拉伯人的领袖，他倡导“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他象征着中东重获的“尊严”，也是一个帝国退却、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年代最重要的声音。

简化的世界观有着无穷的魅力，它们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它是共产主义，它是反殖民运动，有时则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出现。总存在着明确的敌人和解决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获得拯救。似乎历史并非如此，审判了资本家、赶走了帝国主义、或是流放了封建君主之后，一个新世界常常并未到来，在很多时刻，它甚至变得更糟了。

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对法鲁克国王的怀旧之中，而对一九五二年的革命则心生憎恶。至于纳塞尔赢得的尊严，在一九六七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再度转化成羞辱。那个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义，从未达成真正的联盟，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和睦。

但处在激动情绪中的人们，没兴趣理会这些东西。一个专制、傲慢的政权令人憎恨，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愤怒的大众与反抗情绪，就可以被浪漫化为正义和希望。二十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但阿斯旺尼比我乐观得多。

最终，我见到了阿斯旺尼。约定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在他的诊所。“花园城”（Garden City）不似市中心喧闹，却同样破败。夜晚的街上静无一人，路灯昏暗，阿斯旺尼牙医诊所的白色灯箱的广告牌难以被错过，上写Dr. Alla EL Asswany的名字和他的职业，标明在第四层。你想象不出在其他地区看到类似的景象。比如在芝加哥，你会看到索尔•贝娄工程公司的名牌出现在街道的拐角，或是北京的余华运转着自己的口腔诊所——他从前也是牙医。

乘着迟缓的电梯，我们来到四层，诊所是顶角的一间公寓房。星期日的晚上，是阿斯旺尼每周两天行医中的一天。在这一天，他下午来到诊所，一直到半夜。我们坐在狭小的接待室里等他，耳边不时传来机械动力的声音，不知是什么医疗设备正被使用。一侧墙上挂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授予阿斯旺尼的毕业证书。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五年，他在那里学习。在埃及，这是最好不过的信誉保证。人们对美国，表面愤怒，内心崇拜。

阿斯旺尼从诊所的里间走出来，身形高大、宽阔，有一种与身形相匹配的温暖。“左拉是医生，契诃夫也是医生”，他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双重生活有什么特别。

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写作维持生活。马哈福兹一直是一名公务员，直到一九八八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那些动人的篇章，给他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在《亚可比安大厦》出版后的两年，尽管它是前所未有地畅销，却仅仅给阿斯旺尼带来九千元的收入，思想与创造力不被重视。直到它的外语版权出现后，这一状况才得到。几个月前，它的全球版权卖出了一百万册。

阿斯旺尼仍愿意继续行医。他担心成功会限制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比和形形色色的病人谈论病症、交流感受，更能保持着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与社会的敏感呢——身处病患的人，总是呈现他们最真实的一面。埃及也是他的病人。“贫困、腐败、教育、甚至恐怖主义，这些埃及面临的问题，都只是病症”，他说，“它们都来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独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药。”

和小说中弥漫的绝望相比，他在现实中的乐观令人意外。存在着两个阿斯旺尼：作为小说家的阿斯旺尼描述痛苦、幻灭，它们都已紧紧扼住了埃及与埃及人的咽喉，让他们濒于窒息；而作为专栏作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阿斯旺尼，则努力使人确信，复杂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解决方案，一切都有希望。他说尽管没有成熟的反对党，但是他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希望就在其中。

他和他的朋友正热烈期待巴拉迪的归来。去年11月离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或许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埃及人。他决定参与2011年总统大选的消息，是对埃及政治秩序令人振奋的冲击。所有埃及人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计划——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将竞选，并很可能当选为下任总统。

通过每周一次的专栏与沙龙，阿斯旺尼是一个热忱的公共生活的领导者。但他没准备加入任何党派。“小说家本身就是政治力量”，他的这句话适用于所有处于政治高压下的社会。他说小说要激怒人，迫使人们深入思考他们的生活。这或许解释了他的小说中为何充斥了性描述——在一个蒙面妇女日渐增多、腐败无处不在的社会，性仍是个禁忌的话题。它是权力滥用、个人压迫的副产品。

你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的政治与社会效果，超越了文学性。不管是《亚可比安大厦》还是《芝加哥》，都像情节紧凑的肥皂剧。情节扣人心弦、结果却在预料之中的，人物太过类型化，不管是商店的营业员，投身极端主义的青年，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似乎都只是自身背景与现实力量的产物和俘虏，无法逃离自己的出身、肤色、性别、阶层，一切努力最终都只是迎来幻灭。它们是充满快感的阅读，却很难说是杰出的文学作品。西方世界给予他的广泛的承认，与其说是出于文学表达，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姿态。他是当代埃及的反抗声音。

阿斯旺尼自有其辩护方式。他谈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他将小说重新带回了讲故事。当时的法国作家们的那些实验——他们终止了阅读的乐趣。他说自己的小说是给普通人阅读的，而不是给文学评论家。

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有时淹没在突然传来的机械噪音中，有时则被进出的人打断，阿斯旺尼和他们用阿拉伯语谈上几句。当其中一位老先生离去后，阿斯旺尼说是他的病人，也是开罗大学一位政治学家，著名的反对派。他们在诊所谈论牙齿和埃及的未来。

我们的话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延展到穆巴拉克。阿斯旺尼给我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是，他对埃及人独特性的强调甚至于沉醉。它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它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现在却陷入了停滞与衰退。即使他在《芝加哥》中展现的难以融入美国生活的海外埃及人，也是某种埃及中心论的延伸。埃及人不习惯于移民，埃及一直是移民的接受者。是欧亚的连接点，有尼罗河，有苏伊士运河，有细长棉，有石油与天然气，还有8000万勤奋的埃及人。“我们埃及真的不同，从亚历山大到乔治•W•布什，没人能忽略埃及的战略位置。”

在法老的王朝结束后，是阿拉伯人的到来，接着是奥斯曼帝国年代，拿破仑的法国短暂入侵过，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则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革命。走在此刻的开罗，你发现历史像是一个洋葱头，它一层又一层，人们杀戮、谈判、贸易、通婚、生儿育女。在到达开罗之前，我很难想象它曾经被称作“尼罗河旁的巴黎”。

二月二十日，阿斯旺尼出版了他的新书，《论埃及的现状：一个小说家的激烈反省》。发布会是在那家干净、明亮、必须穿过安检门的美国大学书店。

在网络上，我看到了现场的照片，阿斯旺尼神采飞扬。十三个月前，他在诊所里的乐观期待，如今得到了回应。

十八天的抗议，竟让三十年的独裁者下台了。双方的对比如此悬殊，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平民，除去游行、抗议、在网络上传递信息，别无所能，另一方则掌管了军队、警察与财政。这必定也是历史上最幸运的革命之一，它付出的鲜血如此之少。

一年前，我在旅行时碰到的那些青年，应该都出现在了街道与广场上。长久以来，恐惧是这个政权得以维系的关键。一旦人们冲破了这层恐惧，爆发出的力量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震惊。

在将近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小说里，阿斯旺尼借一位青年人之口嘲讽埃及人：他们满口法老的传统、灿烂文明，却在实际生活中“怯懦”、“虚伪”、“懒惰”、“卑鄙”，他们永远是仆从心态，总是对更有权力的人卑躬屈膝。

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吗？“当一个人陷入真爱时，他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他在几天前对一位记者说，“一场革命就是这样。”他相信革命的参与者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变了样，“我们有了尊严，我们不再害怕”。

他用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来形容穆巴拉克在这十八天里的反应。一开始，他拒绝承认现实。接下来他指责抗议者被“敌人操纵”。而后，他用尽卑劣手段保持权力。当这一切都失效后，他逃离了。似乎不是文学描绘生活，而是生活在模仿文学。

人们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还没人去探问逃离的穆巴拉克的隐秘生活，去追问一个曾被寄予厚望的青年领导者，如何堕落到今日的下场。三十多年前，作为萨达特的主要助手，他的高效与低调作风曾赢得中东诸多领导人的信任。但在他下台前，那个精干的空军军官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现代法老，绝对权力腐蚀了他的头脑，禁锢了他的内心。

仅仅是广场上的公众抗议把独裁者驱赶下台吗？很多人在解放广场上的行动中，看到了新的抗争模式。它是非暴力的，它不需要完善的组织，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新媒体提供了新的联结方式……剧烈的变化，令之前的所有设想都没有发生。穆斯林兄弟会没扮演重要角色，让很多自由派期待的巴拉迪，也没成为反对派的领袖，倒是一位Goolge公司的管理者成为意外的英雄。连阿斯旺尼如今都承认，埃及需要年轻一代来领导。

很有可能，随着卡扎菲在利比亚疯狂屠杀的展开，埃及人多少会对穆巴拉克产生某种特别的感情，他是个独裁者，却还不是个疯子。也有可能，他其实一直是个业余的独裁者，他的权力比人们想象的小得多。一些研究者发现，军队才是控制埃及的真正力量。他们小心翼翼地隐身在政权背后。在埃及的自由媒体中，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界限，他们可以批评穆巴拉克政府，却不敢批评军队。军队也善于使用自己的权力，在这次抗议中，他们的中立态度令声望达到了新高峰，被授予了重组政府的新权力。

悲观者们忧虑军队的不放权，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担心埃及再度掉入历史的惯性。它有过漫长的法老统治，而在二十世纪，则饱尝失败革命的苦果。人们曾经对纳塞尔的革命如此迷狂，如今却缅怀革命前的法鲁克国王时代。二零一一年的开罗，又可能是一九七九年的德黑兰吗？推翻了一个腐朽的世俗政权，却迎来了一群原教旨主义者更封闭的统治。

但阿斯旺尼可不相信这种悲观。他用一九七四年的西班牙作比：在漫长的佛朗哥独裁后，一个民主、进步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