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差怎么破:有关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研讨

曾景忠

提要：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大致经历：积极抗战、反共准备投降、反共投降与反共抗战交替变换、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峨眉山观战下山摘桃子几个阶段。评断前后不同，是出于政治需要，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影响巨大。现在抗战史学界出现了修正此说的趋势。史学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能以领导人物的论断为依据。

关键词：毛泽东；国民政府；抗日战争；抗战态度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除了当时直接影响到他对时局的判断和对国共关系的处置外，对于后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有深重影响。中国大陆地区史学界长期奉行“以论带史”的方针，毛泽东的许多论断直接指导着史学研究，影响直到现在。因此，对毛泽东有关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论断的演变进行研讨，无疑具有学术意义。本文试对此题探析，敬祈识者指正。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肯定国民政府积极抗战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和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较高的评价。

“七·七”卢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的文件说：“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氏对于此次事变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军事上亦已调动军队向河北晋绥边境集中增援，并已下令全国准备应战。”[1]23日，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7月17日庐山讲话所宣示的决心应战的态度：“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2]８月２５日，毛泽东写道：“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3]10月，毛泽东写道：“这一次同‘九·一八’不同，它（日本）所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付了极大的代价，遭到了有力的抵抗。”[4]

毛泽东极力称赞蒋介石坚决抗战的态度。他于11月1日说：“我们完全赞成蒋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的演说，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根枪还要再打……”[5]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毛泽东说：“从卢沟桥事变以来……八个月来，陆空两军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骐、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青）、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6]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肯定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态度，而且肯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1937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中说：“自芦（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的领导下，对暴敌已经进行了五个半月的英勇抗战……五个月英勇的抗战，表示出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觉醒，造成了我民族力量空前未有的团结……”[7]1938年7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战一周年给蒋委员长及全国抗战将士电》，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蒋委员长统筹全局，前线将士英勇奋战……当此伟大抗战周年纪念之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暨全国抗战将士致以无限热诚之慰问与无限崇高之敬礼，并向一切死难烈士致以无限之哀悼。”[8]10月，毛泽东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说：“去年七月七日芦（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伟大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

当然，这一阶段，毛泽东也批评国民政府实行“片面抗战”，即“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而未充分发动全体人民抗战；军事上“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10]，“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然而，他说：“我们赞成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保卫祖国而战。”[11]

可见，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基本上是肯定国民政府和军队积极抗战，并且承认蒋介石之领导全国抗战的地位。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转入与敌战略相持阶段之初一段时间。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写道：“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领导之下，在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他分析，“友军（指国民政府军）的协助”是八路军取得成绩的原因之一：“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伟大的成绩。”[12]这反映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初期联合抗日，关系较好。

　　　　　　　　　  毛泽东指斥国民政府“反共即准备投降”

中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不久，毛泽东不仅不承认国民政府积极抗战，而且给予其抗战态度以负面评价，指斥其“反共，即准备投降”。

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欲加限制，双方不时发生冲突。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举国一致声讨。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在反汪运动中指示：“他（汪精卫）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打击汪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直接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13]这种将反共与对日投降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的策略，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亦指示把反共与投降挂起钩来。5月20日，季米特洛夫与任弼时、林彪谈中国党的问题时，对即将于５月末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建议：“主要火力集中对付投降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问题，在中国人民面前要作为投降计划的组成部分来看待。基本问题是巩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联系，依靠群众，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子，这是上策。”[14]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派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15]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关于现在有新的慕尼黑阴谋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的指示，准备进行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国民党压迫的斗争。[16]自此，中共中央即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

1939年2月28日，毛泽东还对国民政府抗战有所肯定。他说：日本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后，“江浙资产阶级主和，国民党也有一些人赞成‘东亚新秩序’，在和、战问题上存在着两面性，但战是主要的”。[17]但三个多月后，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认定：“国民党投降可能与继续抗战是两个可能。”“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民党投降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他甚至说：“国民党投降的可能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18]这与以前肯定国民政府和军队积极抗战和蒋介石领导抗战，提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6月30日，毛泽东说：“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主要的特点。”[19]

毛泽东将国民政府的投降危险看得越来越严重。6月13日他还说：“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介石，使之能够从反汪精卫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20]但到8月，他却说：“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21]他批判国内“主和派即投降派”正在策动投降活动，“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22]谁是暗藏的汪精卫、张精卫、李精卫呢？按照权威的解释，指的就是蒋介石：“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23]毛泽东把“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混同一起。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24]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已经投降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的蒋介石等人则是“暗藏的投降派”。毛泽东说：“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25]他有时又说：“蒋介石投降不是马上的事。”[26]显然，他确实是把蒋介石认定为“暗藏的投降派”的。

1939年冬起，国共武装摩擦加剧。继晋西事变之后，1940年初又发生河北磨擦武装冲突。中共中央文件指示说：“反摩擦就是反对反共派投降派的斗争”，“只有发展力量，给摩擦者以反打击”，才能“克服投降危险”。[27]文件称反共摩擦者为“汉奸”。[28]而反摩擦的战术，“就是攻势防御，而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29]。这是在指导，可以主动进攻国民政府军。

中共在“反摩擦”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左的错误。1940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说：“一年多以来，在反摩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错误。例如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未能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把国民党看成都是顽固派，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以及杀戮被捕的顽固分子，杀戮侦探等等。”[30]1940年5月后，中共开始提出纠正这种左倾错误。有迹象表明，这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关。[31]194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提出：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32]7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求“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33]

               “反共、投降”与“反共、抗日”两种提法交替变换

1940年5月底起，虽然中共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但自从在与国民党斗争中运用了“反共即投降”的逻辑后，“投降”与反共即成为毛泽东分析国共关系时习惯的伴用语。不过，他对国民党蒋介石时而指斥其反共、“投降”，时而又承认其既抗日，也反共，出现了随时变换这些词语的编组情况。毛泽东并不时强调国民党的“投降”危机。

1940年5月29日，毛泽东分析：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大多数也是中间派。[34]7月5日，他发表的文章中又说：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35]次日（6日），他分析，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是中间势力，要“争取国民党主体（即蒋介石）延长合作时间，而孤立与驱逐一切投降派”。这里，他不将蒋介石看作“暗藏的投降派”了。既然国民党主体（即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大多数，特别是蒋介石的中央军都不是投降派，那么，怎么理解“投降危险空前地加重”了呢？

类似这样矛盾的判断和分析，不断在他的讲话和文章、电文中重复出现。请看他的各种说法：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1940年8月6日）[36]“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10月29日）[37]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命令新四军、八路军限期移至黄河以北的“皓电”发出后，毛泽东分析：“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11月2日）[38]“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11月3日）[39]“蒋介石准备投降，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掩护投降的烟幕弹。”“反对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11月3日）[40]不到十天，毛泽东又开始改变判断了：“彼方（指国民党）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的决心，我方反投降反内战的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性。”（11月12日）[41]“蒋介石要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两面战争，既要抗日，又要反共。”（11月27日）[42]“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11月30日）[43]“蒋介石在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12月23日）[44]

对于复杂变化着的时局作判断，人们很难做到完全准确，也难免前后发生矛盾，但是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态度，是抗战，还是投降（包括准备投降），应有基本的估计。可是毛泽东时而说他既反共，又抗战，时而说他反共，即投降（或准备投降，或直接投降）。

1940年初华北国共摩擦高潮告一段落后，国共摩擦中心转移到华中。新四军在华中猛烈发展，华中国共摩擦加剧。1940年10月发生黄桥战役。国民政府发出皓电，令中共军队限期移至黄河以北。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几近破裂。毛泽东一度准备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报复，苏联方面明确反对，共产国际劝导中共与国民党联合抗日。[45]除了共产国际的劝导外，国际形势对国共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影响。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明朗。再过半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日军的进攻和封锁，中国抗战面临更大困难。国共关系有所缓和。于是，毛泽东对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又有所肯定。

    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分析：“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性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46]

5月26日，毛泽东与朱德致电卫立煌，表示：“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47]8月，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介石）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重要。[48]

当然，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的评价是有保留的。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分别指示廖承志和周恩来，对外国人和党外人士谈话时，作这样的表示：“武汉失守后，主要抗战的是我党，国民党打得很少。”（对美国援华委员会委员鲁斯说）“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本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对苏联驻华武官兼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和党外人士说）[49]

6月7日，毛泽东说：现在国民党的方针，也不是大打（指抗日）。[50]9月9日，毛又说：“敌攻湘北，又犯河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当时正当第二次长沙会战）[51]10月11日，毛在一电中说：“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52]11月21日，毛泽东说：“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53]

1942年夏，毛泽东表示愿见蒋介石面谈国共关系，后来派林彪到重庆与蒋谈判（1942年9月-1943年6月）。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曾说：“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关系）好转，直到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10月19日毛说：“从去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54]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党内说：“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国民党政府可能迁都成都，还不会投降。”[55]6月16日，毛说：“两年来我党采取‘和国’方针，不刺激国民党，也没有在报纸上反对国民党。”[56]确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再未提蒋介石国民党“投降”二字。是年7月中共发表的公开宣言中，则更加强调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很重要：“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但他又批评说：“而在过去数年中，（国民政府）对于敌后战场上的绝对大多数抗战军民，是没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战场作战的积极性也是很不够的。”“应该加强团结。”[57]

           毛泽东批判国民政府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消极抗战、不抗战

然而，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告解散。7月6日，国民政府统治区出现要求“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的新闻报道。蒋介石做进攻中共陕甘宁边区的准备。国共关系复呈紧张。毛泽东又开始批评国民政府不抗战了。

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中，指斥国民政府军队“拿背对着日本人”，“丢下河（黄河）防不管，让它大段空着”，“将大门敞开”。[58]不过，毛泽东偶尔也承认国民党还在抗战。8月30日，他在党内会议上分析：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59]

10月5日，毛泽东分析：国民政府主张盟国“先亚后欧”，是为了“叫英美不要在欧洲闹什么第二第三战场，而把全力搬到东方，先把日本打垮，再把中国共产党打垮”。而盟国在欧洲的战况好转，国民党政府“以为欧洲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气力地搬回南京”。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军队“名曰三百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作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无不如此”。他说，国民党“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60]毛泽东说国民党政府等英美“替他们打日本”，国民党“由抗战而改为观战”，这岂非将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抗战作为一笔否定了？

1944年4月，毛泽东全面总结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自从武汉失守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进而，他论述，中国抗日战争依靠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才得以支持： “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61]

1944年春，日军发动向河南的进攻。4月12日，毛泽东分析：“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他称，“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62]毛泽东这里咬定，国民政府自武汉失守后五年半时间中，对抗日战争是“袖手旁观”。

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0年。这一阶段的头两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国民党，国民党也比较有朝气，国共关系也比较好。”“第二阶段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日本对国民党差不多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则日趋反动，对日本的进攻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发动进攻则是积极的。”[63]毛泽东这里又说，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失守后至1940年，还是“比较有朝气”（还积极抗日吧？），1941年至1942年才“对日本的进攻采取消极的态度”。这与四十天前他所讲的，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对抗日就开始“袖手旁观”，不大吻合吧。

1944年4月起，日本发起的“一号作战”，进攻河南、湖南和广西。毛泽东这样评价国民政府军的作战：“国民党的三个主力之一的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胡宗南有两个师在河南也只剩下一个团。……战斗力完全瓦解，一击即溃。”[64]毛泽东分析：“敌情起了变化，四月十八日以后，过去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改变为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可是我们的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却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65]国民政府“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河南、湖南作战中，绝大多数均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四十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四个师团，蒋军近四十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66]“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67]“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68]12月25日，毛泽东说：“蒋介石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进攻，国民党崩溃甚至投降是可能发生的。”[69]

                    毛泽东最后全盘否定国民政府抗战

经过抗日战争时期七八个年头的消耗，国民政府的统治遭到重创。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武装和根据地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是豫湘桂战役后，国共双方的力量和威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1944年12月25日，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一份中共中央指示说：“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力量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70]在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中，中共提出的条件逐步提高，已从过去要求对方承认自己的武装5个军，16个师，至全部承认47万武装，进一步要求改组政府和统帅部，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中共“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即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已经将国民党与日本并列为敌人：“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71]

既然国民党与日本都是敌人，还有必要承认它在抗日吗？于是，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几乎全盘否定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抗日。1945年4月24日，他说：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战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抗战比较努力，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72]“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他说：“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移到了解放区战场。”“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毛泽东还分析说：国民政府中央系军队的武器比地方系军队要好得多，“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73]毛泽东至此否定了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还在继续抗战，说它“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又说到中央军的战斗力反不如地方军，甚至说国民党在某些方面“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

他对1932年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中国民政府的作用也是完全否定的。他说：对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74]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国共两党为争夺收复沦陷区国土展开斗争。毛泽东索性根本否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有任何贡献。他说：“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八年来……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75]毛泽东还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76]

毛泽东在一篇评论中说：“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77]他在代朱德总司令所拟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则指责：“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78]

毛泽东在另一篇评论中写道：“他（蒋介石）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落魄地拔腿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79]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变化出于政治需要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大致经历积极抗战，“反共即准备投降”，“反共、投降”和“反共、抗战”交替变换，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和“峨眉山上观战”、“下山摘桃子”几个阶段。

毛泽东所谓的“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说法，除了将国内国共两党的冲突与中日两国间的战降简单地联系并等同起来，在逻辑上似难成立外，也与当时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以1939年言，国民政府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进行了几次会战；同时，国共磨擦也逐步加剧，是年冬发生了“晋西事变”和俗称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然而，恰在这时，国民政府军还发起了主动进攻日军的1939年冬季攻势。可见，国民党政府虽然反共，但并未准备投降，并且是积极抗日的。毛泽东指责国民党“反共即准备投降”，显然出于与国民党政治斗争需要而创造出来，因为在一场民族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全民族爱国主义情绪高涨，若是投降民族敌人，那是会受全民族痛恨的。指斥政敌投降（或准备投降）敌人，那是政治斗争中最有力的利器。因此，只要国共关系紧张，毛泽东就发出国民党“反共即投降”的指责。同时，它又像一个魔幻般的法宝，随时可以变换，所以才发生一会儿说国民党政府“反共即投降”，一会儿又说国民党政府既反共，又抗日，这种像玩把戏的情况。

至于毛泽东指斥蒋介石抗战八年中“躲在峨眉山上观战”，“坐山观虎斗”，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等说法，完全否认国民政府有任何抗战功绩，甚至说它“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共为与国民党政府争夺抗战胜利果实，而抨击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手法，这也是无需分析，一眼就能看清的。

而毛泽东指责国民党政府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说法，影响甚广，传留至今。这个说法中有些内容似能找到根据，因为：国共两党间确实发生过武装摩擦。不过，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武装摩擦（毛所称国民党政府反共），情况相当复杂，这里不予讨论。此处需要研讨的是，国民党政府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果真“消极抗日”了没有？

抗战史学界经过多年的研究，逐步弄清：国民政府不仅发动了全国性抗战，也不仅在抗日战争初期积极抗战，就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仍继续坚持抗战。国民政府军队一面整顿训练，一面在正面战线继续抗击日军的进攻。自１９３９年初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历经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诸役，除南昌、宜昌失守，中条山抗战基地丧失外，中国军队每役均击退日军的进攻，大致恢复战役前的阵势。中国军队各战区还于１９３９年冬季发动对日军大规模的攻势。国民政府一部分军队留在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不过，中国军队战力仍然弱于日军，尚不能转入反攻。中国独力抗战，艰苦支撑四年多，等待着有利的国际形势来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融为一体，中国与美、英、苏结盟，共同对日作战。中国抗日战争从此摆脱了孤军对日作战的境地。但由于美、英实行“先欧后亚”方针，未能大力援华作战，中国的对日作战仍很艰难。加以日本进攻缅甸和滇西，中国不得不抽调精锐之师至滇缅战场作战，中国除原先东线战场作战外，又增加了西南战线对日作战。中国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战争日久，兵疲民困，财政竭蹶。在国家精华地区沿海和中部陷敌，日本不断进攻和到处封锁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坚持八年抗战，艰辛备尝，顽强苦撑，殊属非易。抗日战争后期，敌强我弱的总态势尚未改观，中国军队的装备和战力仍比日军差，但依靠英勇顽强的拼斗，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鄂西、常德诸役中基本上击退了日军攻势，大致恢复战役前的态势。至1944年，日军投入远比参加武汉会战更多的兵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对平汉路南段，粤汉路中段，湘桂路和桂黔路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虽英勇抗击，但仍丧失了豫湘桂地区的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对以前通称的“豫湘桂大溃败”，也要具体分析，河南战役，湘桂战役，国民政府军队的广大官兵作战，还是比较积极的。中国战场出现了黎明前的黑暗。[80]特别是衡阳保卫战，方先觉第十军坚守孤城47昼夜，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同年，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国民政府军1945年还进行过豫西鄂北、湘西两次抗日会战，准备全面反攻，并开始收复了部分失地。

我们不能单纯从战绩来判断国民政府抗战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一场战争或战役的胜负命运取决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与外敌作战时，战争胜负除与本国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的状况相关外，还与国际环境有关。军队的战况和战绩，间接取决于非军事因素，直接取决于军事因素，诸如战略指导、战役指挥、战术运用，军队的素质、训练、装备、士气及军政、军民、官兵关系等。中国抗日战争艰苦而持久，战争过程中暴露出国民政府政治军事各方面存在许多弱点和弊端，国民政府军队中存在若干缺陷和弊病。战争过程中出现多次丧师失地的情况，但不能简单归结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

对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是否消极抗战，战争的对手日方的反应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日本大本营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81]1939年9月4日，日本新首相阿部判断：蒋介石知日军攻势力量已成强弩之末，判断今后将开始对日正式作战，因而转向攻势，企图一面稳步准备，同时以小部出击及扰乱后方，消耗日军战力。即由避战转向寻求总反攻的时机，以期扭转战局。[82]日本战史记载：自1941年春以来，重庆政权抗日意志高昂，不容轻视。[83]

1942年5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田中第一部长记载：对重庆施策：一，试图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摧毁重庆继续战斗的意志，其结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重庆坚决抗战的意志并未动摇，今已明显。[84]6月1日，第一、第二两部就重庆问题商谈。中国情报课长铃木卓尔大佐：即使武力进攻重庆、昆明，对华战争也不会迅速解决。……即使武力攻占重庆，也不会立即解决问题。……在政治上，中国基于最后胜利在反轴心国方面的信念，依靠英美及本国地广人多，即使重庆被攻占，蒋介石的抗战意志也不会改变，甚至即使和战两派对立，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能否屈服，也成问题。[85]11月2日、4日、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对世界形势的判断认为：重庆之抗战力量虽逐步下降，但相信美英之最后胜利，仍不放弃其继续抗战的意志。[86]

1943年6月7日日本大本营第二课研究对中国方面作战方案，对华积极作战意见纷纭，说明大本营对于对华作战的苦恼。[87]1944年8月9日，湘桂战役期间，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判断世界形势认为：“重庆将竭力抗战，并力图维持华南方面航空基地，阻止我进攻内地；同时，继续顽强实施打通印中路线之作战。以后随同战力恢复与加强，将实行反攻。”[88]

中国抗战对手日本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认知，由其作战真实感受而得，对于我们的研究极富参考价值。

总之，指责国民政府“反共即投降”，“消极抗战”和“观战”，“下山摘桃子”等，并不符合事实。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对于国民政府抗战态度，做出这样一些评断，并且变化多端呢？显然，那是出于政治需要。毛泽东对于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随着国共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国共关系较好或者和缓时，就承认国民政府是抗战的；国共关系对立、紧张时，就指责国民政府准备投降，消极抗战，不抗战。同时，毛泽东对于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也随着国共力量的对比而变化：中共力量弱时，肯定国民党积极抗日，甚至可以承认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日；中共力量发展壮大，以至可以与国民党相颉颃时，乃对国民政府的抗日态度进行负面评价和指责（投降，消极抗战，以至全盘否定）。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对于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论是因时而异的。他在中共“七大”前夕对《论联合政府》一文作说明时说：“对国民党抗战成绩我没有多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随时）而异的。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的独立性更强了，但对蒋介石仍留有余地。”[89]后来，他又对自己前后的说法不一致进行解释：“抗战初期，我们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个话错了没有呢？我说没有错。因为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中国当时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是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于不讲了，改为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把他那个政府改组一下。……国共两党谈判还有没有希望？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是要打倒蒋介石。”[90]

                   毛泽东有关国民政府消极抗战论断的巨大影响

毛泽东对于国民政府抗日态度的消极评价，特别是关于国民政府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论断，对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

1949年后，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和胡乔木按照毛泽东的论断撰写的一本权威著作，支配了中共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体系。

1951年，胡乔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在论及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时说：国民党政府“在战争初期也曾表现了他的某种程度的积极性，并希望能够速胜”。但是，“他们的军队则在抗战中大部被击溃，并受到很大的损失……从此以后，他就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避战观战，保存力量，聚集力量，以待其他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后，坐收渔人之利，然后以保存和聚集起来的力量，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力量。这就是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和政策。”[91]这简要概括了毛泽东的有关论断。

一本中国革命史教材分析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时写道：“（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国民党的军队虽有较大的数量，却因为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的反人民路线的指导下，不能起其应有的作用，致使正面战场在日寇的进攻下造成第一次的大溃败，从平、津、上海，一直退到武汉。”“相持阶段，人民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六分之五，所以解放区的战场，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主要战场，解放区军队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主力，而所谓相持阶段，实际上是解放区战场与敌寇的相持。” “国民党反动派在相持阶段中，采取了消极观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七年中，仅仅担负抵挡六分之一、而且是停止不进的敌人，还在一九四四年敌人稍一发动较大进攻下，就形成了第二次大溃退——从豫湘桂，一直退到贵州的独山。国民党反动派在此七年中的主要工作，是每两年发动一次反共高潮，前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一九四三），以作为与敌人勾搭准备投降的步骤；同时指使其大批将领率军队投敌，以伪军名义，配合日寇在解放区实行惨无人道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自己则缩在四川峨眉山上，观望风色，待机取利。”[92]

196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以林彪署名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为抗日战争定义：“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93]此文根本一字不提国民政府抗战。而当年《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中，只有一笔提到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抗战，但也是一笔否定：“抗战初起……害着‘恐日病’ 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怕得要死。蒋介石到处散布‘亡国论’……在日本侵略进攻面前，精神上完全解除了武装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丧师失地，一溃千里。”[94]

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自武汉撤退之后，国民党战场上便没有发生严重的战争。而当日军为了辅助诱降稍有进攻时，国民党军队仍继续丢城失地，溃不成军。”“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蒋介石对抗战更加动摇了。”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从此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面目更加暴露”“正当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日本大举反攻时，蒋介石国民党在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全力帮助之下，从峨眉山猛扑下来疯狂地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95]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刘大年曾经在一本著作中写道：“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的。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才是中国抗日的主力，而国民党则是一贯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后来更成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这是铁一般的重要历史事实。”[96]“蒋介石这个大流氓，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就已经把抗日重担推卸在中国人民军队身上，实行了保存自己武装力量，向日本与美国两方面讨价还价的政策：对日本是讨论投降的时机和条件，对美国则是用‘不支持，就拆伙’的流氓手段，索取大量军火和金钱，准备用来反对人民革命力量。”[97]但40年后，刘大年于1991年在一篇论文中说：“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退出抗日阵线是他（指蒋介石）的阶级利益所不许可的。他主观上希望抗日、反共两个第一，然而实际行动上办不到。结果他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98]作为几十年专门研究日本侵华史和抗日战争史的学者，张振鹍先生对刘大年观点的变化大为惊异。他回忆说：“我在会场里静听，当听到这一段话时，吓了一大跳…… 从来人们引用毛泽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八个字，都是说蒋介石不再抗日或不抗日，刘大年本人也是这样讲的。……现在他把‘消极抗日’解释为‘也还是抗日’，而且是‘抗日第一’，真是石破天惊。”[99]张先生产生这样强烈的惊异感受，正好说明了毛泽东评价国民政府抗日战争中“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论断，在大陆史学界有着多么深重的影响！

      史学界对毛泽东批判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说的修正趋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开始改变以往过左的观点，逐步走向实事求是。大量史料的公布挖掘，推进了研究的进展，对于国民政府抗日态度的评价，也逐步趋向客观真实。

上述1991年刘大年有关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观点，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巨大的变化，或可视为大陆史学界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学术观点变化的一个典型。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一文中提出，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据张振鹍先生介绍说，胡绳看此文时，对此观点作批语：“有深意存焉”。[100]这表明，老一代革命史学工作者已经对客观评价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勇敢迈步。

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分成三卷，单从书名即可看出，与“文革”前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观点也有明显变化。这三卷的书名是：“全民抗战，气壮山河”、“坚持抗战，苦撑待变”和“同盟作战，赢得胜利”。[101]这实际上是要肯定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十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蓬勃深入开展，学术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既往有些观点有所突破。史学界对毛泽东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尤其是关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论断，出现了修正趋势。这具体表现于以下几种情况。

1，基本上维护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但对其继续抗战略作补充。

一些中共党史著作基本上维护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观点，但对其继续抗战略作补充。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道：“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一直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他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这期间，国民党军对日军……也进行了抵抗，并组织中国远征军进军缅甸，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国作战。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可以依靠英美力量来进行抗日战争，因而继续加紧反共摩擦。”[10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至1942年…… 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进行抵抗，有些战役还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有些战役……遭到了很大损失。”“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抗战的总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等待胜利。特别是美、英等国参战后，以为只要依赖美、英盟军的作战，国民党军队不必做多少努力，就可以坐享抗日的成功。因此，在正面战场上极少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国民党竭力争取盟国的经济、军事援助，主要不是用来准备对日反攻，而是用来扩充实力，以对付共产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方面对日军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把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英、苏等国际力量，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力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准备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以求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103]

2，基本上维护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但承认并大量增加其继续抗战的史实的叙述。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既承认进入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有积极抗战一面，又说它“消极抗战”，甚至说它“上山”“观战”：国民政府“调整后的策略既有整顿内部、抵制日本分化中国阴谋，培植力量以继续持久抗战的积极方面，又有限共、溶共，打击国内进步力量等不利于团结抗战的消极方面”。“1943年，在国际形势日益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仍然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既抗日，又反共和‘上山’、观战政策。”[104]不过，该书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期和后期各次大的战役，包括跨国的缅甸战场作战。

3，修补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

前引刘大年一篇论文中所说：“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退出抗日阵线是他（指蒋介石）的阶级利益所不许可的。他主观上希望抗日、反共两个第一，然而实际行动上办不到。结果他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105]

“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说，比起“一贯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成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保存自己武装力量”，以及不抗日、避战、观战、摘桃子等观点，显然是极大的进步，然而，既然“抗日第一，反共第二”，那么，还能称“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吗？可见，对“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进行修补是困难的。

4，表面上沿袭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但实质上肯定其继续坚持抗战。

有的抗日战争史著作谨慎地继续承认，国民政府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消极抗战”，但竭力说明国民政府军的广大官兵英勇、艰苦作战，似在表示，国民政府军抗战还是积极的（并非“消极抗战”）：“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虽然时有动摇，并坚持反共政策，但是……国共两党的合作没有破裂，团结抗日的局面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力量，始终留在抗日阵营，坚持抗战。”“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整个中国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着主战场的作用。只是后来国民党主要当权者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政策，因而使正面战场的作用受到严重影响。但是，从整个抗日战争看，广大官兵是爱国的，作战也是英勇的，并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就是在战略相持阶段进行的南昌、随枣、枣宜、长沙、上高、常德等战役，战斗亦十分激烈，牺牲也是惨重的。1944年反抗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长衡、桂柳作战，表现了国民党主要当权者的消极避战思想，……但是大批爱国军队艰苦作战，表现了强烈的抗敌御侮精神。”书中并说：“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多数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入抗战。”[106]

过去将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为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一个标志，但现在有的著作作新的解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的主要方针，仍是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在提高抗战信心、打击悲观情绪以及企图使国民党本身进步、发展与强化等方面，作了相当的努力。”此书接着写道：“从1938年底到1941年秋的近三年里，……中国当时还是单独对日作战，处于最困难时期……中国对日军的沿海封锁和空中攻势，虽还击乏力，军事设施经济活动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但其持久抗战的潜力正日益发挥，其战略政略上的优势正日益显露，终于熬过难关，迎来了与盟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大好局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经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而且中国国际地位也得到空前的提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抗战决心和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107]此书论述的，虽然并非专指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但至少包括了，或主要地正是指的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

5，避开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肯定其始终坚持抗战。

有的论者，尽管没有明确对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观点提出异议，但具体论述中，已经作出了与之相异的论断。如在全面评析国民党政府军担负的正面战场作战时指出：“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进攻。在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共进行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31次。其中大部分为防御作战，一部分为反击战。正面作战虽然从华北、华东一直撤退到华南和西南，后撤几千公里，失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但这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所估计到了的……，达到了分散敌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等战略目标。”[108]

从上述可知，毛泽东关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论断，至今仍在影响着抗日战争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不过，澄清“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论点，是正确评价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现在史学界已出现了对此论断的修正趋势。

                        结束语

国民政府领导国民革命军坚持艰苦卓绝的八年年抗战。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必须根据史料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论断，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他不是在做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与政治斗争有根本的区别。以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为例，研究历史，必须从史实出发，而不能以领袖人物的论断为依据。领袖人物的论断正确与否，也必须经受历史事实的检验。广义而言，对毛泽东所有论断，我们都应当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

文末，这里想提起一点情况。1995年，刘大年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所写的总序中写道：“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是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个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109]据张振鹍先生介绍，此序文写成后，一个领导机关及其上一级机关要求将其中有关蒋介石、国民党的话删掉，因刘大年的坚持，那个领导机关最后提出有条件地同意保留原话，条件就是在文中必须加上“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样的话。[110]这既反映了史学界抗日战争观念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要改变既成的观点，会遇到障碍，而这种障碍不只是可能来自学术界本身，而且来自学术界以外政治的干预。这种政治干预之存在，又容易诱发对学术界观念更新的障碍。这是值得注意的。对于这种对学术观点进行政治干预的情况，人们往往习以为常了。实际上，这涉及政治侵犯学术自由的问题，学术界同仁应当勇于抵制，以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当然，关键的是要提供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像刘大年这样老一辈的革命史学工作者，过去遵循毛泽东的论断评价历史，在经过深入研究逐步弄清历史真相后，又尽量圆合毛泽东论断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而某些居于权力岗位而对学术并无研究者，却随意裁断学术是非，对于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尚且如此，对于一般研究者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

（本文引用了张振鹍先生介绍刘大年对蒋介石抗战态度评价前后发生变化的资料，对张先生表示谢意。）

2010年4月8日，8月18日改定

[1]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册，第291-292页。

[2]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16页。

[3]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3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24页。

[4] 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卷，第48页。

[5] 毛泽东：《目前的时局和方针》，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63页。毛所云蒋氏10月9日演说，疑指蒋氏10月10日书告，其中云：“我个人既受中央的讬付和国民的期望，必定始终追随全国同胞，领导全体将士，矢忠矢勇，虽仅余一兵一卒，亦必奋斗到底。”见蒋氏《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同胞书》，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4年，卷三十，第246页。

[6]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13页。毛泽东这里列出的抗战初期牺牲的烈士中，只有陈锦秀、潘占魁为中共八路军的团营级军官，其他都是国民政府军队的军官，多为旅长、师长乃至军长。

[7]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10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33页。

[9]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60页。

[10]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7页。

[11]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57页。

[12] 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39页、第140页。

[13] 《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2册，第4页。

[14]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华谱编译，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5]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反汪运动给南方局的指示》，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2册，第76页。

[16] 《张闻天年谱》，张培森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上卷，第610页。

[17]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卷，第113页。

[18]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11页，第209页，第196页。

[19] 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6页。

[2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27页。

[21] 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1939年8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41页。

[22] 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5页。

[23] 《毛泽东选集》中《反对投降活动》一文的注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8页注4。

[24] 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1939年8月1日；《关于国际新局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41页，第547页。

[25]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50页。

[26]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56页。

[27] 《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2册，第239页。

[28] 《中央关于武装自卫反顽进攻的指示》，194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2册，第255页。

[29] 《 央关于反摩擦斗争中应采取攻势防御战术的指示》，1940年3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2册，第322－333页。

[30]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2册，第422-423页。

[31] 1940年初，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前，共产国际曾指示：“承认在继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上国民政府及其首脑蒋介石之威权……中国共产党用一切力量以求得在为民族解放共同事业的斗争中和国民党军队建立起兄弟的关系。”“共产党不仅要保持边区和八路军利益，而且要保持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共产国际执委会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的决议》，1940年2月，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2册，第642－643页。）这隐含指出中共党内存在某种左的倾向。周恩来于3月下旬回到延安后，3月底－5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周恩来年谱》，第464页；《周恩来传》（1898－1949），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67页。）现在我们没有见到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这一个半月中中共中央会议内容的披露，但从迹象看，内容似为纠正左倾错误。5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华北八路军“反摩擦”情况的报告，决定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派要争取和分化，不能把中间派当顽固派打，要反对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任弼时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1940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还批评中共的工作和政策中左的倾向：蒋介石没有下作贝当的决心……无论是对蒋介石，还是对国民党，投降和分裂危险都被夸大了。（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１８页。）

[32]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92页。

[33]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2册，第422页。

[34]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91页。

[35]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96页。

[36]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02页。

[3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16页。

[3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18页。

[3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19页。

[4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20页。

[4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23页。

[42]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29页。

[4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31页。

[44]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43页。

[45] 毛泽东曾要求苏联立即“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接济我们”，特别是“援助我们夺取兰州”，接通苏联。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继续利用日蒋矛盾，将火力打击中国亲日派，不要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毛泽东关于询崔可夫公开援助致周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109页，第108页；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1941年6月初，季米特洛夫致电毛：“尽管你们有困难，你们也务必坚决采取各种积极行动来反击日本人的进攻。这关系到中国人民的民族战争以后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共产党和军队的未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引自《俄罗斯书刊中披露的与中共有关的档案资料》，《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85页）1941年7月20日，季氏根据来自重庆的关于国共军队发生新的冲突的情报，紧急电询毛泽东，这些情报有何根据，以及在同国民政府的相互关系中，采取了哪些措施。（《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79-80页）

[46] 毛泽东：《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３２９页。

[47]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01页。

[48]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04页。

[4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96页。

[5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04页。

[5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26页。

[52]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31页。

[53]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5页。

[54]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03页，第408页。

[55]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9页。

[56]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46页。

[57]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1943年7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1页，第42页。

[58] 毛泽东：《质问国民党》，1943年7月12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9页。

[5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68页

[60]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70页，第872页，第875页。

[61]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895-896页。

[62]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98页，第899页。此文中说：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毛泽东选集》该文后注：豫中战役于3月开始。但一般记载：豫中会战开始于4月17日。

[63]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39-140页。

[64]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37页。

[65] 毛泽东：《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194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74页。

[66] 毛泽东：《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1944年7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95页。

[67] 毛泽东：《坚持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09页。

[68] 毛泽东：《同赫尔利的谈话》，1944年11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21页。

[69]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8页。

[70]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8-569页。

[7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95页。

[7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4页，第943页。

[7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44页，第949页。

[7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5-936页。

[75]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2-1023页。

[76]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6-1027页。

[77] 毛泽东：《蒋介石在挑动内战》，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37页。

[78]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8月16日的电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41页。

[79] 毛泽东：《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47页。

[80] 近年，一些论者对豫湘桂之战有新的评价，如认为：该战对日本来说当然是一次胜利，却是一次得不偿失的“皮洛士胜利”，中国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日本的战略意图并未完全实现，日本胜仗的代价却是总崩溃的加速。中国有力地支援、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中国已处于反攻的前夜，它是中国正面战场从战役失败到战略反攻的转折。见黄爱军《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若干创新观点综述》（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3期）一文中，介绍姜良芹、余安平、徐江虹等人的观点，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9年第12期，第150页。

[81]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编：《大本营陆军部》中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上，第458页。

[82]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495页。

[8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630页。

[8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368页。

[8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375页。

[8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606页。

[8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792页。

[8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323页。

[89]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73页。

[9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13-414页。

[91]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38页，第39页。

[92]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原版，1955年版，第265页，第266页。

[93]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1965年，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2页。

[94]《胜在政治，胜在毛泽东思想》，《解放日报》社论，1965年9月1日，引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第123页。

[95] 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三卷，第133页，第182页，第319页，第372-373页。

[96]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1951年版第160页；1954年版第171页。

[97]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1951年版第158页；1954年版第168页。

[98]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一期。

[99] 张振鹍：《刘大年与抗日战争研究》，在刘大年追思会上的发言，2010年2月4日。

[100] 张振鹍：《刘大年与抗日战争研究》，在刘大年追思会上的发言，2010年2月4日。

[101]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李良志、王树荫、秦英君主编《全民抗战，气壮山河》，李隆基、王玉祥主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和李良志、李隆基主编《同盟作战，赢得胜利》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99页，第211页，第222页。

[10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671页，第672页，第726-737页，第803页。

[10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中卷，第423页，下卷，第456页。

[105]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一期。

[106]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第13—14页。

[107]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下册，第910页，第1065页，第1082页。

[108] 阮家新：《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再研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1995年，第103页。

[109] 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总序，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2页。

[110] 张振鹍：《刘大年与抗日战争研究》，在刘大年追思会上的发言，2010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