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新的农民形象

　　一
不该“淡化”的农民群象
　　从上世纪90年代直至新世纪的今天，乡村小说始终以执著、沉重的步子探索前行。都市小说虽然灿烂依旧，而乡村小说不仅没有像有人预言的那样走向“终结”，反而显得愈加顽强和富有底气了。我们在缓缓展开的“乡村画卷”中，看到了乡村社会的艰难和困境，城市现代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温柔“殖民”，千千万万农民工在城乡间的疲惫奔波……
看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对峙、冲突和交融，一个家族、一个村落上溯几十年上百年的民情风俗和历史变迁……
看到了作家在他们的笔下所寄寓的思想批判、文化反思、情感矛盾以及在乡村叙事方式方法上的种种努力……
但在徜徉、沉醉之余，我们忽然发现，在这幅斑驳陆离的乡村图画中，作为乡村和土地的主人、主体——农民形象，却似乎被淡化了、虚写了、缩小了。这个在80年代还生龙活虎的人物群体，如今在新的现实环境中处于被支配、剥削、扭曲的状态；他们的性格心理似乎比过去更加复杂矛盾，但凸现出来的大都是生存欲望和传统性格，剧烈的乡村变革激发出来的时代精神性格却很难看到。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写了那么多农民形象，要不灰头土脑、要不似曾相识，那种原创性的、丰满坚实的称得上“典型”的农民形象却少而又少。农民群体，在小说中也成了文学的“弱势人群”。
　　人物形象在文学创作中的淡化乃至“隐退”，绝不是乡村小说的独家现象，都市小说、女性文学、成长小说等等，都相似相仿，普遍存在，只不过在乡村小说中更惹人注目罢了。淡化人物形象，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文学的根源。8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文化和文学蜂拥而入，其中对“人”的无情解构，直接动摇了人的主体地位，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人物观”和对人物的塑造。当时有作家就倡导“三无小说”，“无主题、无情节、无人物”中的核心就是“去人物”。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处境更给作家一种暗示和启迪，随着商品化、市场化形成的滚滚洪流，人被“物化”、命运难卜，特别是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到处碰壁、利益受损的严酷现实，使作家再难以去刻画“大写的人”、“大写的农民”了。此外，现实主义“典型观”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创新，反而遭受了种种诟病，使作家逐渐扬弃了这一经典创作传统，也是导致人物形象淡化的重要原因。
　　新世纪以来的短短数年，乡村小说收获颇丰，众多实力派作家拿出了他们的长篇小说力作。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这些作品多数写的是历史的乡村生活，写的是传统的农民，在人物塑造上还没有出现那种独特的、强有力的农民形象。贾平凹《秦腔》中的重要人物夏风、引生，有评论家称他们是“一种文化符号”式的人物。毕飞宇《平原》里的主角端方，被认为“缺乏充足的现代意识，端方甚至没有超越高加林的思想高度”。（见雷达：《2005年中国小说一瞥》，《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余华《兄弟》（上）中的宋凡平是一个过分“理想化”的人物。刘醒龙《圣天门口》里的亢九枫，铁凝《笨花》中的向喜，莫言《生死疲劳》里的洪泰岳等，虽然作家倾注了很多心血，但很难说已经超越了既往乡村小说中的那些兀然屹立的农民形象。
　　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虽然塑造的多是现实生活中的农民，但却似乎显得更单薄、软弱，鲜有新意。我们且以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来说明这种现象。如毕飞宇《玉米》里的农村姑娘玉米，她在强权面前的反抗与妥协，令人感叹唏嘘，但却看不到一点生活的、人性的亮光。如夏天敏《好大一对羊》中的德山老汉，他的依附意识、愚忠性格，几乎是封建时代“闰土”的后代。如陈应松《松鸭为什么鸣叫》里的憨厚农民伯纬，他对人与自然、人与现代化等问题的感悟，完全是小农经济式的狭隘观念。如魏微《大老郑的女人》中那位章姓乡下女人，她在城里选择的“半良半娼”式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人格、人性的可怕扭曲。如王祥夫《上边》里那两位年老夫妇对养子的一片亲情，虽然感人肺腑，但它毕竟是一种正在消逝的乡村人伦，作者吟唱的也是一首无奈的挽歌。我坚定地认为，这些作品都是优秀之作，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也决不能要求每一篇（部）作品，都塑造出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来。但如果乡村小说过多地拘泥在农民贫困无奈的生存状态描述上，停滞在农民传统文化性格的开掘上；人物成为故事情节牵着鼻子走的木偶人，成为作家理性思索的“符号”或“象征”。那么这种普遍的淡化人物倾向，就值得我们警觉和反思了，在这种倾向的支配下也很难产生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来。
　　乡村小说从“五四”到现在，已创造了一个多姿多态、绵延不绝的人物画廊，阿Q、闰土、老通宝、翠翠、李有才、二诸葛、梁生宝、梁三老汉，以至新时期的陈奂生、冯幺爸、李铜钟、许茂、隋抱朴等等。90年代之后，也出现了白嘉轩（《白鹿原》）、呼天成（《羊的门》）等一些成功的人物形象。但总体上看农民形象的塑造处于一种被忽视、被淡化的状态。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学，期待着乡村小说作家，为壮观的人物画廊续写更多的新的农民形象。
　　
　　二 塑造“新的农民”是否可能
　　一时代的文学，要出现称得起“典型”的人物形象，需要有两个起码的条件。一是现实生活中新人物的孕育和生长，二是作家新的“人物观”的确立和在生活中的发现。回想一下如前所列的那些不朽的农民形象，无不是在二者的遇合中经过作家的艰苦营造才诞生的。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农业文明延续了数千年。中国农民是传统的小生产者，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依然身份未变。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土地改革到集体生产，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又到农民“被迫”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几代人的梦想，数亿人的奋斗，但乡土中国的性质和传统农民的身份，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而每一次农村社会变革和农民命运的转变，都在乡村小说中留下了鲜活的记忆，如果把从阿Q开始的农民系列形象，逐个进行深入解读，就会看到一部长长的农民精神史、心灵史、性格史。上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航，又继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从农村城市化（包括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又到今天“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调整。中国的“乡土社会”性质才真正开始转变，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过渡才刚刚启动。在这样一场历史的巨变中，传统农民无疑是最不能适应、最受伤害、最感到痛苦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已被推到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了10多年，他们的人生命运在变，他们的精神心理世界也在变。他们将在这种化蛹为蝶的蜕变中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民。这一变化是极为深刻复杂的，是我们坐在书房难以想象的。近年来的乡村小说已经展现了一些农民精神、性格方面的变化，但往往侧重于表现他们的传统文化性格——不变或变化甚少的一面，热衷于揭示他们在两种文化冲突中人格人性的变异和扭曲，而对于他们逐渐走向“新生”、现代因素潜滋暗长的一面，却表现很少或者浅尝辄止。至于那种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脱胎而出的现代式“新农民”，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
　　其实，当我们的视野投向广袤的土地、一个个村庄的时候，就会发现那里有许多震撼心灵的故事，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人物。譬如带领村民奋斗几十年使华西村率先实现城市化的吴仁宝，譬如把南街村治理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王宏斌，譬如从“旗帜”到凡人再到“商海”女强人的郭凤莲，譬如顺应民心在当下中国组建起第一个“农民协会”的永济市蒲州镇的女青年郑冰……
（参见《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 他们曾经是传统的农民，有着小农经济意识、有的甚至还有“左”的思想观念，但现在的他们不管思想深处有多么复杂，新的农民的现代思想和市场意识无疑已成为他们的主导精神。这些农民自然是群体中的极少数，但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先行者，昭示着广大农民的未来之路。这样的新农民可不可以进入我们作家的视野中呢？
　　这里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所谓“新的农民形象”，并不是指那种超凡脱俗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是泛指一种农民群体——处于变化成长中的，不断滋长新农民原素的各式各样的农民形象。那么新农民元素又包含那些东西呢？譬如开拓精神、科学头脑、市场意识等等。这是中国传统农民最缺乏的，但却是市场经济社会最需要的，也是旧式农民走向现代农民应该具有的精神素质。乡村社会的那些成功（如商人、企业家等）农民，无不具有这种现代精神素质。黑格尔认为：典型人物“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这种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生成的新农民元素，正是一种时代性格特征，它已然成为一小部分农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的方面”，我们的作家应该努力地去发现它、表现它。
　　农民的精神心理世界，是个极为复杂矛盾而神秘的领域。其中既有封建落后的部分（如保守、狭隘、迷信、奴性等），也有传统文化精华的部分（如忠厚、诚信、仁义、勤俭等），还有改革开放近30年来滋生的新农民元素。而且是精华、糟粕和新质犬牙交错、相反相成、此消彼长，构成一个错综驳杂的矛盾体。这就为作家塑造多种多样的农民形象，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生活源泉。我们可以继续刻画那些在时代转型中落伍、彷徨、失败的农民，也可以依旧描绘那些坚守农民的文化传统的静观、守望、智慧的农民。但更需要塑造那种在“新农村建设”中勇于开拓、探索、创造的新农民。中国农民精神人格的建构，是一个比经济、政治建设更为漫长的历史，因此作家对农民的走近、熟悉、探索、塑造，也是一条艰难、无尽的路程。

　　了解了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作用、发展路向，追溯了乡村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演变轨迹，对于作家确立什么样的“人物观”以及如何塑造农民形象，就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了。首先我们要重新反思塑造农民问题上的成败得失。杜书瀛指出：“要真正把文学看作‘人学’，就必须‘以人为本’，以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充分体现着他的‘本质力量’的人为本”。（杜书瀛：《文学原理——创作论》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近年来乡村小说在塑造人物上的“淡化”倾向，正是因了作家在创作中是以故事、现象、问题“为本”了。其实人物才是小说的主体、焦点，写活、写透了农民，故事、现象、问题等等，都可以蕴含其中，都有了各自的归宿。陈忠实、李佩甫等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我们需要重新研究、创新现实主义“典型观”理论。乡村小说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说：“‘典型’这一概念对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关键意义”。（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第2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乡村小说中的那些杰出的农民形象，绝大多数是运用“典型化”手法创造出来的，这就证明“典型观”理论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因此，文学理论家要结合创作实际，深化“典型观”理论的研究，赋予新的内涵。乡村小说作家要潜心探索，塑造出更多具有新特征的农民“典型”来。
　　
　　三 俯视、仰视还是平视
　　中国作家对他所表现的农民，其情感、思想和姿态的复杂，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麻团。但不管作家的内心深处有多少矛盾，你在观照人物时必须选择一种基本的角度和姿态。这一姿态关系着你能看到什么，关系到你能写出怎样的人物来。
　　从“五四”文学到新时期文学，乡村小说的演变气象万千，但从作家观照人物的姿态看却大体有两种。一种是20、30年代的“俯视”姿态，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作家们，认为在农民身上集中了国民的种种劣根性，应该进行“启蒙”和“疗救”，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另一种是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50、60年代的当代文学中的“仰视”姿态，中国农民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人，赵树理、孙犁、柳青以至浩然等主流作家，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文化立脚点，采取了一种尊崇歌颂式的仰视姿态，努力发掘他们身上的优秀品格，塑造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新型农民。尽管每个作家的情感、思想迥然有别，且掺杂着或深或浅的民间意识，但这种仰视式的观照姿态则是确定无疑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把乡村小说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而变化的根源就在作家观照姿态的“变革”上，即一批年轻的乡村小说作家采取了一种“平视”姿态。代表性作家刘醒龙断然说：“真正承传中国文化的恰恰是这些乡村农民，从文化角度上讲，这世界上没有谁比谁高明。一个人的人格高大主要表现在人性的宽容、悲怜、慈爱、和善上，完全不是语言上的深刻和优越与目光的尖锐。我现在特别鄙视‘审视’这一东西的运用，这只是自我吹嘘的一种堂皇的形式”。（引自段崇轩：《关于农村题材小说的备忘录》，《新华文摘》1996年第10期）另一位实力派作家谈歌则坦言：“作家在心灵感觉上，应该是平常人”。强调要“站在大众的角度上”，表现一种“平民意识”。（引自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5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作家这种自觉的立场转换和姿态调整，表现了他们对农民的重新认识，对作家与农民关系的深刻反思。所谓平视姿态，即一个作家在观察和表现农民时，要以平等的态度、平起平坐的位置，对农民不抱偏见、成见，不先入为主，用一颗真诚的心走近农民。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向民间立场的位移。正是在作家这样一种平视观念的驱动下，使当时的乡村小说呈现出一种完全的开放状态，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巨澜微波，农民生存以及他们性格心理的各个侧面，在作品中得到了“原生态”式的呈现。出现了陈源斌《万家诉讼》中的何碧秋，关仁山《九月还乡》里的九月等一些具有新农民特征的崭新形象。应该说，平视姿态对于乡村小说作家来说，是一个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上的进步和超越，它给我们的启迪是丰富的。
　　今天，时代和文学给作家提出了，塑造更多样化的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农民形象的课题。我以为作家努力采用平视姿态去观照和表现农民，不失为一种更理想的选择。因为俯视姿态式的创作，往往看到的是农民身上落后、保守、愚昧等的一面；仰视式姿态的创作，常常会不自觉地夸大农民身上诸如淳朴、善良、仁义等的一面。都给人一种“剑走偏锋”的感觉。而那种平视式的观照姿态和视域，就像一部高像素、广角度的数码相机，可以使我们看到现实中的农民的“全人”，可以发现他们身上犹如“春芽”一般的新绿，可以更真实、客观地描绘出千姿百态的农民群像。
　　然而，平视姿态中尽管蕴含了思想观念上的新变，但它毕竟还是一种看取生活、人物上的角度和态度，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并不能代替作家的思想探索、情感体验和审美创造。其实作家在观照生活和人物时，往往运用的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多重视角。看到什么自然可以写出什么，但并不等于能够理解它和升华它。“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众多作家，曾经竭尽全力描绘了那么多“原汁原味”的农民形象，但经得起时间检验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并不多。原因就在他们注重了人物的现实丰富性，用流行的思想观念去把握人物，而没有从文化、人性、生命的层面去透视人物，反映了他们思想资源的匮乏。而一些具有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作家，他们在塑造计划经济时代和历史生活中的传统农民时，显得游刃有余，人物形象十分突出，有的甚至达到了典型的高度，而一写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民，就显得捉襟见肘，形象苍白，显示了他们对当下农村的隔膜和生活资源的贫乏。思想资源、生活资源的缺失，是当前乡村小说创作突破的两大障碍。这使我们不禁想到了赵树理、高晓声两位乡村小说大家，他们不管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仰视农民，还是从现代思想的角度去俯视农民，但当他们一进入现实生活以及具体创作时，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了民间立场，保持着一种平视的姿态。在他们的作品中，作家的理性思想和人物形象构成了一种巧妙的张力和复杂的结合，凸现出一个个新颖独特而又意蕴深远的农民形象来。他们在人物塑造上的独到之处，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