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建议信作文:与其被动等病来 不如主动管健康

辛卯 贰零壹壹年【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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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卫生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针对我们面临的多重健康问题挑战，提出调整和改变卫生宏观思路和工作策略，做出长期性，战略性安排的要求。这是一个基于科学分析世情国情，正确判断形势和趋势的决策。高瞻远瞩，及时到位。
高瞻远瞩，是因为这个决策高屋建瓴、定位准确。这是一个摆脱了世俗和传统“以病为中心”的思维的惯性束缚，对现实认识清醒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现实是：由生态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导致的食品、药品、饮水和职业等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传染病和慢病对健康的威胁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加重，尤其是慢病对健康的危害，已经开始出现“井喷”式的变化。因此，必须解放思想，改变思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突出解决好卫生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以适应和平崛起后国人健康的新需求。
及时到位，是因为这个决策实事求是，立足中国国情，更加注重卫生事业发展的总体效益。目前社会上许多人最关心的是“看病难、看病贵”，传统的思维是“一切为了病有所医”。对此科学早就有结论：大多数慢性病病情长，治不好——既然治不好，还光治不防，岂不是越治越多？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可谓前车之鉴。美国2007年花了2万2千亿美元都没有解决美国人的治病问题，约每6人中就有1人没有医疗保险。中国人数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学美国，要达到“每6个人有1个没有医疗保险”的水平都要9万5千亿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4万9千多亿美元。因此，光治病肯定要走进“死胡同”。即使加上预防也不够。高科技、工业化、城市化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使国人总体健康状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可谓防不胜防、防不能防。只是围绕“病”开展治疗不顾其他的做法，其实是对我国有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犯罪，因为投资慢病治疗的健康回报率是极低的。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从只关心20%人的看病问题到关心以80%健康人为主的所有人的健康。
因此，我在此为陈竺部长的智慧和勇气鼓掌。中国的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国人健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与决策层是否能正视现实，客观对待以往的成绩和经验，能否与时俱进，不断改革进取密切相关。从陈竺部长的明智决策，我看到了中国卫生事业的光明前景。
作为一名公共卫生工作者，我愿意在此呼应陈竺部长的要求，就我国卫生宏观思路和工作策略的调整和改变做一建言，以期抛砖引玉，集思广益，为我国的卫生宏观决策更加接近真理，让国人能够享受到和平崛起后的更多健康成果，尽一份微薄之力。。
首先，我们要从观念上系统地、认真地反思我国宏观健康战略和策略问题，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敢于、勇于和乐于接受健康的新理念，认识到医学模式转变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真正地实现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的转变，从只关注一部分人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到关心全民的健康。
今天中国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是由于环境和生活方式改变而带来的健康危险因素大量增加，和由此导致的慢病大流行。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生物医学模式中，不知道饿肚子时生的病和吃饱之后生的病是不同的——饿肚子时生的病大多数能通过吃药打针进补治好，而吃饱后生的病大多数治不好，吃药打针进补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今天我们还只关注治病本身，只想着吃药打针进补，其结果只会是病越治越多，越治越贵，越防越多，越防越难——显然，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光从生物学因素的角度看病、防病已经不灵了。
其次，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在体制设计上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我国应该考虑设置高于各部委的国家级权威健康管理机构，来统一协调国民健康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国民健康作为21 世纪事关中国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之一，作为重大的民生问题，有必要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权威机构来有计划地统筹管理国家的健康资源。中国稀缺的健康资源大量浪费的现状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我们要对历史有所交代。在近期，可行性的第一步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健康部。在健康部里，应该设有专门负责国民健康管理的司局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化了35年，将“环境保护办公室”改名为“环境保护部”。在健康方面，我们失去的时间远比35年多。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不认真考虑事关国民健康的改名大事了。
第三，在体制理顺的前提下，当务之急是根据先进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重新确定方向和重点，科学配置我国现有的资源。首先必须改变目前在医学教育，医学科学研究和医疗服务领域资源根据生物医学模式确定方向和重点，南辕北辙式地配置的错误现状。医学教育从指导思想，培养计划，师资队伍，教学大纲到课程设计都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以保证我国的下一代医护人员能够适应21世纪国民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不但要看病，更要为全面维护和改善国民的健康服务。医学科学研究的现状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由行政主导医学科学研究的荒唐局面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目前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总体布局，队伍建设，评价体系，资源配置和经费管理都出了明显的问题，必须有一个系统全面的客观评估、反思和拨乱反正。医疗服务以病为中心的现状必须彻底改变。我们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医疗服务应该从只为20%的疾病人口服务转变到为包括80%健康人口在内的所有人的健康服务，对全体国民进行健康管理（包括疾病管理）。
之所以要转变观念，对全体国民进行健康管理，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1.生物医学模式没有能力指导我们应对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新的国民健康问题；2.国民的健康问题主要不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科学问题；3.目前国民遇到的主要重大疾病多是无药可以治愈的慢性病；4.许多慢性病基本上是生活方式病，不可能成功地进行有效的新药创制，也是不能治愈的；5.今天威胁国民健康的主要是健康危险因素（增加得病或者死亡机会的因素）,不是传统的生物学病因。如果我们的医疗政策只关注20%的病人，就意味着忽视了80%受各种健康危险因素威胁的人群应有的健康权利；同样，针对相对健康的人群，患小病的人群和患大病的人群也应采取不同的科学方法确认、评估和去除健康危险因素，以达到防控疾病、维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如果我们能够明智地，勇敢地改变现存的卫生宏观思路和工作策略，我们的政府、医护人员乃至全体国民都能系统地掌握生物、心理、环境、社会以及个人生活方式改变等全面的健康信息，科学地确认、评估和去除可干预的健康危险因素，我国的卫生事业一定会有一个大的飞跃，我们一定能够生活得更好、更久、更有意义。
原载《中国卫生》2011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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