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报道，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社会正气充满人间，反而越看越像个“杯具”。王秀勇是山东菏泽人，3岁患小儿麻痹症，双手不幸失去活动能力，1996年来到东莞，平时在镇区的文化广场或者天桥下用双脚进行写字、磨刀、切菜等表演，卖艺为生，至今居住在东坑一处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一方是被举报的“暗娼”，另一方是以残障手掌绘制“扫黄地图”的流浪汉。即便读者不假思索就能在道德上将两者分出高下，仍无法掩饰他们同属社会弱势的事实。我不禁想象，每年春节北上回家的列车上，大包小包、相对而坐，谁会在乎你是流水线工人、拾荒者还是妓女，那一刻，我们还不都是辛苦营生的异乡客、同路人？

    若每位草民都以王秀勇为榜样，我们这个国家简直可以生产出无穷种类的地图：比如贪官地图、腐败地图、污染地图、拆迁地图、上访地图，等等。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地图绘制者，在民间不乏其人。然而，不是人人都能像王秀勇那样见报曝光。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门槛太高，草民们消费不起也就无从举报，比如“天上人间”；更多时候，屁民画地图，画了也白画，否则早没上访办这一说了。

    在生活中，像王秀勇这样的普通民众并不鲜见。本分、老实、守法、听话，很多时候，关心国家大事甚于关心自身权利。说实话，我更关心王秀勇作为一个患小儿麻痹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为何至今流浪居无定所？他作为残疾人应得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是否得到落实？窃以为媒体关心这些细节，能让我国更多的残疾人受益，比那经不起一问的“扫黄义举”更值得报道。

    说王秀勇的“扫黄义举”经不起一问，我的意思是，像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他有机会听见被称为“暗娼”的性工作者的故事吗？她们中有多少人接济了上大学的弟妹、支援了凋敝的乡村亲人；有多少人被蛇头转手，满腹血泪辛酸？同样生活在出租屋，他们却无从彼此听见，结果要通过警察、房东来彼此举报、施压。鲁迅《阿Q正传》诞生90年之后，阿Q欺负小尼姑的悲剧还在日复一日地上演。

    王秀勇希望做一个好公民，然而，什么才是好公民、什么才是负责任的公民行动，从来不是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必须经过理性的社会辩论，让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发声。未经辩论的公共常识，或者由权力派定的公民责任，未必不是遭扭曲的常识和责任。作为底层民众，王秀勇以他的惯性思维来履行公民责任、求得自我实现，补偿他们现实生活中未必得到落实的公民权。然而，缺乏怀疑精神的公民是否就是“良民”，他们的行动是否就是“义举”，依然有值得商量的空间。 ●果冻

最穷的地方在广东击碎“广东富得流油”印象

我们希望,“穷广东”调查对我省扶贫攻坚起到“破冰”作用。

　　今天,本报连续重磅推出的《“穷广东”调查》系列报道收官。

　　3月份以来,本报7位年轻记者从广州出发,远离都市喧嚣,奔向陌生田野,置身粤东西北和珠三角7个不同类型的贫困村驻村采访。

　　我们并不是一群“好事之徒”,我们记录、反映贫穷,实为我们作为新闻人的社会责任,以及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热爱。

　　在公众认知中,“富可敌国”的广东似乎离“贫困”相去甚远。但7路记者行走发现,辉煌的表象遮蔽了外界包括广东人的眼睛。

　　通过记者的脚步丈量,广东贫困之痛一一浮现:教育落后、因病返贫、交通制约、资源开发艰难、生存条件恶劣、老无所依、金融服务滞后……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眼中含着的泪水几乎难以抑制。

　　“穷广东”系列报道甫一出街,便激起无数波澜———广东富庶的刻板印象为之一变,读者无不慨叹广东原来很多地方这么穷!

　　我们并不想“血淋淋”地揭示什么,我们深知,贫困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忽视的世界性难题。贫困七痛痛在哪里?正如省委书记汪洋所说,痛在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较大。这个痛点越来越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软肋和短板,制约着广东科学发展。

　　我们的“穷广东”调查接近尾声,但只是暂告一个段落。

　　我们相信,新闻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对生活苍白的记录,而是要唤起认知和努力。我们力图和读者们一道来分析造成贫困的历史、自然、观念等纵深原因,引起社会重视,合力帮助同一片蓝天下的这群人脱贫。

　　今后,我们将组织回访,见证贫困蜕变。我们也试图从7个村庄的变迁,反映扶贫攻坚已成为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折射出广东为破解制约科学发展难题所作的努力。

击碎外界“广东富得流油”刻板印象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广东?“富得流油”还是“穷的掉毛”?本报7路记者行走得出答案:这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问题凸显的广东

　　落后边陲,广东奇迹。改革开放32年,很多人觉得———广东,富得流油!

　　这里的经济总量连续多年雄居全国第一；30年生产总值以年均13.7%的速度快速增长,2009年GDP达37759亿元,占全国GDP比重达1/8；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

　　但一直以来,珠三角的富庶造成了人们对广东印象的惊鸿一瞥。辉煌的表象下,由于地理区位、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广东还存在比较突出的贫困问题。

　　7路记者行走,寻找广东最穷村庄；7路记者体验式采访,“广东之穷”令人惊诧,也让人错愕。

　　在粤西,雷州东塘村300人学校没有一个学生专用厕所；在粤东,梅州溪口村人均仅四分田地,养不活一家老小,病倒一个人就塌下一个家；在粤北,河源杨梅村,基础设施薄弱,人在里面不知道如何出山,外来媳妇不惜打掉孩子也要逃离。

　　在喀斯特地貌区,清远孟山村石灰岩密布,全村378户在几无产出效益的石缝中艰难度日；在海边,揭阳彰宁村村集体仅靠出租鱼塘收入,一年才几千元,风烛残年老无所依；在珠三角,恩平金坑村饱受缺“金”之苦,多数村民外出谋生,农村凋敝,生机不在。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广东?“富得流油”还是“穷的掉毛”?7路记者行走得出答案。

　　这是一个区域性贫困特征突出,相对贫困问题日趋严重的广东。

　　据国务院扶贫调研组去年的数据,广东农村年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316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6.14%。高于全国4.6%的贫困发生率。

　　这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问题凸显的广东。鲜明的对比集中体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据广东省与世界银行联合开展的“缩小广东城乡贫富差距”课题研究报告的统计,2007年全省区域发展差异系数为0.75,高于全国0.62的平均水平,已经接近国际上0.80的临界值。

　　从1997年到200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47:1扩大到3.15:1。2008年,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虽然得到初步遏制,但仍处于3.08:1的较高水平,明显高于江苏的2.5:1和浙江的2.49:1。

　　即使是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内部,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还有3409个贫困村、70万户、316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贫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还相当落后,贫困村内部公路、泥砖房改造、饮水安全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

　　2008年,广东仍有7840多个老区自然村未通机动车路,182个老区村未通电,7600多个老区村、306万人存在饮水安全和困难,全省还有200多万户农民居住在泥砖房和茅草房中。

　　残酷的现实,开始击碎外界“广东富裕,广东人有钱”的刻板印象。

　　去年初,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调研人员,从江西一路考察至粤北山区。调研组调研后认为:“广东贫困地区的状况使我们很震惊,我们没有想到贫困地区还这么落后,也没有想到广东的贫困地区还存在这么多困难。”

　　省委书记汪洋今年3月底在河源调研扶贫开发工作时就反复强调:“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因此,必须坚决打好缩小贫富差距这场硬仗。”

广东扶贫开发依然任重道远

　　贫困农村和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亟待加大力度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脆弱,尤其是农田基本建设滞后,生产靠天吃饭,制约了特色效益农业发展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为消除贫困孜孜以求,为追求公平、正义不懈努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摆脱贫困、逐步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

　　2009年年底召开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指出,虽然我国贫困人口在持续减少,但致贫因素较多且复杂、返贫压力增大；虽然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虽然我国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总体有了改善,但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

　　广东省扶贫办主任林果先总结,广东扶贫开发同样存在诸多困境。首先,广东农村贫困面较广,地域分布分散。全省仍有3409个贫困村,占行政村总数的16.2%；贫困村分布在省内15个地(市)83个县(市),最多的梅州市有551个村,最少的江门市25个。

　　“扶贫的重点不仅在重点县,其他地区扶贫任务也相当艰巨。”林果先指出,全省有316万贫困人口,占农业户籍人口数的8.5%；在3409个贫困村中,贫困人口发生率高达41.2%。

　　南方日报7路记者踏访发现,广东扶贫开发依然任重道远。

　　贫困农村和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亟待加大力度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脆弱,尤其是农田基本建设滞后,生产靠天吃饭,制约了特色效益农业发展。

　　广东,其实是一个多山和丘陵的省份,俗称“六山一水三分田”。据省扶贫办统计,全省3409个贫困村中,有半数以上的村庄是因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薄弱所致。

　　比如说,广东行政村道基本实现了硬底化,但自然村之间大部分仍是烂泥路；比如说,全省仍有50多万低收入住房困难户,要么没有房住,要么房子将要倾颓。

　　因交通不便,河源特困村杨梅村医疗和教育保障几乎是空白,村里人被迫出走城市受教育,却因教返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调研广东后指出,广东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太大,边远贫困村收入模式单一,贫苦成为恶性循环。

　　教育培训工作力度有限,贫困农户素质偏低,难以适应非农就业和现代农业发展要求。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业务处处长宋宗约介绍,贫困人口中文盲率为48.5%。“连字都不认识,更别提掌握技术技能。”

　　雷州东塘村,多年来出去打工有多少人,回来就有多少人,这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尽管“小升初”入学率达到100%,但由于入学晚,16岁才上初中的比比皆是。

　　贫困农民增收脱贫门路不多,抗灾抗病能力不强,因灾因病返贫屡有发生。

　　梅州溪口村当地乡镇卫生院最先进的设备是一台黑白B超,医疗技术落后,勉强维持生存；“新农合”虽已普及,但农民很难就近就医、报销水平低等,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当地扶贫难题。

　　农村金融边缘化现象日益凸显,压缩了农村金融的生存空间,隔断了资金向农村的注入渠道。

　　江门恩平金坑村,当地农村金融服务只能依靠邮政储蓄,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基本空白,缺乏资金支持下,只能维持传统的耕作方式,“种了一辈子田,最后成了贫困户。”

　　另外,直接用于扶持贫困农户改善生产条件和发展生产的财政专项资金不多,山区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少,极少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去年国务院扶贫开发调研组调研发现,广东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财政收入、支出都高居全国前列,但扶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相对少得多。

　　从机构设置来看,广东省扶贫队伍建设与承担职能也不相称,特别是各市、县扶贫办机构设置五花八门,人员编制普遍只有3—5人,工作经费严重不足。

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突出的任务

　　而跨越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鸿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扶贫开发正是最好的载体

　　贫富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已成为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瓶颈”所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会自觉地向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流动,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会自动惠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由此形成的“马太效应”,只会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据统计,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占全省近80%,而幅员辽阔的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仅占20%。50个山区县土地面积占了全省的66%,人口约占41%,人均GDP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3%,比珠三角地区低80%。

　　2009年广东GDP逼近4万亿元,人均接近6000美元,超过原定的“全面小康”目标1947美元。但是,城乡居民收入仍保持五年前的3.12比1,最多只能说基本止住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要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困难仍然很大。

　　可佐证的是,记者行走发现,很多贫困地区生产资源极度匮乏,生存条件又极为恶劣,政府即便花费大力气在此采取一些开发型脱贫措施,其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说,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

　　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得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狭小,市场日益萎缩,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关系的扭曲,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反过来也拖累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雄鹰翱翔,两翼遒劲。粤东西北地区,其振兴与否决定着广东整体发展是否会注入新活力。

　　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开始,珠江三角洲迅速成为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纵深,单极格局的弊端,已经充分显现。珠三角发展相对饱和后,土地供应已经成为大问题,比如,深圳差不多到了无地可批的地步。

　　正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所说,城乡贫富差距突出、区域发展不协调,已凸显成为新时期广东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

　　过去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农业输血工业,现在争取共同富裕,工业反哺农业,必须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再杀出一条血路。

　　而跨越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鸿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扶贫开发正是最好的载体。

　　汪洋书记曾指出:“必须坚决打好缩小贫富差距这场硬仗,并以此把转变发展方式的工作落到实处”。

　　扶贫开发正是主动引导全社会的资源直接配置到户,引导全社会力量进行扶贫开发,与此同时,加大公共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

　　这是一条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是促进社会和谐,拉动和扩大内需,促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之路；是顺应工业化、城镇化趋势,加快现代化建设之路；是培育农业创业主体、改善农业创业条件、推动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之路。

　　对当下广东来说,如果广大山区和贫困地区不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全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无法如期实现。

　　而对当下广东的执政者来说,促进珠三角地区更加富裕,这不是最大的考验,怎样使贫困地区、贫困农民早日脱贫,才是真正的考验。

广东探索“靶向治疗”

　　我省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利用“一户一法”、“一村一策”的靶向疗法,直击目标,目前初见成效

　　解决矛盾的前提是承认矛盾、掌握矛盾。

　　2007年12月,刚到广东上任不到10天的省委书记汪洋,前往清远市阳山、连南调研时,掷地有声提出,广东新时期扶贫开发要走上一条“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新路。

　　随后,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关于我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的实施意见》:用3年时间,确保被帮扶的贫困户基本实现稳定脱贫,被帮扶的贫困人口有80%以上达到农村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上,被扶持的贫困村基本改变落后面貌。

　　2009年6月2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电视电话会议,全省各分会场共有8000余人参加,这是历次扶贫开发会议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重要会议,正式打响一场“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攻坚战!

　　为推进“双到”工作,全省各帮扶单位深入3409个贫困村,入户调查、建档立卡,驻村干部们深入一线,了解贫困状况,分析贫困原因,核实帮扶对象,为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林果先介绍,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利用“一户一法”、“一村一策”的靶向疗法,直击目标,目前初见成效。

　　我们报道中的揭阳彰宁村,村中多为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发展经济先天不足,后天补救困难重重。这是典型的“萎缩型贫困”。对此,帮扶单位在省扶贫办的指导下,帮助他们完善全覆盖低保,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病倒一个人,塌下一个家,疾病面前,梅州溪口村的家庭只剩下一两个劳动力。对于这种“维持型”贫困,林果先介绍,需要改善基本条件,如提高和扩大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和范围,增加公共卫生支出,防止农户因病返贫和因贫失医。

　　缺“金”的金坑村,是“发展型贫困”的缩影。经济发展条件基本具备,只差启动力或外部要素,通过扶持很有发展前景。对于这样的村,应该从提供增收项目、提供资金、信息方面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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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大致的分类”,林果先介绍,在此基础上,驻村干部深入研究每一个村致贫的特殊性,对症下药,量身定制脱贫之策。

　　韶关某村挖掘传统产业,成立种姜产业合作社；连南等地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实行移民搬迁,连山通过“双转移”招商引资不断引进新项目。针对部分村两委班子薄弱,大学生村官走进农村,参与到“双到”工作……

　　今年3月,汪洋在河源调研时指出,“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证明了扶贫开发的新思路具有可行性。

　　扶贫破题开局关键靠“干”。为实现三年目标,需要更多更艰苦更扎实的工作。

　　今年,全省对2003个市县帮扶村以奖代补,第一批资金已于5月下拨；省委组织部、省扶贫办将组织干部进驻3409个贫困村；省人大组织人大代表赴各地就贫困问题专项调研。

　　让人期待的是,为在全社会树立扶贫济困责任意识,激励先富帮后富,广东省将依法设立“扶贫济困日”,全省社会参与“扶贫”的高潮正在到来……（记者赵洪杰徐滔　实习生周游王猛　策划:胡键郎国华　统筹:胡念飞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