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朗xt:史仲文:谁是老大?——现代政治位序解读

有一种哲学观点认为：结构性思维属于认识论当中的基础性思维。研究对象既是一种结构，研究主体也是一种结构，甚至研究中介例如工具、媒介、方法论还是一种结构。结构如此重要，其方式的改变往往会带来性质的改变。过去常用的一个例证是，金刚石与石墨的构成元素并无区别，就是因为其组织结构不同而形成极硬与极软两种极端性物性。其实不仅这一个例证，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原子为构成物质世界的最基本单位，那么，就是因为其结构方式的差别而形成千差万别数不胜数的大千世界，人体是由原子构成的，树也是由原子构成的，尽管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一个人和一棵树可有多么不同。当然，现代科技证明，原子也是有结构的。本世纪以来，基因学说已经成为科学门类中的核心门类之一。其实基因也是一种组合方式，组合即结构，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人类和苍蝇的基因差异其实很小，但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差异而造成了物种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别。凡此种种，都表明结构方式在认识论方面的重要地位。

由结构而引起的另一个必然性问题是：因为有结构，必然有位序。位序的不同其实也就是结构的不同，位序的变化也就是结构的变化。但位序与结构的差异在于，它更具有主观性与选择性。实际上，我们常常不能选择一种结构，但我们可以选择位序；或者说，我们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但建构的方式往往是从位序选择开始的。

位序改变的影响可以举出无穷多的事证。以“万无一失”这个成语为例。它本意是说保险系数极高，不可能出现差池的。但把万无与一失的位序颠倒一下，改为一失万无，那意思完全变了。等于是说，因为一失造成万事皆空。

再举一个例证。现在网络流行语中有一句：“羡慕嫉妒恨”。这个句子是由三个词组成的。依其原有位序而论，它表达的是一种负面方向，原本是羡慕的，结果成了嫉妒，成了嫉妒已经不太爽了，后面又来一个恨。恨是一个好词儿吗？除去极特例的用法之外，它的表达往往不是正面的。但把这个句型的位序换一换，还可以产生其它五种组合。

恨嫉妒羡慕是一种组合。这种组合的情感的指向则是正面的，原本是恨的，不知怎么一来变成嫉妒了，嫉妒就好受多了，嫉妒还不够，又变成羡慕了。这种情景谁碰到都舒服。

嫉妒羡慕恨也是一种组合。这种组合有一点怪了。原本是嫉妒的，嫉妒变成羡慕了，挺好，可是羡慕又变成恨了，确实有点乱。

恨羡慕嫉妒这又是一种组合。这样的组合更奇怪了。本来是恨的，难免有些金刚怒目似的，结果变成羡慕了，那弯儿拐的太大了，找不着内在逻辑了，最后又变成嫉妒了，那种情感过程跟坐过山车似的。

羡慕恨嫉妒也是一种组合方式。这方式也有点不可理喻。本来是羡慕，挺好的，可以成为友人或者知己的。很不幸，一下子从温柔之乡蹦到反目成仇去了，然而，还不算完，归宿点在哪儿呢？归宿点又成了嫉妒了。这个架算是打不完了。

嫉妒恨羡慕是最后一种组合方式，这样的位序若非特别的不合情理就差不多等于喜从天降了。原本很嫉妒的，其累加结果都变成恨了，咬牙切齿了，不共戴天了，但那结局呢？竟然回归羡慕了，从一对死对头变成了欢喜冤家，这样的事情有谁能碰到？实在是一种很特别的幸福。

位序的改变还有更严肃的事证。现实中的例子固然很多，文学中的例证同样不少，为了体现和谐，只能举文学中的例证。一部《水浒传》出现最多的节点就是排座次。林冲上梁山要排座次，晁盖上梁山，又排座次，白龙庙小聚义还排座次，排来排去，一直排到108条好汉总座次。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位序问题，特别是最高首领的位序，可以说其位序的改变就等于梁山方向的改变。王伦做寨主时，那不过是一群占山为王的强盗罢了；火拼了王伦，晁盖取而代之，就改变了梁山的方向，从而使梁山人马真正成为一支义军；晁盖死了，宋江成了梁山之主，马上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方向又变了，这种变化是水浒传这一部书的价值取向发生重大改变，从而也取得了远非一般小说可以比拟的文化地位。

位序的不同还表现在很多艺术形式方面。例如，西方戏剧是导演中心制的，虽然非常强调编、导、演的平衡与密合，但作为戏剧的中心是导演。这一点在中国人艺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人民艺术剧院在其最辉煌的发展时期，号称三大编剧——郭、老、曹；四大导演——焦菊隐、梅阡、夏淳、欧阳山尊；当然，还有于是之、英若诚、郑榕等一批杰出的话剧演员。但最核心的人物是谁？是导演。最璀璨的星辰是谁？是焦菊隐。这样的情形在影视作品中也是同样适用的。位序第一的总是导演。中国传统戏曲的位序则全然不同。我们的位序状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主演中心制。而且最重要的主演不仅是中心还是老板呢。旧时代业内人士怎么称呼梅兰芳？称梅老板。怎么称呼谭鑫培？称谭老板。这个老板不是虚的，就像现在研究生叫导师叫老板一样。他的地位原本如此，主演不但主导他所演出的剧目，而且主导他所组成的演出团体。中国传统戏曲完全没有导演的概念，剧本也是可以随演随改的。老板认为这句词儿不对了就可以换一句，认为这段唱不舒服了，就可以改一段。没有导演，也能演出非常好的戏来。其保证在于演出的程式化和主演的特殊地位。观众也是如此，旧时的观众有时会把看戏称为“捧角儿”。而且依一般的惯例，很多观众尤其是那些所谓有身份、有地位的观众是不会按照开场时间到场的。他们看的就是角儿，而角儿是一定不演帽儿戏或者二出乃至三出的，他一定要演压轴或者大轴戏，而他的观众也要等到这个时候才会到来。不仅如此，两个名角儿合演一出戏，甚至不事先对戏，而且很自豪地把这种合演方式称之为“台上见”。其结果呢？大腕儿也会很出色的。凡此种种，在西方戏剧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谁是老大之二——关于位序论的经济解读

作者:史仲文   2011-02-05 17:51 星期六 晴　
　　                                                                                          二

经济位序属于进行性位序。

位序论对于经济的意义价值，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经济二字，尤其是市场经济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悟与认识。但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还是其他一切经济现象与经济建设也好，处在第一位序的价值追求究竟应该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至少现代经济第一位序的价值只在民生。民生本身当然也是一个动态体系，最基本的是生存，其次是富足，然后是幸福——就是民生、民富与民福。这些稍后再谈。

民生也是变化的。如果说生存是第一位阶，那么民富就是第二位阶。无论从人的本性考虑还是从文明的本性考虑，人民的富足都应该在位序结构中，处于特别优先的位置。民富问题，人民追求富足是天生合理的，天经地义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先人们甚至认为富裕是罪恶，贫穷才光荣。那肯定有悖于常识，也有悖于真理。但从中国历史看，富裕二字很少取得光荣的位置。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讲义不大喜欢讲利，在潜意识当中总有些认为财富不太光彩的因素在。其实财富是好东西，无论对于个人而言，对于家庭而言，对于民族而言，对于国家而言，通通如此。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如果别人都是富足的，偏我们是贫穷的，那好嘛？如果别的民族都是富足的，偏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贫穷的，那好嘛？依此类推，如果别的家庭都是富足的，偏我们的家庭是贫穷的，那也很不好。从追求生存到追求富足，乃是一个必然的合情合理的逻辑过程。对于这个过程不应该有半点犹豫和怀疑。

民富问题，至少在我们中国大陆这里还有一个民富与国富的问题。民富与国富在位序的表达，民富是第一位的，是本；国富是第二位的，它只能成为民富的结果，而不能成为民富的前提。这道理其实中国古人都明白。我们古代先贤有许多伟大的智慧，其中一个智慧就是藏粮于民、寓富于民，人民的肚子饱了，这个国家才能不饿。可悲的是，中国至少自周秦以降，国家的统治者从来都是富足的。即使在大灾荒年代，他们也富足，在战乱年代他们仍然富足。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已经是天下大乱，但崇祯皇帝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吗？没有。因为没有，这王朝才完蛋了。晚清时候，同样是内忧外患，西太后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吗？完全没有。不但没有，她还要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作为自己的寿礼呢。虽然我们不能说就因为西太后的庆寿而毁了大清王朝，但我们完全可以说西太后的这种行为，就昭示了大清王朝必定灭亡的历史逻辑。当下的中国也存在种种矛盾，我认为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财富过于集中于国家，其表现形式是GDP固然增长很快，但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更快，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远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甚至低于GDP的增长幅度，其中一部分处于一线的劳动者和数量巨大的贫困人口，其收入甚至低于物价增长幅度。无论怎么看，这种状况都是必须改变的。即使用最客气最宽厚最温和的语言表达：民穷国富也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的第一位序应该是民生。这个位序也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规则：

规则二：民生的水准与内涵必须不断的提升与优化；

与经济位序的进行性特征不同，现代政治位序应该属于一种绝对性位序。

位序论的政治表达关键在于人民的地位。究竟人民是处于峰极地位还是附属地位是区分各类不同文明的分界线。

中国固然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三千年文字历史，但直到辛亥革命，无论从制度意义、实践意义还是理论意义上考察，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进入到政治位序的最高层次。特别是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华大帝国之后，中央集权制、社会等级制、加上隋唐出现的科举制，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三大文化支柱。中国古人是以等级而区分的，这种等级不但非常繁复而且到了现代人很难理解的程度。皇族与官吏相比已经有非常大的位阶差异，官吏与平民相比又有非常大的位阶差异。形象的说，同为皇室也是等级分明。皇后与贵妃虽只一步之差，这一步的距离却是非常之大，而贵妃之下还有妃嫔种种。官员们的级差同样如此，一品官地位显赫、位高尊显，而七品官到了唐宋之后，已经成为芝麻官了。但就是这样的芝麻官却又是百姓之父母官。试想，一粒芝麻因为加上了个“官”字都可以成为百姓的父母，百姓的地位如何可想而知，如果硬用位序来表达的话，那序位可能排到爪哇国去了。然而平民与平民也不同，大的分法叫做士农工商。士人可以入仕，一入仕就等于鲤鱼跳过了龙门；农民虽然地位低下不被尊重但被重视。工匠的地位还好，商人就惨了，官僚阶层看不起他们，要用各种方式压榨和攫取他们的财富，平民百姓也看不起他们，认定无商不奸，就连盗匪流氓一类都特别青睐他们，例如梁山上的好汉最喜欢抢劫的，恐怕商人就是其中的一种。但还有比商人更低贱的，那就是奴仆。尤其可悲可叹的是奴仆也分等级，相信看过《红楼梦》的人都能体会到虽然都是奴仆也可以说是，奴分十等、等等有别。

中国古代的位序排列，皇帝总是第一位的。个别的时候也有权相当政也有外戚垄断也有军阀割据，但这都不是常态。正常状态下，皇权总是第一位的，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价值就是三纲五常。中国皇族的权力之大不是西方人可以想象的至少在基督教盛行之后西方的皇帝要遵从教会的意愿。中国皇帝不是这样的他不但统治人间而且那权力可以上通天堂下达地狱其明证之一，就是中国的很多的神祗都是由皇帝敕封的。奇异的是皇帝一封就管用，他说钟馗可以做打鬼的神，钟馗就真的有了这样的特别的权力。

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于王权与人民的关系的最好的描述应该是孟子。因为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实在是非常高明且非常杰出的价值判断。因为有这样的价值判断，有这样的价值判断所代表的最积极的儒学文化，所以中国固然有数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小农经济历史，但也创造出小农经济所能允许的，带有奇迹性质的文化辉煌与历史辉煌。中国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天宝之治”，尤其是宋代的文明都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完全可以说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都曾领先于或标榜于当时的世界。作为文化遗产，他们至今乃至千万年后相信依然会熠熠生辉。尽管如此，人民的序位仍然是低的。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绝对不是人民老大的意思，而是从治理者的立场或者古代人道者的立场给出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民为贵不等于民为大。民之所以为贵是因为伤民就等于伤国，伤国就等于伤君。这样的逻辑还是以维护君主的崇高地位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唐太宗李世民说的更通俗，也更直截了当，叫做“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1840年以后，中国的国门开始慢慢打开，虽然是被动的，但那进程却是亘古未有。而且一步一步开始与世界文明接轨。开始是洋务运动，而后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所走的乃是一条中国式的宪政之路。然而很快夭折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宪政之路很难走通，于是发生辛亥革命，而袁世凯的复辟行为，更证明宪政之路已机会不再，于是中国开始进入一轮又一轮的暴力革命的浪潮当中。这种形式说明，当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时候，她碰到的绝对不是一个好时机。从其内部而言已经充满了发生各种暴力的社会基础，从其外部而言，她所直接碰到的，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不是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甚至不是美国独立运动时期的西方，而是列强开始争霸于世界的西方。这些内外因素的叠加结果，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表示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应该是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而用毛泽东主席的表述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其基本政治诉求乃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情况很显然对于民主价值的认同、对于民主政治的追求、对于人民权力的理解，都与其原本含义发生巨大偏差。加之1949年以后开始走上计划经济之路，更令这种偏差日趋扩大。现在看来计划经济体制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怪胎。它的基本特点就是乌托邦理想加专政再加群众性暴力运动。而从其管制手段看，甚至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很难与之相提并论的。因为它不仅要管思想、管政治、管行为还要管经济生活，其最终结果是使该体制下的人民生活到了普遍饥饿的边缘。用最温和的理论语言表述，也只能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论证的：计划经济必定导致短缺经济。

依照现代文明的理解，人民主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民的政治位序绝对应该，而且必须处于最优先级位置。人民与国家是什么关系？依照古代人的理论皇权天授，用中国人的语言表达皇帝都是些上应天命的人。但现代文明不这样理解。现代文明认定国家是一种特殊契约存在方式。为什么说是特殊的契约存在方式，因为这种契约就是宪法，其体制表现就是宪政。比如说有一群人发现了一个小岛，于是大家立约在这个小岛上建立公共性社会生活组织那么这种生活社会组织就是国家了。有契约然后有国家，依着这样的逻辑，当人们解除这个契约的时候，该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民是国家的唯一立约人。他的位序表现就是人民是第一位的。

因为人民是第一位的，所以很多旧式观念必须予以改变。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常常听到诸如“教育人民”、“组织人民”、“领导人民”之类的说法。其实人民是不可以被教育的。因为它序位第一嘛。谁有资格教育人民呢？没有！而现实的情况是，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自觉、不自觉的存在着这些不正确的观念与想法。这些观念和想法有些是秦汉时代就存在的，有些是明清时代就存在的，有些是战争年代特有的，有些则是计划经济时代残存的，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就形成十分有悖于现代文明的理念与行为，从人民的角度看，也就发生了很多“被某某”的话语形态与社会现象，如：被增长、被就业、被福利、被医改、被健康、被环保、被低碳乃至被代表种种，现代社会组织本质上应该是自治性质的。只有自治才可以与人民第一序位的理念相匹配。唯有我们认识到并且认同这样的理念，上述那些“被”句型的观念和社会现象，才有可能逐步消解与清除。

因为人民是第一位的，所以有关人民健康、利益与安全等各个方面的价值诉求与利益诉求都必须得到郑重对待与保护。但从这些年的社会现实情况看，损害人民健康、人民利益、人民精神的社会现象可谓层出不穷如强拆事件、雇佣黑社会组织伤人事件、假食品假医药事件、各种恶性安全事故等等。其出现频率之大，其社会影响之坏，其对人民的利益伤害之深，几乎到了可以忍耐的极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于这类事件无论从法律层面，行政层面，国家层面，舆论层面，经济层面，管理层面都应该依照非常严格的标准，采取非常有效的措施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因为人民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不仅仅在理论上对于公民价值应该予以最充分的认同，而且在制度上和实践中，对于每一个公民的价值都应该予以充分的认同。中国大陆的“矿难”很多，救援者也非常着急，但最让我感动的是昨天在电视上看到的四川威远八田煤矿救援的一幕。当最后一名受困者被救援登井后，记者采访在现场指挥的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时他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29个矿工，一个不少”。“一个不少”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普世性价值追求。但看我们过去的历史，似乎总有这样一种看似公正实则荒谬的价值判断在作怪，比如说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群的利益，看起来很合理其实很荒谬，不要说百分之九十五就是百分之九十九都不符合宪政精神，也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你代表百分之九十九，余下的百分之一怎么办？以现在的中国人口计，百分之一就是一千三百万，一千三百万人的利益可以弃之不顾吗？一千三百万人的尊严可以任意践踏吗？一千三百万人的人格可以肆意侮辱吗？显然都不行！人民序位第一的最重要的检验标准是，“人”的序位大于“民”的序位。唯有能够保护每一个人的文明形态才是最合乎现代精神与现代法律的正常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