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学精算 知乎:王谦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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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谦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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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王谦上世纪50年代就是山西省省长。是位有才气、有见识、有魄力的共产党人。他个性梗直、表里如一,从不隐瞒自己观点。无论在位与离职,对上级或下无论级一视同仁。让人从内心产生一种钦佩和敬意。仅就见闻记录如下:

1975年小平、叶帅在大寨开会。江青也在那同几个文艺工作者谈论创作问题。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研究有关如何报导这次会议问题。一位省调研室负责人提出应突出一下对江青的宣传。王谦从不喜欢不切实际的吹吹拍拍,当即不满意的说:“舔屁股,也要人家撅起来才能去舔呀!”他的意思是江青会议上又没发言,怎么能不伦不类地插进去宣传她呢!不久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他袭来。幸好很快打倒了四人帮,否则后果很难设想。在结束华国锋时代,他表态比较晚,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他,知道这样担有风险,但是他认为地方党委应该是根据中央决定行事,是组织行为;不以个人祸福而避趋之。再说不能人家说好,立马喊万岁,说不好就骂街;认识转变要有个过程。这就是他诚实、正直的可贵品格所在。
全国煤炭会议在大同召开的那一年,作为省委书记的王谦与铁道部长万里,为了双方利益的分配争论的面红耳赤,很不愉快。他认为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井下挖煤,他们的家属安置,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批农转非群众住房的建设,子女上学与就业安排,城市的扩建以及地面上煤矸石的处置等等问题。随着煤炭产量的增长而日益突出,需要地方拿出很大一笔经费去解决。不能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好处全拉走,给地方留下一大堆的难题。本来领导干部难得在一起开会,大家高高兴兴的吃吃喝喝多好啊!相互间既无利益冲突,又没什么私人恩怨,何苦如此认真,弄得脸红脖子粗。王谦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争取和维护全省人民和基层组织的权益吗!如今的官员,不都是以牺牲地方利益而借此结交权贵,同王谦同志相比,不觉得汗颜羞愧吗!(以上两点我是听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厅长刘江所说。只有第二个问题,王谦同志在一个记不清的什么场合时,说了一句:“地方干部要勇于为地方百姓说话。”)
在一次关于经济建设的谈话中,他说起在平遥的一件往事。平遥境内有一处泉水,水流汹涌,他建议多开渠道。过了几年,他旧地重游,谁知道群众纷纷向他要水,因为此地泉水已风光不再。他随着谈起当年在晋源修建氮肥厂一事,他反对引用晋祠的水源,怕破坏了这座名胜古迹的自然生态。华北局和省委主要领导只好决定采取就地打井取水的办法,结果劳民伤财,还是影响了晋祠水源几近干涸。他不无遗憾地说,地下的水脉是相通的。所以他建议如今再建设厂矿,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局部利益,而破坏千百年形成又无法再生的美好大自然环境。今天环境保护意识已深入人心,达成了人们共识。可他说这些话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很有预见性的。
对于各地大中小城市里召开的国际,国内经济贸易洽谈会之类,他常有微词。说必须要做大量地细致工作才会有实际效益,否则都是一阵风,花架子,红火热闹一时,投入多收效少,得不偿失的事。尤其是对全国到处大兴土木,他认为许多地方和部门,根本没有资金就盲目上马,将来会后患无穷。他为此曾上书中央,后来出现的泡沫经济,三角债务以及拖欠农民工工程款等许多后遗症,无不因此而发。可见他是个既务实而又有远见的领导。
他在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会议上,当着全体与会人员,指着时任省委书记的胡富国同志说:“你不要光知道在地下挖煤来提高经济效益,要知道山西的文化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丰富宝藏和财富。”他是三晋文化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对于多年在山西担任主要领导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关注文化建设深感遗憾;退下来后,他千方百计地为此项文化建设从发起,争取经费和广纳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谈道郭钦安同志去大同蹲点,向他推荐了两个年青后备干部:韩英和王茂林。一个车间主任一个矿长。不久晋城矿务局需要局长,省委组织部长决定让王去担任。由于他对郭钦安同志的信任,心想人家推荐给你,你又给打发走,不合适,于是就换了个人去了。事实证明这两个同志都很优秀,一位曾是团中央书记,一位先后担任山西与湖南的省委书记。他任重庆市委书记时,从报纸上了解到一些乡镇企业之所以迅速兴起,是因为国营企业里许多中年技术骨干,为了安置子女接班而办理了内退手续,纷纷到了那里去大显身手所致。为此他曾经多次找组织部门商议,是否可以将这些同志的手续再办回来,组织部说政策不允许。说到这儿,他深感遗憾和无奈,可见他对人才是多么器重与关爱!我常想连一把手都无法解决不拘一格选人才的问题,看来这些清规戒律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彻底打破。

  • 2007-8-25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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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我有过几次同他面对面交谈的机会,向他提出过几个有意思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考虑到他的人格魅力,提出他应该写一部自传。他回答十分干脆:“我不自我吹嘘,也不去逢承他人。”当时传记中确实有许多自我夸耀和胡乱吹捧的现象。了解到他对薄(一波)老的尊敬与信任我又说:“您可以像薄老那样以事件为主体,写一些就事论事的回忆。”他默然不语。又有一次我大胆向他提问:山西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太岳的干部太行的党。”因为他是太行的。他说:“我从来不喜欢拉帮结伙。文革中反对我的两位同志,一个是我十分尊敬多年称之为老大哥的;一位是我俩一起工作多年,始终在一个部门的上下级同事。搞宗派,小集团都不正派,没有好结果。”他很少在背后说人长短,起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听他秘书说,在一次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举办的聚会上,文革中曾经杀出来造反的一位省领导,迎面向他打招呼,他与之擦肩而过,视若路人。这些充分地反映了他心中坚持的是非标准和原则。
池必卿有一次同路正西交谈时,我也在座。他说:耀邦同志去贵州视察时,曾经不住地连连点头夸耀王谦同志说他:“在重庆留下了好名声!”我也不止一次的听到四川人说,重庆的治安和城市卫生是王谦同志去了以后才有比较大的改观。肖扬同志曾经说,王谦走后的第二年,重庆的产值差不多翻了一番,主要是王谦同志在时引进与开发的项目已投产所奠定的基层。从这里不仅看到王谦同志的人品与才能,同时也看出一代领袖的胸怀与风范以及肖扬对前任领导的尊敬,不向自己脸上贴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上世纪80年代全省的领导,大都是他原先的部下,对他非常尊敬。但是他从没有利用这种关系去为自己和亲属,那怕是办一星点事情,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非常自尊自重,如他很喜欢字画,著名的画家黄胄就住在他楼下,他也不会为了索要一张画去套近乎,这就是他的性格和人品。
建议书写人物传记的作者,一定要多方面的走访,搜集,尤其是要面对面与传主交谈。千万不要单纯做文字的排列与组合的闭门造车之事,要“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像唐德刚写口述史那样严谨,认真的把一代杰出共产党人的风范生动展示给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