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与溴水谁在上层:《论语别裁》政治-经济-文化

   政治、经济、文化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有一次孔子又到卫国去，他的学生冉有跟着去服务，到了卫国一看，政治很清
明，社会进步了，繁荣起来了。于是孔子说，好呀！好繁荣呀！冉有就问，像这样
繁荣了，再进一步该怎样做？孔子说，使社会繁荣，是为政的原则。繁荣了还不算，
还要使国民经济基础稳固，人人富有。冉有又问，社会繁荣了，国民收入也提高了，
那么再进一步又该做甚么呢？孔子说，那就是文化与教育了。仅是繁荣了，如不加
上文化教育，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民族，会堕落、沉沦的，这是很严重的。繁荣、
富有、文化教育，是政治发展的三阶段。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这是孔子平常的感叹。他感叹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行。孔子在这里说，假
定真正有人相信我，“期月而已可也”，期月就差不多了。如果照我的政治理想去
做，三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就有大成果，可以变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看这一节书，首先要了解，孔子是引用古人的话。其中“善人为邦百年，亦可
以胜残去杀矣。”这两句话，是孔子以前的古人说的，只有下面一句“诚哉是言也！”
是孔子自己的话，也就是孔子对于古人那两句话的感想、评语。以现在的话来解释，
孔子说，这两句话的确说得不错，真有道理！

    这一节书是连接上面政治发展三个阶段：繁荣、富强、文化教育的振兴一直下
来的。讲到繁荣与富强，我们想到现代的情况，像全世界都在谈发展观光，观光就
是社会繁荣的前奏。现在这样，过去历史也是这样。所谓观光，不免要连带有许多
对社会风气不好的事，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如此。

    试举一个例子：曾国藩打垮了太平天国，收复南京之初，当然，南京在兵乱之
后，经济非常衰落，老百姓非常困苦。曾国藩第一步工作，就是恢复秦淮河的游乐
事业，歌台舞榭，什么特种营业都有。这些一恢复，经济的复兴就来了。经济的原
理，有如美国人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放到我的口袋
里来。读了几年经济学，不如这句话实在、实用、有道理。好逸恶劳是人的常情，
要使有钱的人，把钱花到南京来，当然最好就是发展娱乐。曾国藩不但第一步恢复
了秦淮河的游乐事业，而且像他生活那样严肃的人，为了繁荣地方，听部下的建议，
自己还到秦淮河去逛逛，以示提倡。曾国藩还遇上几个名妓，其中一个死了，曾国
藩送了一副挽幛，题道“未免有情”。更相传其中有一个妓女，艺名少如，也颇有
文才，要求曾国藩送他一副对子。曾老先生打算用他的艺名“少如”这两字嵌到联
中，先写上联：“得少住时且少住”，意思是能偷闲在这里休息片刻就休息片刻。
因为要考这女孩子的文才到底怎样，便要他自对下联，不料这女孩很调皮，开了曾
国藩一个大玩笑，提起笔来写道：“要如何处便如何”。这只是相传的故事，并不
完全可靠。但曾国藩为了使南京地方的经济复苏，先恢复秦淮河的繁荣，这是一个
史实。

    然后就是管子的政治道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最后是文
化教育，真正的文化教育。古代中国政治，为王道的道德政治；后来讲事功，是来
自霸道的思想，不是王道。王道政治的代表，在三代以下是周朝。经过好几百年，
祖孙几代的努力，他的文化风气才养成。所以周朝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那
么久远，乃至变成中国文化的渊源。这就是所谓“善人为邦百年”，急进是不行的。
一个理想的政治风气，最后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不是简单的。但这种不以事功
取胜，以道德为先，才可胜残止杀，化解人们彼此斗争、仇恨、残杀的心理。但是
一个社会、国家，要达到这个程度，必须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不可能在短
时间内完成，要经过三四世才行（一世三十年）。孔子年纪大了以后，有了丰富的
经验，所以这两句，说得非常切实。换句话说，文化历史的成果，不是一下子做得
到的，起码要百把年，好几代才能做到。所以急求事功，往往没有好的结果。因此
接下来说：

                          仁德须加累积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对于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子在这里，再作一个原则性的定论。他说要实行王道
的仁政，亲眼看见成功，是很难做得到的。必须要加以时间的培养，隔世或隔代的
努力；有了安定的社会基础，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后才能“世而后仁”。
我们看历史，先不管王道不王道，每一个朝代真正的安定，都要开国以来百把年的
根基才行。从近代史来说，就看清朝一代，他们由孤儿寡妇带了三百万人入关，统
治了四万万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把年来的努力，才开始有真正的安定。
像“春满乾坤福满门”，描写当时国家、社会的安定现象，实在也是得来不易的。
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开始变了，马上又走下坡。再回溯上去看明代、宋代、唐代，
甚至汉代，都是如此。每个朝代开始，社会在大变乱之后，真正过安定生活走上轨
道，大体上都要百年的时间。当然恢复很容易，长治久安比较难。所以那年去日本
开中日文化会议，我曾面对他们的国会议员、大学校长、教授们说，我到了日本，
看见东京的繁荣，日本朋友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一个国
家，一个社会，安定下来，二十年时间，谁都做得到。但你们日本人要知道，日本
今日的繁荣，是中国人三千万军民的血汗所施予的。我说世界上两件东西最可怕：
一是刀，一是钱。过去你们军国主义，把刀磨快了想统治全世界，后果怎样你们已
经知道了。现在你们有了钱了，又想买通世界，这种思想将来所得的后果，一样可
怕……”

    闲话少说，再回到正题，我们要注意“必世而后仁”这句话，经过一世，才能
行其仁政的道理。例如一个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孩子，希望后代优秀，也要“必世
而后仁”。培养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儿女有所成，还不大可靠；儿女如果照你
的教育，再教育下去，到孙子这一代，才有希望。相反的“世而后败”，试看社会
上富豪之家，也几乎没有超过三代的殊荣。做父母的很辛苦，白手成家；第二代做
儿子的虽然不太过分，总比老子会花钱；到孙子一代出手可大了，完全是纨绔子弟
的作风，甚至有些马上败掉了；因此又轮到第四代曾孙在闹穷。穷了又再俭省成家，
如此循环往复，永远像一个轮子在转。

    这里又顺便讲一个故事。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国犯了死罪。因为楚王有信任的大
臣庄生与陶朱公很有交情，于是陶朱公的太太要丈夫写信给他，把儿子救出来。陶
朱公打算叫第三个儿子带黄金千斤，连同信件去见庄生，相信不会有问题。可是长
子不肯，因为宗法社会的长子，有特别的地位，有责任与权力，所以争着要去。但
陶朱公不答应，他说如果长子去送这封信，一定是把老二的尸体运回来，不是把人
救回来。可是长子硬吵着要去，太太不懂事，帮长子说话。陶朱公被吵得没办法，
于是就让长子去了。不过同时吩咐太太准备好次子的丧葬事宜。长子到了楚国见到
了庄生，交上了书信和黄金。庄生因为是陶朱公的事情，不能不办。适逢这年楚国
有灾，古代相信天象，每逢天灾。国家要做好事以求化解。于是庄生去见楚王，建
议大赦，楚王接受了他这项建议。但这个消息泄漏出来了，被陶朱公的长子听到，
他就后悔老二的事用不着托庄生，大赦一定会放出来的，千斤黄金白送了，心里舍
不得。殊不知这次大赦，正是庄生为了救他的弟弟想出来的办法。所以又去看庄生，
提起大赦的事。庄生当然很聪明，立即知道了他的心理，就写了一封回信，将千斤
黄金退回。对他说你弟弟的事刚好遇到大赦，用不着我帮忙，我可以不管了。然后
庄生连夜进宫再见楚王，请求慢一点发布大赦令。他报告楚王，在大赦令的范围中，
有一个死犯是陶朱公的儿子，如果不把他先正法，别人还误会我庄生贪污，误会你
楚王不公平。于是楚王下令把陶朱公的次子杀了，翌日颁大赦令。陶朱公的长子只
有把弟弟的尸首运回，家里却已布置好了灵堂。陶朱公的家人问，为什么事先会知
道这样的结果？陶朱公说，我们白手成家，大儿子跟着吃苦出身，对钱看得太重，
岂肯轻易花用。而这位老友最清贫，绝对不会受贿赂，我送给他钱是私人感情，他
才肯受用。而我们的三子，出生时家里就很有钱，他花钱花惯，送了千斤黄金，绝
不会心痛，也绝不会再去问的。我所以断定，老大去了一定是把兄弟的尸首运回来。
这则故事的内涵，可以从多方面去体会，涉及到个人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心
理学、家庭教育心理学等等。

    所以说我们这一代的儿女，再好也有问题存在；主要的，他们在此时此地长大，
安安定定，由小学读到大学，父兄尽管穷，他们的学费和零用钱总有得用的，他们
哪里真能晓得世事艰难？所以说要在痛苦的环境中施予教育，必要置之死地而后
生，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社会、国家、民族的重要，将来也许他会有远大的成就。
由此理扩而充之，讲到国家天下，使它合于王道仁政的原则，“必世而后仁”，这
是不易的定论。

                              正己而后正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这是中国政治思想重点所在，也是孔子所说名言——“政者正也”的引伸。主
要是要求于领导人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责备贤者”的惯用
语。这是说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为了时代的衰颓，社会风气的败坏，
尽他对于历史的责任。他并不苛责一般人，因一般人大都是盲从的，听命的；他责
备的是领导者，当权者，或者有道德学问而负这种责任的贤者。倘使这些人搞错了
方向，会导致历史的重大罪过，因此《春秋》以中正责备贤者。《论语》中这里的
观念也是如此，解释为政的道理在于先求自正，后来曾子《大学》的正心诚意等一
系列思想，也是孔子这一观念的引伸、演绎。到了唐代，真德秀著《大学衍义》、
《心经》（儒家的心经）、《政经》等书，就是强调这个重心给帝王和领导者看的，
所以唐代以后，用《大学》、《中庸》的正心诚意思想，作为领导人必然的修养，
也是根据孔子这里的思想。

    这里在文字上的解释很简单，政就是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这
句话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就是：假如本身公正，去从政，不必讲，当然是好的。“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者正也，要正己才能正人。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样，
那怎么可以辅正别人呢？

    下面跟着这一政治原理，描述一则冉有的故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
    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这一段记载很妙，也是孔子的幽默处。孔子学生冉有，当时在鲁国的权臣季家
做事，职位很重要。在鲁国的历史上，季家当时很糟糕，想争夺政权，不臣的迹象
都显露出来了。在上论《八佾篇》中就曾记载，季氏旅于泰山，孔子曾找冉有，问
他能不能想办法救季家，纠正他的思想。冉有说不能，可是冉有还在季家做事，有
一天冉有退朝后，见到了孔子。（中国古代都在朝上处理公文，也等于是现代每天
的朝会，讨论政治，处理公事。）

    说到这里，我们有许多感慨。现在大家都觉得每天的会议太多，头大得很，这
是中西文化合璧的过渡时期的现象。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人事变化古今大不相同。
古代官制人事比现在少得多。就清代而言，康熙年间，全国上下二十余省，从中央
到地方的正式朝廷官员，只有二万五千多人。就此人数，办理约四万万人的政治事
务。当然，我们看到清末的政治非常腐败，但是在腐败中间，也有一点值得注意，
就说那时腐败衙门的师爷们，每天上班，大多已在下午两三点钟，吃过午饭，睡好
午觉，鸦片烟抽足以后才上班。可是他们今日事今日了，难得有拖到好多天才办的。
难道说这是制度问题？实在难以下一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