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判断差异与意识形态塑造

    在意识形态的塑造问题上，首先要讲包容，谁也不必急于压服谁；其次要讲理性，否则包容就变成了死水一潭的折中主义，最终还要丧失包容

    近些年，在与学界朋友讨论政治经济问题时，常常涉及到意识形态，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争论到一定层次，论者相互之间要说服彼此，殊为艰难。

    大略来说，意识形态是一定规模的社会集团所持有的系统性的价值判断。通常，一个社会因集团分化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不会有完全统一的意识形态。官方政治精英所持有的意识形态会借助政府资源在社会上发生广泛影响，但要完全替代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很不容易。为此，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可以有批评，那么，批评的方式是什么？如何摒弃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党同伐异、好勇斗狠那一套？笔者以为这些问题值得探究。

    举例来说，关于民主政治及其延伸问题的争论，就因为价值判断的差异，到一定层次就难以争论下去了。

    甲说：大国推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之一是语言及文化的基本统一，建立这种统一的基础是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如果没有这种统一性和一体化，民主政治的后果可能是国家分裂。

    乙回应：这个说法不对！人权高于主权，只要通过民主政治保障了人权，放弃其他次一级权利又算什么？

    甲又说：你可以对权利做这样的排序，但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很容易被政治家利用来做政治动员的资源，引起文化背景不同的民众之间的冲突，甚至引发战争。战争受害者最终是民众，而很少是政治家。战争还会延后经济发展。

    乙回应：一切社会行动都会有牺牲，为了人权这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即使有战争，并产生牺牲，也应在所不惜！

    上面假设的对话是笔者虚拟的，但类似的对话并不少见。由对话看出，甲乙双方首先有价值观的差异。最明显的是，论者甲和论者乙在主权和人权的排序上不同，就是说，他们权衡此二者的价值有差异。实话说，要消除这种差异很难。通常，人们的争论也就停在这一步。一个宽容的社会，也不必硬要谁闭嘴。

    但是，就理性要求来说，进一步深究的空间还是存在的。人权固然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但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人权就是水中月、镜中花。人们常常看起来在追求人权，但因为其他社会条件不具备，得到的还是对人权的践踏。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一个有希望的社会，其政治精英对这个历史逻辑会有深刻理解，并为创造这种条件去努力。

    写到这里，我愿意简略谈谈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观点。人们通常注意到罗尔斯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肯定，其实，他还十分强调秩序和稳定的价值。离开历史的逻辑，实际上很难对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给出一个排序。逻辑永恒，而价值排序却可能远离理性。

    在眼下中国的一些讲坛上，常常多有各种虚虚实实的价值判断的宣泄，而像罗尔斯那样的理性思考却少之又少。也许怪不得中国人的智慧，只能怪某种过于急功近利的宣泄式的价值观推广。这种氛围之下，无包容可言，理性思考总显得不合时宜。在意识形态的塑造问题上，首先要讲包容，谁也不必急于压服谁；其次要讲理性，否则包容就变成了死水一潭的折中主义，最终还要丧失包容。

    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的朋友们喜欢讲某左某右之类的话，近期似乎还把这种划分推广到了一些地方官员身上。例如，有朋友对重庆的“唱红”就提到了左右评判的层次上。有时候，这样讲话有简便的好处，但坏处容易失去包容性。依笔者看，一个社会，左和右也可以包容。

    若把强调效率忽视平等看做“右”，把强调均等而忽视效率看做“左”，那么，这种对垒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发达国家也存在。至于西方社会，我们甚至可以把耶稣看做“左派”的领袖，把教会看做左的意识形态的倡导机构，若承认这个说法，就可见西方世界左的意识形态其实有普遍的影响。再深究一点，西方的宗教曾长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有的历史时期，它也罪恶累累。但到如今，西方的宗教也被“和谐”了，现在还有多少自诩为思想家的人有很大的兴趣去批判它呢？也许罗素是批评宗教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这不是因为西方宗教经脱胎换骨后消失了，而是它退回到了一个合适边界里面；它不再强加于人。

    从西方宗教的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左的意识形态，而在于这种意识形态存在的方式。我看左的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只是应让其有适当的形式和适当的作用范围。重庆的“唱红”本身是强调奉献，强调平等，似乎有些左，但不要忘记，重庆的政治家们还在不遗余力地抓经济效率，绝非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重庆近日甚至用基尼系数来考核下级政府官员，可见，他们不是仅仅把平等当做歌谣来唱的。只要重庆和成都在经济活动领域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积极打破各种垄断，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举，用“唱红”的办法来约束公务人员也是一种尝试。“唱红”范围扩大既不必要，也可能有负面影响；学者们之所以担心，是出于对“昨天”历史的余悸，应该可以理解。但以我拙见，过去那种登峰造极的专权恐怖，其实已经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了，根本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点影子。以我善意的观察分析，对重庆、成都的改革，这个担心似无必要。当然，从长远看，“唱红”是不是约束公务人员以求自律的最好形式，倒也不一定。未来也许中国需要不同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更大的分工，为此，杰出的政治家应有更大的探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