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苏幕遮: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7:55:54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栗彦卿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学仅是个遥远的合理逻辑预则，更不适合于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历史遗留的落后生产力的局限，由于依然存在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压迫，更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官僚特权主义的危害，处于生产与管理一线的劳动大众的积极主动性和智慧尚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集中与发挥，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仍在艰难地探索之中。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切实还政于民，才能真正务实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有机关系，并通过继续的对外开放与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恰当衔接，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生机勃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经济学，包括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对社会主义（其对生产力的要求更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仅是个遥远的合理逻辑预则，更不适合于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近现代东西方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特别激化的特殊产物，建立的生产力基础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由于落后生产力的局限，由于事实存在的西方对东方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压迫，更由于公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官僚特权主义的危害（苏联即是如此），处于生产与管理一线的劳动大众的积极主动性和智慧尚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集中与发挥，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仍在艰难地探索之中，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实力仍处于建立在廉价人力物力基础上的世界代工厂的地位，仍不够强大。这种局面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切实还政于民，才能真正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有机关系，并通过继续的对外开放与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恰当衔接，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阶级社会的经济学必须是政治经济学
总的来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是探讨人类社会及其个体在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各种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经世济民的科学。经济学的原始的本义就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包括管理的内涵。狭义的经济活动，指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广义的经济活动，就是社会物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的统称。所以，经济学的核心任务就是研究社会财富的生产及其分配。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无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政治，治国理民，就是从原先的经济的经世济民范畴中管理内涵的进一步单列，就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核心任务就是在管理国家社会过程中研究和实施社会财富的如何生产，尤其是如何分配。政治、经济还是一体化。政治经济学即探讨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恩格斯说它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把政治经济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与政治的近现代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给出了科学的诠释——辩证唯物的生产力决定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何贯彻和形成，就是通过统治阶级制定的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成文法及风俗习惯思想文化不成文法。“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这与马斯洛的人的五个顺次提升的需求层次（具一般性大众性），都证明了社会科学本身或者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三位一体”的一种综合性科学，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经济而论经济是急功近利的，不合理的，不治本的。在治国理民中，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必须两手抓，且都要硬。
要先交代一下，本文的“政治”，在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主体是民主政治，附带专制统治。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主流，其实施的范畴主要在统治阶级内部，随着统治阶级的历史演进，民主政治的波及面不断扩大；专制仅是人类社会历史特定阶段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短暂衍生品，且主要是针对被统治阶级而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实行的是工人、农民阶级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在和平建设时期，核心是人民民主政治。
二、人类社会一般的总体的自发的发展规律，是经济第一，（民主）政治第二，文化不是第三，因为文化涵盖了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总体的深层次反映；近现代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世界统一市场由经济的一体化连带的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化的先进影响，在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前，其发展规律是非自发的追赶型跨越式的，可以、能够和必须经济、民主政治并列第一，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关于人类社会一般的总体的自发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科学揭示，即经济第一，政治第二。马克思指出，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经济基础（即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即生产方式，是一种关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是微观的小单元的个体的简单的管理学）的科技力，一种物质力。政治上层建筑是宏观的国家层面的整体的复杂的社会统治管理的科学，关乎阶级斗争和民主政治，即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核心关乎社会财富是否公平合理的分配，进而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实际改革进程，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同样也是一种物质力，不但直接决定着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发展进程，对生产关系进而波及生产力的反作用力亦不次于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是政治上层建筑的自然性的组成基础；在阶级社会里，自然性的东西还得服从一定阶级的武力统治。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里的“物质力量”即“武器的批判”，专指阶级斗争，指政治革命及改革，阶级团结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力量，被压迫阶级有机生命体为和谐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合力，物质力。马克思恩格斯说：“(原始社会除外，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又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地总结说：“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突出表现在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过程中，它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直接动力和杠杆”。
为什么要这样讲？过不过时？这要细究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
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原因，在于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受这一矛盾运动制约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表现为剥削统治阶级与被剥削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剥削统治阶级总是凭借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在生产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对被剥削阶级实行残酷的压榨和掠夺，无偿地占有被剥削阶级的一部或全部劳动，被剥削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及进一步的发展，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不得不进行反抗。这就是阶级斗争，既包括暴力革命，也包括民主政治斗争与改革；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临界点，主要表现为暴力革命，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缓和期，在特别时期特殊环境，主要表现为民主政治斗争与和平改革。其根源在于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物质利益的对立，有压迫阶级不劳而获的存在，其最终目的，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公平合理分配。这种阶级的公平合理性追求，最终要通过武装的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达到武力的阶级统治，和接下来主要通过民主政治文明的实际建设来体现最大多数劳动者主人翁的权力与地位；反过来又直接决定着劳动者对生产生活资料的占有或不占有状态，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能动性的发挥程度，直接规定着劳动力社会劳动的实际成效，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有相当的社会学工作者认为，阶级斗争就专指暴力革命及和平改革，不包括民主政治建设。这是狭隘的不正确的理解。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就是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全部政治史，一切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都最终归结为阶级斗争，归结为民主政治斗争，归结为追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合理分配的物质利益斗争，最大多数的差不多全部的劳动者的主人翁权力和积极主动性充分发挥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说，(原始社会除外)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农奴起义、农民战争，由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仅是对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简单再洗牌，是社会发展的量的积累，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封建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特别是近现代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于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潮，是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与时俱进的合理化改革，形成了前进的合力，是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具有绝对的进步意义。所以说，阶级斗争同样是一种物质力，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马斯洛的人的五个顺次提升的需求层次理论，暗含着阶级斗争和民主政治，从一般性大众化的角度上吻合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关系原理。总体来说，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代表了人类认识自然界的程度并从中获得生活资料的能力，即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建设自身的能力，第一位地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决定是归根到底性的，而阶级统治尤其是民主政治文明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本身团结协作共进的能力，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力量的大小，第二位地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决定性是依附于生产方式的决定性的；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础的两个文明，经济是根，政治是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经济是枪，政治是党，两者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左右腿，相辅相成，互为统一。文化中的科研教育，直接影响着高素质劳动力的再生，影响着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影响着科学技术生产力的传递与发展，故涉及经济范畴；文化中的思想传播，直接影响着阶级觉悟的提升，影响着民主素质、民主政治和阶级斗争，故涉及政治范畴。所以，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创造的一切文明的总的反映，特别是抽象的理论层次的高度归纳。它的发挥作用，必须有相当的科技生产力的支撑，必须经过一定的风俗习惯等文化传统对社会成员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政治法律制度对人们生活行为的强制性规范。理论是与社会生产实践密切相结合的理论，是对经济、政治活动的拔高和指导。正如马克思、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比如近现代的世界，先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商业革命，后有发源于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其次才有启蒙运动，再有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比如近现代的中国，先有西方主导的先进生产力推动的世界统一市场对中国的侵略，后有了民族经济的一定发展，才有了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成功，旋拿新文化运动以补救。这是人类社会一般的总体的自发的发展规律，是市场主导型，是生产力驱动型，是经济第一，政治第二，文化不是第三，因为文化涵盖了经济和政治。
关于近现代以来的后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规律，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具有属于自身的特殊性。世界是多样性统一的世界，有了一般，就不排除特殊。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近现代以来，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世界统一市场的影响，由于西方先进生产力的传播，附带的西方相对先进的政治文明的传播，尤其是代表了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最高成就——指导工人阶级得解放的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主义的指南的传播，使得在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前，其发展规律已不再是自发的，而转换成追赶型跨越式的，可以、能够和必须是，经济、政治并列第一，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尤其如此。苏联是世界上（东方）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国，记得其刚建立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有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苏联，同时游历中国，临别的讲演《中国的到自由之路》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因为开路者的缘故，犯了许多错误，中国人应引为前车之鉴。国家社会主义是有弊病的，要想使它不成为官僚的专政，必须是实行这主义的人一定要爱自由爱德谟克拉西，且于人民受有充分的教育时，鼓励人民的努力，以求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的实现。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永久的方法是教育，但教育应以经济与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要解决很多中国人关心的能发展实业，同时免除资本主义和它所有的恶弊的发展的难题，便须有一万个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的危险、攫得政府的权柄，改革中国的制度。中国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是没用的；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改革中国必须先图政治之改良，然后再图各种经济的发展。苏联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上，曾经做出过非同一般的历史性贡献，经济上也获得过巨大的成就，但终因过分集权、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而致官僚主义及其腐败而改变颜色，重新倒入了资本主义的怀抱。其教训是举世震惊的，深刻的。近代的中国资产阶级，总希望走先经济后政治自发发展的道路，达到民族的复兴。可是，内有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高度集权愚民的反动，进而经济上的落后的拖累，特别是外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联合侵略压迫打压，以及俄国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榜样引导，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自发发展的道路行不通。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必须先政治革命，初步夺取政权，尔后才有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及民主政治富民强国的可能。有西方资产阶级大力发展生产力开拓形成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大环境，后发展国家的崛起，是近现代阶级矛盾激化的特别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必须走经济、政治（包括阶级斗争和民主政治）并举，直至政治革命先行的路子。中国作为苏联之后的（东方）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建国初期有毛泽东模仿苏联的中央高度集权，没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连带没有按照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办事，结果发生一系列失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过程中，多次深刻阐述经济、民主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实际放权的不彻底，依旧是高度集权，依旧是官僚政治体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后期，经济发展与社会阶级阶层矛盾突出共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倒是提出来了，具体的实践困难重重，迷雾重重，举步维艰，社会收入差距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极为严重。再看看同样具典型性的拉美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样由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使得“拉美化陷阱”成为横亘在后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标志性屏障。
所以，时移世易，在事实存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世界统一市场的影响下，在西方先进科技生产力随着劳动密集型、资源主导型加工制造产业逐步向后发展国家转移而同步转移的情况下，在西方现代先进政治文明的影响下，近现代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在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前，其发展规律已经是非自发的，成为追赶型跨越式的，可以、能够和必须经济、政治并列第一。后发展国家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型社会，必须积极借鉴利用西方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最大化地发展和超越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以便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者集体的力量，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并保证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是，这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不等同于大力发展超前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式政治经济联合体。科学技术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的基础工具，是人民大众普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建设和谐幸福社会的基本物质支撑。科学可以引进，技术可以引进，而文化与民主思想嫁接不得，它是本国社会实际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产物，由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直接决定。一方面，民主政治思想文化实际建设高度，由本国的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所直接决定，绝对不可能超前，落后的生产力本身就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不高，要任重而道远，没有经济生产力落后，民主政治文明建设先进的道理。另一方面，这正是后发展国家在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学习借鉴过程中，需要科学技术、民主政治与思想文化精华配套引进，齐头并进，并使本国化的实际原因。（注：是吸取精华，除其糟粕，是扬弃，不是完全的西化）这也是跨越式发展的真实内涵。决不可以经济先进，政治文化落后，决不可以以文化与民主思想嫁接不得为借口，抵制和阻碍西方近现代先进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传播，其在后发展国家的借鉴与发展。再者，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无产阶级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取得政治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现代高度。暴力革命是特殊时期，和平（民主政治）建设是一般时期，“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两者在很多方面不能等同。民主政治是一种现代政治制度，政治文明，一种相对最规范的国家社会管理制度，而不能依赖某一个人（领导）或某少数人的觉悟，道德自觉。一个国家民族的近现代化发展，是群体的事，人民大众的事，不能仅仅寄托于一半个人（领导人）、少数人。邓小平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甚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指的都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实际建设高度，尤其是人民民主选举制度的真正实施进度。所以，民主制度才是最根本的长远的。
况且，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比如欧共体、北美经济自由贸易区、七国集团等，已经开始采取多国联盟、区域联盟、及发达国家联盟的现代民主形式，从综合性的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的战略高度发展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我们广大的后发展国家更没有单纯发展经济而依然是高度集权官僚政治的任何理由。后发展国家民族独立前，先有阶级斗争政治革命夺取政权为主，后有大力发展经济；建国后，民主政治建设与科技生产力发展须同时并举。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毛泽东的著名的群众路线，就是民主政治。可以这样说，在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必须是群策群力的形式，必须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是民主政治建设，以人民民主去去除核心的弊端——过分集权导致的官僚特权主义。
这里不针对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和岛国，其在后发展国家中不具有一般性。当然，这不是说就可以小瞧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和科技力量。
三、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结合西方现行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起构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发达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和垄断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有点类似于后者；而现行的西方资本主义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标准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微观经济学，前者是国民经济中的单个方面某一分支的避重就轻的片面经济学，后者是市场经济中的单个工厂单个集团单个跨国公司式的微观增量经济学。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的本质，规定了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两大方面的结合，才是近现代的真正意义上的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做了初步的积极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仅是个遥远的合理逻辑预则，更不适合于我们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过，马克思对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做过大体的估计，即社会主义革命应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后传播向东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附加西方工人阶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力物质文明、民主政治文明和先进精神文明积极成果的援助。马克思在1881年指出：“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注意，“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包括西方近现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精华，更不用说精神文明了。至于哲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没有明说，恩格斯也如此，当然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了，即后来的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个初步的民主务实的探索，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先依据国情大力发展农业，包括适当的小商品经济、民族的及外资的资本主义经济，以给随后的大力发展工业创造某些市场的、原料的和粮食的前提，为发展工业造成基础性的积累；随后再把工作的重心转入大力发展工业之中基础的基础——重工业，即机器制造业，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行共耕制是极端荒谬的……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到前进的运动从这些群众亲身的经验中、从他们亲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代替的根本意义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正常的社会主义基础。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非常成功。列宁实行基本正确的民主集中制，因而也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列宁又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在后发展国家民族独立后，就专指人民民主专政，核心是人民民主政治，而不是过分集权而致的官僚特权主义。
不回避罗素在1920年初对苏联国情的评价。列宁执政时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的特殊时期，是一方面积极恢复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大力反击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攻与干涉甚至侵略时期，比如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暂时的忍让——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政治上的有些集权是必须的。但是，列宁的民主胸怀，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心胸，是不次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是其他领导人所无法对比的。列宁临终的政治遗嘱，“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 人。……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 人，增加到100 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这就是要苏共中央（当然也包括地方，中央带动地方）实行集体民主决策和领导，不要某一个人独断专行，以克服当时的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弊端——过分集权而致的官僚特权主义。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执行列宁的这个十二分重要的指示，而是通过一系列不光彩的阴谋排斥打击甚至暗杀异己，夺取第一把交椅，并把官僚特权主义推向极致。
由于当时西方巨大外在侵扰的国际环境，列宁由于前无古人的开创性的鞠躬尽瘁奉献而早逝，和内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斯大林领导的政治高度集权，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做了一些进一步的工作，获得了新的进展，比如严格执行列宁的有关指示：建立在相对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初级阶段），发展的初期积累主要依赖自己，要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按适当比例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等等。但总体成就不大，主要是计划经济学，更是集权经济学。没有与时俱进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利用不正当手段残酷排斥打击异己，使自己掌握绝对权力后，专制体制不次于沙皇统治。在高度集权官僚政治体制下，仅有官僚专制人才和军事人才，再没有像列宁那样的民主的胸怀祖国的真正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人才。在高度集权官僚政治体制下，大搞不切实际的军备竞赛，大搞社会主义沙文帝国主义，并侵略干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改革。这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最终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导致官僚特权腐败，从共产党内部高级干部复辟变色，倒向资本主义。虽然斯大林也多次指出，“我们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工业的技能和本领。”而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管理国家经济的力量，提高管理水平的途径之一，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来自基层的群众性的建议与批评，以此反“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甚至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并充分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地表现为它束缚群众的干劲、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它埋没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的潜力，”甚至在苏共十七大上公开揭露官僚主义的丑态（只是斯大林仅仅把这种官僚主义及其消极怠工认为是“爱说废话的老实人”），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并针对建国初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先后提出著名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响亮的口号，与大力发展党内民主相结合，以此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提高生产效率，但终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行动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效不大，终究由于“干部决定一切”而不再是“技术决定一切”以及“民主决定一切”，由于其带头的高度集权制造成的官僚特权腐败，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大搞冷战和军备竞赛，拖垮且葬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国。
像斯大林甚至包括列宁这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在比较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就从民主政治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错误认识，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肤浅的不彻底的理解。这也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斯大林一方面深知官僚主义问题症结的所在，一方面又大力高度集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的深层原因。殊不知，生产力的落后性，总的规定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落后性，后发展国家必须大力借鉴西方近现代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促使经济政治的齐头并进，特别是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前进。斯大林的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直至戈尔巴乔夫，表面上大力反对斯大林的高度集权，实际上仍是斯大林高度集权官僚特权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叶利钦的《我的自述》中关于苏共中央及至地方高级官僚特权腐败的纪实，“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活生生地诠释了苏联复辟变色的真实原因——过分集权导致的官僚特权主义及其腐败，葬送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国。
中国初级阶段的摸索，实事求是地讲，也是走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在学步，也可以说是在“邯郸学步”，其中又有自己的一些独创特色。改革前，在向苏联老大哥学步；改革后，在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取经，期望从中摸索切身的经验。但离成功还有很远，还没有自身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媲美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这不在于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智慧的高低，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人种的优劣。关键在于什么？必须从深层次的内因上去寻找，内因是决定的因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发挥作用。还是那句话，同样类似于斯大林，在于政治的高度集权钳制了人民大众思想飞跃的翅膀和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实践的脚步，钳制了阻碍了人民大众虚心向上的途径。集权是专制的，是官僚主义的，是愚民的，是不可持续的，是达不到实事求是的，更谈不上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列宁在建国初期为什么要“后退”发展“新经济政策”？是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更是发展民主政治以求实事求是的结果。我国建国后改革前所取得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也是很有限的，是在借鉴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在前期苏联的有限帮助下，以及在后期苏联老子党的高度专横和干扰下，特别是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为基本原则的背景下，作出了有益的发展，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国内工业生产体系。但是，同样由于高度集权的错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中共八大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我们就犯了“反右倾”扩大化、大跃进、“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以阶级斗争为纲，乃至于最终走向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错误，国民经济实际上达到了十分脆弱的地步，科研上，核武器的研究，“两弹一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至于其他，尤其是学校教育，尚处于老式的应试精英教育模式，成就也是有限的。毛泽东于1956年主要是在听取省部级领导干部汇报的基础上总结的《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的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有点意义，但不大；于1957年在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展的对政府工作提意见提建议的群众性的批评中，抹杀了主要的功绩，高度放大了少数右倾的不良意见，接着就在1958年大跃进，等等。为什么会这样？高度集权、不民主而导致官僚主义，导致急躁冒进，脱离群众，最终脱离实际。社会生产实践就是实际，处于社会生产实践一线的最大多数群众就是实际，政府的决策领导一旦脱离了群众，就等于脱离了实际。所以，一无钱，二无人才，仍然是一穷二白的状态，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没有根本解决，人口的合理流动都被明令禁止，城乡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被堵塞，谈其他是很困难的。这就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上决定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必须有一个跟西方学习的阶段，大踏步前进的阶段。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要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上照搬西方的一切，这是幼稚性的囫囵吞枣，简单西化，决不可以这样做的，建国前是这样，建国后和改革后也是这样，东方特殊大国的崛起，必须走具有自己国情特色和时代世情特色的跨越式发展之路。
五、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务实探路
中共十三大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改革后，党中央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工人的生产和与官员的管理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不彻底性，仅把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管理权力下放到了地方、部门领导干部这一阶层，充分调动了地方、部门领导干部的积极主动性，仍然是“干部决定一切”，高度集权，仍然是官僚政治，尤其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之后，更是这样，工人、农民有工作生产的积极性，无管理权限，在社会生产上没有决策参与权，在社会财富的如何分配上没有发言权，由基础的主力阶级变成了潜在的弱势群体，成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少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受害者，如此，第一位地导致了改革后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特别是干群矛盾的突出积累共存，导致了贫富悬殊两极社会的日益扩大，第一位地导致了自然资源、创新型人力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最终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正常工业化转型困难。
早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说：“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改革之初的1980年，邓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随即启动了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和机构精简的第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中期的1986年，邓小平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可谓真知灼见，至理名言。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在其所在的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一直在致力于积极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终于退休后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指出，“判断我们改革开放正确与否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苗头，出现了主要是针对当时已经十分严重的“官倒”官僚腐败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特别是九十年代初震惊世界的苏东大巨变，更主要的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日益形成的少数权势既得利益集团的因素，人为地误传苏东巨变是由于放权过快的缘故，错误估计国内国际形势，急刹本该继续进行的权力下放、大力发展人民民主政治之路，特别是没有切实推进基层县市级人大代表的直选、基层县市级主要领导的直选，从而使本已严重的少数官商勾结继续严重，腐败高度泛滥，深入政治、经济、科研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各个领域，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江泽民等后来者虽然也高度重视反腐，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但民主政治体制深化改革自“八九风波”之后已成事实上的禁区，基层群众的话语权、监督权在切切实实地丢失，选择权、选举权基本是“被代表”，知情权也谈不上，仅有党组织内部对权力的自我监督和道德教育，成效是有限的。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地方、部门官员群体权力的高度膨胀，导致了政府机构的越减越大，高度膨胀，导致了广泛存在的“三农问题”，导致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民经济几度疲软和长期的粗放式工业发展不可持续现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不应该发生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是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协调发展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但是由于官僚体制和发展市场经济相结合，也发生了经济危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内经济疲软是初现，进入二十一世纪初，一边是少数官商勾结，通过以中国低廉的人力物力资源，大力发展世界工业价值链中中低端的“世界代工厂”，大力制造紧跟发达国家的以政府、少数权贵富商为主体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一边是劳动人民的低收入、权力的普遍被忽视和利益的普遍被侵害，各项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内需市场严重不足，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式转型困难。
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权力下放，实实在在地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第二次巨变，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获得了非凡的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邓小平带头去掉干部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开了个好头，但是，并没有善终，邓小平也要为权力下放的不彻底背负历史的耻辱，为未能摆脱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狭隘利益承担必须的责任，为未能根本改变官僚高度集权而使特权腐败继续恶化、权力世袭依然盛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拉大而承担民众一致的垢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邓小平不睿智地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了权力继续下放，后继的江泽民等虽然也做出了一些事实的贡献，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再也没有邓小平当初的改革魄力，没有走出邓小平晚年的背阴，没有进一步的突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主要见之于共产党的执政理论上，而没有普遍落实到大多数重要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行动中。邓小平晚年之后，直至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从中央到地方都心知肚明的禁区、雷区，这严重纵容了官僚主义、特权腐败，和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势力巩固，是导致改革开放后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歧化，出现“拉美化陷阱”的核心根源，有走苏联老路的危险。所以，江泽民等，可以称为一届，但都无资格称为“一代”。第三代领导人必是大刀阔斧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彻底权力下放的一代，以此真正人民民主来根治官僚集权腐败的一代，把中国继邓小平之后继续引向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代，引领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次巨变的一代。
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生产力仍然不够发达，那是事实，是在大量廉价人力物力基础之上堆砌起来了世界代工厂，创新型现代化人才严重缺乏，由此带来战略性新兴产业严重不足。表面上的原因是应试式精英教育的弊端，是教育机构的严重行政化干预，深层次的原因是官僚政治体制和官本位思想，极大地束缚了人民群众主人翁权力的发挥，和积极主动性创新性的发挥。少数当权者在改革后期蔑视一线人民大众的作风与侵害人民大众的行为是一贯的猖獗的，典型的例子是往往把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中的基层人民大众说成是“不明事实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比如吉林通钢集团万人反对民营并购，就是由吉林省发改委包括吉林省国资委少数官僚者不与广大职工沟通，自己关起门来决定，侵害广大职工利益而引发。等等。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就是要尽可能地积极借鉴利用西方的时代的发达的生产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来大力促使社会主义科技生产力、国有或集体股份制生产关系、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及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齐头并进，跨越式发展，来大力促使马克思晚年所预言的俄罗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实现，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的可以的和平过渡，而不可能也不
之所以说不可能自发性发展，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希望的自发性发展就走不通，历史还将继续证明，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而不是原地踏步，建国后包括当前的改革开放，自发性发展也同样走不通。“拉美化陷阱”的前车之鉴教训是实实在在的，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少数权势等既得利益右倾者对国家发展的误导；之所以说不应该自发性发展，是说我们在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前，比较的优势是顺应近现代世界一体化时代发展的大潮，必须通过发动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力量，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即通过最高级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极大地保证社会财富的主体创造者劳动人民主人翁权力的正常发挥，保证社会财富的主体创造者劳动人民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正常发挥，保证社会财富的主体创造者劳动人民的正当利益的正常分配，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并保障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当前中国极度发达的网络媒体传播，数亿的网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数亿的工人、知识分子、及农民工群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在积极发展现代产业的过程中综合素质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升，就是大力发展完善人民民主制度的最好的基础。那种说人民群众素质不高觉悟不够的借口，完全是一种官僚特权式的瞧不起人民群众、不相信人民群众、不依靠人民群众，当然更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着想的少数权势既得利益者的真实的右倾。
如果说历史上历次的农民战争跳不出作为封建王朝更替工具的悲剧，农民的小农意识、思想觉悟低，那么，近现代的工人阶级也同样如此，国外的有英国1640年革命主力的“平等派”士兵，由于侵略爱尔兰获得部分利益而走向右倾，1840年前后的宪章运动的主力工人阶级，由于大英帝国成了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厂，资本家的剥削主要转向海外及其广大的殖民地而使其获取部分稳定利益、以及在英国侵略殖民全世界的过程中大量移民国外成为新占领地的统治阶层而走向右倾，美国的近现代移民由于奴役非洲黑人而走向奴隶主的行列，最主要的是当代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由于西方资本家的一致剥削重心转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豢养，而逐渐丧失了工人阶级本有的先进性团结一致性，苏联的复辟，同样也在于工人阶级的精英，所谓的“贵族”少数官僚的特权腐败。那么，我们也必须正视，当代中国的少数特权官僚们，尤其在各个地方和部门中，是否已经由于通过特权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而逐渐走向社会主义改革的对立面了呢？成了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继续大踏步前进的阻力了呢？这不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工人阶级不要嘲笑历史上的农民阶级的短视，眼光狭小，工人阶级也一样，不能五十步笑百步。什么最靠得住？理论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靠得住，实际上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靠得住。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包括国内国外的，只要是同时代的，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政治文明的高度成果，来最终巩固和保障物质文明的发展成就，来走出历史周期律，来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积极过渡，健康可持续发展。个人靠不住，少数人靠不住，因为个人少数人会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变而改变，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不求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化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人民大众的福祉从来不是也不靠某一两个人的赏赐，而必须通过有领导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来争取，通过有领导有组织的民主政治建设来保证。公权力必须受到人民大众的制约，不然的话，绝对的权力只能导致绝对的腐败，官僚集权阻碍着社会的继续进步，必须以人民民主来保障社会发展的成果公平合理分配，保障社会发展的符合当代历史潮流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
当前，各地少数主要政府官员试图紧捞“城镇化改造”这根救命稻草，以此再次制造所谓的“政绩”和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我们不能学西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驱赶农民进城，西方当时的农民可以大批量地开垦新土地，可以移民美洲和海外，中国十三亿人口在今天不能够，世界再没有大量的类似当时欧洲大陆、美洲大陆那样的土地以供开垦；今天的西方欢迎技术和投资移民，我们的一部分技术和资本主体——高新技术人才被逼出国，暴发户们积极主动逃向西方，“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在中国大陆，包括企业家、商人、高级管理人员、演员、作家等在内的富豪群体热衷于注册属于自己的离岸公司。这是因为，所有的国际大银行都承认离岸公司，并愿意为其设立银行账号及财务运作提供方便。而在运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这种离岸公司可以帮助富人群体减少纳税额度，另一方面，离岸公司不受外汇管制，这也可以使他们的海外投资、转移财富计划更为隐蔽和自由”，而我们的人口主体——农民及农民工不具备，绝大部分的大学生不具备。当今权力高度集中导致少数官商勾结普遍腐败而被严重炒作的城市高昂房价，和由此而引发的高昂学费，高昂医疗费，就业困难，中央的很多调控政策在具体中难于落实，纵使落实了也是以少数权势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前提，不说农民工无钱无力买房，蚁族们无力买房，即使买了房子，住进了城市，干什么？如何就业？生活来源在哪里？当前游资还要炒粮油蔬菜，且大规模的不科学不可持续的城镇化规划和建设，大量挤占了有限的保民生良田，“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形同虚设，都有力助长了城市生活费用的快速增长。城镇化是中国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必走之路，但不是大跃进式的走法，必须有民众科技文化综合素质的逐步大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工业化的坚强支撑。正像当年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一样，人民不希望再次出现类似的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放卫星，和表面的仅属于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盛世。
正像前清华大学校长
我们的希望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和市场经济机制有机结合，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现实是高度集权导致普遍腐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主基础性调节之间摆开拉锯战，既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靠权力垄断而非科技创新、服务质量提高增长，靠投资房地产、保险等暴利行业增长，逐步沦为少数权贵既得利益群体们发家致富的近水楼台，尚看不到合适的出路苗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如何有机结合，在现实中表面上仍是一个未知数。
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健康建立及大发展必须是在切实走群众路线还政于民的前提之下
所以，总结后发展国家特别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推出，基层一线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群众的智慧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和恰当的总结，集体的人多力量大的力量尚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和正确的引导，我们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远不是健康的务实的和谐的可持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还没有露面，没有脱颖而出的条件。
人民之所以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甚至仇官仇富，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特权主义和官僚腐败，少数官商勾结，鱼肉百姓，官僚暴富者们为富不仁，漠视民生。做得较好的也就是施以小恩小惠，表面应付。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总结的中国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弊端——权利过分集中而导致的官僚主义和严重腐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用党代会的话说，就是“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人大代表还主要是少数官僚内定，民主选举还主要是走形式走过场，各级官员依旧由上面层层任命，绝对多数的人大代表同时也是政府高级官员，自己监督自己？根本不可能。所以，人代会也就成了举手会，在国家权力机构中成为最不重要单位，与宪法中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名称基本不相符，党政事实上并没有分开，仍是高度一体化。
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是比较渺远的。现在谈还没有资格，须等将来有条件了再说。
出路有没有？有的；走不走？该走的路必须走，一步也不能少。就看我们是空想式，自上而下官僚主义改革代价较大走，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上下结合走群众路线改革代价最小走，还是被民众逼迫，自下而上暴力革命改革代价最大走。自上而下走，就是仅由中央的少数领导听汇报，发文件，做指示，推着拨着省市县等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动动转转，拨拨动动，推推转转，不拨不推就不动不转，实际上是集权主义，是官僚主义，是表面功夫多，形式主义多，结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出发点，这样的改革有走苏联复辟老路的危险，不过中国的十三亿人民大众是决不会答应的，中国不是苏联，中国决不可能照搬苏联经验，这一点毋庸置疑。上下结合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的科学与民主的指引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务实指引下，继续真真实实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放权于民，还政于民，走群众路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再“干部决定一切”，或者“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充分发挥亿万人民大众的智慧力量，广聚民智，合理民主集中，建设阳光政府，和谐社会，积极务实地改革开放，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改革动力足，方向正，可以最大化地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性。自下而上走，就是民众被压迫无处可诉，被逼迫无路可走，只好自我组织起来，改组现行的以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为主的官僚专制政府，还原共产党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真正做到“三个代表”的社会主义阳光政府，并领导人民大众继续深化各项改革事业，健康推进社会主义宏大伟业。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才能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如何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真的是一头雾水吗？不是的。当前社会上传的最多的政府管多了，严重约束了经济发展力的谣言，若针对官僚政治有一定的道理，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来说则是肤浅的，是少数野心家的别有用心。我们是后发展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必须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必须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在过去、当前乃至今后的长时期，国有、国家控股、国营经济在总质上占主导性，在关系国计民生上在战略上占主导性，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也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最基础保障，是防止内部的复辟变色和西方的“和平演变”的最基础保障，这就直接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规定了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为主体，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中之重。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市场经济及其机制的有益的局部的利用，互补，总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如何面对国有、国家控股、国营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如何面对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对社会物质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我们的生产力还相当落后，必须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必须弥补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充分而对现实生产力的制约，必须改革开放，积极与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及市场经济接轨，积极有选择地承接它们的高端先进制造业转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此充分调动、促进、激励各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的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科技生产力的大踏步提升。因此，各种各样的国有的民营的或是外资的混合型的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改革没错，市场对社会物质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必须充分发挥。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时代大环境仍是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是市场的基础性调节就是基础性调节，不是主体性调节，主体必须是国家宏观调控。远观一下西方欧共体、北美经济自由贸易区等现象，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在深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西方经济已经高度区域化跨国集团化垄断化的现当代的经济体，经济单元，经济活动，必须从国家甚至区域间乃至于洲际间合作的战略高度，从宏观调控的高度，以更发展的凯恩斯经济学为主导，展开纵与横的布局。列宁的时代，西方已经发达到国家资本主义，先是在国内垄断后是在所属的殖民地垄断，再继续朝国际垄断方向发展的程度，但“一战”“二战”的历史实际，也事实地证明了一国一极独霸世界的不可能。经过了血与火的教训，首先是北约，是“马歇尔计划”，其次是欧共体，发达国家间就开始内部团结，组成“富裕者的俱乐部”集体之合力，一致对付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间接也对付傲视群雄的美国。那么，作为后发展的大国，也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只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强调以市场自主调节为主体为主导呢？市场自主调节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基础，但必须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不能作为主导，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方才符合世界市场形势和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大潮。就像不集团化不链条产业化多种经营的企业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大潮，已经与跨国集团型企业不是一个重量级一样。这样的话，有人就问了，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当前事实存在的国有国控经济大而不强、主要靠权力垄断而非科技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弊端呢？如何有效避免国有国控经济体里面的大量官僚腐败与论资排辈、消极怠工呢？如何有效解决事实存在的主要针对民营经济的“弹簧门”“玻璃门”甚至是“隐形门”不公正待遇呢？如何有效地解决相当数量的官与绝对少数的商之间的权钱交易而造成的对其他大多数的商和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呢？直至如何健康规范发展国有国控以及民营经济体的社会责任呢？归结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综合性地一言以蔽之，即积极利用西方已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结合我们的改革开放与民众综合科技文化素质增长国情实际，产业化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的实际，积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落实发展民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通过党的群众路线的方式，形成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在这里，不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的当家作主，都必须在与时俱进的宪法法律的框架下行事，在合理的民主集中制体制下行事。强调党的领导，不能是大搞集权官僚主义的借口，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也不能是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借口。事实上，党的正确领导，必须经过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来实现，这是理论掌握群众、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必须桥梁，人民大众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主体，舍此无通途；人民正确的当家作主，也必须经过党的正确领导来完成，航行要靠舵手，没有革命的理论指导，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两者是有机的统一体，结合体，并不矛盾），形成集体领导与首长负责的有机统一，最终达到依法治国，达到科学民主决策及管理。因为，有了合理的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权力得到人民大众的制约，群策群力，一是造成公开公平公正的良好党风政风继而民风环境，可以根治腐败，净化社会风气，充分激发发挥每个公民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为“中国创造”奠定雄厚的高新人才资源基地，二是务实，实事求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量力治国，从而使社会和谐可持续，群策群力，力量集中，众志成城，三是真正通过民选，选出适当数量的专职任期制国资代表，而非一人二人，经常性地就同一类行业走动监督、决策与管理，只是这个过程中，要因企而异结合一定数量的工会代表、工人代表，以达到比较的公开公正，比较的因地制宜、务实。也就是说，国企的生产与国资的管理，也必须是集体领导体制，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有了以上三者，我想，其他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因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不在于高度集权式的集全国之力办大事上，而在于务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打造阳光政府，从根本上遏制官僚腐败，从制度上遏制新的大跃进和确保实事求是，确保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民主，就人才辈出，社会和谐，力量集中，就务实，就实事求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从而生动活泼，群策群力，众志成城。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历史，已经更清晰地证明了，唯有科技与民主才能决定一切。
因为，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和发展历史的主人，只有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计于民，借力于民，才能得到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有机结合的度，才能积极地建设内需市场，才能积极地衔接国际市场。
七、结论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对社会主义（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仅是个遥远的合理逻辑预则。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具体方面不适合我们，我们由于落后生产力的局限，更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苏联即是如此），处于生产与管理一线的劳动大众的积极主动性和智慧尚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发挥，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仍在艰难地探索之中。这种局面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放权于民，才能真正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有机关系，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有可能积极地吸收西方一切积极成果，跨越“卡夫丁峡谷”。
物质经济不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可能；物质经济不发展，或发展，而民主政治不发展，后发展国家社会要长期或短暂走向封建专制，或被殖民取代，或成为西方的附庸国，二流国家，或最终成就法西斯主义；物质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也随之同步协调发展，后发展国家社会就会健康可持续进步，就会良性跨越式发展。
邓小平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反“左”、反右重心是不同的，改革初期，市场经济不发达，民营经济弱小，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尚未形成，需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改革的后期，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民营经济已经相当发展，关键是少数权势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并顽固，就需要倒个个，需要警惕“左”，但主要是防止右。但是，我们仅知道防“左”或防右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才导致了“左”或右的产生，还必须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即实施什么制度来具体地防“左”防右。在近现代世界高度一体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产生“左”或右的东西已不再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力了，而主要是落后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是官僚特权腐败。时代的最先进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直选制度，是我们有效地防“左”防右的根本途径，唯一途径。官僚集权已经葬送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使“拉美化陷阱”成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标志性的屏障，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年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再重蹈覆辙。我们必须还政于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配套协调改革，如此健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
邓小平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这句话，我认可第一句，以后的都不苟同。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跨越式发展，需要经济、民主政治并驾齐驱，两个中心，协调统一，不能偏废。在我们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在经济社会环境改变的前提下，在依然的高度集权前提下，少数的权贵既得利益者，和少数的血腥资本家，早已同流合污，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群体，共同阻碍着社会主义中国的继续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