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雄大电机有限公司:政治篇

历尽世纪沧桑 九江前途无量 胡升平
二十世纪初,帝国列强对九江的侵略 郑光中
九江近代史上几起中外冲突事件 占开森
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斗争 潘治富
民国"庐山会议"风云录 徐顺民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的九江的阴谋策划 殷育文
1937年"庐山谈话会" 贺伟
司徒雷登庐山呈递"国书" 殷荫元
鲍罗廷二上庐山 殷育文
早春的战斗---中共地下党在九江活动片断 吴少臣
冲破黎明前的一声号角---记<<九江型报>> 王健君
建国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陈世尧
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的三次重要会议 胡克沛
烙在一个时代的印记 傅少波  王道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眸 赵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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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世纪沧桑 九江前途无量
胡升平
九江，这座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城，在近百年的时代演进中，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解放，经风历雨，饱受磨炼，走过苦难，迈向光明。从建国初的破摊子，到今天拥有现代科学文明的新型城市，这百年故事，何其不凡。《九江百年》全书以下将以50万字讲的正是百年史事，揭示这世纪风云，人间沧桑。本文谨着重介绍建国五十年后之今日九江，立体式地全景式地显示九江实情实况。反映这五十年半个世纪的历程，九江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五十年，是九江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根本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五十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九江时两次说到：“九江前途无量”。
  山川秀丽 历史悠久
  优越的地理位置 九江市位于江西省北部，大京九铁路中段，长江中下游交接处南岸。东起波阳县和安徽省东至县毗邻，南接新建、安义、靖安、奉新和铜鼓五县相连；西与湖南省平江县和湖北省阳新、通山、通城、崇阳四县搭界，北与湖北省武穴市、黄梅县、安徽省宿松县、望江县隔江相望。是长江黄金水道沿岸十大港口城市之一，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对外开放的外贸港口城市。
九江位于东经113°57′——116°53′，北纬28°47′——30°06′，全境东西长270公里，南北宽140公里，总面积18823平方公里，占江西省总面积的11.3%。
九江地貌较为复杂，地形变化大，地势东西高、中间低，南部略高，向北倾斜，平均海拨32米，市区平均海拨20米。境内山地丘陵、平原皆备。中部为鄱阳湖平原，水网交错；西部为丘陵、山区、层峦起伏；九岭幕阜两大山脉，分立西部南北两侧，延绵耸翠。九岭山九岭尖海拨1794米，为九江之巅。长江自西向东从九江北沿流过，流域面积3904平方公里，在本境长度143公里。
丰富的自然资源 九江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品种繁多，有铜、钨、锑、黄金、萤石等已探明的矿种达51种。其中锑、锡、萤石、黄金储量居全省之首，铜居第二位，钨居第三位，石灰石、砂、石英砂、大理石、花岗石、瓷土等建筑材料更是得天独厚，开发潜力很大。
水资源丰富。九江水系完整，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全年河川年径流总量777毫米，地表水资源137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142亿立方米，可开发的水力资源33万千瓦。水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目前全市有鱼类110余种，其中名贵的鱼类有中华鲟、中华绒螯蟹，长江鲥鱼、彭泽鲫鱼、都昌银鱼和庐山石鱼等闻名中外。
林业资源丰富。九江植被属亚热带绿阔叶林过渡北亚热带的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类型。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6.3%，经济林木主要有油茶、油桐、板栗和漆树等。
动物资源丰富。九江现有留鸟类115种，两栖类11种，哺乳类20种。在永修县吴城镇和星子县的鄱阳湖滨沿湖多为草洲湖滩沼泽地带，是候鸟良好的栖息场所，这里越冬的候鸟有126种，其中属国家保护的珍禽有白鹤近千只，天鹅3000余只，居世界首位。还有丹顶鹤、黑鹳、大鸨、白头鹤、白枕鹤、水禽雁、野鸭等。彭泽县境内的桃红岭是南方稀有野生动物梅花鹿栖息之地，现有梅花鹿120余只，江西省人民政府于1982年、1983年先后决定建立彭泽县桃红岭梅花鹿和鄱阳湖候鸟保护区。
牋?旅游资源丰富。奇秀险特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文明史，使九江拥有众多特色鲜明的风景。一个以庐山为中心，集名山(庐山)、名洞(龙宫洞)、名城(九江)名江(长江)、名湖(鄱阳湖)、名寺(东林寺、真如寺)为一体的赣北旅游区系已初步形成。庐山以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以庐山为中心的风景旅游区是京九沿线最大的综合性旅游风景区和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全区有大小景点230多处。旅游硬件水平大有提高，1998年，全市拥有涉外旅馆19个，接待床位5000多张，拥有星级宾馆10家，其中三星级宾馆4家，二星级宾馆6家。
土地资源丰富。九江现有耕地面积23.59万公顷，其中水田13.00万公顷，旱地10.59万公顷，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占耕地面积0.15公顷。
宜人的气候 九江地处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的过渡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17℃。本市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为1300－1600毫米，雨量分配不均匀，年降水的40－55%集中在第二季度。全年日照充足，太阳辐射的年总量为102.3－114.1千卡／平方厘米。年无霜期为239－266天，年平均雾日在16天以下，年平均湿度达75－80%。区域分布明显，垂直差异较大。
劳动力资源丰富 1998年末，全市总人口450.31万人，人口密度239人／平方公里。1998年末，全市社会从业人数236.51万人，比1949年增长2.6倍。
九江市是一个以汉族人口为主，多民族人口聚居的地区，全市共有25个民族。在全市总人口中，汉族人口占99.8%，各少数民族人口占0.2%。
悠久的历史 九江历史悠久，素有“九派浔阳郡，分明是画图”的美称。而九江作为行政区划则始于秦代，公元前221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划为36郡，设有九江郡。唐时，改九江郡为江洲。五代十国时，江洲是南唐道德教化之地，故改浔阳为德化，废江洲。宋时复置江洲。元代改为路，元末陈友谅自称皇帝，以江洲为都。明代，改路为九江府。清沿明制。辛亥革命后废除府制，1914年设道领县，遂改为浔阳道，共领十二县，其中德化县因与福建省的德化县同名，于1914年改为九江县。1917年设九江市。1949年5月17日九江解放，7月19日设九江专员公署，原九江县的农村划为九江县，原九江县的市区划为九江市。1968年4月，成立九江专区革命委员会。1971年2月改为九江地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改为九江地区行政公署。1980年九江市从九江地区划出，升为省辖市，市辖浔阳、庐山、郊区三区。1983年7月27日九江地市合并，同时实行市管县制至今。现设九江县、武宁县、修水县、永修县、德安县、星子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9县，庐山区、浔阳区二区、瑞昌市和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巨大的变化 辉煌的成就
解放前，九江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新中国诞生，九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五十年的艰苦奋斗，把九江建设成为农业综合发展、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内外贸易繁荣、旅游事业兴旺、交通便利、通讯发达的港口城市。五十年的风雨，五十年的建设，五十年的辉煌，九江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为实现党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九江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1949－1998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9%，1978－1998年年平均增长10.5%。1998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170.4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33.76亿元，第二产业75.75亿元，第三产业60.94亿元，三大产业比重为20∶44∶36。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五十年来，九江的农村经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和引农造城三项大变革，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九江的农村经济获得了全面发展。五十年来，九江水利设施、化肥农药、农村用电、农业机械等大量增加，初步建立了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有很大改善。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种养模式，农村经济实现了由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非农产业大于农业产业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东棉西桑中部粮”多业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新格局。1998年末，全市共有耕地面积23.6万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50.66万公顷，比1949年增长60.3%，年平均增长1.0%。农业总产值5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5.1倍，年平均增长3.7%。全市粮食总产量78.2万吨，比1949年增长1.3倍，年平均增长1.7%。主要经济作物产量成倍增长。1998年全市棉花总产量3.29万吨，比1949年增长37.3倍，年均增长7.7%；油料产量11.8万吨，比1949年增长8.8倍，年平均增长4.8%。从1991年开始，全市水产品总量连续8年居全省第一位，1998年全市水产品总量在遭受历史性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下，仍达到16.89万吨，1997年为23.04万吨，分别比1949年和1979年增长42.5倍和2.2倍。乡镇企业从无到有，发展迅猛。到1998年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97.84亿元，涌现了一大批农村明星企业和优秀乡镇企业家队伍。
工业经济蒸蒸日上 解放前，九江工业极其落后，仅有几十家手工作坊和一些设备简陋的小厂，解放后，工业生产百废待兴，工业建设从零开始。1949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仅有1621万元，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6%。经过50年的建设，九江已初步建成了包括采矿、冶炼、机械、电力、建材、石油、纺织、化工、造船和食品等十几个工业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建设加快，工业实力显著增强。199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17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1288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1998年，全市发电量40.5亿千瓦小时，比1949年增长1838倍；纱4.3万吨，增长43.0倍。全市拥有一批重点企业，创造了一大批名牌产品。许多名优产品远销海内外，为九江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到1998年底，全市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达到1820家，其中大中型企业62家。
基础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投资环境明显改善 九江地处黄金水道中段，是大京九铁路与万里长江的唯一交点城市，途通五岭，北濒长江，水陆空交通十分便利。改革开放20年来，国家和省在九江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仅“七五”和“八五”期间，就投入了140多亿元，随着一批中央、省市重点工程的相继建设，九江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投资环境更加优越。1998年，全市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91亿元，是1949年的16.195倍，其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18.26亿元，更新改造投资3.54亿元，房地产投资3.76亿元。
交通运输邮电事业不断发展 目前九江已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于一体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公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105国道、316国道穿境而过，全省第一条高等级公路昌九公路已建成通车，湖口大桥、九景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随着昌九高速公路及长江大桥连结线的建成开通，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3838公里，其中次高级以上公路206公里，公路绿化里程438公里。公路货运量1171万吨，货运周转量9.79亿吨公里，客运量3105万人。
铁路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建成了武(汉)九(江)、合(肥)九(江)、京(北京)九(九龙)铁路，铜(铜陵)九(九江)铁路正在勘探建设中。不久的将来，九江将成为五条铁路的交汇点。1998年，全市境内铁路货运量253万吨，客运量224万人。
牋 水运发达。1998年全市水运总通航里程950公里，其中长江在境内143公里。全市水运货物运输量218万吨，客运量202万人，其中九江港口货物运输量189.9万吨，旅客运输量107.3万人。
航空事业发展迅速。航空运输已开通九江至北京、惠州、上海、厦门、广州、深圳、海口等国内航线。九江民航机场达到了4C级机场的标准，全年客运量2万人次。
牋?邮电通讯事业迅猛发展。1998年全市邮电业务总量4.62亿元，是1949年的1049倍。目前已形成了以程控交换、数字微波、光纤传输为主，设备、技术先进的电信网络。无线寻呼、移动通讯、网络通讯等新型业务迅速发展。1998年，全市邮电市话交换机容量已达39.63万门，市内用户达到23.58万户，是1949年的1560倍，电话普及率7.9%。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五十年来，九江的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只有几万人、几平方公里建成区的小市，如今发展到拥有50万人口、48.4平方公里建成区、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对外开放的中等城市。五十年来，全市先后新建、扩建和改建了浔阳路、湖滨西路、十里大道、长虹大道、滨江大道、西二路、庐山路、九江大道等市区主要道路，新建了五座立交桥，拉开了城市骨架，改善了市区交通拥挤状况。到1998年，城市实有铺装道路面积244万平方米；年末市区公共汽车营运车辆701辆，出租汽车1569辆。城市供水条件不断改善。1998年末，全市有自来水厂3个，日供水能力196万吨。环境治理和城市绿化取得显著成效。1998年市区排水管道总长度191公里，1998年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1401公顷，园林绿化面积5728公顷。
商贸外经繁荣兴旺   九江历来就是商贸重地，是闻名全国的“四大米市”、“三大茶市”之一。建国五十年来，九江的商业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内市场兴旺发达，零售商品货丰价廉，集贸市场繁荣兴旺。到1998年，全市商品交易市场234个，已建成了江洲、浔阳楼、京九小商品、京九副食品、京九蔬菜等大型批发、零售市场，为我市居民购物、周边商家进货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浔阳楼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997年成交额达4亿元，被国家工商局授予“全国文明市场”称号；烟草、水果批发市场发展快，年成交额在亿元以上，九江生产资料中心批发市场初具规模。1998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54.91亿元，比1949年增长149倍。全市批零贸易、餐饮业总额33.5亿元；国有经济零售额11.85亿元，个体经济零售额20.75亿元。目前九江已成为赣北和鄂、皖、赣三省交流的物资中心和贸易中心。
对外开放取得重大成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1992年5月，国务院批准九江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7月九江港正式对外籍船舶开放。几年来，九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已初步形成全方位大开放格局。涉外机构健全，制定了一系列的投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招商引资的服务体系，举办了一系列以促进对外开放为宗旨的经贸洽谈和文体活动。先后在香港、新加坡、深圳、海南等地举办了系列招商引资和经贸活动，使九江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吸引力显著增强。1998年，全市新签约利用外资项目24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7002万美元，比1985年增长26倍。开发区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共青开发区初步形成规模，昌九工业走廊建设进展顺利，已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已缔结了3个国际友好城市和7个国内友好城市，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财政金融事业不断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金融部门在支援地方建设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98年，全市财政总收入16.5亿元，比1949年增长246.4倍，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8.51亿元，一般预算支出14.59亿元，比1949年增长20839倍；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147.94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05.16亿元，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09.77亿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46912倍、105160倍和190698倍。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五十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全市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由单一的追求温饱型向追求享受型转变。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7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493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17.3倍和9.9倍。职工工资水平有了较快增长，1998的全市职工人均工资5222元，比1949年增长17.7倍。家庭生活用品的“三大件”已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高档电器、钢琴、家庭影院，电脑、汽车已进入百姓家庭。据调查，1998年市区居民百户家庭拥有洗衣机89台，电冰箱92台，空调机23台，摩托车10台，彩电100台，高于全省居民平均水平。在农村每百户农民家庭中拥有电风扇150台，电视机107台，摩托车10辆，大型家具469件，收录机31台。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1998年末，我市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成套率已达89%，人均居住面积10.98平方米，百户居民家庭有65.0%的厨房安装了抽排油烟机或无烟灶台。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五十年来，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教育事业不断发展。1998年全市共有各类学校3839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6所，普通中等专业学校9所，普通中学364所，小学2578所；年末全市在校学生数92.42万人，其中高等学校8651人，中等专业学校1.03万人，普通中学27.55万人，小学52.05万人。1998年全市学龄儿童入学率99.58%。此外，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也有很大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善管理的人才。
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医疗条件明显改善，卫生技术人员队伍不断扩大。1998年，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415个，比1949年增长31倍；有病床1.36万张，比1949年增长122倍；有卫生技术人员1.23万人，比1949年增长103倍。与此同时，防病、治病水平明显提高。
文化艺术源远流长，是诗人、文学家陶渊明、黄庭坚的故乡，是长江流域文化繁荣的主要策源地。解放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文艺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内容好，艺术水平高的作品。电影《庐山恋》、《乡音》、《乡情》，舞剧《路》相继获全国大奖。文化设施有了明显的改善，全市现有各种文化馆(站)240个，公共图书馆12个，博物馆8个；广播电台1座，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1座，县乡广播站249个，广播人口覆盖率70%，电视台5座，有线电视转播台站243座，电视发射台58座，卫星地面接收站47座，电视人口覆盖率86%。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五十年来，九江体育健儿在国内外竞赛场上奋力拼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九江争得了荣誉，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其中有男子1500米亚洲记录保护者黄洛涛，400米栏亚运会亚军、全国冠军陈冬梅，技巧世界锦标赛男子四人组冠军梅建平，世界艺术体操邀请赛第二名孙浩，亚洲赛艇锦标赛冠军叶平，滑水全国冠军罗娜，射击全运会冠军刘俊，射击亚运会亚军柳军，皮划艇全国青年赛冠军朱念文，赛艇全运会冠军宋新友，皮划艇全运会亚军、全国冠军胡芳等。1998年全市运动员在省级以上运动会上共获得各种竞赛奖牌190枚，其中金牌63枚，银牌67枚、铜牌60枚。
描绘美好蓝图，谱写跨世纪新篇章
——九江明天更美好
经过50年的经济建设，九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为跨世纪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人类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作为江西省唯一沿江通海的对外开放城市，将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根据九江市“九五”规划和2010年的远景目标纲要，九江市已确立了未来五年的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稳定，在调整中求突破，在提升科技中求增长，在改善环境中求发展，扬长避短，扬优成势，加快农业产业化、工业现代化、三产多元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建设一个经济发达、功能完善、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的新九江。
九江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期发展战略是：实施开放建市、科教立市、农业稳市、工业强市、旅贸兴市，把九江建成京九中段、长江中下游的贸易、旅游、金融中心和现代化港口城市。到200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亿元，年均递增12%，地方财政收入13.7亿元，年均递增10%；农民人均纯收入3000元，年均递增15%；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到201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围绕这一战略目标，今后九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建立具有九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到本世纪末，使九江的三大产业比例达到15∶50∶35。二是要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大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三是抓住京九铁路贯通和长江开放开发的机遇，进一步拓展生产力布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四是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培育，实行“开放建市”战略，进一步拓展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要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企业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五是要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相协调。
九江的未来将更加美好。勤劳、勇敢的九江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为创造新世纪的辉煌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九江市统计局综合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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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帝国列强对九江的侵略
郑光中
江西门户九江，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列强早就唾诞三尺。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美、英、法等国最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把九江辟为通商口岸，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随后所有的帝国列强兵舰、商船都到过九江，由九江进入鄱阳湖、赣江，进而侵占全江西，从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进行渗透、控制和掠夺长达90余年，使九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留下了大量罪证。
帝国列强对九江的经济侵略
帝国列强对九江的侵略，是从开埠通商开始的。稍年长的人都知道湓浦路就是“洋街”。“外洋街”从龙开河口至张官巷(现第一百货大楼)由西至东的沿江一带；“内洋街”从城外天主堂(现扬子江大楼)至湓浦路口。从庐山路口至江边原为从甘棠湖至长江的一条河叫湓浦港。辟为租界后把河填平，划为“中洋街”。这里就是英帝1861年3月25日，勘定九江府西门外，自龙开河沿大江往东、至西门口以西地面积150亩作为“租界”。清政府代表张集馨与巴夏礼签定《九江租地约》，1862年正式设立“英租界”。
英国殖民者在租界内设领事馆、俱乐部、巡捕房、医院、教堂、银行、茶砖厂、油轮公司、趸船、码头、仓库、栈房等各种设施，由于属于公共租界的性质，所有的帝国列强都可以自由出入，就是禁止中国人入内，且任意欺侮华人。1909年华人余发程路过租界被总巡捕马士在租界内无故打死，英领事倭纳竭力为其庇护，并招军舰以恫吓，九江工商各界人民群众起来抗议，码头工人拒为英轮装卸货物，得到全国的声援。1920年4月14日巡捕胡晋思制造事端，无故打伤工人黄万和，15日各码头工人罢工抗议，历时20天，迫使英方答应工人提出条件，罢工胜利。
帝国列强侵略九江也是从鸦片输入开始的，开埠通商第一年1862年3月27日美国昌旗洋行在九江开设第一家外轮公司，专门倾销鸦片，并在九江口岸成立江西省鸦片进口“总汇之区”。英国鸦片贩子直接从国外或从上海转口将鸦片大量运入九江销售。1884年有7家商行经营外国鸦片获取暴利。1921年1923年九江海关缉获入关走私鸦片，有案可查的即达3455两。
日寇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利用鸦片搜刮、毒害中国人民。在九江他们设立了专门出售鸦片的机构，名叫“戒烟所”，吸烟者也颇盛行。连十来岁的儿童都涉其间。例如有一姓解的儿童，年仅十二、三岁，因吸毒成瘾，不能自拔堕落到“介福里”妓院为鸨母接客。
十九世纪末，美“太沽洋行”、英“怡和洋行”、“日本汽船会社”先后在九江开办。以1879年九江港外轮进出口为例，英、美、德、丹麦、西班牙五国合计进出口船只403艘，货运量达384940吨，占九江港进出口总吨位的58.8%。同时外国油轮公司如英商德士古煤油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的“美孚煤油公司”，(现址滨江路龙开河转弯处214闵赣供应站，江西省重点保护文物)相继闯进九江。九江开埠初期几乎没有煤油进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有少量的进口，而八十年代进口量大大增加，在金鸡坡设煤油栈，经此销往江西、湖北、安徽、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在进口货物中，煤油进口量一直处领先地位。是江南最大石油输入港。
1862年开埠通商后外商纷纷到九江占领码头。同年美商“琼记洋行”派船运货到九江，仅隔两天英商宝顺洋行的轮船跟踪来到九江。美国昌旗洋行在九江张官巷义和里设轮船公司，面积193.17平方丈。同外国租界基本连成一片，也是侵入九江第一家外国轮船公司。
设在九江第二大的轮船公司是“怡和洋行”，由英商经营。1843年侵入九江，开始罪恶的经济侵略。设在九江第三大的轮船公司是英商太沽洋行。1875年清两湖总督李胜脱代太沽洋行租买九江地皮，地址九江龙开河特别区海关西边，(现港务局七号码头)趸船名为“巴沙”，并在滨江路(现海员公寓)设办公室、仓库、货栈，开始在九江的航运活动。出口是以茶叶、瓷器、鸡蛋、皮革为主，进口以百货为主。设在九江第四大的轮船公司是日商“日清公司”。1919年在九江正式设立码头，在南浔铁路驳岸旁设“德安”、“在兴”两只趸船，出口大米。进口以百货、杂货、海产品为主。
清末，在没有京广铁路之前，九江不仅是我国东西交通的要道，也是通往广东的必经之道，长江货物前往广东必须大船换小船(波阳、湖北长江线)而广东货物通过珠江的西江过大庚岭60里旱路进入赣江，由赣江进入波阳湖到达湖口。进长江需小船换大船，所以清政府在离湖口40里的哈蟆石即姑塘设立海关，收取来往船只的税。九江设立海关，收税很丰厚，道光年间和康熙年间的税额比较九江关增长289.8%，为全国之首。
1901年10月25日清政府为了偿还庚子巨额赔款，被迫将这一丰厚收入的九江海关姑塘分关，都划为1859年9月清政府被迫任命的英藉税务司李泰国管辖。1862年正月九江海关正式设立专税司“通商各国船税务”部门，设外藉帮办2名，外籍插手10名，华人插手14名，月支经费银3000两。税务官3名，发审官1名，库官1名，月支经费银1438两。九江海关机构除设置税卡外，还在市区设厘米卡，下设姑塘分卡、兰桥分卡、新港分卡；大姑塘分关设梅家洲分卡，对过往一切盐、粮、木竹一律征税，而美英为首的侵略者的鸦片以“洋药”为名在九江大量倾售却畅通无阻。据九江关税司穆厚达民国元年报告：(1912年)本年九江关共计征收关平银可占清政府税收总额的63%。可见当时九江财政收入、经济命脉完全被帝国列强掠夺。
1875年俄商在九江建立汉口新泰茶砖厂九江分厂，制造茶砖。1882年又在九江设顺丰砖茶厂。俄国砖茶厂每年生产砖茶600万俄磅，除砖茶外还生产方茶，1891年生产方茶3700担，1895年发展到6547担，增加将近一倍。据作者的祖母回忆(68年去世)她年轻时也擀茶叶。每到夏秋两季，俄商从修水、武宁收购大量茶叶，然后招募大量青年妇女对茶叶进行人口挑检。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必须头一天拿到一个牌子，第二天凭牌子入车间进行工作。当时附近农村妇女涌到这里拿牌子，没有牌子的只有露宿在街头。这里要求极其严格，不准身上、手上带有油的东西，用工最多时达800名左右。俄商在九江贩运、制造茶叶产品，很大部分由九江运往天津，转运到俄国恰克图。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江为中国最大茶叶出口商埠，1902年占九江埠海关贸易出口货物的44%。
1897年3月30日，日本在台湾成立株式会社台湾银行，1913年在九江成立分行。日在浔银行，不仅竭力在控制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操纵当地金融市场，扩大资本输出等方面与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展开竞争，而且还在浔非法发行钞票。同时充分利用“钱庄”等旧金融业为其服务，专门以质押九江人的房屋、财产、高利贷等方式，进行野蛮的掠夺。同时不择手段地勾结官商，收买奸商，笼络商民，攫取九江地方实业所有权。如：曾在1915年趁南浔铁路刚通车获利甚微、资金短缺、仅以100万日元贱价，将铁路附近的琵琶亭江岸码头与仓库占为己有。抗战时成了日军海军司令部。由于英、日列强操纵控制九江金融市场，呈现的是白银外流、官票下跌、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给九江脆弱的民族经济，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1900年美藉基督教牧师代古成利用庚子赔款的资金在九江开办了“九江长途电话局”。(1938年逃回美国)垄断九江通讯行业。
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列强是从各个方面控制九江经济命脉的。
帝国列强对九江精神文化侵略
廿年代初期，帝国列强在进行九江经济侵略和渗透的同时，进而实施精神侵略。
1865年，首先由法国帝国主义在九江城外建立了江南最大的双尖塔仿巴黎圣母院式样的红砂石为外墙的天主堂，并以此为中心，大肆扩展，逐步建立了所属的城内天主堂、仁慈堂、济世中小学等总共14个教会团体和学校。
1867年，美帝国主义的基督教卫斯理派公会随之侵入，建立了“修道院”，在九江成立赣北、鄂东教区，辐射湖北、安徽。美国基督教派别很多，还有安息日会(柴桑小学后九江最早水塔东侧)，循宣会。1912年，已在中国有相当势力的美国、英国、加拿大、基督教安宗，为了共同加强在华宣教事业势力，决定联合成立中华基督教圣公会，江西基督教安立甘宗，此后习惯上被称为圣公会。1905年，美籍传教士范美德、沈克礼及华人胡厚斋会长由汉口来九江传教，这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组织，它先在江边租屋布道，后得到上级教区的支援，遂在九江大中路建一教堂称“复生堂”(现督府巷教堂)、圣公会教堂(八角石军分区招待所内)。数年后瑞典藉教士林子渔及美藉教士高达德，在九江东门口创办“安德烈小学”不久改办为“圣约翰中学”(现一七一医院对面)开办“圣约翰医院”(现171医院)。
英帝主义教会系统有伦敦会、循宣会、浸礼会、内地会等先后在九江发展教友，设立了宗教组织。解放前老市区只那么大，街街巷巷布满了各种教会势力范围。
美国基督教卫斯理派组织侵入九江后最早在龙开河以东现九江中百站即龙开河批发市场一处开办“同文小学”。但地方太小不便扩展，1866年教会强迫清政府要地皮扩建，於是传教士骑着马绕南门湖跑了一圈，九江人称为“跑马圈”。这一圈是当时兴建的同文中学的范围。这个范围内包括能仁寺的山门，即现九江二中教师办公楼的山坡地一带，和肖家村的水田即现在九江二中的教学楼和大小各种球场，都是范围之内。肖家村的村民不愿离开赖以生存的田地，于是家族推选了3位代表在清政府九江道台衙请愿。并走三步跪一下插上一支香表示虔诚。请愿群众进谒后，被衙役驱回，留下3位代表即年长者。第二天挂在城门头上的是三个血淋淋的人头。罪名：勾结太平匪军，造谣滋事。事实上太平军仅只彭泽少量残兵败将，九江并无太平军踪影。肖家村全村村民都跑光了，现在星子县蓼花乡姓肖的全是当时由肖家村逃出的后人。这块地皮被美帝无偿占有了。在同文中学教学大楼正面有一块用铜钱组成花边的青石匾还珍藏在市博物馆内，铜钱已是绿铜锈，英文是金铂制作的。内容是：“这座建筑物是通过出售古币而建造起来的，这古币是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年)发行的，是大卫摩尔主教的及时帮助下于公元1901年在校园内发现的。”这古币到底有多少?价值多少呢?作者曾在1988年调查访问过九江基督教老教友原妇育保健院老药剂师李翰明先生(1992年逝世时93岁)他说：“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我13岁从浙江宁波到九江，当时这钱叫罗汉钱，这钱有两罐，每罐有铜钱2000个左右。听说当时一个铜钱可以换到一美元，美国许多博物馆收藏。后来我到九江钱币学会查阅对照，当时兑换确实是一个铜钱换一个美元。美国基督教建这栋楼不但没有投资而且攒到一大笔钱，不然怎么舍得用金铂铸字立碑呢!这是美帝进行文化精神侵略的自供状。1869年、1906年改同文书院为南伟烈大学(预科)。1917年定为同文中学，毕业后与南京金陵大学教会学校接轨。
帝国列强对九江的军事侵略
九江历来是军事重镇。自1862年九江开埠通商设立租界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即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英国在九江港岸专设长江舰队，除巡逻舰日夜巡逻外，在官牌夹、二套口、江北窑厂三处设3艘主力军舰，专门对付九江人民保护租界利益。1909年英总巡捕马士，在租界内无故打死过路华人余程龙，英领事倭纳竭力为其庇护，并招军舰以示恫吓。1927年九江人民庆祝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时，游行的群众冲向租界，英国殖民者吓得逃向江中军舰上。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国民党领导中心由南京移驻武汉。日本侵略军于1938年6月继续攻陷安庆的马当，溯江而上，直趋武汉。中国军队为保卫武汉与日军进行一场大会战。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一次较大的战役，九江属于第九战区的右翼。九江沦陷后由日酋少将中山司令驻守九江，隶属武汉市。统辖陆、海、空三军，所辖范围除江西境内沦陷的地区以外还有皖、鄂毗邻地带。日军57旅团司令部设在现市一中内，包括一个工兵连，两部拉水的汽车。中山司令就住在这里。日军68团指挥部设在现九江二中内。琵琶亭(老火车站江边)火车西站为日军海军司令部和军用仓库及军火转运站。根据解放后日本旧军人访华团提供城区昭和十八年四月军事布防图，便知当年日军占领九江设在九江的许多据点的情况。
日军占领九江后，大肆烧杀抢掠，据《江西抗战损失总报告》记载，九江抗战期间死亡人口达23537人，其中男性22026人，女性1239人，儿童442人；重伤1556人，轻伤3239人。烧毁或拆毁损失房屋13213栋，各种财产总损失为280833900001000元。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抗战，迫使日军於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帝国列强在九江的墓区
根据《黄埔条约》及附约中所列的条款，规定法国殖民者可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在“五港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匡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规定”及“倘坟墓或被中国民众毁掘，中国地方官严拿照例治罪”的规定特权，法国传教士与九江道台议定，於清道光廿五年即公元1846年签订购买现庐山区五里乡南湖村，陆家垅山地六百亩为法国天主教基地。1847年，开始在此兴建教堂一座，为江西省最早的法国天主教堂，教堂房高5米，有6间房，平均每间16平方米，最大的中央一间有24平方米。此房为砖木结构(土砖)中央一间房屋有园井式的地下室，里面放着8口棺材，这些都是悬空用钢筋挂着。棺内除死尸、经书外没有其它物品。
在这墓区埋葬的死者是对法国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中有一定“业绩”和“身份”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在九江死去，有的是上海等通商口岸死去运到这里埋葬。所谓“身份”即并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可以在这里埋，而是通过教会统一办理。这里有天主教主墓6座、神父墓9座、修女墓7座，死者有法国、日本、英国、中国四个国藉的人。
基督教的墓区在九江第二发电厂附近，当时只要是基督教徒都可以入墓葬。这些墓地受到历代反动政府的保护，保存完好，即使1938年日本兵闯入墓区看到教堂升起法国国旗也没敢轻易捣墓。解放后，墓区由政府收管。
纵观九江百年，帝国列强凡是强迫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条条都能在九江留下遗址和伤痕。帝国列强的经济侵略、精神侵略和军事侵略，从工业到农业、从住宅到基地无处不有。对九江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落后就是挨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写下这一部分文稿仅是以史为鉴，教育我们后代。一个世纪将结束了，新的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我们必须珍惜今天的胜利成果，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我们国家、把我们九江建设得更为富强、美好。
(作者系九棉一厂中学政教主任、中教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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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近代外交史上的几起中外冲突事件
占开森
九江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接触和交往早在13世纪末己开始。
1283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九江，称九江是一座商业发达的市镇。16世纪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起了变化，明末西欧殖民势力开始入侵。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1858年6月26日，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规定长江一带各口岸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增开汉口、九江、镇江为通商口岸。而长江各口岸的开放又是通商口岸制度自沿海伸入内地的开端，也是中国内河航行权被外人侵夺的滥觞。1961年3月7日，英国人马夏礼(H.S.ParKeS)来浔勘地划界。随后，美、法、俄、德、日、荷等国依据不平等条约，纷纷踊入九江，掀起“瓜分”狂潮，强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九江建教堂、开银行、设商行。租界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内部建立的侵略堡垒。从此，中外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独立自主的中国开始沦落为一个主权残缺的半殖民地国家，侵略与被侵略，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取代了国家间的平等关系。随着英、美等国在九江设立领事馆，九江与外国政府间屈辱性的外事交往亦拉开了帷幕。
外国侵略者除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侵略之外，并通过他们的传教士进行各种文化的、精神的侵略活动。许多传教士都抱着政治目的和掠夺野心来到中国，他们和本国政府勾结在一起，把教堂作为中国的据点，充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队伍的先锋。
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中出现的另一新局面，就是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普遍展开。从19世纪60年代起，德化(今九江县)、彭泽、南康(今星子县)、新建、吴城(今永修吴城)等地，都发生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反洋教斗争。所谓“教案”问题开始成为中外交涉中的经常项目。
九江教案：1902年6月26日，九江天主堂传教士樊某披着传教外衣，借传教为名，招摇过市，到处生事。纵容吸毒，包庇嫖娼，包揽词讼，无所不为，以致平民屡屡受害，切齿痛恨。为此，府台张贴告示，给不法之徒以厉色，饬令教会整顿，劝人为善，安定民心；同时要求民众大胆检举不轨行为，如再有借传教为非作歹之事，将严惩不贷。
湖口教案：1904年5月23日，传教士陈直甫无故驰马湖口大街，将居民宁子祥之妻刘氏撞倒在地，致使刘右眼、右颧、牙床等多处跌伤。宁同母异父之弟邓洪友当场指责陈直甫，反遭殴打。宁向县署投诉，县署传讯陈直甫，陈避入教堂，拒不遵传，并诬其受董延瑞唆使与教会为难。最后，仅对陈罚洋20圆，草草了结。
瑞昌乡民追杀传教士：1904年12月27日，瑞昌县(现为市)左家村乡民手持棍棒、梭镖、锄头追杀法国传教士。该县令闻讯带差人前往救助。怒不可遏的乡民抓住县令，揪扯胡须，拳打脚踢，众随从均挨打。左姓族长恐事情闹大，跪地求情，呜爆赔礼送回，方罢。
余发程案：1906年3月7日，湖口县农民余发程初次到九江，路过英租界，随意观望，英总巡捕马士发现后，即用警棍猛击余腹部，余当场倒地，抬到医院，不久死亡。8日，德化县(今九江县)知县到场验尸，验明死者身上有致命伤3处，确系击伤致死，遂报经九江道台文福照会英领事倭纳(E.T.C.WENER)，坚决要求惩办凶手。英领事复照称：该巡捕仅用木棍将余推开，并未用力殴打，因余身体软弱，行至数步，自行倒地。该巡捕见其倒地，抬到医院诊治，经医院验视，其人体弱，血停身亡，并无伤痕。
英国领事的复照，歪曲事实，推脱罪责，把凶手美化成善人。当即九江各界群众奋起抗议，码头工人拒绝为英船装卸货物，对英实行抵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
迫于九江人民的压力，英国驻沪高级审判官盛金生来浔，判定赔偿500大洋，并言称照英国法律，只能监禁数日，并无偿命之理。马士当日以无罪开释，当时华官默然，律师也不提起异议，棍打人命案就此了结。
九江美孚洋行建筑码头桥梁交涉：1913年3月间，美国美孚洋行在九江金鸡坡江边建浮桥、筑码头。因长江水流是北急南缓，故民船多舍北依南航行，忽发生此种码头桥，避让不及，时有撞船事故。九江通商交涉局长吴文泰就此有碍民船航行之事，多次据理向美方交涉，未果。
九江美孚洋行码头及沙河美以美会教堂赔偿案：1914年2月19日，美国驻汉口领事就九江美孚洋行码头，及沙河美以美会教堂，因兵乱损失，应认赔偿一事，向九江府递交照会。九江府台认为：此等小事，且系普通，实属无凭，考据繁琐，数目甚微。因而拖延，不予理睬。
枪杀无辜少年：1919年3月12日下午，星子县一农民在庐山芦林，俄国东正教堂附近砍柴，俄教士伊沃那持枪逞威，阻止砍柴，竟开枪射击，将路过此地的在余福兴铁匠铺的学徒工郑更喜(15岁，湖北大冶人)击倒身亡。中方多次向俄方交涉，要求惩办凶手。俄驻汉口领事将伊沃那带往汉口“讯办”。此事引起了极大民愤。19日下午，九江各界1564人举行公祭大会，为冤魂伸冤昭雪，声讨俄帝国主义暴行。湖北同乡会也曾两次请愿声援。
英巡捕任意殴打中国工人：1920年3月14日，英租界巡捕在太古码头货栈无故将码头工人黄万和打伤，引起码头工人与巡捕发生冲突。英领事馆请驻浔的英国水兵协助弹压，又重伤两名中国工人。15日，各码头工人联合举行罢工，在英租界示威，要求撤换捕头，惩办凶手，保护华工，外国水兵不得随意登陆滋事。罢工持续20余天，后通过协商，将捕头免职，并赔偿抚恤费，罢工获得胜利。
美兵肇事案：1920年3月22日，美国军舰衰可罗司马号停泊浔港，舰长谎称租界内有危险情况，遣兵援救，乃骤然登岸，美兵无故打死华工1人。九江府台多次交涉，要求美国舰长查明凶犯，依法治罪。31日后，美舰离浔。再无下文。
任意伤害人命案：1924年5月30日，日本国在九江的日清公司职员，无故将趸船小工刘财明推入江中淹死，当即引起了中国工人愤慨，九江全体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惩办凶手，保护中国工人的生命安全。该公司被迫接受了部分要求。
上述中外冲突事件清楚地表明，统治阶级卑怯屈辱的投降与广大群众坚强不屈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官吏既为自保，更不敢得罪洋教士，于是教士、“教民”更为飞扬拔扈，而遭殃受害的则是人民。这样，人民和侵略者之间、人民和官府之间的矛盾，更进一步激化，中国社会中潜伏的革命因素也随之继续增长。
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北伐军很快克长沙、收岳阳，光复武汉三镇和九江，把革命浪潮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
1927年1月6日下午，英国又挑起事端。一个英国人雇用码头以外的搬夫为他搬行李，被罢工纠察队队员吴直山阻止。开始仅是搬夫与纠察之间的争执，英国人却以大棒将纠察击昏在地，这就发展成广大目击者与英国人之间的冲突。正在这时，停泊在江边的英军舰忽发两炮示威。群众听到炮声，愤怒地冲进租界，拆毁租界四周的木桩、沙袋、铁刺藜等物。并当即向英国领事提出了强烈抗议。1月13日，九江市民1万余人在大校场举行反英游行示威大会，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在大会上作了演讲，大会通过了7项议案，并举行了游行示威。21日，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收回租界。
3月15日，经过长期的斗争，九江英租界正式为中国政府收回。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还接受了牯岭公事房。原租界完全成为中国政府管辖的一个区域，外国人对这个区域里的事务无任何发言权。从此，中国国旗飘扬在原英租界上空，九江人民可以自由出入这里。英租界收回后，成立了特别区管理局，管理该区一切事务。一年后，特别区管理局撤销，该区划归九江警察局第六局管辖。
(作者系九江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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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斗争
潘治富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江西工农运动迅猛发展。1927年1月，九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民国政府的领导下，驱逐了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收回了九江的英租界。
政治背景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的北伐战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进入了高潮。
1926年11月5日，北伐军攻入九江。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迁汉和北伐胜利，讲演队到各处重要的地段讲演。3日下午三时，有宣传员数人在一码头江汉关前面中英交界的空场内讲演。英租界当局趁机挑衅，调大批武装水兵登陆。英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暴行，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4日，武汉工、农、商、学各界举行联席会议，要求政府立即向英提出严重抗议，解除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的武装，由中国政府派军队管理租界。5日，在共产党人李立三、李国煊等领导下，武汉工人和市民三十万人举行了反英示威大会。大会通电全国全世界，要求“一致声援，与英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会后，广大群众英勇地驱逐了英国巡捕，占领了英租界，“一·三”惨案及武汉人民占领英租界的消息传到九江后，全城人民无比激动，表示要学习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精神，与帝国主义作一决斗。同时中共九江地委接到上级党组织关于支援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的指示，九江总工会也收到了全国总工会的通知，组织九江工人及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和集会游行，向英国领事馆提抗议，支援武汉工人。
斗争经过
1927年1月6日下午三时许，在九江的江边上，有英人雇华工搬运行李上船，工人纠察队吴宜三发现后，立即上前制止，劝其不要为英人卖力破坏罢工。被雇人不服，发生口角，英人大怒，呼唤英水兵登岸，与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并以大棒殴打纠察队员，吴宜三被打得“当即昏去，受伤甚重”。此时，在场工人及过路市民纷纷拥上，高呼“不许洋人打中国人!”英人恼羞成怒，竟招来十几个水兵，围打工人，致重伤工人数名。工人和市民们义愤填膺，高呼“反对英兵在九江杀人!”“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口号向租界冲去。这时，租界的铁门已经关闭，军警巡捕倾巢出动，并在各个闸子门口架起机枪，江中的英舰也脱掉炮衣。群众见此情景，更加怒不可遏，高呼“冲进洋街去!”英帝国主义看到群众来势凶猛，急忙对市区放了两炮，以此来威吓市民和国民革命军。驻扎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听到炮声，不禁勃然大怒，用手朝桌上一拍，大声怒斥道：“军阀害怕洋人，我们革命的北伐军是从来不怕洋人的!要打，就和你们打呗!”说毕，立即带领独立一团冲到江边，准备和英国军舰大干一场。这时，九江码头工人和市民群众，在贺耀祖部队的掩护支持下，声势更加壮大，力量也更雄厚了，他们手持扁担、棍棒，拆除租界四周密布的铁刺网，撞开租界铁门，纷纷拥进租界。
贺耀祖在出事地点察看了真相，又亲自到医院看望受伤工人。他随即赶到英国领事馆，质问英领事：工人间发生争吵，本是小事，你们为何任意施行舰炮，致犯众怒?!英领事回答说：所放之炮系信炮，因见群众聚集攻击租界，因以告警，并非有意挑衅。英领事还谎称英水兵并未加入殴击。贺耀祖问英领事能否维持租界内治安，如不能维持，就将水兵、巡捕一律撤去，由我师派兵入界维持，以免再发生意外的情况。英领事回答说：俟必要时再行讨论。第二天上午11时，英领事突然派人来到贺耀祖师部，请求派兵入租界维持治安。贺耀祖为了顾全大局，当即答应他们的请求，准备派兵入租界值勤。同时，派秘书到英领事馆，与英领事正式进行交涉。贺耀祖秘书向英领事明确提出两点：
一、英国水兵一律撤离租界，退回到兵舰上；
二、以领事馆名义，发出正式请求函，请我师入租界维持秩序。
否则，不负这一责任。
英领事开始仅答应以口头表示，作为暂时请求，贺耀祖秘书见英领事没有恳切的诚意，转身要离开领事馆。可是，英领事面对这难以应付的形势，不得不用笑脸挽留。经过再三谈判交涉，英领事才当面书写请求公函，由秘书带给贺耀祖。
请求函写道：
“敬启者，兹因风潮日形紧张，大有不可收拾之势，本领事业经定意携外侨退上兵舰，再行将本埠情形报告本国政府。至本租界之屋宇产业，则请师长负完全责任，以后如有何项损失，只得以贵师长是问。因特函恳贵师长，请即饬人前来，将各项屋宇封锁，是所祷盼。”
贺耀祖看后，对英领事提出的无理要求十分气愤，对其包藏的祸心已有洞察，于是立即执笔复函：
“……此次为劳工问题，发生今日事端，殊属缺憾，贵领事既将率侨民退上兵舰，函请敝师派兵入界，维持秩序，治安所系，义岂容辞，惟屋宇内之器具什物，应请贵领事转饬各该屋宇主，派人看守，倘有人擅自闯入，可报告当地指挥长官，以便惩办，至在敝师未行使维持租界内治安职权以前，所有一切，不能负责，理合声明。”
贺耀祖秘书将其复函带交英领事，当面交涉，经过谈判，当天(7日)下午四时半，独立二师正式接收九江英租界，并派第三团团长龚宪驻扎租界内维持治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率兵一排进入租界巡查。
贺耀祖对英帝国主义在九江的残暴行径十分愤慨，他指示政治部电请国民政府向英国政府严重交涉，并电告汉口《民国日报》社，呼吁各界民众极力声援。电报全文如下：
“九江罢工纠察吴宜山，在怡和码头趸船跳板上巡视，适水手刘某，挑税务司署洋人行李上船，该纠察以刘某破坏罢工，向前阻止，外人即以手棒乱击，复招水兵围攻，脑后背部，均受重伤，兵舰即举炮示威，时群情愤激，秩序几乱。敝部与贺师长及宋部长一面劝散民众，一面将受伤人送医院诊治。至七日午前十时，英兵及英侨悉撤于英舰上，英界秩序，经已派兵维持。惟是英人杀我人民，辱我国体，汉口之后，继以九江，凡有血气之人，无不痛心，除电请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外，特此电达，请极力唤起群众，一致声讨，以达打倒英帝国主义之目的。”
1月8日，贺耀祖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九江关监督、各友军长官、地方各团体主事，在独立第二师师部开联席会议，讨论善后办法。他们共同议决了两项：一、由九江关监督向英领事提出抗议，并函催税务司回署供职；二、组织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处理租界一切事务。1月9日，九江民众各团体联合组织的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通电全国同胞，表示要代表人民，力争外交胜利，维护租界治安，要求全国同胞，对九江新近发生的惨案群起力争，以彰公理而保国权。1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派赵畸、周雍能组织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周雍能任委员长，在租界旧巡捕房办公视事。租界内秩序已完全恢复，“日、美、法各国在租界人士，均由管理委员会发给护照，在租界自由出入。租界内之各处公共牌示地方，均贴满各种革命口号标语，平素阴森有鬼气之英租界，一时充满革命空气”。管理委员会还在租界内贴出中英文布告，说明管理委员会将会同军警，切实保护界内秩序，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希望他们安居乐业，毋自惊扰。1月12日，程潜率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抵达九江，接替了独立第二师警备英租界任务。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到英租界内视察，并会见了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赵畸、周雍能，对租界内的房屋进行了仔细查看，并到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商讨了反英运动有关事宜。1月13日下午，九江市民在大校场举行反英运动示威大会，到会者一万余人，群情激愤，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等口号。林伯渠在会上作了演讲，大会还通过了七条议案，会后举行了游行。此后，林伯渠还主持召开了九江国共两党负责干部会议，并多次出席了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誓作政府后盾。
汉浔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英国兵又在汉口杀人……撤退英国海陆军，收回英国租界，排斥英国货”。要求广大人民群众“与政府合作”，“与政府一致”。
中共中央还于1月12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公开表明对国民政府的赞助；要求英国人承认群众所提要求；要求撤退英国驻华海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英租界；撤退各帝国主义驻华军队；并希望国民政府坚持到底，不要对英帝国主义让步。中共中央的宣言，及时地给广大人民群众指明了方向，鼓舞了斗志，增强了斗争必胜信念。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谁杀了谁?》的文章，以充分的事实，揭露批驳了英帝国主义制造的谎言，说明汉浔惨案的真象，指出这两次惨案，都分明是英国兵杀了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杀了英国兵，英国兵在九江杀中国人的时候，英国兵舰还从旁发炮示威，这是何等横暴的事实。
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还得到了全国各地群众的支持。中共中央发动、组织广大的中共党员和群众团体，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各自的组织里，把本党和国民政府的意志、主张、策略及时地用不同的方式向全国传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的大地上，反帝浪潮滚滚向前。
次日，九江人民的反英斗争还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的大力声援。汉浔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主动提出：“本党同时并向西方无产阶级提议在各国举行抗议英国帝国主义者这种挑畔手段及其干涉中国的阴谋”，争取无产阶级的声援。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及各国无产阶级发出呼吁后，很快得到了反应，各国进步力量用不同方式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九江人民占领、接管英租界，这是收回英租界斗争胜利关键的第一步。为了进一步从法律上解决收回英租界的问题，以取得国际合法承认，使收回租界这一成果固定化，武汉国民政府，为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与英帝国主义开展了谈判，进行了复杂的外交较量。谈判，停止，再谈判，再停止，反复几次，最后英方表示“英界收回，绝对由华管理，并无中英合组管理局之议”，“承认上海印兵可能陆续撤退”。此时，陈友仁部长“认为圆满”。2月19日下午7时，双方阅看了汉案协定全文，正式签字。2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参赞欧玛利签订了“九江英租界协定”，承认“关于汉口租界所订之协定，将即时同样适用于九江租界”。
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全文如下：“关于汉口租界所订之协定，将即时同样适用于九江租界。
在最近九江之骚乱中，英国侨民若受有直接损失，凡系出自国民政府官吏之行动，或由其重大之疏忽者，国民政府允担任赔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签名)英国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签名)1927年2月20日”。3月初，外交部正式公布浔案协定：“2月20日所签订之九江英租界协定，九江租界区域将来地位，本当援汉口英租界协定同样办理，现经双方继续讨论之结果，已决定由英国将九江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并自3月15日起，将九江租界区域行政事宜无条件移交国民政府，并由国民政府给予银四万元以清偿最近九江骚扰中英人民所受之损失……”至此，完成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法律手续。1927年3月15日，九江英租界由中国政府正式收回管理。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作者系九江市教育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九江百年首页  >政治篇 > 民国“庐山会议”风云录
民国“庐山会议”风云录
徐顺民
谈起庐山会议，今天的人们大多想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于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1961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三次会议与共和国的政治、经济诸重大事件和党的思想路线紧密相连，涉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以及林彪、陈伯达等的政治沉浮，了解的人很多。
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民国时期，民国政府也曾在庐山召开过11次会议，每次会议也都是中国政治、军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的庐山牯岭，越来越受到政界青睐，民国时期这里曾被辟为“夏都”。政界要人、名公巨卿经常登临此岭，商谈国家军政大事。
自民国15年(1926)至26年(1937)，国民政府先后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有11次。史称：“庐山会议”。当时，在人们眼中，牯岭的“泉石之清幽，风云之变幻”，曾一度成为“民族复兴的圣地”。但最终民众的希望成为泡影，国民党大陆的政权也最终“灰飞烟灭”。这11次“庐山会议”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道道清晰的履痕。
1926年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领他的“御林军”棗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进驻南昌。北伐军进赣后，蒋介石渐渐感到自己所辖的8个军，大多是乌合之众，只有少数部队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叶挺独立团，如一只猛虎，所向无敌。他将这两种类型的部队进行比较，发现了提高部队素质的“密诀”，开始意识到“政治”对一个部队来说可力敌千钧。于是，决定在庐山召开一个由各军军长参加的会议，专门商讨“整理军事政治”问题。因此，1926年11月底，以“民国军事委员会”名义，在庐山举行了第一次“庐山会议”。
这次会议在政治问题方面重点研究：整理军事，扩充队伍，加强军队党务，政治训练；加强政治建设，注重对政治人员的考核，革除政治方面的一切积弊；整理财务，统一各省财政和币制等三方面的问题。总参谋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第二军军长谭延凯、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等十余人参加会议。会后，各军进行了短时的军事、政治训练，并给师、团、营、连配备了政治干部。据称“部队面貌顿时焕然一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过“宁汉”、“蒋桂”、“蒋冯”、“蒋冯阎”战争以后，蒋介石作为新军阀混战中的胜利者，更加肆无忌惮地集中人力、物力和兵力，于1932年6月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他自任“剿共总部”总司令，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剿共”总司令，调集50余万军队，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为了强化这次“围剿”，是年6至8月，连续召开了四次“庐山会议”。
第一次6月14日至15日举行，召集江西、广东、福建地区“围剿”总司令何应钦和“围剿”将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以及行政院长汪兆铭、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训练总监李济深、中委张人杰等到庐山开“围剿会议”。重点商讨“围剿”、外交、财政等问题。会议期间，日本已在侵占东三省以后，又开始了向热河、察哈尔及关内进行新的侵略，并公然宣称热河省是伪满的一部，长城是伪满的国界。为了缓和北方政局，专心实施“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围剿”计划，蒋介石特召“东北调查团”民国代表顾维钧到会，汇报东北调查情况，以便制定应付方针。
经过一天一夜的商讨，对“围剿”、外交、财政等问题，都形成 了决议：“围剿”问题，会议决定“三省”按计划同时会剿，并制定了九项具体行动方案，即扩张人民自卫团，筹组剿共义勇军，统一民众武力，清理红区土地，“复兴”农村，抚绥流亡，整饬地方政治，厉行县长考绩，建设河南、湖北、安徽及江西、湖南、广东边区公路；外交方面，对日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军事与外交相辅进行”的策略；同时恢复中俄外交，对满州重新组织反“满州国”的军事行动。另外还对上海圆桌会议、湖北暴动，北方形势等问题，作出了决定；财政问题，极力“开发财源”以度难关。
第二次于6月21日举行，蒋又召集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五省军政长官，汇聚牯岭，再次举行“围剿会议”。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作了长篇讲话，提出“剿共”要实行“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即强调“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略，及“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长驱直入，一举“歼灭”。
1932年，蒋介石组织了两次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即5、6月的第二次围剿和7、8月的第三次围剿。一年中连续组织两次围剿，可见蒋介石“全力剿共”决心之大。但由于对日关系危机日益加剧，他不得不猝然结束这两次围剿。
第三次7月31日，林森、蒋介石电约汪兆铭、财政部长宋子文等来牯岭赴会，就日军侵犯热河事，商讨御侮大计。磋商结果，以政府名义请英法两国公使出面调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主张一面对日妥协，一面加强与列强各国的友好，首先谋求国内“统一”。
第四次8月18日，民国政府中枢诸人，再次应召登牯岭举行会议。会议对内政、外交进行了研究。决定统一国税，裁减冗军，重新调整对日外交策略，明令张学良进驻热河，以资抵抗，暗示何应钦北上，“统一”华北，设法收编、遣散热河境内义勇军，“使日军失去进攻热河的借口”。
正当日军步步紧逼，民众抗日声浪日高一日的时候，蒋介石仍大喊：“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只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存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从而导致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签订。
迫于日军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民国政府“反复向国联提出申诉，但国联仅作出了不承认满州国的决定，根本不考虑华北问题。”蒋介石面对这个现实，将谋求维持现状的希望寄托于“似宜忍辱负重，姑且派员试行接触”上，寻求对日谈判的渠道。为此紧锣密鼓举行有关会议，商讨应付时局的对策，仅1933年的6至9四个月，就在牯岭召集了五次“庐山会议”。
第一次5月28日，即塘沽协定签定的前三天。牯岭“蒋公馆”内的灯光通宵达旦，一个突然屈服的决议便在这里拍板定案。据《庐山续志稿》载：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长汪兆铭、立法院长孙科、秘书长杨永泰、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开中常委紧急会议。当时在山的罗文干(外交部长)、马超俊、曾仲鸣、王世杰、陈绍宽、梁寒操等列席了会议。29日晚，内政部长黄绍赶来赴会，向会议报告了华北情形，日军于5月24日迫近顺义、通州、香河，北平已处在三面被围之中，情况万分危急。会议开至深夜，与会人员都认为停战交涉是个办法，并定下交涉的基调：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只限军事，不涉政治。其条件须经中央批准。会议还决定速发专电给何应钦，电文首先表示对他的一味妥协给予谅解：“唯盼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意义，而用语必须堂皇”。
5月31日，中方最高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在庐山拍板的这个“协定”，是民国创建后第一个奇耻大辱的“协定”。从此，打开了华北的大门，为日军进一步侵占整个华北提供了条件。
第二次7月25日至28日，该年度第二次“庐山会议”在牯岭举行。汪兆铭、海运部长陈绍宽、铁道部长顾孟余、交通部长朱家骅、铁道部长曾仲呜，黄郛、黄慕松等参加了会议。朱培德、唐生智、张治中、杨永泰、陈仪、毛邦初、徐培根、钱昌照等十余人列席了会议。会议主要会商修明内政、改善党务、改进军事外交、修筑铁路、救济华北灾区、处理察哈尔事件和新疆省第二次政变等事宜。
该年度第三次“庐山会议”于8月12日至13日举行。汪兆铭、李烈钧中委及中枢委中，会商对华北善后问题，同时讨论了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五省“围剿”军事推进部署和对察哈尔事件善后处理等要案。
第四次会议，8月15日召开，为了制定“第五次围剿”计划，蒋介石电召各路国民党军将领速登庐山开会。
历史早已作出结论，上述三次“庐山会议”以后，蒋介石更加强化了对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派出16个师约20余万兵力围攻抗日同盟军。同时，封锁铁路交通，断绝全国人民对抗日同盟军的援助，终于迫使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卸去总司令职务。在完成扼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他认为已减轻了“安内媚外”的后顾之忧，高唱：“治本莫要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产党。”并开始在庐山组建军官训练团，为“围剿”培养骨干。在1933年，他又纠集了100余万军队。配备了200架飞机，聘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包围，于10月16日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9月5日晚，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牯岭别墅里，举行了该年度第五次“庐山会议”。据有关史料记载：行政院长汪兆铭和宋子文、孙科、吴铁城、邹琳、吴稚晖、张静江、唐有壬、曾仲鸣、陈昭宽、李石曾、黄郛、驻日公使蒋作宾等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由宋子文报告出访欧美及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情况。他要求民国财政部公布新的税制，并成立一个国际资询委员会，为中国大工业和铁路建设获得长期信用贷款。会议认可了宋子文的报告和建议，决定推行“废两改元”，统一货币。
“塘沽协定”签定后的1933年下半年，对于民国政府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蒋介石如“水中按葫芦”，按下了这边的，那边又浮起来。最富于讽刺意味的是：“福建事变”。被蒋调往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20日，在其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的领导下，联合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成立抗日反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各军改称“人民革命军”，废除国民党旗，改用上蓝下红中嵌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蒋介石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派八个师和数十架飞机向福建进攻。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丰功伟绩的十九路军从此在国民政府的军政档案中消失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为了实现占领中国并独霸亚洲的目的，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在庐山得悉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庐山军官训练团停办。留下办训练团的各省省长及各军总指挥，又电邀全国名流学者、大学校长及全国的军政要人到庐山，参加在这里举行的谈话会。这也是抗战前的最后一次“庐山会议”。即第十一次“庐山会议”。
这次“庐山谈话会”，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呼声下，在中国共产党声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使与会者深深地感到：“牯岭的风云，变了颜色”。由此，全面抗战的狂飚疾风，迅速地在神州大地上愈刮愈猛 ，扫除了一般民众政治上的冷漠，代之而起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为国捐躯精神。蒋介石在这次谈话会上，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庐山谈话”，指出日寇侵略中国已蓄谋6年，中国到了“最后关头”，要为正义而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一“宣言”、“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也宣告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号角已经吹响，也为庐山的历史写下了鲜艳辉煌的一笔。
回眸民国这段既灰暗苦涩又耐人思索的历史，令人清晰地感到，民国“庐山会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庐山管理局社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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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在九江的阴谋策划
殷育文
1927年3月18日，蒋介石离开九江，乘“楚同”舰东下安庆，26日到达上海，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18日又在南京成立他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
这一切似乎来得很突然。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在九江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安排，已经为公开叛变革命，成立南京政府作了充分准备。
眼看计划破灭  产生自杀念头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计划北迁。16日，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和中央执委宋庆龄等迁都调查委员，离粤北上考察迁都事宜。23日，兵屯南昌的蒋介石迫不急待地派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第四军军长张发奎赴粤，游说中枢，迁都武汉。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邓演达、张发奎即飞抵汉口，为迁都武汉作准备。此时，鲍罗廷一行尚在北进途中，30日到达南昌后才知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大家顿感惊讶。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决定12月7日在庐山举行中央会议。
12月7日，中央会议在牯岭仙岩旅馆召开，参加会议的除鲍罗廷一行中央委员、国府委员、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外，还有在赣的中央委员、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程潜、及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以及专程从鄂赶来的邓演达等。开始，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作出了一些决定，蒋介石都未表示异议。正当会议将要结束时，蒋却突然提议迁都南昌，要各位委员留驻南昌，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真正的“理由”蒋介石不能明说。一个月前，蒋介石正率领北伐军鏖战江西时，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及省区执委联席会议上，一致要求罢免蒋介石的中常会主席和蒋的盟兄张静江代理主席一职，后考虑前方军事正急，才以大局为重，没有作出决定，但也使蒋吓出了一身冷汗。蒋介石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还很脆弱，今后要牢牢控制住党政中枢。蒋之所以又要迁都南昌，是因为南昌在蒋的第一军控制之下，可以把他的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而此时的武汉革命形势高涨，民主空气很浓，蒋很难实行独裁。
蒋介石出尔反尔，引起大家强烈的不满，大家不理会蒋的无理要求，于8日下山到浔，9日赴汉，13日在武昌组成了有鲍罗廷、徐谦、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蒋作宾、柏文蔚、王法勤等参加的党政联席会议，徐为主席，临时行使国民党最高职权，避免党政中枢大权继续为蒋所操纵。
12月31日，第二批北迁人员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阖、国民党中常会代主席张静江、中宣部长顾孟余、海外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长何香凝等抵达南昌。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数次捐巨资帮助孙开展反清反袁的斗争，深得孙的信任。随后介绍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并拉蒋与许崇智三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张以盟兄的身份对蒋备加关照。中山舰事件后，张从上海来到广州，为蒋各方斡旋，成为右派核心人物。这次张的到来，使蒋介石特别兴奋，他在当晚除夕宴会上说：“今天各位从广州来到南昌，我们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形容的!”宴罢，蒋介石将张静江、朱逸民夫妇接到自己的住所，蒋向张把迁都的事叙述了一遍，张表示支持蒋的意见。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由于张静江第一个表示支持蒋介石，会上很快通过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的决定，结果遭到武汉党政联席会议的强烈遣责。蒋介石把谭延阖和张静江、朱逸民夫妇及自己的第三夫人陈洁如(陈与张家关系密切是朱好友)送到牯岭仙岩旅馆安顿后，决定亲自到武汉看个究竟，于12日抵达汉口。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多数中央委员拉到南昌去，结果不仅没有说服任何一位中央委员、部长同他一道回南昌，还接连遭到革命群众的指责、同僚们的冷笑，鲍罗廷的批评，他那里受得了，于18日晚仍乘长安轮返回，19日到浔，直奔牯岭向张静江诉说在汉的“遭遇”，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羞辱。
北伐出师前，39岁的蒋介石，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有一个利用苏俄援助和共产党的力量在北伐中统一中国，实现他霸业的秘密计划。现在，眼看自己的地位、前途、名誉在迅速滑落，他那个雄心霸业的计划要破灭，他全身迸发出强烈的怒气，冲出冲进。这下急坏了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张是个瘸子)，他深知蒋的性情暴烈，曾因悲观厌世，想跳江自杀，今天又要故态复萌，他连声大叫陈洁如，以防发生意外。陈洁如看到蒋的脸象猪肝一样红，手在发抖，也吓坏了，忙进入卧室，在衣架上的枪套中取出蒋的手枪，将它藏在床架顶上的长统皮靴里面。蒋介石怒不可遏，脑子一片空白，他翻箱倒柜，到处找手枪，想举枪自杀，结果没有找到。第二天，蒋才镇静下来，但脸上仍很苍白。
盟兄弟五人牯岭聚谋
正当蒋介石为迁都之争苦恼时，一位神密人物出现在蒋的身边。他，就是蒋的盟兄黄郛。黄郛是老同盟会会员，与蒋是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先后期校友，同创办反清杂志《武学》。武昌起义后，又聚首上海，参与陈其美主持的光复上海的活动，三个结拜金兰。二次革命失败后同流亡日本，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黄郛因反对孙中山要求党员向孙宣誓效忠的做法，与孙脱离了关系，与陈其美、蒋介石分手，此后在北京政府中担任总统府参事、教育总长、内务总长等要职。他才气横溢，学识渊博，足智多谋，在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与黄郛在东京一别十年，很少联系，但深知黄的才干，蒋亟需像黄这样的高级智谋人物参与运筹，于是派张群携带他的亲笔信赴天津请黄来赣。张群是蒋介石结拜的盟弟，当年二人同船赴日读书，同回上海参加起义活动，北伐前夕被蒋从河南召到广州，任总司令部总参议，参与决策。张当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军，在国民党内也算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物。
1927年1月初，张群把黄郛接到九江，黄未公开露面，即与蒋同去武汉。黄去武汉目的有三：一是为蒋疏通与驻汉外国使节的关系；二是黄离天津前，中国银行答应在汉口中行可以信用透支一百万元作为供给蒋的饷项，这是给蒋一笔丰厚的见面礼，黄要去落实；三是直观一下武汉的时局，以便心中有数。
1927年1月下旬，黄郛从汉口、张群从南昌、戴季陶从上海赶到庐山，说是与蒋介石、张静江一起在牯岭仙岩旅馆过旧历年，实际上是帮蒋阴谋策划。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也是蒋的盟弟，蒋的忠实谋士，当年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孙逝世后，为蒋上台摇旗呐喊，逐步形成了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中已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文一武，配合得天衣无缝。戴是秘密到庐山的，为掩人耳目，向新闻界吐露赴汉，实际上到了九江就下了船。中国近代史上四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鬼使神差地成了蒋的拜把兄弟，聚集牯岭，为蒋出谋划策。蒋介石又抖擞起来，与十天前判若两人。
黄、戴、张到了牯岭后，四位盟兄弟与蒋形影不离，整天在蒋的住处密谋，作了多次策略问题的讨论。这四位盟兄弟虽然都是与蒋结盟，没有发生“横的关系”，但彼此都很熟悉，与蒋反共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不过蒋介石更善于伪装，不轻易暴露出反共的真实面目。今天，向盟兄弟特别是黄郛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说：“中正对鲍罗廷的专制，早已恨之入骨，然北伐正酣，苏俄的大批军援尚不可缺，中正对鲍不能不有所让步，对共产党不得不有所饮忍。中正始终为共产党之敌人!”黄郛在高谈阔论中向蒋提出了许多建议。他认为在外交上，中国的两个近邻日本和苏俄都不善，而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力主放弃联俄联共政策，同时改变类似苏俄的组织。军事上，他认为与奉直作战，应联合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两支力量，这样可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这些建议得到二张与戴的赞同，也与蒋的想法非常合拍。
盟兄弟五人经过几天的密谋，终于制定出一个背离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
其要点是：
一、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并适时地向国民明示这种政策。
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日本、英国的谅解，特别是不应该放弃日本这条路，还要注重轻重缓急的处置。
三、力争早日克复宁沪，联络绅商，谋东南底定。
四、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
五、分化瓦解武汉中央反蒋力量，尽快成立南京政府，揽络人才。
在牯岭过了旧历年，到了1927年2月初，这些盟兄弟的“大计”已定，遂下山分头行动。黄郛与张群肩负经济、外交两项使命奔赴上海，为迎接蒋介石进占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然后又奔赴河南拉拢冯玉祥，为后来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蒋介石对迁都南昌或是武汉也就无所谓了。当宋子文、邓演达授命赴赣与谭延阖、朱培德、程潜做蒋的工作时，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
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更增加了几倍。”蒋介石口蜜腹剑，又一次欺骗了人们。
密邀上海三大亨来浔
1927年2月中旬，应蒋介石的邀请，上海三大亨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从沪坐船秘密到浔，由蒋亲自接到了自己的临时寓所棗九江社会名流方栋家中，进行密谈。
杜月笙、张啸林，还有因年老不便行动的黄金荣，是上海滩青帮三大头子，他们的徒子徒孙遍布每个角落，其神通之广大，地位之煊赫，气焰之嚣张，在中外帮会历史上是罕见的。王晓籁是上海大买办、江浙财团之首虞洽卿的左右手，王自己也是上海商界的名流。蒋介石能把这三位请到九江来，主要靠蒋与虞洽卿、黄金荣的特殊关系。当年蒋介石在上海滩穷困潦倒时，曾拜虞洽卿为义父(因虞怕涉嫌革命党未成)，又由虞引见黄金荣，拜黄为师，这样，蒋与杜月笙又是师兄师弟关系，蒋一直与他们保持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深知上海青帮和商界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实际上对共产党不满，就先问起上海共产党的情况。
“一塌糊涂!”杜月笙抱怨，“把工人都动员起来搞什么武装起义，领头的都是共产党。听说最近又来了一个你在黄埔的老搭挡……”
“谁?”蒋介石惊愕地瞪大眼睛。
“是个什么黄埔主任，听巡捕房的讲叫啥周先生!”
蒋介石不满地说：“我晓得，叫周恩来，此人本事大得很，北伐开始，我想把他留在身边，他不干，跟我作对!”
“哪一天，把上海的那帮共产党也来打他一次!”张啸林语气中透出一股杀气。       “我们商界支持!”王晓籁积极表态。
杜月笙也表示：“现在我们只希望国民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一定尽心尽力”。
蒋介石点头：“不急，还要看，以后有你们打的。”蒋的算盘，显然是在上海武装工人与盘踞上海的奉系北洋军展开博斗中，“坐山观虎斗”，然后再来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曾在上海滩混了几年，对上海流氓社会是熟悉的，现在，需要给他们改头换面。他想起当年孙中山曾利用哥老会、三点会帮会力量发动起义，成立“中华共进会”，作为协调各帮口力量的组织。辛亥革命后，这个会就被取消了。蒋决定拾起这块招牌来集结流氓，为我所用。蒋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得到杜、张的赞同，蒋问杜：“真正打起来，要多少时间才能解决上海的共产党?”
“二十四小时可以解决!”杜月笙回答得很干脆。蒋介石很满意。
蒋又问及虞洽卿的近况，王晓籁叹气摇头，说是日前总商会换届选举中，傅筱庵仗着孙传芳的支持，硬是把虞老挤下台，而王自己连个会董也没保住。蒋勃然大怒：“晓籁兄，请转告虞老，这个傅筱庵早晚总要让他看颜色的!”
后来蒋介石到上海，就把傅的商会主席搞掉了，仍由虞任商会主席，虞为蒋筹集了三千万元“清共”经费，作为回报。
四人密谈的时间不长，却达成共识，就是要帮蒋介石掌握上海。临别时，蒋介石一再向三大亨拱手：“拜托!拜托!”
杜月笙、张啸林返沪后，与黄金荣三人发起筹备“中华共进会”，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变成了“中华共进会”会员，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公开活动，成为蒋的一支庞大的“御林军”，在蒋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中，不遗余力地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黄、杜、张因此成了“国家功臣”，同授国民政府少将谘议的官衔。
蒋宋二十四小时密谈
送走三大亨，蒋介石还有一件急办的事，那就是要与宋氏家族“掌门人”、孔祥熙夫人宋霭龄会面。蒋介石要上台，财政是一大难题，需要宋氏家族的帮助，而蒋与宋霭龄的几次接触中，发现宋的许多想法跟自己不谋而合，这是蒋要与宋面谈的主要原因。蒋派密使到汉送信，请宋霭龄来浔会晤。2月下旬，宋霭龄从汉口搭乘中国银行的汽轮抵达九江，她没有下船，而是叫蒋介石上船。两人避开所有其他耳目，进行了20小时长谈。蒋介石向宋霭龄亮出了与共产党决裂的“底牌”，宋表示积极支持蒋“清共”，并直言不讳地指出蒋在经济、性格、威望、影响力方面之不足，表示要助他一臂之力。二人谈得很投机，很快达成一项政治交易：
蒋介石要求宋霭龄动员宋家关系密切的美、英等国及其设在中国的银行全力支持蒋介石；说服在武汉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大弟宋子文，转而支持蒋介石，抽掉武汉政府的财政基础，为蒋介石未来的南京政府输血；说服大妹宋庆龄放弃对武汉政府的支持，而到蒋的南京政府中任职，从而由宋庆龄确认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让汪精卫的党内一把手失去道统；说服二妹宋美龄嫁给自己为妻，这是蒋多年来的梦想。宋霭龄则要求蒋介石保证宋子文在新成立的南京政府中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并由孔祥熙担任新政府的阁揆；要求蒋正式休掉结发妻子毛福梅，“处理”掉第二个妻子姚怡诚；同仍在身边的第三个妻子陈洁如离婚，然后正式娶宋美龄为合法妻子，并且终身不得发生婚变；委任宋美龄现在的恋人刘纪文为南京市长，给他一百万元精神赔偿费。
密谈之后，两人分头行动。蒋介石把宋霭龄密谈的情况告诉了身边的陈洁如，要求陈为爱作出牺牲，避开5年，让他娶宋美龄以获取必要的支持，5年后再回到自己身边。最后威逼陈：“如果你不肯离开，我只有死在你的面前!”陈洁如比宋美龄还年轻10岁，身材与蒋介石差不多高，容貌也不在宋美龄之下，与蒋恩爱了7年，并不存在感情危机，但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不惜抛弃自己的爱妻。在蒋的连哄带逼下，陈洁如先回到了上海老家。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在杜月笙的帮助下，将前三房妻妾一一打发。以5万美元送三夫人陈洁如赴美读书；以一幢洋房将二夫人姚怡诚安置在苏州居住；剩下的大夫人、蒋经国的亲母毛福梅，蒋请娘舅出面向毛摊牌，毛仍然可以做蒋氏祖宅丰镐房的女主人，条件是必须在形式上与蒋办理一纸离婚手续证明。4月15日，蒋介石委任刘纪文为南京市长。
宋霭龄的工作并不顺利。为了宋氏家族的利益，她费尽口舌，好不容易说服了宋美龄与刘纪文挥泪分手，却遭到宋庆龄、宋子文的强烈反对。宋庆龄识破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不仅不支持蒋，还公开谴责蒋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宋子文是公认的理财专家，他也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拒绝支持蒋。宋霭龄对蒋介石说，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可以争取过来，办法是软硬兼施，使其就范。蒋介石就在上海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给宋写恐吓信，派人封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没收了宋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在恐惧和动摇之中，宋子文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终于倒向了蒋介石。他完全听从宋霭龄的安排，返回汉口做宋庆龄的工作。但是宋庆龄坚决而明确地对他弟弟说，她不愿同蒋介石合作，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斗争。最后，宋子文当了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至于孔祥熙，蒋介石以宋霭龄没有做通宋庆龄的工作为由，只任命为并不显要的工商部长。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开始进入蜜月时期。
四出活动   讨好日本
蒋介石为了跟日本搞好关系，开始与日进行试探性的接触。1927年1月26日，在黄郛的安排下，蒋介石留日时的老师小室敬二郎奉日本政府海相财部彪的派遣来到牯岭，与蒋进行了广泛的、无拘无束的会谈。蒋介石向他的老师表示，理解“满州”与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认为对“满州问题”必须“特殊考虑”。蒋欢迎日本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指出，如果日本能够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即“我们没有受苏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等一系列主张，“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底，蒋介石在牯岭会晤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对江户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江户将蒋介石的谈话内容，电告日本外相。
为了对日本表示亲善，蒋介石先后派吴铁城、戴季陶秘密访日，进一步与日本政府沟通关系。因为社会舆论特别是武汉方面的报刊，对蒋的上述异动多有揭露，因此，如何安排戴季陶访日，蒋与戴颇费了一番心思。
2月上旬，戴季陶与夫人钮有恒从牯岭下山，改装和服，由浔乘襄阳丸轮赴沪，11日抵沪后行踪诡密，15日改用日本名字乘山城丸轮出海，25日抵达东京。期间，戴与日本外务次官、亚洲司长进行了多次会谈，向日本政府进一步阐明蒋介石对时局所持的立场和即将推行的“离俄清共”政策，谋求日本当局对蒋“谅解”和“合作”。通过会谈，日本政府确信蒋介石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将军”，确定了对蒋介石采取“怂蒋反共”的方针，进一步对中国革命进行分化瓦解。
参阅资料：
①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94年6月)
②《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6年9月)
③解力夫、冯光《宋氏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
④《蒋介石与结拜兄弟》(团结出版社1996年9月)
⑤梅剑《国共秘事》第一部(中国文史出版社)
⑥尹家民《蒋介石与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11月)
⑦《申报》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
(作者系九江市委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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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庐山谈话会”
贺   伟
一
1937年盛夏，熙熙攘攘的庐山显得比往年更加热闹。各风景点出现了很多胸佩“五老峰”徽章的学者名流，一群群记者跑前跑后，抓紧时机采访，照相机不停地闪动。原来，他们都是应邀前来出席“庐山谈话会”的代表，从全国各地来到庐山，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共商国是。
1931年日军占领东三省以来，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却一再妥协求全，步步退让。
几年来与日本分别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的妥协引起全国人民和部份国民党官兵的强烈愤慨与不满。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数月中重创日伪军，民心大振。国民政府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出兵镇压。9月同盟军失败，吉鸿昌惨遭杀害。同时，国民党军队还对主张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疯狂围剿。国民政府的行动进一步引起人民和部份国民党军队的反抗。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从中调解，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为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重要内容。
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国民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前来庐山召开“谈话会”。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向全国各界名流正式发出请柬。柬文为：“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二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停何如。”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自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突发，一时全国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芦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蓄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各党各派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对日作战。参加“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都克服各种困难，从全国各地奔赴庐山。
二
7月15日上午，汇聚庐山的各界名流齐聚“仙岩饭店”，畅叙国是。其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
《中央日报》的一位记者首先请胡适先生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胡适略为思忖，随即侃侃而言：“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张伯老说着，不禁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梁实秋接着说道：“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诗，慷慨激昂，颇有岳鹏举之风。”梁实秋说着，仰扬顿锉地吟哦起来。吟诗之后他接着说：“马占山将军把林中之石喻为小老虎，都要奋爪扬齿，去飞食日寇之肉，何等壮怀激烈。诗是33年写的，如今已是37年了，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众人正在议论纷纷时，忽听有人喊道：周恩来先生来了”。
周恩来、秦邦宽、林伯渠走进“仙岩饭店。”他们主要是来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第四轮谈判的，同时也作为中共参加“谈话会”的代表，与各党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
周恩来逐个与各位代表握手。当他来到张伯苓面前，张伯苓一把搂住他，激动地说：“贵党不计前嫌，共赴国难，可敬可佩呀!周先生，你是我们天津的骄子啊!”周恩来也动感情地说：“张伯老毕生为民为国，世所敬仰。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又深明大义，极力主张对日作战，实为国人之楷模呀!”
代表们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谈了中国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一贯主张，强调在困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携手共赴国难。周恩来最后说道：“各位都是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有识之士。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近百年来，我们落后了、衰弱了，多少耻辱的条约，象尖刀一样扎在中国人民的心上，每一个有志之士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中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不能由外国列强任意争夺宰割。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紧紧拧成一股绳，我们不但能战胜外寇，而且一定能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周恩来的话语受到各位代表的一致赞同。
三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传习学舍楼上举行。
会场布置得很别致，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桌面铺着洁白的台布，每个坐位前泡有一杯云雾茶，唯有蒋介石坐位前是清水一杯。会厅里悬挂着一对巨大垂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出席开幕式的共158人，除了各界名流外，还有国民党要人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李璜，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村治派的代表。
蒋介石和汪精卫并肩而坐。汪精卫一身质地考究的浅灰西装，雪白的衣领别着黑蝴蝶领结，头发梳理得整洁光亮。蒋介石身穿玄色长袍，上套黑色马褂，清癯的面容上挂着一丝笑意。
九时许，张群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的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由汪精卫代表政府致词：“感谢各位代表来此，共商国是。……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又突然爆发卢沟桥事变，危机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人力物力，熔成一片，方可以抵抗强敌，自救危亡。对于怎样解除困难，复兴民族，参加谈话会的代表，必定有许多高见，还望畅所欲言……。”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言：“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难道还怕小小的日本吗?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张君劢、胡适、左舜生、钱昌照等人。大家一致拥护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充满热烈、慷慨的气氛。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一身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蒋介石，精神抖擞地发表《抗战宣言》。他说：“各位先生、女士，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全体代表都静静地倾听着，蒋介石越讲声调越高。他猛然举起一只手臂，大声说道：“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说着，蒋介石将手臂猛地往下一劈。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飞出窗外，在峰峦间荡漾。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正式拉开了序幕。毛泽东同志指出：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第一次谈话会于7月19日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5天。18日部份代表专程赴庐山西麓海会寺，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勉励即将与日寇作战的将校军官们奋勇杀敌，打出军威、国威，驱逐外寇，收复国土，重整河山。
四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庐山谈话会”期间举行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
周恩来6月5日初上庐山，与何应钦、顾祝同进行了初步接触，就两党及所辖的军队合作抗日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提出共产党愿意取消苏维埃政府，服从国民政府；愿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不能将红军改编的人数压得太少，也不能将红军分散到国民党各个部队中，必须保持独立的编制，特别是要保证共产党对改编后红军的独立指挥权。
7月14日，周恩来、秦邦宽、林伯渠再次来到庐山。
7月17日下午，周恩来等人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正式谈判。刚刚在上午发表了《抗战宣言》的蒋介石心情十分愉快，他握着周恩来的手笑着说道：“伍豪先生，我们以前在黄埔军校、在北伐时期都有过很好的合作，只要贵党有诚意，我们以后还会很好合作的。”周恩来爽朗地说道：“抗日救国，是我党一贯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我们赞同贵党提出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我们赞同蒋先生在《抗战宣言》中所表明的态度。只要各党各派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人民的要求，中国的事情是能够办得好的。”
周恩来说着，将经过修改、作出重大让步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宣言》呈交给蒋介石，并就其中关于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地说明。
蒋介石连连点头说：“这样很好，很好!贵党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政府可以颁布3个师的番号，12个团的编制，总人数为4万5千人。师、团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政训处主任由我党委派李秉中、丁维汾等人担任。我们还准备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你们看这样可好?”
周恩来与秦邦宪、林伯渠交换了一下眼色，严肃地说道：“委员长先生，我党愿与贵党合作，并在军事上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我党对改编后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如果贵党想取消我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我党是不能接受的。”蒋介石思忖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这些具体问题可以再商量。举国抗战是一件大事，光有热情和愿望是不够的，必须统一指挥，严肃纪律。贵党的刘伯承、林彪、左权、陈赓都是难得的将才，指挥军队当然是没有问题。”
国共两党经过几轮商量，合作抗日谈判终于在“庐山谈话会”期间取得原则上一致的意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共产党拥有对改编后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向所属共产党独立指挥的军队提供武器给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五
出席第二期“庐山谈话会”的各界名流，七月下旬相继抵达牯岭。他们之中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洪深、章益、蒋百里、张季鸾、沈钧儒、吴南轩、潘序伦、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肖一山、王亚明、朱庆澜、杜重远、李剑农、陶希圣、顾毓、王秀、杨公达、潘公展、段锡朋、经享颐、叶楚伧等。留在庐山的张伯苓、蒋梦麟、胡适之等也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27日晚，来宾们在“仙岩饭店”共进晚餐，相互交流意见。忽然著名戏剧家洪深跳进餐厅，宣布中国军队重创日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大家极为兴奋，纷纷举杯庆祝胜利。窗外，传来一阵阵鞭炮声，整个牯岭山城都沸腾了。洪深建议以谈话会同人名义，发电勖勉宋哲元将军及二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众人一致赞同，当即拟就电文云：“第二期谈话会开始之际，奉读感电，敬悉我忠勇将士守土御寇决心，至深钦佩。读阅战报，尤切激昂。顷闻移节保定，切盼与中央所派各军同心戮力抗战到底。同仁等不敏，竭心力以从诸公之后。中国每一块土地，皆满布每一个国民之血迹，宁使人地都成灰烬，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谨布精诚，遥祝胜利。”
第二期谈话会于7月28日至29日举行。因蒋介石返回南京主持战局，谈话会由汪精卫主持。参加谈话会的各界人士一致拥护政府对日作战的方针，并表示要竭尽全力为抗战做出贡献。
第三期谈话会因战事紧张而未举行。
(作者系庐山管理局社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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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庐山呈递“国书”
殷荫元
在庐山说起司徒雷登这个人，对于60岁以上的人不会陌生。三十年代，他曾以美国传教士、教育家的身份，多次到庐山避暑。唯独1946年不同，他是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到庐山向蒋介石呈递“国书”。这在庐山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算是庐山自古以来第一次的传奇要闻，同时他又是配合马歇尔(美驻华特使)作为国共和谈调处人，打着为国共双方斡旋的旗号，往返南京和庐山，扮演了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角色。
司徒雷登于1876年出生在中国的杭州，前后在中国生活了56年。1919年受美教会之托，到北平筹办燕京大学，并自任校长，期间与中国军政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926年其爱妻病逝后，司徒雷登没有再婚，全依靠自己的秘书傅泾波的体贴和安慰，1946年7月，出任美驻华大使。
1946年春夏之交，正是国共谈判最紧张的时刻，这年6月，司徒雷登在重庆会见燕大师生和校友时，同时会见了各方要人。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特地请他吃一顿午饭，并谈起美国务院决定由魏德迈任驻华大使，周恩来得悉后，立即向马歇尔表示反对意见，并推荐司徒雷登，认为他无论在学识上，人格上，还是政治上的中立表现，都适合这一人选，于是马歇尔报请美国务院改任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司徒大使原在抗日战争中，态度是坚决的，力求用武力抵抗日本侵略军，协助中国抗日做了许多工作。当蒋介石挑起内战时，他开始也曾谋求与中共对话，开展国共和谈，没想到一年之后，司徒大使便与中共站在完全敌对的阵营里，从一个声名卓著的教育家，转变而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外交官了。
司徒大使任驻华大使期间，于1946年7月18日从南京抵达庐山，陪同有马歇尔特使、参赞巴特沃斯、天津总领事史密司以及他的秘书傅泾波等。此时已在庐山的马歇尔夫人恺瑟琳及庐山“夏令营”青年男女百余人，迎于小天池。省长王陵基及管理局公务员，均在街头欢迎，街市商户均悬星条旗，表示欢迎和平使者。
司徒大使下榻脂红路8号(现175)别墅，还有他的秘书傅泾波同行，司徒对庐山的情景颇感亲切。20年前他曾数上庐山，某记者在河东路遇见司徒大使散步，要求谈及国共和平问题，大使表示中国目前并非外患，倘国共双方设身处地互相谅解，问题不难解决。
翌日上午10时，大使步行至主席行辕(美庐)向蒋介石呈递国书，接着又有英国新任驻华大使史蒂文森到“美庐”呈递国书。这是外国使者第一次在庐山向中国统治者递交“国书”的表演，下午4时半，大使再次谒见蒋介石，作就任后首次拜会，历一小时余。记者询问大使与蒋介石谈话情形时，大使表示“余与主席系6年前老友，谈话异常融洽而愉快的。“午后6时，蒋介石、宋美龄约马帅夫妇，司徒大使游含鄱口。20日中午12时，司徒一行离牯转浔飞京。
7月27日下午4时，司徒由京抵山，与马歇尔同谒蒋介石，这次大使是带着在京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商谈的内容，再次与蒋介石交换意见，仍寓脂红路8号。次日大使患病，宋美龄亲往看望并带自己的“御医”诊治，在山的其他要员也纷纷前往慰劳。8月1日，大使病愈于下午5时谒见蒋介石，商谈“美海军陆战队”在“平津公路”安平镇，被八路军袭击事。5日他再次谒见蒋，就安平事件和平方案交换意见，蒋介石提出不合理的5项条件，同时确定由大使任主席的五人小组，国民党派吴铁城、张厉生参加，中共派周恩来、董必武参加，以讨论议定组织国民政府委员的协议，争取双方乐于接受，停战条件，马帅在座。6日上午离山。飞南京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的5项条件，周恩来即严肃拒绝了蒋介石的条件，并指责蒋介石如此无理，应负内战责任，美国偏袒蒋介石也不能推卸参加中国内战的责任。大使表示无奈。
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撤离南京。此后司徒大使对和谈仍抱有希望继续保持与中共人士接触。这年8、9两月，他两次登庐山与蒋介石磋商，争取恢复和谈。对调整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表现了积极的态度。而中共方面也表现了诚意、耐心与热忱，希望美放弃援蒋。6月26日，从北京传到南京有关司徒大使的消息，毛泽东称司徒大使会被作为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直接交换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见，甚至允许他乘自己的飞机去北京。
然而，美国政府在这关键时刻，表现了对中共新政权不切实际的顽固态度，美国总统杜鲁门阻止了司徒大使北京之行，从此司徒大使失去了同中共领导人直接会谈的机会，原先雄心勃勃，想要扭转中国历史车轮的司徒大使，终于感到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了。
为此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再次向世界阐明新中国对美外交的原则立场，表明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倒向苏联一边，这给美国政府无理阻止司徒大使北上谈判是一大回击。司徒大使在完全失望之际，于1949年8月2日带着失望，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华返美。从此，司徒大使结束了他50多年的在华生活，告别了他在传教、教育与外交官的生涯。
1949年8月18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署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最后赞道：“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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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二上庐山
殷育文
1923年10月，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鲍罗廷，受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委派，来到中国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他在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式建立国共合作关系中，起了关键作用。孙中山称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孙临终前，一再叮嘱汪精卫、何香凝、宋庆龄等“要师事鲍顾问!”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开始还比较好，中山舰事件后，两人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
一上庐山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此时，北伐军占据长江流域广大地区，迁都武汉为形势发展的需要。
11月15日，鲍罗廷偕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孙科、陈友仁、徐谦、宋子文、宋庆龄、王法勤、蒋作宾、中共中央后补委员、鲍的助手兼翻译张太雷以及苏俄军事、财政、农运顾问等第一批北迁人员，从广州出发，经过水旱路的长途跋涉，于30日到达南昌。蒋介石亲自接待，异常热情。当晚，蒋设宴招待，席间，决定12月7日在庐山举行中央会议。
12月4日，蒋介石与鲍罗廷一行从南昌抵浔，第二天参加中央会议的人员陆续上山。鲍罗廷、张太雷与蒋介石同行。鲍是第一次到中国庐山，他目睹这一变幻不定的自然景观，联想到与蒋介石由合作到斗争，不禁感慨万分。
中央会议在牯岭仙岩旅馆召开，参加会议的除鲍罗廷一行中央委员、国府委员、蒋的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以外，还有在赣的中央委员朱培德、程潜、林伯渠以及专程从鄂赶来的邓演达等。开始，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作出了一些决定，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开展土地革命，光复的省份财政由中央统一管理等，并再次强调“迎汪复职”。蒋介石都未表示异议。正当会议将要结束时，蒋却突然提议迁都南昌，要各位委员留驻南昌。蒋之所以要迁都南昌，是因为南昌在蒋的第一军控制之下，可以把他的总司令部凌驾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之上，而武汉是唐生智、张发奎的势力范围，情况就大不一样。
蒋介石出尔反尔，引起大家强烈不满，纷纷质问：“武汉水陆交通都方便，北上可以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长江可以指挥宁沪战场，南昌交通闭塞，到底是南昌重要还是武汉重要?“蒋介石被问得理屈词穷，露出一副窘态。鲍罗廷不理会蒋的无理要求，8日率领大家下山，9日坐专轮赴武汉，13日鲍建议在武昌成立党政联席会议，临时行使国民党最高职权。
12月31日，第二批北迁人员张静江、谭延阖、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南昌，准备赴汉。蒋介石用这次有他的盟兄、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的鼎力支持，乃于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顺利通过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的决定，公然分裂中央，遭到武汉方面的强烈谴责。蒋介石于1927年1月12日亲自到武汉看个究竟，结果遭到革命群众的质问、鲍罗廷的批评。鲍对蒋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D(指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打倒他的!”19日蒋介石回到庐山，向正在庐山养病的张静江诉说武汉的“遭遇”，嘴里不停地叫骂：“娘希匹!娘希匹!”把怨气集中在鲍罗廷身上。打电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侮辱了他。又说侮辱了他，就是侮辱了政府，侮辱了党，要求撤去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高等顾问职务。徐谦派宋子文、邓演达到庐山，与谭延阖、朱培德、程潜一道做蒋的工作，蒋只好承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既成事实。滞留在赣的委员们，除张静江外，也陆续赶到了武汉。蒋介石又于2月26日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撤回鲍罗廷。
二上庐山   静观时局的变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被蒋通缉的革命者第一个就是鲍罗廷。武汉的汪精卫紧随其后，6月17日，正式解除了鲍罗廷的高等顾问职务。对此，鲍早有思想准备，他帮助中国共产党采取应变措施。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根据鲍的建议，决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担负起在严重危机下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利用汪精卫集团“东征讨蒋”的部署，集合叶挺等部的中共武装，依靠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打回广东去，建立革命根据地。此时，叶挺、贺龙等部已奉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命令，向九江开拔。
7月13日晚，鲍罗廷偕瞿秋白赴庐山，静观时局的变化。14日晚，汪精卫在汉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分共”。15日，汪精卫集团提出“统一本党政策案”，公开叛变革命。当晚，中共中央在武昌开紧急会议，作了撤退的部署，准备第一步撤退到南昌，命令吴玉章立即赶到九江，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负责接应赴浔的中共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去南昌。吴玉章、谭平山、林伯渠于16日到达九江。17日，张太雷赴浔，上了庐山，他是受中央委派向鲍罗廷汇报中央紧急会议情况的。此后，到九江的还有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彭湃、恽代英、董必武、贺昌、聂荣臻、朱德、顾昌颐、郭亮、夏曦等；另有随军的叶挺、周逸群、周士第、高语罕、廖乾吾等。中共精英云集九江，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作出决断。
18日，宋庆龄也从武汉上了庐山。她此行目的，一是向鲍罗廷通报武汉“分共会议”情况，并与鲍具体商量她即将访问莫斯科的有关问题；二是看望她的母亲宋老夫人。宋庆龄没有参加“分共会议”，她请陈友仁作代表在会上极力反对“分共”，结果无济于事。当天，宋庆龄发表了脱离武汉国民政府的声明，斥责武汉国民党领袖们的背叛行为。20日宋庆龄带母亲下山赴上海，然后去莫斯科访问。
7月20日，在九江英租界海关，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民党中央中共党团书记谭平山主持召开坐谈会。到会的有临时中央常委李立三、中央秘书长邓中夏、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等。由于张发奎已被汪精卫拉拢，在第二方面军内实行“分共”，依靠张回粤企图发展已不可能，会上一致认为应立即抛弃依靠张的政策，联合贺部，集合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当时称暴动)。因事关重大，第二天上午，李立三、邓中夏上山，向鲍罗廷、瞿秋白汇报了九江坐谈会的意见，得到鲍、瞿的支持。鲍要瞿尽快赶回武汉，把这些意见带回中央研究决定。
鲍罗廷又与李立三、张太雷继续讨论南昌暴动起义。鲍又请聂荣臻、林伯渠等上山，进一步了解暴动的准备和部队的情况。22日傍晚，张太雷下山，将鲍与李、聂等研究的意见带回武汉。24日，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听取瞿秋伯、张太雷的汇报，作出了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并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立即赶赴南昌，领导暴动。
23日鲍罗廷下山，24日返回武汉，与接替鲍罗廷的共产国际新的代表罗明那兹交代后，27日离汉回国。
(作者系原九江市委党史办秘书科科长)
九江百年首页  >政治篇 > 早春的战斗
早春的战斗
----中共地下党在九江活动片段
吴少臣
(一九四七---一九四九)
一、共产党员是革命种子
一九四七年第二学期，江西省立九江中学和往年一样，按时开学了。高中一年级乙班报到了一批新生，在这批新生中，有一个年龄比一般学生大、为人诚恳正直、生活俭仆克苦而思想敏锐、观察力强的青年人。他善于团结同学，很快就赢得了同学们的信赖。这位青年不是别人，他就是负有秘密使命、中共福建城工部地下党领导人翁绳金同志早期在福州发展的五个党员之一的詹逸群同志。
詹逸群，福建省平坛县流水乡人，一九一九年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十七岁时经亲友资助，就读于福清县明文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在平坛县历任教师多年。
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福建城工部地下党负责人曾焕轮、翁绳金两同志的培养教育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詹逸群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努力从事革命工作，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和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团结广大青年和学生，为发展党的组织，吸收新鲜血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通过各种斗争的考验，在福州地区先后发展了先进分子何文锦、黄愿钿、林伟、何祥轻、薛祥云和张述义等同志入党，并在各个基础好的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尽管当时正处在白色恐怖中，危险会随时遇到，但为了追求真理，解放全人类，以致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辞。从此，詹逸群同志一直接受党的委托，肩挑革命重担，历任中共福建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党支部书记，福、长、平(即福州、长乐、平坛)工委、学委委员，并领导过福州市各中学党支部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四七年春，因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福建城工部党组织领导人曾焕轮、翁绳金、张纬荣等同志研究决定：詹逸群同志在必要时可主动离开福州地区，向闽浙赣边区转移。
因此，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保存革命力量，迷惑敌人，詹逸群同志按照地下党组织原定的计划，主动离开福州，向闽浙赣边区转移，最后定点到江西九江。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詹逸群同志按计划来到九江后，以青年学生的身份，考进了江西省立九江中学(以下简称九中即现一中)。詹逸群同志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机智和勇敢，很快地在九中站稳了脚跟。从此，詹逸群同志以“学生”身份作掩护，以传播革命种子为使命，秘密宣传革命道理，暗中观察、分析、了解九中师生的思想动向和政治倾向，逐步摸清并掌握了九中校内敌、友、我的全部情况，有计划、有目的地团结进步同学，以交朋友的方式，首先结识了思想进步、有正义感、遇事敢坚持真理的同学，如李孟浔、丁盛发、邓主唐、程光华、汤奠民、袁学朗、马诚等为知心朋友，同时又以班长的身份，利用联系班内工作为理由，有意识地接近平时与学生关系好、思想比较进步、坚持真理、同情并关心学生疾苦的班主任韩谓访，教师苏惠贞等人，并巧妙地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中国的前途，青年师生的理想等等，来激发他们由同情到具体支持学生运动。
二、组织学生运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是九中一年一度的校庆日。该校校长缪正(系国民党的反动骨干分子)，在校庆大会上，向全校广大师生宣扬什么“戡乱救国”和“发扬三民主义”等等谰言，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和我共产党人，歪曲诬蔑我解放区的大好形势。抓住这一时机，我地下党员詹逸群同志秘密串联了进步同学中的骨干份子如李孟浔、丁盛发、邓立唐等人，首先试探他们对缪校长大会讲话的反映。他们一致对缪正的反动、恶毒言论表示极大的愤慨。然后再通过他们去进一步串联平时与他们各自要好的知心同学和朋友，作“连锁”式的启发，宣传说：我们光把气愤、不满压抑在内心是没有用的，应该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来反对反动分子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政策和
策略是党的生命。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的地下斗争，任何疏忽与大意都会给地下党造成极大的错误和损失。对于如何迈出学运工作第一步，而且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这是非常关键的。詹逸群同志与几个骨干分子研究再三，最后确定：以他担任学生膳委会工作的身份，以关心学生的生活为突破口，从怎样改善学校伙食条件为契机，引导已经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学生，站稳立场，坚持真理，敢于向校内的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次斗争的具体行动是：学生公开推选“膳委会委员”和学生代表对学校总务处经管的学生食堂帐物进行清查。清查的结果，查出总务处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克扣了学生膳食费两百多块银元。消息传出，全校上下为之哗然!此举对学校当局很有震动，全体同学深表义愤，广大教职员工表示支持，斗争初战告捷。
为了总结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詹逸群同志立即召开了在这次斗争中表现最为积极的骨干份子碰头会，研究下步斗争计划和对策，并决定成立学生运动核心小组，由詹逸群、李孟浔、丁盛发、邓立唐、汤奠民五人组成，领导下步学运工作。与此同时，大家一致意见向校长缪正提出正面交涉：
1、要求把克扣学生的膳食费两百多银元全部交回膳委会，作为改善学生膳食之用；
2、支持广大教职员工表示对学校总务处负责人(缪正的小舅子)不信任，要求清查全校教职员工的工资、经费支用情况。
校长缪正出于全校师生的强大压力，被迫接受了上述两点交涉。我们当即组织了力量，乘胜前进，又清查出总务处负责人把全校教职员工的工资费用等，被挪去用作套购黄金、银元，从中渔利，到发工资时又换成法币发给大家。清查的结果，更加轰动了全校。我们的斗争很快赢得了全校广大师生的赞尝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斗争为我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为下一步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
通过上述两次公开而又合法的斗争，取得了可喜的胜利，为掀起学运高潮，推了波、助了浪。经验告诉我们，要领导学生运动，除了有党的正确领导之外，取得公开而合法的斗争阵地，是非常重要的。在当时，我们的主要力量在高一乙班，又称“非非班”，而学校的学生会是理想的斗争阵地，却掌握在高三学生手中，而且这些学生中，又多半是“三青团”的力量，这对我们要争夺的斗争阵地，开展学运工作是非常不利的。经过仔细研究，制定了对策，以发挥我们之所长，制服对方之不足。我们这个班的长处是：有地下党员的领导，进步学生和骨干力量很强，是一支有组织、有战斗力的队伍，活动能力强的同学多，有打球的、演戏的，画画的，写文章的等等，是别的班级或年级都比不上的。高三学生中虽然“三青团”力量多，但他们是毕业班，大多数学生考虑毕业后的出路问题，对学校内部学生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关心。因此，我们计划夺取学生会的控制权：鼓动进步学生并由骨干份子掌握，制造种种舆论，要求改选学生会。乘改选学生会之机，把我们要打入学生会的力量，安插进去，如蒋天杞、马诚等就是在改选中分别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和常委的；很快我们又控制了学校墙报编辑、出版权。控制了墙报编辑、出版权，就等于控制了宣传阵地。于是，我们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公开而合法的阵地，巧妙地宣传革命道理和讽刺性的文章，去打击敌人。例如推选进步老师韩谓访木刻刊头，刻了孙中山、蒋介石的木刻像放在前面作掩饰，而内容却是宣传“反内战”、“要和平”、“中学生的理想”、“中国的前途”和一些“抗丁”、“抗粮”、“抗税”为主题的讽刺性漫画和文章。
搞文娱活动，演演戏什么的也是一种革命斗争方式。九中原有一个“剧社”，过去也是被高三学生所控制，通过斗争，我们也夺过来了。学校有演京剧的道具，邓立唐会唱京戏，韩老师会拉京胡，韩拉邓唱很搭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是九中的校庆日，学校照常演戏以示庆祝。缪校长是个老顽固，他一定要同学们和往年一样演京戏；韩、邓是剧社的主要成员，他们从中反对，提出要演话剧，缪正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演话剧。我们又利用演话剧的机会，演出了讽刺性很强的“雷雨”、“升官图”和“裙带风”等进步话剧，有针对性地讽刺国民党的贪婪与腐败。
九中学运在以詹逸群同志为首的“学运核心小组”领导下，经过几次斗争，已经初步掀起来了，但是这还很不够。为了配合“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要和平”等等斗争，必须扩大学运范围，打开学运局面；学运活动仅限于九中一个学校远远不够。于是詹逸群同志指定“学运核心小组”成员李孟浔、程光华等同学向校外打开学运局面，把学运活动推向各个中学；并在同文、济世、高工和县中，组织、开辟新的学运阵地。“五四”运动经验告诉我们，学运必须与工运相结合，才是革命胜利之本。因此，詹逸群同志又指示丁盛发以组织打球的名义，向当时九江唯一的一家大型工厂兴中纱厂渗透，待工作进行顺利和成功之后，就安排一批力量进工厂组织工人运动。
通过李孟浔等“学运核心小组”成员的串联与发动，很快在光华中学和县中学生中掀起了学运高潮。他们利用学校克扣学生伙食作导火线，发动进步学生，培养骨干力量，推出以张大振(张建华)、江耀甫两同学为代表，搞“反饥饿”宣传，画出大幅讽刺漫画《人瘦猪肥》(寓意学生瘦、校长肥)，写标语揭露校方克扣学生口粮，把粮食拿去喂猪，不给学生吃饱等等，激怒全校学生用棍棒把学校养的猪全部打死，拿来改善学生的伙食，最后迫使校方改善学生的伙食。同时以反对“奴化教育”为重点，在济世中学以进步学生李文奇为首，发动部分学生反对法国天主教会把上《圣经》课列为必修课(校方还规定圣经课不及格不能升级)，学生对此极为头痛，提出口号：我们毕业后不当传教士，必修什么圣经课?全校学生一致响应，把上圣经课的老师(也是天主教堂的神甫)马崇道赶走了，迫使校方取消圣经课。
以九中为核心，全市各中学的学生运动，基本上成为一体，只要有什么行动，都会此呼彼应。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战争节节失败，大批反动军队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降，俘虏的俘虏，国民党手中的兵力大部损失殆尽，兵源严重缺乏，就变着花招，借用当年抗日时期“青年军”在缅甸的一点点名气，鼓吹什么“十万青年十万兵”来欺骗、蒙蔽青年和学生去参加什么“青年军”。为了揭穿敌人这一阴谋，我们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及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醒广大青年和学生(特别是学生)，要擦亮眼睛，认清形势，千万不要受骗上当，绝对不能去当敌人的炮灰等等。为了挫败敌人的招兵阴谋，我们有的进步同学直接站出来与极少数一时还未看清形势的学生进行辩论，如袁学朗与张绍龙辩论说：你要参加国民党的青年军，我们参加共产党的人民军，在战场上相遇，你的枪口对准谁，张说，那时，我的枪口对着天。至此，辩论才告中断。最后说：你走吧，我们战场上见!
通过“学运核心小组”成员和广大进步学生的大量工作与支持，终于挫败了敌人计划在青年学生中招募青年军的阴谋，全市青年学生中没有几个人被骗走。
三、发展党员建立战斗堡垒
以九中为核心的学生运动，经过地下党员詹逸群同志的精心组织与发动，并在学运中培养、锻炼与造就了一大批学运骨干份子。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战斗堡垒准备了干部，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一九四八年接近署期的时候，为了更有利于学运的深入进行，詹逸群同志根据当时国内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和自己所掌握的学运发展情况，陆续对经过学运斗争严格考验过的而又非常可靠的骨干份子，分别地、秘密地吐露了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了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九江革命发展形势，并取得下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十月间，詹逸群同志带着在学运中表现最为坚定的骨干份子之一的李孟浔回福建找党组织和领导人曾焕轮、翁绳金(杨华)两同志。到福州后，首先到下杭路廿一号据点，找到了地下党员张述义同志，知道曾、翁两位领导人近期不在福州活动；于是由张述义同志出面，召集原由詹逸群同志领导的福州市各中学党支部负责人何文谟、张超、杨清奇等同志碰头，并在下杭路廿一号据点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詹逸群、张述义、何文谟、张超和杨清奇等同志，李孟浔也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听取了詹逸群同志介绍九江学运情况和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并建议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创建九江革命基地等。会议决定：为了巩固已经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必须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并巩固革命基地。为了加强九江方面党的力量，这次会议还决定调张述义同志来九江协助工作。会议最后指定由张超同志设法把这次会议决定的内容和九江方面的工作情况一一向党组织和领导人作详细汇报。同年十一月间，詹逸群、张述义、李孟浔三人一行转道上海回九江。回九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进步青年和学生进行革命教育，根据进步青年学生中骨干份子的迫切要求，首先批准吸收李孟浔同志参加共产党。经过詹、张两同志碰头决定，就在李的家里，为李孟浔同志履行了入党手续。同时还决定成立九江中学党支部，詹逸群同志任支部书记，张、李任支部委员。
中共九江中学党支部(不久即易名为中共九江支部)正式成立后，为了充实党的基层力量，扩大党的队伍，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由支部会议研究通过，先后发展了丁盛发、程光华、邓立唐、袁学朗、汤奠民、马诚、谭谈等十余名同志入党，为中共地下党正式成员。这些同志入党后，更加积极为党工作，从而更广泛，更深入地向九江市各中学学生和知识界以及青年进步教师等展开秘密串联活动，大力宣传革命道理和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并继续培养、寻找新的斗争积极份子为新的建党对象，以便进一步充实、扩大并巩固党的队伍，更好、更完善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张述义同志来九江后，因不是学生身份，不便在学生中公开活动，但又要开展工作，于是便以“商人”身份在九江开油店，一方面可以掩护其活动，另一方面还可借以筹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后因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付诸实现。张述义同志在九江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支部决定其返回福州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汇报九江革命斗争活动情况，请求上级党组织能派人来九江指导工作等等。同年十二月初、福建党组织派中共闽北地委城市临时工委付书记郑杰(化名林涛)同志来九江，郑、詹见面后，郑称是代表上级党组织来九江了解情况的，詹逸群同志当即向郑杰同志全面地汇报了九江革命活动情况以及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等等情况，并先后把邓立唐、丁盛发等同志介绍给郑杰同志认识，郑还与这些同志谈了话。郑杰同志对九江的革命活动及成绩，表示满意，并称他回福建后，要求党组织派几名干部来九江协助工作等。
为了适应九江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共九江支部于同年十二月中旬左右，在丁盛发同志家里，召开了支部扩大会，参加扩大会的同志有詹逸群、张述义、李孟浔、丁盛发、邓立唐等人，会议由詹逸群同志主持。在这次扩大会上，与会同志对当前国民党的政局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以及敌人越接近灭亡越是表现得疯狂挣扎等等，都作了如实地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全国的革命发展形势是大好的，这对我们当前的斗争是非常有利的，不过我们面对着垂死挣扎的敌人，更加隐密、慎重。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我们还要加劲工作。但中共九江支部的组织形式和力量，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为此，扩大会议研究决定：设立四个机构：
1、组织：由张述义、邓立唐两同志负责；
2、宣传：由李孟浔、汤奠民两同志负责；
3、交通联络：由丁盛发、程光华两同志负责；
4、秘书后勤：由袁学朗、马诚两同志负责。
中共九江支部组织机构确定后，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加快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同时还研究决定了如下事项：
1、研究、审批发展新党员名单。经过这次会议研究，审批发展的新党员有：周继民、李文奇、张建华、吴沛霖(吴少臣)等十二人，至此先后一共审批、发展了三十余名正式党员。
2、建立党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点。为了更加深入、扎实而又安全的开展革命活动，会议同时决定：必须建立几个可靠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点。除了原九中据点之外，在九江市区李孟浔家、丁盛发家、袁学朗家增设三个秘密据点；在市郊十里铺棗庐山脚一带蔡家湾蔡明德家设一武装据点，作为发展、建立游击武装的基地。这个据点很重要，所以支部特别决定负责组织工作的邓立唐同志兼管，谭谈同志具体负责。庐山中学据点由沈家仪同志负责。另外还设立了几个联络点：黄梅地区联络点由汤奠民同志负责；湖口地区联络点由李孟浔同志兼管；上饶地区联络点由程光华同志负责；南昌地区联络点由李祖遐同志负责。
3、收集武器建立游击武装。首先是九中校内军训用的几十支步枪，若干箱弹药，以防止乡军官团抢粮、抢枪为理由，组织学生护粮的名义，把这批枪支全部掌握在地下党员和可靠学生手中，无形中形成了一支学生武装力量。其次是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短武器，便于随身携带。例如通过沈家仪同志在庐山中学从国民党飞行员的胞弟手中，智取“白朗宁”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余发；李祖遐同志在南昌家中偷取其父(伪政府科长)手枪一支，子弹十余发；另外还控制了校长缪正私有的手枪一支，子弹廿余发。
为了搜集枪支，同学们积极性很高，有的甚至是不择手段，采取冒险行动。例如，有一次借与伪军警赛兰球的机会，有意识地与军警发生冲突，打警察，夺武器；冲在最前面的何道贯等同学，险些被伪军警抓获。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支部计划将手中掌握和搜集来的长短枪支，把党员和部分可靠学生骨干武装起来，必要时撤驻十里铺棗庐山脚蔡家湾的武装据点，待命出发，上山打游击，从敌人后面配合解放军解放九江。
九江解放后，这些武器全部交给市军管会接收去了。
四、策动伪军起义
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迅猛异常，这对组织学生运动开展地下革命斗争的我们来说，客观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为了更好地创造条件，为大好形势服务；
首先，支部充分研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动向，针对敌人内部矛盾和一股“赣人治赣，赶走了西德”的社会思潮，认为这是策动地方军反正的大好时机。于是支部确定策反对象为伪九江自卫大队和邻近四乡的伪自卫中、小队；争取方法是：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亲友关系，交知己，攀同学、老乡关系等等手段，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挖心战术”。如马诚同志利用与曾兆祥(在伪稽征处工作)是要好同学关系，再让曾串联他在伪县政府军事科工作的好友吴学宏(吴在当时还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经过多次做工作争取，吴表示愿意靠拢我们，进而由马诚同志亲自出面，分析解放战争形势，晓以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等等历害关系。吴学宏被争取过来后，又进一步掌握了吴与伪自卫大队长陈文彬有亲戚关系，我们又让吴去做争取陈的反正工作。由于对江解放大军压岸，国民党的穷途末路，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必须要有新的选择，再加上我地下党的政策攻心，群众运动的强大威力等。结果陈文彬通过吴学宏向我们表示：愿意接受我们控制，听从我们的指挥。从而稳定了九江地方军棗伪自卫大队数佰人的兵力，没有跟随国民党的正规军队撤走，也未被解除武装，而是就地等待和平解放。
其次，支部又委派邓立唐同志向南昌方向活动，命其去做他当伪军保安队队长父亲的说服工作，规劝其父看清形势，弃暗投明，宣传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等等，要其父在关键时刻，带兵起义，投向我们，千万不能跟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到底。
第三，为了加强十里铺棗庐山脚蔡家湾武装据点的工作，工委指派邓立唐同志前往主持这个据点所辖范围的全面工作(包括发展党员、收集武器、建立武装、策动伪乡镇人员和自卫队起义等)，谭谈协助其工作。邓立唐主持这个据点的工作期间，其工作重点是：“在工委直接领导下，发展组织，建立游击武装；争取伪军起义，迎接解放大军过江。”应当明确指出，邓立唐同志在这段工作期间，充分发挥了积极主动的工作作风，发展了一批党员，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为了把这个武装据点建得更加牢固可靠和绝对安全，势必要把据点周围的伪乡镇人员和自卫武装，全部争取过来，为我所控，为我所用。为此，工委指示地下党员，吴沛霖等同志，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多种渠道，反复策动，很好地完成了对附近两个乡的主要人员和自卫武装的策反工作，例如通过一个争取过来的伪乡长范鹤亭(人称范桶儿)和范的胞弟(掌握乡自卫队武装)控制了这个乡的自卫武装，并且还为我地下党活动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经费。
另外，黄梅地区的联络点，通过汤奠民同志的策动结果，该地的一个自卫中队后来也投向了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
九江支部对策动地方军棗伪自卫大队及其各地中队、小队起义的政策和策略是：经过策反成功之后，既要掌握、控制他们的实力，为我们所用，听我们指挥，但又不令其轻易地举旗异帜，公开宣布起义，以免遭到国民党反动正规军的镇压，其结果不仅仅是起义武装会被全部消灭，而且也会暴露我地下党的目标。因此，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方面牢牢控制这些武装，等待需要动用时再动用；另一方面经常可以从这些武装的上层那里为我们提供一些情报，例如临近九江解放时，一批在乡伪军官团的人，计划抢九中学生手中的军训枪支和粮食的情报，就是他们提供的。由于我们事先得到了情报，争取主动，采取了预防措施，敌人这一阴谋才未能得逞。
总之，这批倒向我们的武装力量，虽未公开宣布起义，实际上已被我牢牢控制在手，这对瓦解敌人的斗志，提供情报，稳定人心、军心，维持地方治安和秩序等等，都起了不少的作用。
除了采取伪地方军和部份伪乡镇人员倒向我们之外，我们的许多地下党员还从多方面团结、争取其他反蒋拥共的民主革命力量，以结成强大的革命大同盟。但由于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发展太快，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加上我们大都是一些青年学生，非常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所以没有能够与其他民主革命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想起来，实为憾事。
五、迎接解放大军过江
为了密切配合解放大军顺利地渡过长江，工委领导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九江城的工作。
1、工委指定袁学朗同志利用他家开华胜印刷店的有利条件，赶印了大量的革命宣传材料，散发给市民，起到了阵前宣传鼓动作用。另外为了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以《中共闽浙赣边区工作委员会九江分会》的名义，刻制了公章，并印有负责人李杰(即詹逸群)的证件---即“白布条”，发给大部份党员和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工作，证明身份之用。
2、利用袁学朗同志家正好对着国民党特务活动据占棗“励志社”这一有利地形，在袁家二楼设一观察哨，并弄来了一架望远镜，随时观察、监视敌人逃跑时可能作那些特殊布置任务。
3、为了有利地迎接解放大军过江，工委还召开了扩大会议，具体任务：委派汤奠民、谭谈两同志过江，前往黄梅县与蔡琼同志接头，并通过蔡琼同志与解放军接上联系，汇报了九江市及附近郊区的全面情况，随后还陪同解放军渡江部队，一道进入九江市。另外又派李孟浔同志去湖口找解放军汇报九江情况。自从广西部队撤离九江之后，上起瑞昌码头，下至湖口渡口的百里江防，全由陈文彬的自卫大队接防。从表面上看，江面仍是全面封锁的，过江船只全由自卫队大队部控制着。我们派往江北和过湖口的船只，都是通过吴学宏的关系安排的。
4、为了制造迎接解放军进九江时有种热烈的气氛和场面，工委布置马诚、曾兆祥等同志赶写大幅标语、口号，准备在解放军进九江的头天晚上，贴满大街小巷。
5、九江解放了，工委在九江市军管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一批党员骨干份子，协助军管会接管各中学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七月，市军管会在同文中学(即现二中)主办九江解放后的第一期署期学习班。我工委成员和绝大多数地下党员都参加学习班学习，接受新思想、新教育。学习班结束后，有的同志仍回原学校继续读书，成为新学校学生会的干部，如李孟浔同志担任光华中学学生会主席、市学联宣传部长、市各届代表大会的学生代表；马诚同志担任九中学生会常委、市各届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多数同志都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
自此往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给我九江工委和全体地下党党员，铸成了极大的历史冤案。
无情的岁月，无止尽的审查，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当年地下党党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得到恢复，极左路线和政策得到纠正，我们这批地下党党员，才陆续地恢复党籍、承认党龄。
春天，对我们来说，来得太晚了。我等的大好革命青春，没有机会为党作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作出的贡献。不过，春天总还是春天!
(作者系离休干部)
九江百年首页  >政治篇 > 冲破黎明前的一声号角
冲破黎明前的一声号角
---记《九江型报》
王健君
在庆祝《九江日报》创刊50周年的前夕，作为一个老报人，我不由得想起了50年前九江《型报》的一些往事。那是在1946年，刚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九江有一家民办报纸棗型报，于当年5月16日创刊，1949年5月底终刊。三年期间，报社内部的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当时，我在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平日耳闻目睹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我至今记忆尤新。
《型报》发行人余天问，原在江西永丰县政府任秘书。任职期间，为便于推行政令，由他负责编出了一张小型(八开)型报，分发给下属单位作为工作中的参考。抗日战争胜利后，永丰县县长常赐如离职，余随即会同胡时觉(原在永丰县自卫大队任职)先到南昌商议，描准九江为江西北大门这一宝地，提出申请来九江办报。经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取得出刊许可证。他到达九江后，租大码头一店铺作社址(后迁到孤溪埂九江县商会楼上和一马路处)，设有电台、编辑、经理、印刷等四个部，仍沿用型报之名，扩充为对开八版大报。办报目的，旨在配合九江抗日胜利后的复员工作。借以获取名利，积累政治资本。为了在新闻界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对当时任中正大学校长胡先崇拜备至，敦请胡担任该报名誉董事长。报纸出刊初期，由汤道南担任社长(汤为江西省财政厅长涂公遂之女婿)，徐光炎担任总编辑。徐光炎曾在南昌编辑进步刊物《时代青年》。这份刊物在中正大学学生中有较大影响。徐被聘任来九江后，与担任型报主笔的中正大学进步学生傅随贤，职业报人张自旗(地下党员、任型报编辑)、和在徐光炎掩护下的新华社中原前线随军记者、新四军五师《挺进报》记者周达民(当时佯装报社勤杂工)，在一段时间内掌握了型报言论权。徐、傅二人配合默契，在撰写社论、短评中，不时猛烈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立论精辟，见解独特，与余天问撰写的文章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挺进报》记者周达民，还利用编余空隙，向徐光炎、傅随贤、张自旗等秘密宣传党的政策。有力地引导他们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张自旗(编辑主任，负责国内新闻版)、汪滨(诗人，笔名沙岸，负责主编《大地》副刊)等人，利用副刊大量刊载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和袁水拍(作家)写的“马凡陀山歌”及各自诗作、杂文，使读者能在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
1947年5月，担任编辑主任的张自旗，在报纸第二版刊登要闻《南京动荡了》的特大标题下，披露了国民党军警血腥镇压南京游行示威学生的消息，招致国民党九江县党部的不满，即呈报“华中剿总”派员来九江调查。张自旗获悉后，立即离开了型报到南昌，转入《中国新报》工作。当时，徐光炎则以“何恕”化名，在进步报人龚德柏主编的《新闻天地》(杂志)写出杂文，在马叙伦、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唐（弓山文）、柯灵主编的《周报》上，用评论、通讯等文章形式，痛斥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慑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国民党在九江的特务，如宪兵司令部派驻九江的特高组长杨××，经常侧面探听型报编辑人员的政治动向，只能在外部注意监视，无法直接干预报纸上的言论。但余天问有时则利用发行人的权力，孤军作战，亲自撰写一些为国民党庇护辩解的评论。因此，型报的言论内容经常出现互相矛盾，互不调和的局面。
当时，徐光炎考虑到国民党在加紧舆论控制，又获悉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封闭后迁往香港，一度离开型报去上海，但在政治上支持徐光炎、横遭国民党军队逮捕迫害的戴士章(原在吉安前方日报工作，后在九江型报任副总编辑)和编辑张自旗、汪滨等人。仍利用型报版面，不时在二、三版上撰写“国内时局急转，国民党政权开始动摇”的短评。并在四版副刊上刊登进步青年作者朱洪波、俞紫萍等人揭露墨暗、针贬时弊的文章。徐光炎返回报社后，秘密担任香港文汇报驻赣记者。因身体虚弱，长期以治病为由，住进九江生命活水、但福德、法国天主堂三家外国人开的医院，进行疗养。仍不断以“何恕”笔名向香港文汇报投稿。
1948年10月间的一天下午，我去双峰路九江县政府二楼县长办公室采访，坐定寒喧片刻，县长伍季山突然向我出示一纸“华中剿总”密令。(电报)文曰：“查匪特何恕秘密潜伏九江，仰辑拿归案查办。”递给我看后，伍很严肃地对我说：“老王，你知道这个人吗?听说是你们新闻界的。他在哪个部门工作，可不可以请你提供线索?”我心里一惊，但故作镇静地回答：“根据我的了解，我们型报内根本没有此人，可请县长电复就是了。”我坐了一会，与伍告别。回到报社，我悄悄地告知徐光炎的堂弟徐如山，(当时徐如山任编辑)说在县政府采访新闻时，在县长伍季山处看到“密令”一事，要他火速转告其兄作好准备日内离开报社，免遭迫害。徐光炎很快秘密叮嘱戴士京，要他掌握时局进展，一切谨慎从事，团结进步人士陈树林等，做好印刷厂财产的保护工作，迎接解放的到来。旋即偕同副刊编辑汪滨、和进步读者被国民党开除学籍的中正大学学生运动领导人熊剑三人结伴赴广州，绕道香港，转往华北解放区。至此，徐光炎等人没有遭到国民党的残酷迫害。1949年6月九江解放初期，汪滨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徐光炎也随汪滨一道重回九江。在九江市军管会文教处副处长李定坤接管型报后改为九江日报，协助编辑工作，汪滨则去南昌进入江西日报担任编辑。
(作者系《九江型报》记者，现为市民主建国会退休干部)
九江百年首页  >政治篇 > 建国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陈世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这项政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遵循党的方针政策，九江地区各市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体上经历了渐进、高潮、巩固、完善等四个队段。
(一)渐进阶段
从1949年7月至1955年10月，是九江地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渐进阶段。
1949年7月，九江地委和行署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导方针，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以商品和生产资料供应、税收负担和市场公私所占的比重安排等多方面工作，给资本主义工商业以适当照顾，使他们得以维持正常生产和经营，以充分调动和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满足人民出活需求和国家税收任务。
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从1952年1月至6月，在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全面开展了以清除“五毒”为中心的“五反”运动，清除了17名不法分子的五毒行为，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12月，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公布之后，全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和加大了渐进的步伐。
一、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
全区大致采取了高级的公私合营和中级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两种形式。进行公私合营，当时的指导方针是：以国家投入少量资金和素质较高的干部，去充分利用原有企业的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来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同时贯彻了国家需要、企业有改造可能和资本家自愿的政策。
从1950年开始，九江市就先后对兴中纱厂、兴华面粉厂、大华机修厂、永生织布厂、兴华瓷厂等几个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实行了公私合营。据1955年10月统计，全区共有公私合营(国家资本主义)工业7户，占全区10人以上私营工业总数的25.9%，总产值16956168元，占1954年10人以上私营工业总产值的89%；从业人员2695人。公私合营之后，对原企业进行了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健全多项制度，调整劳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整顿和改革，使企业面貌为之一新。
工业改造第二种形式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1955年10月，全区已发展中级的加工、订货户43户，占私营工业总户数的55.5%，产值占50.8%。
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
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公私合营；一种是实行代销、经销、批购另销。至1955年10月，全区纳入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商业计1101户，占总数的14.78%，从业人员1762人，占总数的18.22%，共有资金1109604元，占总数的34.9%。按改造形式分类：代销398户；经销697户；公私合营6户(由8户合并而成)。
三、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1955年以前，只是试点，没有铺开。1955年2月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后，全区逐步铺开。主要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经销小组和代购代销等四种形式。至1955年10月，全区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小商小贩共294户，共有资金100258元。其中：合作商店64个，合作小组78个，经营小组84个。
四、对资产阶级分子的个人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要利用、限制和改造企业，而且要通过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
1950年1月，九江市成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成立了各市、县的工商联合会，随即在全区工商界人士中展开了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广泛持续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对人的改造，采取了3种实质性的措施：一是通过“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合理确定了他们的工薪和利润的分配，维持他们的正常生活；二是通过政协、人代会及企业董事会，安排了他们一定的“席位”，使他们感到政治上得到了信任，增强接受改造的信心与决心；三是在他们当中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以带动全体工商业者更好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6年多的渐进阶段，为迎接全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巩固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高潮阶段
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2月，是九江地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阶段。
195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准备、有步骤地推动私营工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论。12月4日，中共九江地委发出了“做好规划，加强领导，迎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号召，随即在全区范围内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一次普查摸底和分类排队的工作，为迎接高潮，作好准备。
1956年元月初，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全省对资改造工作扩大会议；1月9日和25日，九江地委、行署两次召开了对资改造工作大会，对对资改造工作作出了详尽的布署。
会议之后，各县、市及有关单位党委均成立了“对资改造五人小组”，共计抽调1200多名干部组成的对资改造工作队，5000多人组成的对资改造宣传队，造成了全区对资改造高潮的强烈声势。
1956年1月20日，九江市政协与市工商联联合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和正确理解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意义与方针政策。次日，由市政协主持，在市人民剧院门前广场召开了全市工商界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九江市工商联主委万兆彩，代表全市工商界向九江市市长卢永江递交了全面纳入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申请，市长卢永江代表九江市人民政府当场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大会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热烈气氛中，欢庆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紧接其后，全区各县也在一星期内，基本上完成了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进程。据1956年1月底的统计：全区共有大小城镇82个，私营商业6876户，从业人员8350人，资金总额306万元。其中批准为国有化的67户，占0.97%；公私合营的3449户，占50.22%；组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3242户，占47.5%；单独自营的89户，占1.31%。全区私营工业共有78户，从业人员2972人，年总产值2435万元，其中批准为公私合营的54户，占69.33%，结合手工业改造的24户，占30.77%。至此，全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三  巩固阶段
从1956年3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十年是我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巩固阶段。
1956年2月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高潮之后，中共江西省委及时指出：“目前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胜利完成，许多繁重复杂的任务，还有待认真地去加以解决”。据此，地委召开专门会议，及时在全区各市、县展开了一系列巩固改造成果的艰苦工作。
首先是继续深化企业的改造，全面进行了公私合营企业的清产核资和发票付息的工作。据1956年7月的统计，全区公私合营企业定股金额为1198824元。按照“定息年利率5%，一定7年不变，够不够听便”的政策，确定了私股的定息。1959年11月，党中央根据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反映的意见，决定“定息延长3年，以资照顾。”这样总共定息为10年到1966年初，10年定息发放完毕，“赎买”的过程也全部结束。
与此同时，调整和下伸了商业网点。据1956年7月湖口、彭泽、都昌、修水、武宁、瑞昌和九江县等7县的不完全统计，下伸了商业网点198个，从业人员400人，基本上改变了过去分布不合理的现象。
其次，进一步加强了对人的改造工作。1956年，九江地委提出了全区工商业者深入学习的具体意见，九江市和修水、都昌、永修3县，举办短期讲习班的试点工作。8月26日，市政协常委会组织工商业者分期分批进行脱产学习的工作。1959年，九江社会主义学院建立。为全区工商业者脱产学习，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中，全区有一批工商界代表人士被划为右派，呈现出极不正常的局面。1959年11月，民建和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针对这一状况，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出如下指示：(1)以“神仙会”方针开好两会；(2)贯彻“三不主义”。即不抓辨子、不带帽子、不打棍子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原则”；(3)党和政府对工商界“包下来，包到底”；要求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即顾社会主义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同时宣布工商界的定息延长3年，以照顾工商界的实际困难。这就使全市工商业者吃了“定心丸”，受到极大鼓舞，表达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心愿。
(四)完善阶段
“文化大革命”中，全区工商联机构被取消，大批工商界人士被遣送农村，普遍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有动摇对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拥护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九江地委立即着手对遭受迫害的工商业者全面进行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工作。
(1)全部改正了工商界人士中被错划的右派分子；
(2)恢复了全区民建和工商联组织机构，归还了办公用房；
(3)1980年，区别“三小”，把公私合营时笼统作为资方人员纳入合营的1443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区别开来，重新认定他们的身份；
(4)收回工商业者及其亲属子女，对代表人士作了实职安排；发还和作价补偿自留房屋和生活用品及扣发的定息。
据统计全市工商业者及其亲属，共落实政策问题5796个，涉及对象2712人。
至此，经过完善的九江对资料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园满结束。
(作者系原九江市政协办公室主任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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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的三次重要会议
胡克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于1959、1961、1970年夏季，在庐山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上庐山，在这里搏击交汇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雷电，使这块“世界文化景观”，披上了一层迷人的政治色彩，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政治名山。
第一次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举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做好这两次会议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中共江西省委、九江地委和庐山党委抽调党员干部，负责大会后勤和接待服务工作，组成后勤组、接待组和生活组。大会安全保卫工作由江西省公安厅、九江地区公安处、庐山公安局抽调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负责，组成安全保卫组。为确保这次会议绝对安全，庐山党委自“五·一”过后，本着内紧外松的原则，就从思想、组织和安全方面作好了准备工作。在7月21日的会议期间，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专门听取了庐山公安工作的情况汇报，亲自部署并充分肯定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会议原定计划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读书、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四年的任务、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关系问题、公共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使生产小队成为核算单位、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团结、国际”等19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归纳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求农、轻、重顺序安排经济计划。讨论中在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上出现了分歧意见。一些人对纠“左”不满意，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另一些人则从实际出发，主张继续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从深入调查所发现的问题出发，于7月13日起草给毛泽东的信，14日呈送毛泽东。信中陈述了自己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他首先肯定了1958年以来的工作成绩，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各国从未有过的，成绩是伟大的。随后，又对“左”倾错误提出了意见。他认为1958年以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普遍滋长起来，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如轻易否定等价交换等经济法则，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等等。并提出，造成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除缺乏经验，对经济规律认识不足等客观因素外，“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他还希望系统总结1958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7月16日，毛泽东指示将此信印发讨论。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和观点，不同意有些人非难。他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受到影响。并强调，对缺点的产生，应多“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他反对不讲条件，不合乎实际的“主观主义、片面性”，主张“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党内民主作风方面，他认为“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张闻天表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在小组讨论时，黄克诚、周小舟也表示支持彭德怀信的意见或者同意信中的基本精神。也有许多人对这封信表示质疑或反对。
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信中的一些观点，指责这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并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毛泽东认为张闻天已陷入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军事俱乐部，并说张闻天在会议发言中提到的材料是假的。在8月2日写的信中错误地指责张闻天，打击了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
这次会议，原来的安排是请大家上庐山开怀畅谈，总结党的总路线执行情况。夏天到庐山开会，可以避暑，远离尘嚣，放松精神，过一阵较闲适生活。因庐山遍布历史名胜古迹，众多神话传说，故戏称为“神仙会”。后因毛泽东对彭德怀的那封信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而使会议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变为反右，中央决定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7人，列席15人，共计162人，随员400余人。
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错误地断定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的纲领”，并毫无根据地肯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结成的是一个“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集团。全会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分析了1959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核实了1958年农产品产量数字，并调整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对高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但仍然是不切实际和难以实现的。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压制了党内民主，打击了党内敢于讲真话并反映实际情况的同志，支持了浮夸和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并在经济建设方面，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并延续了更长时间。
这次庐山会议，虽然记载了党内“反右倾”错误思想和党内政治运动的历史，但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二次庐山会议棗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为做好大会接待服务工作，庐山党委从党政机关、文教卫生和工交财贸系统中选调257人为大会服务人员，参加后勤和接待服务工作。
这次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教育问题，重点是讨论工业问题。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会上就各方面工作分别作了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具体组织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又称《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对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工业企业管理的指导原则。规定在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的基础上，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强调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要求企业在各方面、各个环节都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对企业技术管理方面的具体规定；对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方面的具体规定；规定在职工的劳动报酬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企业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条例对整顿工业企业，改进并加强企业管理，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
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文件规定，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执行这个《指示》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这个《指示》，是开始纠正“大跃进”错误的重要文件。
会议还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人条例(草案)》，规定10章60条，又称《高教六十条》。文件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材。所以，必须以教学为主，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学校中党的领导权集中在学校党委一级，系的总支对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作用；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文件还对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劳动、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文件对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具有指导作用。
会议还通过制定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文件提出要对全党各级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规定轮训中主要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等材料。规定学习讨论小组会不作记录，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思想检查的典型示范，允许保留自己的意见或修正自己过去的意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会议对于重视教育，尊重知识，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三次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九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为做好大会安全保卫和接待服务工作，成立接待委员会，由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陈昌奉、马志勇组成。下设6个组，交通组、警卫组由江西省军区参谋长、省保卫部副主任徐鹏，省保卫部卜明、王振东负责；物资组由6011部队副师长杨成印、副政委刘景淮负责。秘书组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副组长黄知真、6011部队副政委杨兆发负责；医疗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71医院院长王新明负责；通讯组由省军区通讯处副处长马某负责。执行安全保卫任务的人员来自五个方面：①6011部队主要骨干和6011的8个整连队建制；②省军区、九江军分区和少数县、市人民武装部干部；③少数军管会保卫干部；④地方民兵；⑤北京8341部队170人为主要核心力量，部队和地方实用兵力3，220余人。北京部队主要负责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的门卫和大会会场的警戒。另有中国人民解放军6014部队的一个营在庐山脚下连花洞和十里铺一带坚守待命，威家一个排负责交通警卫。
根据大会规定，政治局常委下山时，一般提前两个小时戒严，并在45分钟前派出一辆检查车，巡逻检查哨位，实行单线行车。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下山时分段戒严，实行半单线行车。毛泽东来山时，从九江火车站到威家全长20多公里，定了350个哨位，上406名战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单线行车，定100个哨位，上200名战士。
为加强上山车辆和人员的控制，上山汽车一律由交通组发放统一通行证。山下人员确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如回家)，一律到九江南湖宾馆由九江地区保卫部开具证明，方可到车站购票上山。由南昌运往大会的物资，指定运到威家，然后由物资组派生活专用车到威家转运上山。凡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的人员，举家迁往山下安置，东谷机关单位和居民全部搬迁到西谷，定点、定时、定人设立哨卡，确保大会绝对安全。
大会于8月23日开幕，地点在庐山人民剧院，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会议开始后，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林彪在第一天的会上抢先发言，以歌颂毛泽东为名，大讲天才问题。陈伯达私拟了“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又连夜同叶群选编“称天才”的语录。24日下午，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宣讲由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并且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发言。陈伯达、叶群等人在发言中制造了许多谎言，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等，陈伯达还抢先发动吹捧林彪，支持设国家主席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制造了一场混乱。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并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作为全会文件，印发与会人员和高级干部。文章指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个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因此，“欺骗了不少同志”。批评陈伯达和他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而且这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文章最后批判了唯心论的天才论，重申坚持“奴隶创造历史”和唯物论的反映论的立场、观点，并号召共同研究这些理论，“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全会同意毛泽东意见，对陈伯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吴法宪等人也受到了批评。林彪集团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的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9月6日，周恩来在闭幕会上代表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大会闭幕后，与会代表于9月7日纷纷下山。毛泽东于9月9日离开庐山。当天下午两点半钟，毛泽东乘车来到牯岭饭店门前，下车后沿公路缓步行至隧道口，沿途接见庐山军民。毛泽东满面笑容，频频向群众挥手示意，公路两旁一千余人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作者系庐山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九江百年首页  >政治篇 > 烙在一个时代的印记
烙在一个时代的印记
---记修水太阳升公社
傅少波  王道贤
时间倒退到1958年，在那个燥动的年代，大跃进的狂风暴雨席卷整个神州大地。也就是那一年的8月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社棗河南省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成立。为了和七里营公社遥相呼应，在江西赣北的修水县三都乡，九江地委书记王书枫、修水县委书记傅文仪正和三都、联盟、杨梅三乡的负责人一起蕴酿成立江南第一个人民公社。为了给江南第一社起一个响亮的名字，王书枫提出以“太阳升”为名，大家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既有时代感，又象征着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
8月15日，这是个令三都人难忘的日子。一大早，三乡四邻的万名群众，在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手持彩旗，涌到了三都集镇太阳升人民公社社员在交售公余粮。广场，欢庆江南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成立。当新任的公社书记赖怀寿和社长刘继业，从地委书记王书枫手中接过书写着“太阳升人民公社”的大红旗时，鞭炮齐鸣，欢声雷动。从此，太阳升人民公社大旗便在修江河畔飘扬。
太阳升公社诞生在大跃进年代，也就必然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为了改变全社二万余亩耕地靠天吃饭的困境，公社充分发挥“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开始了大规模的战天斗地改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9月份，河东东风大队的东风水库工程开工；12月份河西的先锋大队的先锋水库工程上马。来自全社各大队的万余名男女老少，披星戴月，奋战在工地上。经过两个冬春的艰苦奋战，完全靠肩挑背扛建起来的两座各蓄水200万立方米的小一型水库竣工。库水可灌溉面积达8000余亩，使全社三分之一的农田做到了旱涝保收，为公社经济的发展和改善社员的生活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贫困出了名的东风大队(地名叫坪土段)，在当地老百姓中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坪，土段呀坪土段，三年有两旱，田干不结谷，遍地光禾杆。”全大队千余亩田地，全是靠天的单季稻田，大部分只能种旱杂粮。在大队党支部书记、省、地和华东地区劳模曾庆泉的带领下，在修好东风水库后，又带领群众建起小二型的建新水库和两座机灌站，使1500多亩靠天田，全部变成了双季稻田，大部分田块是利用东风和建新两座水库引水灌溉的“保险田”。在三、四年的时间内，这个穷得叮口当响的大队，就变成了全县出名的富裕村，个个生产队都有大量的余粮卖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曾家生产队有个叫曾献水的社员，解放前，穷得3天吃不上一斤米，夫妻俩只有三条裤。公社化后，队里生产条件的巨变，粮食增产增收，他家也随之大变样，年年从队里分红上千元，全家人不愁吃，不愁穿，拆掉了原来的旧茅草棚，盖起了两栋砖瓦房。在建社的20多年时间中，全社共组织社员修建了小一、小二型水库16座，大小蓄水山圹16口，修建了河港岸边的排灌站25座，灌溉渠道百余里，形成覆盖全社农田的灌溉网络。使7000多亩旱地变成了水田，16000多亩单季稻田和“望天丘”，变成了旱涝保收的双季稻田。六、七十年代，在数次一、二个月不下一滴雨的大旱之年，全社95%的水稻田，却天干田不干，大旱之年粮食仍然获得大丰收。
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全社上下齐心协力，开展普及科学种田，推广农业机械化的应用。各级领导干部和农技人员，深入大队、生产队，办样板田，开展科技示范，改革耕作制度，推广良种良法。建立了公社农科所，大队有农科站，小队有科研组的三级农业科技网。长工出身的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开佐，常年吃住在生产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开展科学试验。七十年代初，他亲自种植的5亩“油稻稻”三熟制高产试验田，油菜单产达300斤，两季稻亩产达2000斤，成为科学种田的带头人，被授予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光荣称号。春光大队7个生产队，队队都有丰收27型拖拉机，成为全县农业机械化推广应用示范大队。全公社拥有拖拉机28台，公社建立了拖拉机站，每个大队都有1至3台拖拉机，机耕面积占全社耕地的三分之一。
随着耕作制度的改革，科学种田普及与应用，全社粮食产量直线上升，由1958年建社时的800多万斤、亩产300多斤，到在庆祝建社20周年时，粮食总产量已达到2400多万斤，在全县率先实现了亩产超纲要。太阳升公社成了全县最大的米粮仓，每年向国家交售公余粮达600多万斤，最高年达一千多万斤。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大队有合作医疗室，户户通广播，儿童入学率达100%。
然而人民公社必竟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虽然在当时农业生产基本上依靠农民的手工劳动、生产水平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以它“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实行统一的大集体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了生产环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吃大锅饭”、“磨洋工”、“政企不分”等制约经济更大发展的弊端也就不断暴露出来。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后的当年太阳升公社、现在的三都镇的大变化加以证明：1998年全镇粮食总产达3000万斤，人均纯收入达2107元，储蓄金额达4100万元。
26年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瞬间，是这一瞬间的产物。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一个变革阶段中，它所产生的一定影响，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尤其是当年千军万马改造山河的壮举，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愚公移山”的精神，还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虽然1984年实行政社分开后，太阳升人民公社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三都镇级机构。此后农村经济在短短的15年中，得到突飞猛进的大发展。然而，昨天是今天的过去，今天自昨天而来。不忘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创造明天开拓前进。愿三都，这颗修江河畔的明珠更加闪射出夺目的光芒。
(作者傅少波系修水到三都文化广播站副站长、王道贤系修水报社编委)
九江百年首页  >政治篇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眸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眸
赵仁瑞
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同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举国上下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在这个热潮中，九江城镇知识青年打起背包告别哺育自己成长的城市和亲人，满腔热情地阔步奔向广阔天地，去山乡水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火红的青春。
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源于1955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兴起时期，历经“大跃进”、“职工精简下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及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历时28年之久。九江接收与安置省内外下乡知青10万余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特定历史条件下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时空跨越之长、热情之高、影响之深之广都是建国后所罕见的。此项运动，从工作角度上讲，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发动和组织工作艰巨、周密且声势浩大。不正之风和无政府主义干扰，给执行政策造成一定难度。上山下乡结束之后，人们对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褒贬不一。由此可见，这场运动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特殊性。今天简要回顾这段历史，再现九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粗略概貌，以飨读者。
一
我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是：1955－1966年为接收、安置大、中城市下乡青年，“精简城镇职工”和上山下乡发动时期；1968－1978年为组织动员、安置的高峰时期；1979－1982年为政策调整、收尾时期。
1955年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毛泽东同志给《在一个乡村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所作的按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向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众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动员令。首批到达九江农村大批人马的是上海垦荒队青年25.000人。
1955年10月24日，九江地委农村工作部、宣传部、地区妇联、共青团地区委员会、专署民政科、农林水利局等单位联合组成九江专区接收安置委员会。由张全忠同志任主任，方志彬同志任副主任，专署民政科为具体承办机构，对上海垦荒青年进行接收安置，分别安置在德安、永修、武宁和九江县。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劳力已呈过剩趋势，城市就业渠道狭窄。正在发育中的大中专、初高中教育不能满足青少年求学需要，城市求职待读人员逐年增多，安置问题已提到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1958年农村劳动力涌入工厂后职工队伍膨胀，“大跃进”促成城市人口骤增。不久，国民经济进入困境，被迫实行调整。1960年，党中央作出了“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减少吃商品粮”的决策。指出：我国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要求城市中、小学毕业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
1961年7月－1962年5月，九江党和政府成立了有关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领导小组和办公机构，配备了工作人员。1963年，开始对1958年以后进城参加工作的农民进行精简返乡的动员工作，减少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同时，动员和安置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这期间，精简城镇人口18291人，其中青年学生上山下乡10800人。1964年3月，九江地委、专署决定撤销九江专区精简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九江专区安置城镇下放人口领导小组，成员11人(8月增至18人)，杨士杰同志任组长、李国忠同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专署劳动处。各县、市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这年的下半年，地委明确将“精简安置”的提法改为“动员和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精简职工工作正式转移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上来。笔者曾参加1964年地委在九江剧院举行的各界欢送下乡青年群众大会。气氛隆重热烈，数十名整装待发的青年满怀激情，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跌打滚爬。进入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是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时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峰时期，始于1968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极大地推动了上山下乡运动的进展。干部下放劳动，城市闲散人口、临时工下放工作，轰轰烈烈同时展开。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下半年上山下乡人口仅我地区知识青年就达万余人，至1970年近3万人。此期间(1968－1972)安置到修水等地的上海下乡知青13380人，安置到瑞昌、彭泽、永修等建设兵团的南昌市下乡知青20500人。
1970年11月九江专区革委会政治部组成“五七”大军办公室，负责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两方面的动员、安置工作。1972年12月，知识0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五七”大军办公室分离出来，成立九江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曾杰同志任组长、杨舒杰同志作副组长。办公室设地区民政局。1973年10月领导小组更名为“九江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左凤岗同志任组长，高云程、李才、谭冬幼三同志任副组长(1974年10月调整为左凤岗任组长、李国忠、李才任副组长)，办公室从民政局划归地革委直接领导。负责全区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安置工作。1975年4月地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地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撤销九江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地委同时决定，各系统、各单位相应设置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自身的具体事务。
1978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山工作会议。知青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对有条件安置社会待业青年就业的城镇，可不再开展上山下乡工作。此后，九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在上级党和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入尾声。
于是各县、市一方面按政策规定逐步收回下乡知青并做好回城后的安置工作，对不能回城的知青妥善在农村安置；另一方面，清理知青场队财产，办理财产移交手续。1982年3月省委、省政府发出知识青年工作重点逐步向城镇转移的指示精神后，九江地委、行署决定：“九江行政公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与行政公署劳动处合署办公，负责办理知青回城安置工作和处理知青上山下乡遗留问题。至此，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面迅速地发展，与全力以赴的宣传、组织、动员工作分不开。宣传动员工作采取了“四结合四为主”方法：即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与深入细致的个别动员相结合，以个别动员为主；阶段性集中发动与经常性宣传教育相结合，以经常性宣传教育为主；动员知青本人与说服家长要结合，以动员知青本人为主；政治思想工作与必要的物质保证相结合，以政治思想工作为主。同时又实行“四包”责任制，即“学校包学生、工厂包职工、机关包干部，街道包居民”。摸好“五个底”，即下乡对象底、独生子女底、身边只有一个子女底、下乡对象及其家长身体状况底和家长工作单位底。下乡青年家长单位、学校、公社(街道)共同负责、包干落实，工作效果良好。
动员下乡的对象及其条件，大致是：年满17－25周岁尚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17岁以下，本人要求下乡的亦可)、社会青年、闲散劳力、企业短期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家属工)等。整户上山下乡安家落户者为1968－1970年的重点对象。
不动员和暂缓动员的对象主要是：独生子女、孤儿、病残青年；多子女身边无其他子女以及父母年老多病、弟妹年幼生活不能自理并依靠本人照顾的；中国籍外国人子女、归侨青年等。暂缓动员的有：年龄不满17周岁的，一户同时有两个动员对象，有特殊情况经单位同意知青办批准的，有病需治疗经知青办批准暂缓一年动员的青年等。对于不动员上山下乡的对象，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发给“留城证”。可作就业凭证。
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是巩固下放成果的重要关键。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政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艰苦奋战、锻炼成长，曾涌现出象谭冬幼、张毛女、袁任翔等先进典型人物。据1973年统计，全市有384人入党，4701人入团，1000余人被选入各级领导班子。
1963年以前，安置的重点，是上海等地的垦荒群众和本地区精简城镇职工及少量知识年。据统计，除1955年安置上海垦荒群众2500余人外，1960－1963年安置精简城镇人口18291人，其中青年学生10800人。1964－1979年安置知识青年64343人。合计共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10万人(不含整户下乡后转为知青的子女)。(见附表二)农村安置工作中，采取因人制宜的原则确定去向。主要有：国营农场、垦殖场、人民公社林场、生产队、专业队等。下乡的单身青年部分安排到经济条件较好的生产队插队落户，有亲友的可投靠亲友。整户下乡的主要安置到生产队插队落户。“文化大革命”期间，安置去向以社队办林场和新建国营农、垦殖场为主。社会闲散劳动力落户地点也安置到生产队插队。1974－1977年实行“厂社挂钩”，集体安置到社队农林茶场。也可采取插队、建立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的办法给予安置。“场队挂钩”的具体办法是：党政群文卫按系统实行归口挂钩；较大企业单独与社队挂钩，建立知青场、队、点。为加强“挂钩单位”的管理，动员城镇派带队干部，领导下乡青年生产劳动。这种组织形式，既有利于管理，又有利于知青的生产、生活、自食其力和相互关照。1978年以后，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有了大的调整，下乡知青不再搞分散插队，相对集中在一处；实行动员单位城镇郊区建立知青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便于知青搞好生产、发展经济。
1974年自实行“厂社挂钩”后，城镇动员单位各自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挂钩点”，地委地革委要求动员和安置单位积极扶持知青场队，帮助解决生产资料、生产用房和资金等实际困难。1976年动员社会力量大力支援知青场队建设，各行各业支援发电机、柴油机、缝纫机等价值16万元的物资到生产第一线。上海市调拨的农机物资，价值50万元。获得支援的知青场队生产能力大为改观，产生了一批粮食超千斤的先进单位。
由于知青场队日趋稳定，1979年3462名下乡知青的70%都集中安置到场队。场队规模逐步形成。据不完全统计，九江共建知青场队点612个，拥有丰收35型拖拉机10台，手扶拖拉机107台，收割机12台，插秧机17台，柴油机45台、卡车7辆，车床23台，缝纫机60台等。以九江市(不含各县)为例，知青办起了63个场队，兴建房屋33600平方米，垦荒土地14800亩，购置拖拉机19台，其它农机100台件。大旱的1978年，上述知青场队生产粮食20万斤、棉花2万多斤、油料5万多斤、茶叶5千多斤，商品猪200多头、家禽2万多只。亦工亦农的小工厂拥有各种机械设备328台件，汽车7辆，能够加工内衣、鞭炮、电子元件、柴油机、拖拉机配件等57个产品。有的产品填补了九江地方工业产品的空白。
1979年以后，上山下乡人员逐年减少。老知青回城力度加大，知青场队规模缩小、撤并工作开始进行，同时建立农工商联合企业。知青场队实行免税、不上交利润、不负担农副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的“三不”优惠政策，帮助场队走上富裕之路。
为加强对知青工作的扶持，国家每年下拨用于宣传、动员、教育、安置、生活补贴和生产扶持等可观费用。同时发放230万无息贷款。据统计，1964－1981年财政下拨知青安置经费2787万元。专款专用，定期公布帐目。下拨经费标准，1965年定为：新建社队林场和新建知青队安置的，平均每人300元；插入现有社队林场的每人250元；单身插队的每人200元；整户安家的每人150元。1966年地委行署核定：新建扩建国营垦殖场安置下乡青年的下拨标准，平均每人500元，到农村社队安置的每人220元。1974年，安置到农建师(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平均每人400元；回农村老家落户、到农村插队和建立集体所有制场队的，平均每人480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物资保障供应，1964－1972年侧重于生活资料的救济补助，如衣被、蚊帐等日用品。1972年之后，对下乡知青的住房、生产劳动给予了较大关注。物资供给范围除生活资料外，主要有木材、钢筋、水泥、化肥、农药、农机等生产资料，解决了知识青年建房、生产等重大困难。据统计，1972－1981年下拨各县(市)、农建师等单位建房木材达28900立方米。
尽管各级党和政府、各单位对下乡知青给予了充分的关怀，但知青在农村的生产、生活、学习、医疗和精神食粮等方面，仍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生活不能自给自足，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知青的思想情绪和生产积极性。部分、尤其是插队落户的知青，每天的劳动工分收入仅几分钱。又由于缺医少药，患病知青医疗得不到保障。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劳动较为艰辛。不安心插队的知青比较普遍。1967年开始，在“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知青倒流回城现象较为突出。地委向各县社农村发出指示，要求单位、家长逐人做好倒流青年的思想工作，动员其返回农村。倒流回城青年已落户的一律无效，任何单位不得留用和重新安排工作。1968年大批知青到达农村后，改分散居住为集体生活，地委要求做到政治思想、组织制度和生活安排“三落实”。此后，每年又反复强调知青安置工作，严肃处理迫害、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并作出动员单位必须选派得力带队干部的规定。组成带队干部、带队老农和知青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管委会；建立起一系列管理制度，使知青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促进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健康成长。
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后期，即1975年开始，根据中共中央［1973］30号、江西省委［1973］131号文件精神，针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某些个人和家庭的特殊情况，逐步开展回城镇工作。
1975年以前，极少数个别知青因患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经办理一定手续回城镇的作法，控制较严。一般性疾病治愈后原则上还要求再次上山下乡。1975年后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收回城镇：1、父母年老多病、无人照顾；2、无父无母或父母年老多病、弟妹年幼生活不能自理；3、本人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具备上述条件之一者，均可回城。这时，上海市、南昌市知青部门亦已陆续回收下放青年。1979年九江地委决定：1972年以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原则上收回城镇。至此，百分之七、八十的下乡知青已返回城镇。
1981年，地委进一步规定，除与当地社员结婚的以外，其他知青全部收回城镇安置。与当地社员结婚的知青，给予办理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政府予以一次性补助。
1982年知青回城工作，基本办理完毕。
按政策收回城镇的下乡知青，公安、粮食部门分别予以落户和转吃商品粮，劳动部门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安排工作。1975年地革委浔指［75］226号《关于下达全民所有制单位招工指标的通知》明确规定：此次招工对象是回城和留城青年。下达全民单位招工指标1030名。同年又下达到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增人指标7513名。基本上解决了前期(1975年前后)知青政策调整时留城、回城青年的就业安置问题。
1979年，对1972年以前的下乡老知青，就业实行就地、就近、优先安排。当年，除参军494人、招生439人外，企业招收了1431名；退休顶替进企业青年2533人。共安置4897人。另病退回城1617人未安排。
知识青年招生、招工后，在计算工龄和工资标准等方面，国家也有照顾性规定。
(作者系九江市劳动局培训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