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模具:没人无辜的斗争：苏联“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诞生记

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激烈谴责斯大林的报告，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3月5日，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矛头直指赫鲁晓夫。各地在传达二十大精神时不断有人提问:在斯大林犯错误时现在揭发他的人干了些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要政党也先后发表了有关斯大林功过及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评论。苏共中央在6月30日公布了一项《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影响》的决议，降低了对斯大林批判的调子，也为现领导进行了某种解脱，而赫鲁晓夫则积极准备把对斯大林的批判推向自己的政治对手。1956年5月借机逮捕马林科夫主要助手苏哈诺夫并搜查其办公室，拿走马林科夫做中央书记时保存的档案，就是最明显的步骤。

然而，东欧局势的动荡却打乱了赫鲁晓夫的步子。6月底波兰的工业城市波兹南发生了罢工和骚乱之后，波兰共产党不顾赫鲁晓夫的亲自干预而把哥穆尔卡选为中央领导人。几乎就在同时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遭受到巨大的困难。他不得不暂时同主席团委员们团结一起，并借助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的影响和力量，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协商和协调，最后用军队平息了匈牙利的动乱。赫鲁晓夫本想通过对斯大林的批判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削弱对手的力量，结果反倒降低了他的威信，在某种程度上还增强了对手的力量。当时在莫斯科的中立人士和西方人士中，就流传着苏联领导人将发生变动的议论。

赫鲁晓夫多方努力希图扭转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扭转局面。首先，从谴责斯大林转向肯定和颂扬斯大林，以恢复自己的名声。第二，利用中央十二月全会关于改进国民经济领导、扩大加盟共和国权限的决议精神，准备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要把中央集中管理的体制改为由地方分割管理的体制。他要求撤销部长会议下属的几十个专业部，把全国分为105个经济区，每个区成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专门管理本区内的工业和建筑业，同时还要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并降低它的职能。这显然是要架空部长会议，把中央的大批专业管理干部抽调到地方去。虽然这个报告在中央主席团引起了争论，但赫鲁晓夫还是设法把它提到了中央委员会，同时把提纲公诸报端，争取在最高苏维埃通过，并在5月份开始实施。赫鲁晓夫还对主管经济工作的主席团委员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采取了组织措施。萨布罗夫的计委主席一职由库兹明代替。别尔乌辛也由权力很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变成了中型机器制造部的部长。

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三手，就是借1956年的农业丰收大造胜利气氛，从中突出他个人的作用。他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去颁奖、发表演说、宣布新政策。还在1957年4月初，他就提出2600亿卢布到期公债的期限延长二十到二十五年。主席团其他成员觉得事关重大，应先在莫斯科找个工厂讲一讲，听听反映再作决定。而赫鲁晓夫4月8日却在高尔基市举行的几个市和州的农业工作会议上作了宣布。在5月13日和19日召开的作家会议和作家招待会上，赫鲁晓夫还发表了激烈抨击一些作家的讲话，并威胁说要把反对党的路线的作家“碾成齑粉”，还有意暴露主席团内的分歧，说他同莫洛托夫有争论。5月22日，赫鲁晓夫未经主席团的讨论，在俄罗斯联邦西北地区州和共和国农业会议上提出，最近三四年内要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牛奶、黄油等产量方面赶上美国。这一宣布特别令人震惊，因为苏联当时肉类人均产量32．3公斤，还不到美国102．3公斤的三分之

主席团多数成员忍无可忍，决心采取行动

主席团内的多数委员忍无可忍了!在6月10日和15日的两次主席团会议上讨论有关对外贸易的具体问题时，就引发了争论。在后一次会上决定，主席团将集体赴列宁格勒参加其建城250周年活动，主席团委员将分别在一些集会上发表演说。这使大家无形中想起，在4月25日主席团研究为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几位被斯大林处决的元帅平反时，赫鲁晓夫提出:“可是如何处理那些对滥杀无辜负有罪责的人呢?是重新处理这个问题还是继续对党隐瞒下去?”联系赫鲁晓夫最近一个时期通过中央监委、内务部加紧收集有关档案和材料，大家自然对列宁格勒之行产生疑虑。主席团的多数委员决心采取必要的行动了。

6月18日，因要召开部长会议主席会议，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伏罗希洛夫，还有米高扬，聚集在布尔加宁处，多数人要求再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重新讨论赴列宁格勒的问题，米高扬反对未果。下午赫鲁晓夫来后，决定在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集体接见匈牙利记者后召开主席团会议。下午4时会议开始，马林科夫建议由布尔加宁主持，因为不仅要讨论赴列宁格勒的问题，还要讨论赫鲁晓夫的重大错误和缺点。这项提议立即引起争论，经过表决，到会的8名主席团委员有6人支持布尔加宁，随即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马林科夫首先指责赫鲁晓夫搞对自己的个人迷信，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表示支持。米高扬以几名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未到会为由，反对讨论有关第一书记的问题。当时未到会的主席团委员是苏斯洛夫、萨布罗夫和基里钦科，候补委员是什维尔尼克、穆希金诺夫、科兹洛夫。中途到会的候补委员朱可夫揭发说，马林科夫曾找他谈话，企图拉拢他。他表示坚决支持米高扬的意见，还以退出会议相要挟。最后，决定会议19日继续进行，责成勃列日涅夫通知未到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

1957年6月22日至29日，苏联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被打成“反党集团”，清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这是斯大林之后苏共领导层发生的多次权力斗争中最震惊世界的一次。对于这次斗争，苏共中央在当年7月4日公布的决议宣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对党的路线”，“采取了反党的派别斗争手段，谋求更换由苏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机关的组成人员”。决议所罗列的具体“罪名”，多属惯用的政治帽子，事实本身则语焉不详。多年来一直流传着各种无法证实的说法和猜测。1994年，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以《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为题刊登了经H·B·科瓦廖娃等整理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速记记录》，至此，外间才看到了当年的一份真实记载。《速记记录》记载了全会60多人的讲话和发言，还有夹杂在讲话与发言中间的大量插话、质问以及叫喊与谩骂，并附了全会的决议和给党员的一封信，篇幅巨大，以致杂志连载六期。虽然这是苏共党内批判斗争会的真实记录，其中有大量互相矛盾、颠倒黑白和诬蔑不实之词，而且尚缺全会前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但是，认真研读这份速记记录，还是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这权力之争的真相。

斯大林逝世后形成了马林科夫、贝利巫和莫洛托夫“三驾马车”的领导体制

1953年3月5日，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近三十年的斯大林与世长辞。还在前一年10月召开的苏共19次代表大会后，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变。由中央委员会选出25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代替了以往的政治局，取消了中央组织局，由10名书记组成的书记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取消了总书记的设置，斯大林只在主席团和书记处名列首位，并继续在政府中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斯大林晚年，莫洛托夫、米高扬等相继失宠，在中央主席团内又组成9人的常委会(斯大林、贝利亚、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实际上主席团常委也很少开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上由斯大林和他的几位亲信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控制。

过去苏联官方公布的文件说，斯大林去世后，3月6日苏联领导集团开会安排了党和政府的各个领导职务。后来西蒙诺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作为中央委员在3月5日斯大林未死前就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听取了马林科夫关于新领导安排的报告。现在，六月全会的记录中也说，还在斯大林同死神作斗争的3月4日至5日；马林科夫就草拟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排名单:由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共同组成部长会议主席团，并由前三名第一副主席分别兼任内务、外交、国防三大部长；由伏罗希洛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党中央主席团，则由以上六名常委加上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组成。3月6日以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联席会议名义公布的，就是这个名单。这表面上是一种集体接班的架势，而实际上反映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得势，有人说是他俩同莫洛托夫组成了“三驾马车”的领导体制。赫鲁晓夫没能取得政府的职位，会议让他“集中精力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苏联没有建立起民主更换国家领导人的法律程序。一位领导人去世后，往往要经过长期的争夺才能确立新领导的地位。况且，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已显露出种种弊病，积累了大量急待解决的问题，不改弦更张便很难前进，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就是在不断变革中进行的。

赫鲁晓夫联手马林科夫搞掉了贝利亚

赫鲁晓夫确非等闲之辈。他巧妙地利用“集中精力于中央委员会”的机会，逐步夺取了对这个一党制国家至关重要的党的领导大权。在3月14日，就发生了马林科夫辞去书记处书记、选举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等5人组成新的书记处的变动。赫鲁晓夫乃利用书记处这一新的基地，纵横捭阉地施展其夺权才能。头一个行动就是联手马林科夫搞掉贝利亚。

贝利亚在新的领导集团中名列第二，掌握着内务部和国家保安部队的大权，控制着首都及克里姆林宫的保卫系统。贝利亚也要改变斯大林的路线和体制。他比较顺利地促使政府发布了大赦令，并宣布斯大林搞的最后一个案件“医生谋杀案”为错误案件。他还开始纠正斯大林有关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赫鲁晓夫则抓住贝利亚长期从事保安和镇压工作因而主席团多数委员对他心存疑惧这一点，说服马林科夫，在多数主席团委员中进行秘密串连，并争夺军队领导人朱可夫和莫斯卡连科的助力，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6月26日举行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

贝利亚的垮台，在斯大林之后苏共领导层的权力争夺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此响亮提出了集体领导的口号，并强调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受到党的经常监督。党的地位突出了。为了搜集贝利亚的“罪行材料”，成立了以书记处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清理贝利亚掌握的内务部档案。这就为后来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和大规模镇压埋下了伏笔。而且，贝利亚的垮台实际上使马林科夫在政府中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赫鲁晓夫的地位却因此而显著加强。他在主席团内的排名由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

1953年8月8日，马林科夫以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宣布了施政纲领。他特别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在人民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作出急剧的转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的发展。”马林科夫要改变斯大林时期发展国民经济的传统方针，要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用增加投资、调整政策、发展贸易等方法来迅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过了一个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九月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他也要促进农业的迅速发展，但对发展经济总方针的提法同马林科夫略有不同。他说的是“在继续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求得农业的所有部门的迅速发展”。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个变化标志着苏联的领导体制由“三驾马车”过渡到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党政两巨头执政。

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先后被解除职务

赫鲁晓夫既要继续坚持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方针，又要急剧增加农业生产，这显然是个两难局面。1954年1月14日，赫鲁晓夫向中央主席团写了一封《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的信。在信中首先给马林科夫以当头棒喝，指责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宣布“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是不符合实际的。赫鲁晓夫认为，增加粮食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一部分地区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他计划:1954－1955年在那里开垦1300万公顷的土地。

到底应该集中力量在原有农业区提高产量，还是把有限的资金和设备投到新土地开垦上?领导集团显然有不同意见。莫洛托夫最鲜明地批评了开荒计划。但是，一方面由于赫鲁晓夫的大肆鼓动并抢先造成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多数领导成员觉得这样做能保证重工业继续得到发展，因而中央还是通过了垦荒的决议。

决议一通过，赫鲁晓夫就以党中央第宁书记的身份上下动员，到处鼓吹，并派自己的亲信担任垦荒区的主要领导人。一场大刀阔斧的垦荒运动迅速展开。为了能从全国调集人力物力，赫鲁晓夫还不断给垦荒数量加码，不断指责有关部门提供不了足够的垦荒设备。这就使马林科夫领导的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赫鲁晓夫又几次亲赴垦荒区，参加各地的农业会议，不断发表演说。这在形象上也同马林科夫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在1955年1月召开的讨论增加畜牧产品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更直接指责马林科夫迅速发展轻工业的方针。全会批判了马林科夫主张优先发展日用消费晶生产等错误，决定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提议由他的老搭档布尔加宁接任。

到这时，斯大林之后最初确立的“三驾马车”，只剩下莫洛托夫还在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的位子上；莫洛托夫曾长期作为斯大林的主要助手，对斯大林的方针政策深信不疑，但是在新的领导班子中。他仍然为执行马林科夫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行了不少活动。对于莫洛托夫，赫鲁晓夫采取亲自跻身外交领域，逐步削其实权的策略。还在1954年10丹，赫鲁晓夫就亲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莫洛托夫被排除在外)，参加了我国建国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和协定。1955年春天以后，在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签订对奥地利的和约等问题上，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发生分歧。他便撇开莫洛托夫，同布尔加宁一起访问了南斯拉夫，并同铁托签订了《贝尔格莱德宣言》。接着又破例同布尔加宁一起参加了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并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批判了莫洛托夫在南斯拉夫等问题上的立场。10月，《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社论对莫洛托夫的一个观点进行了公开批判。到1956年6月初，莫洛托夫终于被解除了外交部长职务。

布尔加宁虽然接替马林科夫做了政府首脑，但赫鲁晓夫一直把他置于从属地位。在上述重大外交活动中，赫鲁晓夫俨然以苏联的最高主宰自居，对布尔加宁不仅不尊重，而且还借机奚落。卡冈诺维奇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中本来未任具体部门职务的，但1955年初被任命为劳动工资委员会主席，1956年9月做了建筑材料部长，实际上从决策的地位降为一名实际工作者。

赫鲁晓夫并未从对斯大林的批判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大会报告中提出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等原则，被说成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所坚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用垦荒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等方法迅速增加农产品产量，被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路线。在大会上，不仅许多发言者对赫鲁晓夫竞相颂扬，而且连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也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表示拥护赫鲁晓夫的路线。在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一半候补委员是拥护赫鲁晓夫的新成员)，大会已宣布闭幕以后，赫鲁晓夫却又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向代表们作了谴责斯大林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

19日，全体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到会，共20人。还是马林科夫首先发言。他说，在中央主席团内形成了一种不堪忍受的局面。赫鲁晓夫身为第一书记，不是团结主席团委员，而是把他们拆散，错误地理解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党的专政混为一谈。马林科夫还批评了要在肉类、牛奶等人均产量上赶上美国的口号。马林科夫的发言得到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积极支持。两人都提议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并且对是否需要设置第一书记的职务表示怀疑。

会上立即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持批评赫鲁晓夫态度的还有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和伏罗希洛夫以及候补委员谢皮洛夫；支持赫鲁晓夫并为其辩护的有米高扬、苏斯洛夫、基里钦科。11名主席团委员的分野是7:4，反对赫鲁晓夫的占多数。但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还有候补委员朱可夫、什维尔尼克、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科兹洛夫、穆希金诺夫以及书记处书记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波斯别洛夫。双方阵线分明，唇枪舌剑，都是长篇大论、，还互相攻击和对骂。只是布尔加宁有点犹豫不决，别尔乌辛关键时刻也不大坚决。支持赫鲁晓夫的一方坚持解除第一书记职务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因而没有就此进行表决。20日继续进行辩论，但主题已转到要不要第一书记的设置上。

各地的中央委员被紧急运送到莫斯科，强烈要求召开中央全会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双方的情绪都逐渐平静下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不再要求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伏罗希洛夫开始强调，应当尽一切努力保持党及其领导的团结统一。赫鲁晓夫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他的许多缺点的批评是正确的，并表示他将努力改正。于是，会议开始讨论进一步改善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工作的问题。

就在这时，有20名中央委员在伊格纳托夫和科浞夫元帅的率领下，来到主席团开会的地方，递上一封由56名中央委员签名的《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书》，并要求主席团接见他们。正如伏罗希洛夫所说，这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主席团内对要不要接见意见不一，最后还是推举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去接见。赫鲁晓夫说他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也去参加了接见。在接见中，布尔加宁竭力向这些代表说明并未发生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伏罗希洛夫则批评了他们的行为。而米高扬却说情况很危急，赫鲁晓夫也表达了类似意思。这时又继续赶来86名中央委员，一致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如果说主席团会议是多数成员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仓促出击，因而未达预期目的；那么，随后的中央全会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批判斗争会。

前面已经说到，赫鲁晓夫早就通过什维尔尼克和党的监察委员会收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的档案资料。据内务部长杜多罗夫在全会的发言中承认，他曾经向主席团报告过马林科夫在1949－1953年所起的有害作用。在主席团开会前，赫鲁晓夫也已做好了朱可夫的工作，向他提供了有关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档案资料。朱可夫曾参加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对赫鲁晓夫的议论，而且还提出过只设置一位管理日常工作的第一书记的建议，但他实际上早已投靠赫鲁晓夫，把每次的议论都电话告知了赫鲁晓夫。

看来赫鲁晓夫等早就盯上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活动。在主席团第一天会议后，勃列日涅夫在电话中就告诉在华沙开会的萨布罗夫:“那个集团开始行动了！”

19日晚上，赫鲁晓夫在同全体书记处书记一起研究主席团会议情况时就确认:反党集团已经形成，其成员主要是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三人，另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他们的目的是要撤掉第一书记，最终改变党的政策和路线。

在主席团开会期间，就由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同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配合，动用各种运输工具，将分散在全国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赶运到莫斯科。不仅私下向他们通报了主席团会议情况，并把情况说得十分严重，而且还组织中央委员冲闯主席团会议。据葛罗米柯在中央全会的发言中透露，中央委员们商定，如果主席团不同意召开中央全会，他们自己就发起召开全会，会场就设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时间就定在当天(21日)下午4时或6时。

马林科夫等遭到围攻，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反戈一击

中央全会从6月22日下午开始，23日星期日照常“休息”，到29日结束，共开了七天。从全会一开始就可以看出，会议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第一天由赫鲁晓夫主持，宣布主要讨论党内问题。接着就让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苏斯洛夫介绍主席团会议情况。苏斯洛夫简略地叙述了主席团开会的过程后，就针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在主席团会上的发言定性说:“他们对党的路线进行卑鄙的诬陷”，“给党的路线抹黑”，“难以置信的夸大赫鲁晓夫的缺点，抹煞赫鲁晓夫的工作成绩”，“建议撤销第一书记说明对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表现了危险的小集团倾向”。苏斯洛夫讲完以后，便安排由朱可夫和内务部长杜多罗夫作揭发性发言。他们利用档案材料，试图证明在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镇压中，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负有重大罪责。这显然是要把他们首先置于被告的地位。

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局面下，才让马林科夫发言。他一上台就被要求交代揭发出来的问题。马林科夫在尽量说明事实真相后，还是坚持讲了他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其后本来安排的是莫洛托夫发言，赫鲁晓夫却临时改变，让自己声明还未准备好的卡冈诺维奇发言。他一上台也是被迫交代问题。他作了必要的回答后同样尽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接下来让布尔加宁发言。他还想表白自己不反对党的路线，对赫鲁晓夫的成绩有正确的估计等等，但坐在下面的谢列平、别利亚耶夫、基里钦科、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等不断打断他的发言，追问他在主席团多数派中的活动，还有人大喊:“把他从主席团中开除出去!”布尔加宁不得不开始检讨，并声明:现在我看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活动对党有害，应该受到谴责。尽管这样，他的这次发言仍被评判为没有老实交代。

大概是对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已做好了工作，他俩也急于避免以上发言人的处境，便主动要求提早发言。萨布罗夫一上去就是要反戈一击的架势，承认有一个小集团，并说:“我认为是反党集团”，“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别尔乌辛参加了这个集团”，“我出席过两次”。他还揭发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纠集在一起，反对赫鲁晓夫，他们说应当撤换他，让他当农业部长。”下面立即喊道:“萨布罗夫，你是好样的!”萨布罗夫还说，他们三人中有人说过，应当任命苏斯洛夫去当教育部长(别尔乌辛纠正说，是文化部长)。萨布罗夫还揭发，他们要撤掉谢罗夫的职务，让布尔加宁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的发言也着重在揭发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洗清自己。他说，的确有一个小集团，但成员就是这三个人，主席团的其他委员包括他在内都是被他们拉过去。他有意渲染说，“他们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还进一步交代: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6月15日曾对他说，应当在主席团谈谈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事，他们还谈到暂时保留赫鲁晓夫的书记身份，任命他当农业部长，以后再决定怎么办。别尔乌辛表白自己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莫洛托夫曾批评他“动摇了”。

莫洛托夫声辩无效，反赫鲁晓夫派被打成“反党集团”

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揭发后，才叫莫洛托夫上台发言。他沉着、冷静，尽管会场上不断大声叫喊，提出各种质问或诘难，甚至威胁要把他拉下台，他还是不乱方寸地按照既定的思路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他发现有些插话与事实不符或无理时，当即纠正，有时还反唇相讥。他首先声明，苏斯洛夫对主席团会议的介绍不客观。他承认中央路线正确，但说这是“主席团集体领导的结果”。他声辩说，在主席团会议上主要是谈领导的缺点，集中谈赫鲁晓夫的缺点，因他的缺点太多引起不满。他举了大量事例，如延期偿还公债、赶上美国的口号，未经中央讨论决定就由个人发表，在作家招待会上讲“同莫洛托夫有分歧、有争论”，还说要把反对路线的作家“碾成齑粉”等等。他指出，已经有对赫鲁晓夫个人迷信的萌芽，其余的人统统一声不响，只有这一位主席团委员到处讲话，谈农业、谈工业、谈建筑业、谈财政、谈外交政策，还随便批评和议论主席团其他委员。最后，莫洛托夫也表示自己对斯大林时期的滥施镇压负有责任。

在莫洛托夫发言之后，会议基本上转入揭发批判，中间插了谢皮洛夫的交代和布尔加宁的第二次发言。在会上进行揭发批判发言的近60人，除了几位比较了解中央内部情况的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以及接触档案较多的鲁坚科、马林等多少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外，大部分发言者都是按照已定好的调子进行批判和表态，没有人出来为被批判者说话。

因此，这次中央全会完全是典型的苏式党内批判斗争会。在批判发言中不顾事实、不讲道理、颠倒黑白、无限上纲、诬蔑不实之词很多。被批判的人一切皆错，不错也错；被支持的人一切都对，不对也对。马林科夫是1939年联共十八大以后才被选人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批判者却硬说他1937年就监督内务部，与叶若夫勾结制造了大规模镇压。而对于赫鲁晓夫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连苏斯洛夫在介绍中也承认:“赫鲁晓夫有缺点，比如说有些生硬、急躁。有些讲话没有同主席团商量过，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报刊上过多地发表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贺电。”而有些发言者却说“他的缺点早都改正了”。还说“没有人像赫鲁晓夫一向对干部那样耐心了”，“他平易近人，不无缘无故地训人”，“品德高尚”，等等。

被算进“反党集团”的伏罗希洛夫的发言讲得很客观、很恳切；他一再强调，主席团多数委员是在党章允许的范围内批评赫鲁晓夫，没有什么小集团。

大会批判一直进行到6月28日，赫鲁晓夫最后作了一个冗长的发言，从他的角度说明了一系列事实，极尽为自己辩解、对对手攻击之能事。

最后让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作了表态发言。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承认犯了反党错误，而莫洛托夫明确表示，中央全会的发言不客观。他坚持在主席团会议上批评赫鲁晓夫是正当的。他只承认有些宗派主义。

全会通过了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决议以及给党员的信。

一场既无明确规则又无公正裁判的争斗

1957年6月下半月苏共领导层发生的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是斯大林之后争夺最高领导权斗争的继续和终结。赫鲁晓夫终于把领导集团内的多数成员打倒，形成了自己的一统天下。布尔加宁当时虽被区别对待，暂时保住了职位，但在1958年初还是被清除出中央主席团，解除了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赫鲁晓夫自己取而代之。直到1960年才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子上“光荣退下”的伏罗希洛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电被赫鲁晓夫宣布为“反党集团”成员。

在时间过去了四十余年的今天，在阅读了《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的档案材料以后，对于这场权力斗争应如何评价呢y我们只能说，那是一场既无明确规则又无公正裁判的争斗。用党内路线斗争的观点去评论吗?赫鲁晓夫当年正是用这一传统的手法，宣布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对党的路线”的。那么，党的路线是什么，它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谁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谁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是站在维护斯大林传统路线的立场上看，还是站在坚持改革的立场上看?了解了从斯大林逝世到1957年6月这一段曲折而复杂的历史以后，就很难对上述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

斯大林逝世后，是马林科夫首先宣布对内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实行和平与缓和的政策。他主张调整斯大林的传统方针，大力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而赫鲁晓夫则坚持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虽然也抓了农业改革，但他所采取的开展荒地、扩种玉米等措施都是一些急功近利的手段，并不比马林科夫的方针更符合苏联的实际。相比之下，莫洛托夫比较保守，他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观点就有问题，但他对赫鲁晓夫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反对党的路线，而只是对赫鲁晓夫的一些具体行动和作法有意见；特别是反对他不尊重主席团成员的意见，不遵守集体领导原则，一意孤行和蛮干的作风。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即使对党的某些政策或在贯彻政策中出现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能说成是反对党的路线。不然还有什么集体领导可言呢?

从党的组织原则上说，中央主席团的多数成员要求讨论第一书记的问题，甚至要求解除第一书记的职务，也不能说成是反党行为。问题在于，苏联共产党的一些领导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确。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是为了便于经常性的领导工作，又设立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为最高的决策和领导核心，实际上经常代表中央做决定、发文件。书记处本来是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机构，应接受主席团的领导，执行主席团的决定。即使是第一书记，作为主席团的成员，也应该受主席团的制约。可是赫鲁晓夫却把自己凌驾于主席团之上，并把他控制的中央书记处的地位特殊化，一直让书记处的书记主持主席团会议。在这次斗争中，他竟然依靠书记处和主席团的候补委员，战胜了主席团的多数委员。至于通过中央委员会全会作出决定，这从组织原则上说似乎完全合法，而实质上，参加这场斗争，对于大多数中央委员来说并不是自己的自觉行为，而是被赫鲁晓夫及其书记处动员甚至威逼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

从会议的发言和最后的决议看，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似乎部分地失败于他们都对斯大林时期的镇压负有一定责任。其实，这也是赫鲁晓夫用以克敌制胜的手法。马林科夫他们固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活动，然而赫鲁晓夫自己就那么干净吗?在做莫斯科和乌克兰最高领导时，他同样执行了清洗和镇压的任务。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辩护，做什么翻案文章，而是希望从总结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历史教训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谁掌握了最大的权力；谁的手段厉害，谁就是胜利者。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应该深刻思考和永远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