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注54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以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以彻底昭雪平反。注55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注56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注57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注58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注59。1982年4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向中央纪委并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注60，从而为他们彻底平反。

　　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定性、牵连甚广的“胡风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后来也逐步平反。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注61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注62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二）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方、宗铮和陈传钢、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钢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方、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明确说明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从而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注63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虽然在1980年就提出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仍然要平反”注64，但迟迟没有平反。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对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释时说：“关于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注65这实际上非正式地为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问题平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注66

　　这个复查决定，虽然对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平了反，但可以看出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似乎也有根据，说明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

　　（三）仍维持原结论的

　　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

　　对于“高饶反党集团”，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始终没有平反。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也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并于1981年对其主要成员进行公开审判，除摔死的以外，都判了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