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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药的哲学思想的对比
一、中医药学的哲学思想
中医药学是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对中医药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思路的研究，需要以中医药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药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药学的科学性。
对于中医药学生存、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药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药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药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现在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药学本身能证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药学的学科性要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国哲学和中医药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哲学基本规律的统一性。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也是研究中医药哲学的基本方法。
《周易》是中医药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药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作为中医药学的经典──《内经》，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为中医药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医学理论不但为医经之首，更成为医家必须精通的基础理论形式。而且《内经》作为对人体的有形之存在的形式方面的研究，也使中医学成为不同于西方医学模式的独立的医学体系。
深入研究《周易》、《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中医药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西医药学的哲学思想
西方本体论奠基人巴门尼德从逻辑论证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存在”的概念，它是唯一的、不变的、不生不灭的，这就导致后来的“不可毁灭的实体”，乃至于“不可毁灭的物质”的概念。巴门尼德之后，西方自然哲学的特点是把事物看成是个组合物，开始深入探求物质内部结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说皆是其体现。后来，留基波与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根据原子论的观点，世界是“构成”的，而非“生成”的，因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其构成元素的分析，而非其统一本原之探讨。
文艺复兴后，西方从教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导致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语言的科学理论。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被称为是近代“我”的觉醒。笛卡尔把思想和物质对立起来，即把自然界看成一个严格按必然性运行着的、按数学法则建立起来的机器，而面对着这样一个死寂的宇宙的是活生生的、能动的、自由的精神。笛卡尔的二元论意味着，在“我”与世界之间可以分割开来，而把物质世界看成一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机器，借助这种分割就可以对世界做客观描述。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西方世界两个世纪。所以黑格尔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近代哲学的出发点。牛顿采用这种机械的自然观来构造他的力学体系，巨大的宇宙机器是因果完全确定的。拉普拉斯用牛顿力学成功地解释了若干天文学问题。他曾说，如果一个计算者知道了世界上一切物质微粒在某一时刻的速度和位置，就能算出一切过去和未来。从此，由笛卡尔和牛顿所建立的机械的自然观在西方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甚至被应用于生命体。霍布斯把人的理性思维归结为数学计算，笛卡尔认为动物是机器，拉美特里认为人是机器。生物学家邦尼特曾说过，如果有什么神灵能够对荷马脑子里的所有纤维加以分析，他就能够照这位诗人所想象的一样把《伊利亚特》描述出来。
由于力学和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仿佛任何科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物理问题而得到解释，还原论就是如此产生的。热力学可以还原为统计力学，电磁现象可以还原为带电粒子的运动，化学可以还原为原子物理学，典型的化学现象可以用原子的属性来加以解释。那么，生物学的问题似乎也就必须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而得到阐明才能够令人满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医学研究愈益向微细方向深入，甚至到达细胞、亚细胞与分子水平。然而，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是机械的，而非有机的；是局限的，而非整体的。
西医药学是在西方哲学及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按照西方的主导观点，任何生物学问题是必须在物理化学的层次加以阐明才算是得到根本解释的，也就是必须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这种观点可称为还原论。而根据这种观点，整体由局部组成，高级运动由低级运动组成，可一直追溯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因此，自然就会重局部而轻整体，重分析而轻综合，重微细结构而轻相互关联。
三、中西医药的哲学思想比较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药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药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药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药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中医药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药学模式判释中医药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药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药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中医药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药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药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当前对中医药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困难重重最终走向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西方医药学以形式化为主体的诊断技术的提高和治疗技术的滞后的矛盾已引起人们对中医药学医疗特长的重视。因为对于治疗而言，西方医药学显得不如中医药学在整体方面的治疗有效。西方医药学的对人体不断分割而日趋精细，但是，人的存在的机能表明，人的身体不是机器，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所以，虽然人类在当代已经借助于科学技术可以上天入地，但对自身的存在本质而言，却知之甚少。在笛卡尔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作用下，西方医学对人的生理器官的认识不但不断地被分割，而且人和自然界也被分割开来，自然界的存在物也被不断分割，最终不断暴露出西方医学模式的问题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的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西方哲学带给人类的理性的失误之处越来越多。
中国学术界在经过由本世纪初开始的以西方文化为坐标的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全盘西化”式的批判和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尽歪曲之后，已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失落。我们的学术界应在反思这一悲剧中呼唤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回归。而这样做，绝不仅是出于民族自强的需要，也是出于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性的认识。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知识形式是哲学的自在统一，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自为结果。因此，就中医药学的学科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药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中医药学自在的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能兼容的。所以，与西方医药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药学形式一样，中医药学也只能是中国哲学思维所生成的产物。从中医药学的形式中推定其哲学思维，发现其自在的哲学规律，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当代推定方式对发现中医药学的哲学模式及规律更为有利。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承诺和推定了中医药学的学科性，因此以西方哲学的辨证法推定中医药学就会产生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药学，而且对中医药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药学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对“科学”的再认识
什么是科学？答案非常复杂。在拉丁语中，Scientia（科学）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是学问或知识的意思。但英语词“science”却是“自然科学”的简称。而在德语里，与科学对应的Wissenschaft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其中有英语世界所谓的科学（自然科学），也有历史、语言学及哲学。《道德经》这部中国古代优秀的著作，一开始就明确告诫人们过于严格的定义有使精神实质被阉割的危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就是在一定结构内永无休止的变化，因为科学正是这类性质的活动，所以无法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是，没有严格的定义不意味着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探讨。在梅达沃的《从亚里士多德到动物园：生物学哲学词典》中，有一段关于定义的论述，对人类很有启发：“在某些形式化领域中（如在数理逻辑中，定义是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乃至更多符号的规则），定义是十分重要的，但在日常生活，在像生物学这样的科学中，定义的重要性被过分地夸大了。如果所有的技术性词汇未经严格定义就不能用于论述，这简直不是事实。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没有生物学了。”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说没有科学的严格定义就说无法中医药学进一步探讨，这也简直不是事实。
当研究越是深入，越会发现科学在过去和现在呈现的各个不同方面。当然，科学也具有一种统一性和整合性，这是科学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不得不仔细研究科学的各个不同方面，就像研究科学的统一性那样。科学展示着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可以增长人类的科学概念和知识，却很难自然地增长对科学的系统认识，即人类需要对科学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识。
更加科学地认识科学的一个方法，是把科学首先看作一种社会活动，看作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从这种角度看，科学不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被确认的知识，也不仅仅是得到这些知识的逻辑方法，而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
世界上只有人类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根据《辞海》的解释，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科学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从事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研究几何学的产生也许对中医药学的现代化研究有启发性意义，在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记载里，经验知识已经有了初步的系统。古埃及和巴比伦人记录了简单的度量方法和度量单位，记载了简单的数学和历法，其中有对天象的观察，甚至初步认识了日蚀和月蚀。但是，对这些现象加以理性考察，探索出各种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应该说是希腊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在早期的探索里，他们的最成功之处是把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发展成为一门演绎科学——几何学。创始者相传是米利都的泰勒斯和塞莫司的毕达哥拉斯。而在三百年以后，欧几里得才对古代的几何学做出了最后的系统化整理。
中医药学的优势、缺点、发展观及中西医结合观
一、中医药学的理论优势及缺点
中医药在生命观方面的优势，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及其规律作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在疾病观方面，中医药的优势体现在从整体上认识患病是邪气盛正气衰也就是人体功能的失衡所造成的；在治疗观方面，中医药的优势体现在整体调节人体功能失衡状态以及未病养生的预防思想、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发掘正气潜能、自组织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在医学观方面，中医药认为医药学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大生态的综合医药学模式。而西医药学的优势则体现在生命的物质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的具体分析以及实质治疗上。
从本体论和方法论角度分析，中医药学是以关系、功能、过程为本体，而不是以实体、形态、结构为本体，是以无形的元气为本体，而不是以有形的原子为本体；中医药学采用的是模型方法、感应综合方法、类比方法，而不是原型方法、因果分析方法、还原方法。中医药学的世界观、生命观是众所周知的整体恒动观。她一开始就将人视为天地人大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将人体本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看成是与天地自然相感应的小环境、小宇宙。这是符合人体生命实质的。西医将人看成是机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开创者J.O.拉美特里即明确提出“人是机器”，但人毕竟不能像机器那样随意拆卸、组装，人除了自然属性、物质属性（包括器官、细胞、分子等组织结构）外，还有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精神心理属性。中医药学在系统把握人的社会、文化、精神心理属性方面更有其优势。中医药学在阴阳五行、脏象经络学说等所采用的整体类比、感应综合的方法，与因果分析方法相比较，后者在解释自然、生命中的确定性、稳定性、线性、高同质性、简单性领域有其优势，而前者在解释自然、生命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非线性、低同质性、复杂性领域有其优势。德国著名医学哲学
二、中医药学的临床优势及缺点
中医药学辨证论治方法的优势，从整体而论主要是无创伤性获取病理信息；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整体动态的诊察内容和简便、经济的诊察方法。中医药治疗具有安全、有效、低毒等优势，其单味药及复方的药理作用具有多效性，同时存在多个有效成分或部位，而通过辨证论治原则组成的复方，其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后又具有新物质及新功能，使得复方形成比单味药更优越的整体调节，从而更有力地纠正机体的各种不平衡状态，为有效地治疗复杂疾病奠定了基础。中医药学非药物治疗使用器械或手法，发挥着整体功能综合调节和协助人体自然康复的作用，强调因人施用、辨证施用，注重医患双方的互动性和方法的实用性、有效性。
中医内科的优势病种以心、脑、肺、肾及糖尿病、肿瘤等为主；非药物疗法适应症及其优势病种除推拿治疗的外科、骨伤等形体病证外，还包括慢性病和内分泌疾病等病因复杂或原因不明的病种。结合文献研究，可见中医药学长于诊治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疾患、病毒性疾病以及功能性、原因不明的病证等，而在形体和器质性疾病、原因单纯而明确等病变的诊治上，则与西医药学不可同日而语。中医药学在治疗心因性疾病、心身疾病以及男性病、妇科病方面也有较大优势。但中医药学优势的病种也并非一切均优，而是有条件的。如糖尿病治疗，中药降糖并不占优势，但对并发症有很好的疗效；中药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主要是能明显延缓慢性肾衰的病理进程；而治疗肿瘤则是从整体提高人体的综合抗病能力与机能恢复能力，减少病痛，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存活期，减少放化疗的副作用等。对于中风，中医药治疗在降血压和快速清除出血、急救等方面大不及于西医药学，但对中风后遗症的康复，针灸有着较好的疗效，可提高患者的独立生活能力。
此外一些被西医药学判定的“不治之症”，一些经西医化验、透视、拍片却无法诊断的疾病（如头晕目眩、疲倦无力、心悸、失眠、健忘、无名发热等），一些服用西药有过敏反应和副作用以及长期服用西药产生抗药性的人，采用中医药治疗往往能有满意的疗效。中医药学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如针刺麻醉更为世界医药学做出了贡献。
三、中医药学的当代发展观及中西医药学结合观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的大大改善，人类自身身体素质日益下降、体质日益衰弱。过分讲究卫生、讲究舒适，使机体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减少，抵抗力下降；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交通便捷，来往频繁，使疾病扩散机会明显增大。当代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人类受到现代综合征、癌症、心身疾病、医源性疾患等的困扰，现代医药学的局限性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中国传统医药学往往可以补充现代生物医学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传统医药学基本符合新世纪“保护生态，回归自然”的要求。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象”的对应关系。中医药学体现了综合、全息的“象”思维特征，“藏象”、“脉象”、“证象”反映了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人体各种信息与自然生态各种信息的总合。因此可以说中医药学是一门顺应自然环境的大生态医药学。
中医药学还是一门强调自我调节、发掘人体正气潜能的功能医学，中医药治疗学可以称之为功能调节治疗学。中药学在治疗疾病方面不是单纯针对人的组织结构病变，不是采用以清除组织病灶、抑制致病菌毒为基本特征的对抗性治疗，而是建立了一套针对人体无形的功能关系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治疗系统，建立了一套功能动态平衡调节模式，而这种调节又主要落实在五脏功能调节上。五脏的功能调节从不同的角度可分为外在调节、内在调节、自组织调节；即时调节、后时调节、前时调节；一元调节、二元调节、多元调节等几类。外在调节，指采用药物、针灸、推拿、食疗、气功等外在手段，遵从五行相生相克原理，进行五脏功能调节以治疗疾病，以达到动态平衡的健康状态；内在调节，是指人体内部五脏之间依据相生相克原理进行自我调节，五脏的生克调节说明人体本身存在维护健康的能力；自组织调节，是外在调节和内在调节的总称，两者都是通过不断地吸收外在的负熵（即“正气”）由无序达到相对有序，通过五行生克达到稳态平衡的自组织行为。即时调节，是指人体一旦出现五行生克失衡状态，随即就有一种本身的或外在的正气——负熵对它进行调节，通过自组织达到和谐稳态；后时调节是人体五行—五脏生克严重失衡，即时调节无效，在病程长、病情重的情况下，通过药物、针灸、气功等手段进行的功能调节；前时调节，是人体在“未病”状态或亚健康状态，五行生克制化尚没有失衡时采用的一种功能调节，中医药学的“养生”、“不治已病治未病”，实际上就是一种前时调节。一元调节，是在五脏功能失调时，只对本脏一个脏的功能进行直接性调节；二元调节，就是在本脏失调时，通过对与之有关的另一脏的调节，而使本脏达到稳态平衡；多元调节，就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脏的调节，而使受病之脏达到动态平衡。
由此可见，中医药学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文化属性、精神心理属性的认识方面，在对人的健康、疾病的认识方面，都有西医药学所不及的优势。当然中医药学也有自己的劣势和短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医药学的劣势和短处往往同优势和长处混在一起。如中医药学的大生态医药学、功能调节治疗学的优势中往往又包含缺乏量化、细化、形态化的劣势。可见中医药的优势不是指某一“领域”的优势，而是指某一领域中某一“方面”的优势。也就是说中医药学在医药学思想和医疗方法中既有优势的一面，也有劣势的一面。中医药学发展应当采用“扬长弃短”的态度，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必全面开花，更不要处处与西医药学争短长，处处与西医药学相抗衡。应当发扬自己的优势“方面”，对自己的劣势“方面”则直接用现代医药学来弥补。如在疾病治疗上，中医药学在代谢性、免疫性、功能性疾病以及多组织、多系统、多靶点性疾病或特定病程的治疗方面，在调整亚健康状态、养生摄生、防老抗衰以及保护生态、回归自然等方面有着优势，应当“有所为”；而对一些明显处于劣势的疾病则可以“有所不为”。但要注意中医药学的优势发展应当始终以中医药学为“平台”，而不是以西医药学为发展“平台”和发展目标。当然，如何在思维方式层面发扬中医药学的大生态医药学、功能调节治疗学方面的优势，修补其缺乏量化、细化、形态化方面的不足，比临床操作层面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需要多学科、长时间的研究，但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医药学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医药学的复兴。
中医现代化的内涵及其实现手段
一、中医的现状
据报道，近年我国中医院门诊量和病床使用率有下降趋势。在许多地区，除市级中医院的业务相对稳定之外，区级中医院及街道卫生院的中医业务大都十分冷落，赢利者寥寥无几，亏损或濒于亏损者为数众多，因此，许多基层医院已相继取消了中医科。有的医院虽然保留了中医科，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在整体上保持科目的齐全。
20世纪对中医学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先是有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通过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后是有上世纪50年代对中医的排斥、歧视，上世纪60、70年代关于中医阴阳五行存废的论争，继而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如何现代化的追问。的确经过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医是到了该彻底反省、认真总结的时候了。
二、中医的困境
证的研究，是中医理论研究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说，证的研究将是中医理论研究的关键。长期以来中医对证的指标和证的标准一直模糊不清，尽管近年来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此呕心沥血，但由于现代医学的客观检测指标作为中医证的客观指标缺乏高度的特异性，且这些指标尚不能全面反映中医证的本质，从而使中医的研究陷入困境。又由于中医证的诊断标准和治疗疗效标准尚未十分明确，只能用西医“病”的诊断和疗效标准来套中医证的疗效标准，或采用中西医两种症状量化标准来衡量中医证的治疗效果，从而使中医证的疗效判断出现差异。
三、中医现代化的内涵
近年来，提的最响的口号是“中医现代化”。可是对如何现代化，却是见仁见智，争议不绝。比较多的研究者认为：中医的现代化就是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接轨，以客观、规范、定量、精确为基本要求，将中医的概念、理论作客观化、定量化转移，采用实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开展中医学的“实质”研究、“物质基础”研究，以及在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使气、阴阳、脏腑、经络、证等抽象概念可以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语言进行阐释和翻译，从而使中医成为一门物质基础明确、实验指标客观、数据精确、标准具体的学科。
然而，中医学的概念是对关系实在的描述，而不是对物质实体的描述。如“气”是指生命运动的本源，生命运动的各种关系的总和；“阴阳五行”则是“气”的表达模型，代表相反相成的运动方式及其物质运动内部的关系；“脏腑”表示生命活动的五种类型及其相互关系，而绝不是仅指组织器官；“经络”是生命运动走向及其调控、转换过程的路径等等。
按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不可通约性原则”，中医学和西医学的概念范畴属于不同的范式，对应着不同的世界，没有同样的指称。
既然中医学是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独立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就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中医的现代化，就是要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把握自身的主体特色和优势，伴随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中医学的实践方式、方法现代化，继而带动理论更新，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和医疗保健需求科学体系的过程和进程。
四、中医现代化的实现手段
中医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首要问题就应该是继承，其次才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医现代化过程。而在中医现代化过程中的首要问题应该是如何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丰富和发展中医学中一些本已存在，只不过还未能实现客观化、标准化的概念和过程。
中医学实现手段的客观化、标准化过程，是中医四诊信息的客观化、证候诊断的标准化、临床疗效评价的规范化问题。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诊断的客观化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中医的诊断技术和过程人为因素占有很大比例，客观化程度低，诊断结果往往会因作为中医诊断参照物人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甚至会有截然相反的诊断结论。计算机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把计算机作为中医的诊断参照物，不仅客观公正，更能实现中医诊断学要求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中医学诊断理论。
软件是计算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能为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搭建强大的信息平台，为实现中医学的诊断技术客观化、标准化打下牢固的基础。编写好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信息软件，就走出了中医学迈向中医现代化坚实的第一步。
编写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信息软件，首先应该在中医学传统理论指导下进行。传统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做出过巨大贡献，是被实践证明过的、行之有效的、宝贵的医学遗产。编写中医学诊断软件，并不是要对中医学传统的诊断理论进行否定，而是要使中医学诊断理论更加客观化、标准化及规范化，更加能体现传统中医学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一个好的中医学诊断软件，应该包括中医“病症”和 “证”的概念，“病症”和“证”的概念是中医学诊断软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医征候标准化必不可少的信息平台，应该由客观化的四诊合参所有信息组成。这样，不仅能使中医学诊断理论变得客观化、标准化，更能为中医学的临床疗效评价理论搭建一个重要的评价平台。按照传统中医学的临床疗效评价理论，中医学治疗是否有效，主要借助于病人的自我感觉和医生对病人的观察来体现，而这又是一个人为因素占绝对比例的评价体系，是中医学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中医学诊断软件能使中医对病人的诊断客观化和标准化，同样也能使中医的临床疗效评价规范化。
与计算机中医学诊断软件配套设施、设备的研制，是组成中医四诊信息客观化、证候诊断标准化、临床疗效评价规范化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中医的望诊、闻诊应通过对病人的全息摄影及声音技术来实现，而脉诊应通过能实现三维技术的脉诊仪来实现，问诊则仅与计算机软件的编写有关。
中医学中概念、理论的物质基础研究，是一个更为漫长和艰巨的工作，但应该从中医诊断软件确诊的病人身上入手。从已确诊为阴虚、阳虚等“病症”或“证”病人身体的血液、尿液及相关物质等开始进行用药前后的对比研究，以找出中医学中相应概念、理论的物质基础。
中药现代化的内涵及其实现手段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国人民数千年来与疾病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在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实现中药现代化已成为共识，但中药到底怎么搞现代化，站在不同角度，在认识和指导思想上有着不同的观点。
实际上，中药现代化就是将传统中医药的优势、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在继承的基础上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求，更有利于人民身体健康，将数据客观化、质量标准化及过程规范化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符合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技术探讨和突破。
从中药材到成品，国家共出台了GAP、GPP、GLP、GCP、GMP、GSP等政策法规，力求做到数据客观化、质量标准化及过程规范化，以促进中药现代化进程，但由于理解和指导思想上的差异，中药的现代化中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中药材原植物种植规范化、质量标准化问题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GAP即药材的种植规范化活动，应该说这是实现中药材原植物种植规范化、质量标准化很有效的一种尝试，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
1．GAP药材制订的有关质量标准过于简单。
2．未明确中药材原植物种植关键技术控制点。
3．未实行为保证中药材质量的强制许可制。
以上几个问题直接决定了GAP药材的质量和销量问题，造成了制约国家大力推广中药材种植规范化，以实现中药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和瓶颈。
中药材原植物质量标准化，是中药材ＧＡＰ生产全过程中必须执行的各项质量标准化过程，包括从基地选择到种子、种苗、使用的生产资料、产品标准化等各个方面。标准化过程应包括以下主要部分：
产地环境质量标准化（包括土壤、水、大气质量标准化）；基地选择标准化（对基地基本条件的要求）；种子检验和检疫质量标准化；种苗质量标准化；肥料质量标准化（包括各种肥料的质量要求）；生产资料、包装材料标准化；中药材产品质量标准化；中药材产品初加工场所与仓库的环境与设施的规定等标准化要求。安全性是影响中药材走向国际的最大问题，主要是重金属、农药残留量超标，所以产地环境必须符合ＧＡＰ规范，这是中药材ＧＡＰ生产的第一要求。企业必须制定中药材生产中农药、肥料、饲料、兽药使用准则，对允许、限制和禁止使用的生产资料及其使用方法和次数做出一些明确的标准规定。
中药材ＧＡＰ生产中关键技术控制点的研究，是中药材种植规范化中较难解决的技术问题，应在进行中药材的动态质量评价研究与各种对比试验后，掌握中药材ＧＡＰ生产过程中需要控制的关键技术控制点。如：采收时间、加工方法的确定及对质量的影响，不同肥料及微量元素对产量或质量的影响等等。
特别应指出的是，道地中药材是符合中医药理论、经无数实践证明过的中药原植物药材，国家应该在研究道地药材的质量标准、关键技术控制点和大面积推广上多下工夫。同时，对于中医药古籍论述中有明确产地及品种的道地药材，国家应实行药厂道地药材的强制许可制，即有关该药材的中成药品种，应强制使用道地药材。对无道地药材的中药材品种，国家应在各种药效学和化学成分试验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不同产地的质量对比研究，以确定该品种的最佳产地，并将该产地药材作道地药材使用。
采取以上措施后，既能解决中药材混用造成的中药疗效不稳定、各地农户盲目扩大再生产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中药材原植物种植规范化、质量标准化问题，破除了制约国家大力推广GAP种植的最大障碍和瓶颈，为中药现代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中药饮片质量标准化、操作规范化问题
中药炮制理论是中医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时至今日，药典上还有很多药材没有统一的炮制方法。是否达到炮制要求，仅能用经验鉴别，无法实现中药饮片质量的标准化。而中药饮片对疗效的影响有时是关键性的，特别对于有毒中药材来说，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用药安全、生命健康问题，建立中药饮片的客观化质量指标，包括炮制辅料的质量标准，是中药饮片质量标准化的一项急迫的任务。
中药炮制操作的规范化，应当包括炮制操作过程中的温度、时间等等要素。应加快研究新型炮制设施、设备的步伐，以适应中药饮片操作规范化的需要。同时，应加快培养炮制专业技术人员，以尽快解决中药炮制专业技术人员严重匮乏的现状。
三、中药生产工艺现代化问题
近年来，关于中药汤剂应该合煎或是分煎的争论较多，研究表明：中药汤剂制备方式不同，对汤剂中化学成分质和量的影响也不同。
四物汤由当归、地黄、芍药和川芎组成。研究人员采用多种分析方法测定了四物汤各药单煎、分煎和合煎中的阿魏酸、8种微量元素、17种氨基酸及水溶性煎出物的含量。结果表明，当归和川芎单煎液中的阿魏酸含量之和小于合煎液。阿魏酸在四物汤分煎混合液和合煎液中含量基本一致；水溶性煎出物、氨基酸的含量合煎比分煎混合略高；微量元素在合煎液中的含量，小于在分煎中的含量。
小青龙汤由麻黄、桂枝、芍药和甘草等组成。测定各药单煎、分煎及合煎中麻黄碱的含量，结果显示，合煎液中麻黄碱含量最低。这是由于麻黄碱与甘草酸作用生成生物碱有机酸盐产生沉淀所致。但合煎液与分煎液的药效无明显差异，说明虽然甘草酸与麻黄碱作用形成沉淀，但口服后在体内仍具有药效。因此，对中药汤剂中产生的沉淀，应慎重考虑取舍。
随着复方疗效物质基础研究的开展，又发现复方配伍中有新的成分生成。
对复方天麻钩藤饮的研究发现，在复方水煎剂中，牛膝的皂苷与桑寄生中酚性物质之间有明显的化学变化，变化的产物既不具有皂苷的溶血反应，也改变了鞣质及酚性物质遇三氯化铁所呈现的显色反应，还明显减弱了本来对动物毒性大的桑寄生中的酚性物质的毒性。对麻黄汤研究发现，杏仁中苦杏仁苷水解产物苯甲醛和桂枝中的桂皮醛在煎煮时能与麻黄碱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两种很易分解的新化合物。
为了探讨生脉散独特疗效的物质基础，有人对其水煎液进行了化学研究，从中分离到一个合煎时产生的成分，经UV、IR、MS及NMR谱鉴定，为5-羟甲基-2-糖醛（5－HMF）。实验表明，单味人参、麦冬、五味子在煎煮前均不含5－HMF。单味五味子水煎后能产生少量5－HMF。人参、麦冬水煎液中未发现5－HMF。生脉散全方及麦冬与五味子配伍的水煎液5－HMF含量显著增高。由此推断，5－HMF的生成可能与五味子的酸性有关，而其含量主要受麦冬的影响。
由此看来，中药汤剂在制备过程中，由于加热过程、配伍等影响，加之中药化学成分本身的复杂性，煎煮过程中，各种化学成分之间既可能因为“助溶”、“增溶”、“吸附”、“沉淀”等而改变某种成分的溶出率，亦可能在溶液中发生固有物质间的络合、水解、聚合、解离、氧化或还原反应，从而生成原来没有的某些新物质。
综上所述，传统中药的煎煮过程，应该指导中药生产工艺的现代化研究。因为传统中药的有效性，经过了千百年的验证，与传统中药汤剂的煎煮过程（合煎）息息相关。研究中药生产工艺的现代化，应该以研究中药汤剂的煎煮过程为基础。中药生产工艺的现代化，一应使其过程符合传统中药理论；二应使质量易于控制；三应在保证疗效的前提条件下，使中成药半成品便于制剂成型，使其更能为病人提供方便。
传统中药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疗效上。中药不是西药，因此其生产工艺不能只是提取某一个或一类化合物，而是要使其生产工艺尽可能含有其有效部位或有效成分。不管是单方还是复方中药，其化学成分大都是非常复杂的。一味中药都可能会有上百种的化学成分。但一般来说，植物蛋白、淀粉、色素是中药中的无效成分，应予以除去。对于传统汤剂以外的其它中药剂型，在中药生产工艺的现代化研究中，应分别考察溶媒、单煎、分煎、合煎等对药效影响较大的因素，以确定其最佳提取工艺。
四、中成药质量控制问题
中医与西医理论体系最大的不同，是中医的整体观，体现在中药方剂方面为组成方剂各药物及用药量的整体观。处方改变，所治诸症改变。处方不变，组成处方各药材用药量的改变，所治诸症亦改变是不争的事实。体现在中药质量控制方面，则为单味药或复方中各药化学成分的比例关系，中药的“补气”、“活血”、“温里”、“发表”、“滋阴”、“健脾”等等诸如此类的中医药功效，是中药饮片或成药方剂内含物质群的整体作用的结果。此物质群的整体情况，包括所含的物质数、物质量及组成比例出现差异，都会对功效发生影响。但现在的中药成药质量控制，主要是检测和控制所含组成药材的部分或全部现代研究发现的有效部位或成分的高低，而不是检测和控制组成中成药各药材所含组分的比例，这完全违背了中医药理论。
中药及其成品的指纹图谱具有整体、宏观和模糊分析等特点，特别适应于中医药传统理论的需要。中药内含物，即质群的研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人参是化学成分究时间最长，研究资料积累最多的一个品种。其文献记载可追溯到1854年Sarriquex.s在Ann Chem Pharm杂志上关于人参喹酮的报导。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不断有新的成分被发现，现在已知其含皂甙有30多种，挥发油29种，氨基酸15种，矿物质29种，糖类16种，有机酸11种以及酯类、生物碱、维生素、甾醇和多种酶等物质。而且还在不断有新的物质被发现。一味药材尚且如此，复方成药的物质群就更复杂了。就此而言，要把质量控制建立在研究清楚每个内含成分的基础上，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在尚不清楚全体化学成分的情况下，实现对物质群整体的控制。而现代色谱、光谱、波谱、质谱等仪器分析所得物质群的指纹图谱，展现了这种可能性。几个物质群在相同仪器、相同试验条件、相同操作方法下所得的指纹图谱相似或相同，即可反映这些物质群的同属性。虽然对图谱中每个特定峰的成分并不了解，即对物质群的化学成分并不完全知晓，但这也并不影响对物质群同属性、一致性的判断。这样不仅可以定性鉴别，还可以进行半定量分析。国家应鼓励或要求企业对中成药的原料、半成品、成品及每道工序进行TLC、HPLC、GC、IR等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原料、半成品、成品及每道工序比较全面的质量控制。
五、中成药质量标准问题
重金属含量直接关系到临床用药的安全性，是影响中成药质量的重要因素，但中成药质量标准的制订，应充分考虑自己的特点，建立符合自身实际又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质量标准体系。
三氧化二砷是传统中药砒霜中的主要成分，低剂量的三氧化二砷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中药，早己载入的史册。上世纪70年代，哈医大附属一院中医科和血液科的专家创造性地将三氧化二砷应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型)的患者，之后又拓展到经维甲酸治疗复发的M3型病例上，其完全缓解率高达93％以上，被公认为M3型白血病首选药物。
中药是药，几千年的临床实践是其疗效的可靠保证。砒霜作为中药，重金属含量属于严重超标，但重金属超标，带来的不仅仅是对人体的危害，运用恰当，却是良药。所以，中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应完全死守在重金属不能超标的框框内，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立起即符合中药自身实际，且又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中药重金属含量测定及评价体系。
六、中药与天然药物问题
中药，顾名思义，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用药，所以中药研究应该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而天然药物，虽然现在暂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含义，但照字面及一些人的理解，是在西医药或其它学科理论指导下的用药，所以天然药物研究应该在西医药或其它学科理论，而非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
当前如火如荼在全国各地展开的中药研究，忽视了中药与天然药物之间的差别，而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也将中药与天然药物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一起放在了附件一里面，这种做法有很大的不妥。因为长此以往，中药与天然药物就会逐渐被划上等号，而中药存在的基础——中医药理论，也将一步步走向衰亡。
其实，无论中医还是中药，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需要各学科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但是，主体应该是中医药理论，切不可本末倒置，抛弃了中医药理论搞中药研制，却把成果冠以中医药现代化的美誉，把与中医药理论一点不沾边的药物说成是中药。
把中药与天然药物区别开来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为中药与天然药物正名。
首先，应该把中药新药的注册分类、申报资料与天然药物的注册分类、申报资料区别开来。中药新药的研究更注重于复方的作用，注重于复方中各成分的比例，而不是某种所谓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有多高。天然药物新药研制则侧重于药物某种或某类有效成分的含量高低，更注重质量控制而非药物的实际疗效。
其次，应该在批准文号上把中药与天然药物严格区别开来，中药用Z，而天然药物用T，这样便于医生、患者的识别。
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模型研究问题
中医、中药是经验科学，中医对于“病症”及“证”的认识，是直观和感性的，与西医有着本质的不同，缺乏定量化的指标，而这也应该指导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的造模过程。换句话说，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模型，应该尽可能多的模拟人生病的真实过程，更加与人的“病症”及“证”的生理及病理状态相似，真实反映中医学的“病症”及“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人或模拟动物的血液、体液等代谢产物及其它相关物质用药前后的对比研究，发现引起“病症”及“证”的物质基础，从而找出中医药学“病症”及“证”的本质，进而更加客观地指导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造模过程。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模型的规范化应包括直观规范化和客观模型规范化两个阶段。直观规范化阶段应尽量使动物模型与中医“病症”和“证”的诊断要点相符；而客观规范化阶段则应采用客观化的指标，以指导和评价中医的“病症”和“证”动物模型。
一、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研究回顾
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的研究始于1960年，邝安坤发现过量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小白鼠表现为阳虚征象：体重下降、萎靡、耐寒力低。1963年又发现用助阳药物（附子、肉桂、肉苁蓉、仙灵脾）能治疗这种状态。1964年，易宁育用六味地黄汤治疗类似阴虚的肾性高血压大鼠。同年，上海第二医学院舌象小组研究气虚（人工慢性贫血）和阴虚（高位小肠侧瘘）家兔的舌象病理组织变化，首次直接用中医证候作为模型名称。此后，1974年山西医学院用腹腔血凝块作为瘀血模型研究宫外孕方药理。
1976年后，随着中医药研究的重点从病向证转移，研制证候动物模型成了中医药界的要求。1977年，孙孝洪撰文指出：“‘辨证论治’为中医临床独特的理论体系，复方和中药的使用主要是针对‘证’。长期以来，中药实验研究主要沿用西医常用的病理模型，因而受一定‘外因论’、‘局部定位论’的束缚，常致造成临床疗效与实际结果间的差距，为全面阐明中药治疗原理带来一定困难”。此文明确指出了中药研制自己的动物模型的必要性，使此项工作开始受到中医药界的关注，并为中医药动物模型研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拉开了序幕。据统计，1976年以前17年发表的有关中医药动物模型的文献与1977年后14年间发表的文献量之比为1∶32。1977年，上海中医学院重新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甲状腺素＋利血平复制小白鼠阳虚、阴虚模型并用助阳药、滋阴药治疗，从组织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角度进行研究。同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研制出高分子右旋糖酐微循环血瘀模型。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张启元尝试用灌喂大黄煎剂“泻下伤脾”建立小鼠脾虚证模型。肾虚、脾虚、血瘀三证模型开创了中医动物模型的先河，并在以后成为研究重点。迄今，肾虚模型有21种造模方法，文献量占中医动物模型总文献量的18.3%；脾虚模型有19种造模方法，文献量占31.1%；血瘀模型有42种造模方法，文献量占12.0%。1982年在广州召开的中西医结合虚证与老年病会议上，虚证动物模型实验报告第一次占据重要位置，由此引起中医药界的高度注意，并导致了一场长时间的，以中、西医方法论为焦点，以中医药动物模型的可行性为对象的讨论。从此，各种模型纷纷建立，如湖南医学院的艾叶注射肝郁模型，四川医学院的大肠杆菌静脉注射温病卫气营血模型，梁月华的温热药、寒凉药喂饲大鼠热证、寒证模型，贲长恩的溶血性贫血血虚模型等等，都有相当影响，理论文献也日见增多。
1984年，卫生部科教司在编写《医学实验动物模型和细胞系研制与应用》一书中，首先收录了11种中医动物模型。1987年，成都中医学院中医实验研究组编著《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实验方法》一书，详细介绍了当时已有的几十种中医模型，并在总论中论述了证候动物模型的定义、研究原则、动物选择、制作思路和方法。1988年10月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中医病理生理专业委员会在南昌召开“全国中医病证动物模型复制经验交流会”，作为首次中医动物模型专题的全国性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医动物模型研究自发、零散、粗放式的研究阶段结束，在学术上逐步走向成熟，从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88年至1990年，中医动物模型实验研究继续呈现加速型发展，文献量每年递增30%，并向多方面拓展：①中医动物模型的实际应用取得突破性进展，1987年前这类文献总共仅有4篇，1988年和1989年分别增至10和37篇。1987年第一个以中医动物模型（甲状腺素阴虚）实验为主的实用性研究（龟上、龟下甲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比较研究）成果获部级奖；②1988年，由杨云主持研究的“劳倦和饥饱所致大鼠脾虚证模型”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③为适应中医临床辨病辨证相结合的实际，改变单纯证候模型难以应用的特点，证病结合动物模型纷纷建立；④ 1988年和1989年彭成提出中医实验动物学和中医动物实验技术的概念和模式；⑤多个以中医动物模型研究为主的课题列为国家或省部级“七五”攻关项目；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新药审批办法鼓励中医动物模型研究与应用。在取得上述进展的同时，有关中医动物模型方法的争论日渐平息。
二、中医病症、证候动物模型与人类自然疾病的相似关系变换研究规则
1.抽象变换规则：即在人类自然疾病的诸多因素中剔去非本质因素，只留下本质性因素。其优点是能抓住主要矛盾，并在统计处理时减少数据离散度。例如，人通过过食肉类而致血胆固醇升高，动物高脂血症模型则直接用胆固醇制剂口服或静注。但抽象变换规则的弱点是有时非本质因素与本质因素不易区分。
2.分析变换规则：即在人类自然疾病的诸多本质因素中只变动、研究某一因素。例如：利血平脾虚模型也只是模拟了脾虚病人副交感神经功能低下这一方面的病理。但分析变换规则在诸因素的联系是非线性时，其结果常带片面性。
3.求果变换规则：即只模拟自然疾病的某一现象，但如何造成这一现象却采取与临床不同的方法。例如：心肌梗塞临床上是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阻塞引起，但在动物模型上则用结扎冠脉或套置纤维素环的方法来阻塞冠脉。求果变换规则的问题在于：不同原因造成的相同结果有时只是表面相同，而有实质差异。
4.典型变换规则：即只模拟自然疾病的特征值，如统计学的极值、均数、众数、中位数等，而不必模拟其总体分布。例如纳呆、便溏是临床脾虚证各种症状中的众数（出现频率高）。又是其他虚证症状中的非众数（出现频率低），所以脾虚动物造模时也给予这两个症状很大的注意。但典型变换规则的缺点是典型本身的代表性不是绝对的。
5.生理推测病理变换规则：即将在健康动物体上得出的结果推衍于人的病理状况。此法的优点是省略了动物模型的制作过程，使实验变得简便。应用此变换规则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健康动物进行各种生理、生化、免疫、病理测定，再由此推想在病理情况下会怎样变化；一是在健康动物身上做各种药理实验，比如新剂型的刺激性、过敏性试验，推测用于患者后的情况。许多中药药理研究属于这一类，如杜仲用于健康猫有降压作用，临床治疗高血压病也能降压。
生理推测病理变换规则在生理与病理之间是非线性关系时（如某些中药具有适应原样作用，仅在病理情况下起作用）推测失效。
6.相关简化变换规则：即自然疾病有数个相关性较强的因素，在动物模型上将其简化为一个因素。因为有此一个因素，其它因素的情况也就能推出，不简化的话就成了“冗余信息”。其优点是节约。肝损害时，血清山梨醇脱氢酶、异枸椽酸脱氢酶、1-磷酸果糖醛缩酶等多种酶均升高，所以测定肝癌动物模型肝损害情况时，了解其中一个指标的情况也就知道了其它指标的情况。但相关简化变换规则的应用错误是误认或夸大了各因素间的相关性。
7.线性近似简化变换规则：即自然疾病中的许多非线性情况，在动物模型中用线性近似来进行简化。这样可减少实验难度。例如脾虚病人虚的程度与体重降低程度并非严格线性相关（脾阳虚时可致显性或隐性水肿，体重反而增加），但脾虚模型上却将其作为线性关系，用体重来衡量脾虚情况。因此线性近似简化变换规则的应用需慎重，有些非线性关系是不能用线性来近似的。
8.非恒定推测恒定变换规则：即指自然疾病的许多病理是较稳定的或非治不愈的，而在相应的动物模型上却常能很快自愈。制作这种模型的理论依据是不恒定病理与恒定病理无质的差别，仅有量的不同。此变换则使许多模型易于制造。如乌头碱诱发的心律失常模型、腺苷所致的房室传导阻滞模型，均在停药后能很快自动复原，而临床并非如此。非恒定推测恒定变换规则对恒定与否能影响病理本质者不适用，对研究药理也不利。
9.相对量变换规则：即动物与人的许多量从绝对数量来看是差别很大的，若用相对数量来看则有可比性。如中医虚证动物模型的制造要求慢性实验，这里的慢性不能用人得病和恢复的天数来衡量，而应考虑动物寿命比人短得多，得病和恢复天数也可相应减少。抗衰老中药实验挑选老年大鼠，2.5～3岁就可以，因大鼠寿命仅3～3.5岁。但相对量变换规则在以什么为相对标准时要有科学依据，如过去曾认为体重是用药量的标准，现在改为按体表面积计算用药量。
10.进化变换规则：即模型动物和人处于生物进化树的不同层次上，从低级到高级有一定的进化规律，动物模型应将自然疾病参照这些规律进行变换。比如与人比较，动物没有高级和完善的情绪活动，人因抑郁或恼怒可致肝气郁结，继而引起血瘀证，但要让动物抑郁或恼怒而致血瘀是困难的。经研究发现人在暴怒时体内分泌大量肾上腺素，于是就给大鼠注射大量肾上腺素代替恼怒形成血瘀模型。但在运用进化变换规则时要注意：并非人和动物的一切差别都是进化造成的。
综上所述，对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模型与人类自然疾病的相似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运用这些关系来制造出科学性更强的中医病症、证候动物模型。
三、病症、证候动物模型的诊断依据
1.症状
症状是形体上表现出来的病理状态，在中医病症、证候的临床诊断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动物模型的诊断依据也应以此为主。
为了提高可比性，便于对比评价，模型的症状诊断应尽量采用全国或地方级的统一标准。
2.病因
证候是由病因引起的，病因与证候之间有相互的特异性，病因也是证临床诊断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证的动物模型也应把病因作为诊断依据之一，即某一证候的造模因素应符合中医此证的传统病因。作为造模因素的病因应尽可能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病因应该是所造的证候模型的主要病因；第二，本病因所致的主要病变应该是所造的证候。例如，据流行病学调查，脾胃气虚的病因依其主次依次为：饥饱失宜>郁怒>过食生冷>感受外邪>劳役>感受外湿>误食不洁等。因此应选择饥饱失宜、郁怒或过食生冷作为脾胃气虚证动物模型的造模因素，这样能使模型与临床更为接近而增强其代表性。进一步按照条件之二考虑，发现郁怒、过食生冷虽然是脾胃气虚证的主要病因，但根据中医理论，它们所致病变的很大部分还有肝郁证和脾胃虚寒证。所以，为了避免造出的模型中夹杂有其它证候，只能选择饥饱失宜作为脾胃气虚证动物模型的造模因素。后者既符合第一条件，也符合第二条件。
同时，综合性的、复杂的病因是中医临床证候的一个特点，中医病症、证候模型的造模因素也应体现这一观念。
3.治疗
“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证与治的这种对应关系，使治疗效果成为检验证候诊断是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参数。在中医药病症、证候动物模型的研制工作中，由于造模是试验性工作，对模型的可靠性把握不大，中医的症状诊断应用于动物又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治疗的反证成为衡量模型是否成功的一个必要的、普遍的标准。例如，中山医学院病理教研室复制了其它单位的“低蛋白大鼠脾虚模型”，发现造模末期动物所有指标虽都类似人的“脾虚”表现，但治疗反证阶段除体温恢复较快外，四君子汤组与自然恢复组各项检测指标均无显著差别，据此就可认为此模型不能代表脾虚证。
4.相关因素
中医的证要结合地方风土、季节、气候及病人年龄、性别、职业等情况来判定疾病的本质。证候动物模型的诊断也要相应地考虑相关因素。如“肾虚”模型最好选用年老的大鼠。“风湿”、“类风湿”动物模型造模时最好选潮湿的环境饲养等等。
5.客观指标
运用现代科学的各种客观指标来辅助中医病症、证候的诊断，前提是客观指标与证之间应具有相关性。在病症、证候动物模型研究上，对以客观指标作为诊断依据有不少探索。如对大黄脾虚模型，苏西林根据造模组全消化道排空速度加快、饥饿时血糖保持相对恒定的能力降低，肠道葡萄糖吸收减少等情况与临床对照，而肯定这一模型；王贵喜则根据毛果芸香碱刺激后唾液淀粉酶活性与正常组无显著差别这一与临床研究不相吻合的结果，而认为短期内用大黄所致脾虚模型与临床脾虚证不符。
日本汉方医药学的兴衰对我国中医药及其现代化的启示
日本汉方医药学是中国医药学在日本文化孕育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具有日本特点的传统医药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一度兴盛，但目前该医学已逐渐走向衰落，而药学开始振兴。中医药界当考察其兴衰的原因，并从其兴衰的轨迹中汲取经验教训。
一、汉方医学的兴衰
早在隋唐时期，中医药学已传入日本，并于公元8世纪奈良时代被确定为其正统医学。在其后1200余年间，中医药学在日本文化孕育下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其间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医学家和传世之作，对后世汉方医学乃至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然而，自日本明治维新后的100多年间，随着西方文化与科学的陆续传入，日本出现了轻视、排斥传统文化的强烈倾向。自1873年以后，日本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意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使汉方医学受到了断根绝源的致命扼杀，日本汉方医学从此一蹶不振，由主导医学地位逐渐萎缩，乃至生存困难，走向衰落。
近些年来，随着回归自然热潮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汉方医学又出现了复兴的趋向，从事汉方医学临床和实验研究的人员日趋增多，一些汉方医学研究机构亦相应建立，尤其是依托高新技术建立的汉方制药工业发展迅速，其中成药出口份额占全球中成药出口的绝大多数。然而，经过釜底抽薪摧残过的日本汉方医学从整体上恢复元气绝非易事，“汉方医”这一概念在部分日本人的心里已变成过去式——一个遥远记忆中的概念。
二、汉方医学衰落的原因
毫无疑问，西洋医学的进入和近百年来日本当政者所采取的一系列“灭汉兴洋”的政策，给汉方医学带来了灭顶之灾，这是汉方医学走向没落的外部原因，而内在问题才是其步入穷途的根本原因。
1.重实用、轻理论，导致药存医亡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华文化指导下而建立的中医药理论是中医学赖以生存和兴旺发达的基础。日本文化起步较晚，其医家又受汉语水平的限制，难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真谛，所以在中医药文化传入日本之始，日本医家就重视治疗经验的吸收，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之后汉方医学发展的1000多年间始终未能摆脱单纯经验吸收的桎梏。不少汉方医学发展史上颇有影响的医家在其传世之作中亦均无脏腑、经络等理论的论述，而专以各类疾病的治疗为主要内容。如丹波康赖的《医心方》、和气广世的《药经太素》、安倍真直的《大同类聚方》、弘原性全的《顿医抄》和《万安方》等大都是参考中医方书编篡而成。被后世汉方医学视为旗帜的江户时代名医吉益东洞是古方派的代表，他更是轻视医理，否认“经络”、“气”的存在，否认六淫、七情、饮食、劳倦的致病作用。由于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这些思想给汉方医学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理论医学是临床医学的基础，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任何的临床实践都是盲目的、没有发展前途的。在医学理论上的浅薄和没有根底正是汉方医学步入没落的根本原因所在。由于其对理论的轻视，使中医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理论在日本日益萎缩，所存留的只有经过了异化的“方”和“药”，药存而医亡了。
2.重方证对应、轻辨证论治，自失立存根基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基本特色，它是中医具有卓越功效的根本原因所在，是中医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丢掉辨证论治这一精髓，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丢掉了中医。
汉方医学自16世纪后叶起逐渐分为三个流派，即古方派、后世派和折衷派，而古方派自兴起至今，一直在汉方医学中占主导地位，是汉方医学中的主流学派。这一学派主张独尊仲景，倡用古方，以“方证对应”作为其临床基本思维模式。其实他们所谓的“证”与中医固有的“证”的内涵完全不同，不包含任何病因、病机成分，只不过是症状或一组症状集合的“症候群”，与仲景所提出的“汤证”也完全不是同一概念。他们所谓的“方证对应”根本不是中医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实际上只是根据症状选择方剂，根据症状进行药物加减而已，与仲景创立倡导的辨证论治已相去甚远。近50年来，日本汉方学者更在“方证对应”的基础上提出“方病相对”的临床思辨方法，再一次使汉方医学陷入了表面上似中似西，实质上非中非西的误区。中医治病不辨证，还有何特色可云？失去立身之本，何以自存？难怪有学者认为：由“方证相对”到“方病相对”的再倒退，是把汉方医学推向“非中非西”的“最后晚餐”。
3.重政治抗争、轻自我完善，本末倒置
自然科学的振兴与发展，虽然和周围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学科自身内部，单凭外力的扶持，是不能得以长久的。
在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采取“兴洋灭汉” 的政策扼杀汉方医学后，汉方医学界没有针锋相对地维护中医基础理论所确定的西医无可取代的科学规范，没有从学术理论上论争中医药学的科学性，也没有深刻地自我反省自身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改弦更张，适应发展的社会；而是以哀兵之势发动多次请愿、上书，企图以政治的方式恢复已经丧失的正统医学地位，并决心在治疗领域里与西医一争高下。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非但没有为汉方医学赢得往日的辉煌，反落得“非政府批准的中医方剂医生不得使用”的下场，可谓悲惨。
三、近年来，汉方药学振兴的原因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著名学者石馆守三博士在视察美国归来时的汇报讲演中曾说：“美国的制药事业和药学研究是了不起的。从他们的研究经费看，从他们研究人员的数量看，到底不是我们这样的贫弱程度所可及的。日本人在技术、努力程度和头脑方面，决不次于他们。然而，若朝着同一方向，总是在人家后面，日本想对世界文化做出起主导作用那样的贡献，是达不到的。我们一定要在以东方独特的体质医学、体质预防为基本方针的汉方医学的基础上，通过对汉方药的研究来创造日本的新医学，以对世界医学做出贡献。”此后几十年，致力于汉方药学事业的专家、学者所做的多方面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石馆守三博士倡导的发展目标。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汉方药学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运用现代多学科技术开展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
1. 统一规划，直接调控
日本对汉方医药学基础研究，采用统一规划、直接调控、集中力量、重点攻关、具体组织实施的战略，反映出其在科学观上的巨大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各自靠自己的条件、技艺、兴趣，进行分散的、小组研究的弊端，提高了研究的总体水平。
2. 研究机构相互协作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日本各地陆续成立了一些力量充实、设备先进的汉方医药学专门研究机构。为了保证汉方医药学科研领域组织和行动上的协调和统一，1982年4月25日，“全日本汉方医学研究机构联络协议会”正式成立。会议讨论通过共同的研究设想和目标、计划，以及人才的培养等重要问题的解决办法。它标志着汉方医药学的基础研究正从体制上加快步伐，从分散的个体或小组研究的形式，走向统一的、专业集体协作的研究之路。
四、对我国中医药学发展的启示
日本汉方医药学的百年兴衰史对于我国来说，是一部发人深省的教科书，值得国内同仁深刻反思。因为昨日发生在日本汉方医药学中的一些现象正悄悄地向国内中医药学界袭来。
建国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诸如20世纪80年代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的规定；上世纪 90年代新卫生工作方针中的“中西医并重”等等，都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中医药学为了避免重蹈日本汉方之覆辙，尚需自尊、自重、自强，注意自身理论水平和临床能力的不断提高。但是部分年轻中医在理论上轻视中医基础理论，在临床中喜用西药新药，遇到难题不思从辨证论治中寻求出路，而是一味在西医的治疗方法中兜圈子，其结果只能是不伦不类，非中非西。如果这样下去，中医的学术理论与临床经验将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医医院如果全是这样的医生，中医的特色将如何体现，整个中医的前途又将如何，岂不堪忧？
中药成药的开发近年来呈千军万马齐上阵之势，各种新的成药层出不穷。但这些可喜成果背后的问题是：一种成药是否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何况不少的中成药还称“在不辨证的情况下可以治疗多种疾病”，这和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还有多少相似之处？和日本汉方药的方证相对又何其相似？更值得忧虑的是受商业利益驱动，一些药品广告对药效夸大其词，不实宣传，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对中医的疗效越来越怀疑，对中医的信任、认可度越来越低，失去了群众基础，中医药最后的结局又将会怎样？
科学不断发展的趋势越来越证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所以中医药的研究方法不应只限于用西医药的研究方法去印证，而应运用现代科学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中医药学传统的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企图用单一的西医药研究方法去探索传统的中医药理论，把中医药的理论和临床纳入西医药的框架之内，正是日本汉方医药学没落的主要的原因之一。然而目前这种研究方法不但是西医药研究中医药的方法，也还是部分中医药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如果对一些临床反复验证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还要进行动物实验，岂非本末倒置？用研究成分单一的西药的方法，来研究成分复杂、且多种药物混合应用的中药，未必就是一条理想的途径。中医药的研究方法是亟需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中医药学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和社会的帮助，但是又不应过于依赖于政策的支持和社会的帮助，而应自尊、自重、自强，以日本汉方医学的没落、汉方药学的兴起为借鉴，既重视传统理论和临床经验的继承与整理，又注意以新思维、新方法、新技术进行全面研究，有计划地集中人才、看准目标、相互协作、重点攻关，不做分散的、低水平的、重复的研究，确保将有限的经费，用在对中医药学术发展有推动作用的重点项目上。只要中医药界全体同仁目标清晰，齐心协力，不懈努力，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中医药及其现代化的8个误区
中医药学是我国医药科学的特色，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药学几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继承前人成果，并充分吸收时代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逐步丰富和发展自身的历史；也是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医疗需求的氛围中求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中医药学理论及其现代化过程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
1.中药产生药效不是化学成分在起作用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中药源自天然，很难与来自西方工业社会的“化学成分”概念联系在一起。但中药的疗效，的确与化学物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只不过中药的药效，不是某一种或一类化学成分在起作用，而是很多种或很多类化学成分依照某种比例共同在起作用。
2.中药无毒副作用，可以长期服用
中药较之化学成分纯度很高的西药，的确副作用要小很多，但也并非完全无副作用。中药一方群药的作用，由于各类成分的共同调节，毒副作用被抑制，疗效得到了加强。而中药亦是药，应该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3.中药的传统作用与某种或某类化学成分划上等号
由于复方的药效学基础非常复杂，国内一些人就模仿西药的原理，将中药的传统疗效与某种或某类化学成分划上了等号。但是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中药对人体的调节作用，在于能适应人体状况的适应原样作用。通俗一点来说，根据人体的不同状态，可以决定中药或方剂吸收入血有效成分的含量，甚至种类。人参的双向调节作用即是如此。
4.一种中药或方剂能通治百病
由于中医流传了几千年，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得大众的喜欢，使得很多人以懂得一些中医药知识为荣。但中医是一门医学，中药及方剂药效的前提是中医的辨证论治，所以中药及方剂只能对特定的中医病症或证，而不是包治百病。
5.中医药学是迷信，不是科学
中医药学是不同于西医药学的科学体系，其中的很多概念和原理与西医药学不兼容，不能以西医药学的思想和方法去理解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原理。
6.中医药学中的许多说法毫无科学根据
由于西医微观、客观及量化概念的影响逐渐深入，国人对中医药的理论越来越怀疑，认为中医药虽然疗效好，但理论是不科学的，比如，有许多人认为中医药学中的“以脏补脏”的说法毫无科学根据。然而，中医药学是直观感性的科学，理论是朴实的。如果要寻找中医药学中的“以脏补脏”说法的物质基础，那就应该是人与动物的脏器中所含某种物质或金属元素的相似或相同性。
7.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就是与西医学接轨
中医药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应该是在继承基础上，借用当代最新科学技术阐释古老中医药学的过程及进程。
8.基因的时代，中医药学已经远远落伍，属于被抛弃的学科
正确的理解应该从西医的还原论思想谈起，还原论主要是以实物为研究中心。实物是指有静止质量的、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物质形态，它的存在是以间断的粒子形态为特点，如太阳、地球、脏器的空间结构、细胞的空间结构、分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等。
这种思考方式又称为实物中心论，它的首要特点是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些实物构成的，因而可以进行分解研究。这样，用还原的方法寻找最终的、有决定意义的实物粒子成为被普遍应用的思考方式，在西医学上的应用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西医按照它的思路去发展，证实了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在发病过程中的地位，并着重从外部寻找致病的原因，如细菌、病毒、物理因子、化学因子、不良刺激等，也找到了因和果之间的一对一关系。如1854年巴斯德发现了使啤酒变酸的乳酸杆菌，1882年科赫发现了肺结核杆菌和霍乱病菌。
此后，现代医学又逐步探明了各种病原微生物的特异性致病作用。分子生物学研究也在蛋白质和核酸水平上发现了一系列过去没有弄清的发病根据，已知的300多种遗传病陆续在分子水平上找到了其发病机制。
在还原论思路的指导下，西医的诊断学说是将问诊、体格检查、实验室以及特殊检查结果，根据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再经过综合、分析、推理，对所获得的有关健康状态和疾病的本质做出的判断。西医学的生理、病理、药理，按其主导性倾向，重点是放在了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这些实物粒子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上。诊断要求定位于上述实物粒子上，认为一切疾病都可以在器官、组织、细胞、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形态结构和生化代谢的特定变化。疾病在本质上是器质性的，功能异常源于器质性改变。
有些西医学家甚至认为，目前所谓的功能性疾病，在医学科技发展的明天，都会查找到真正的器质性变化之处。功能性疾病的名称，总有一天会从医学科学中完全消失。
按照还原论的观点，特定的组织结构负载特定的机能。该组织结构的器质性改变，必然引起该组织结构的机能性变化。即结构决定机能，机能性疾病根源于器质性改变，是局部性病变引起全身性病变。
实际上西医是把一个生命看成了一部可以拆卸的机器。然而生命不是一部复杂的机器，如果硬是要用还原论的思路，对人体进行解剖分析，哪怕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进行解剖分析，分析到了基因或核苷酸序列这个层次，也不会认识到生命的全部。一步一步深入解剖分析下去的结果，就到了电子、原子、分子等这些没有任何生命意义的层次了，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解剖分析的思路导致了西医发展走到了尽头。
而中医药理论，相比于西医药的微观理论体系，是宏观医药理论体系，西医药学狭隘的微观理论与方法之短，正是中医药学之所长，所以，基因时代，中医药学不是远远落伍、属于被抛弃的学科，而是大有作为的21世纪的朝阳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