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档案局地址:解读李源潮中组部新政：选人要靠制度 不能光靠伯乐

2011年02月10日 10:47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孙荣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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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

《凤凰周刊》2011年4期 记者孙荣飞

2011年元旦前后，132份干部人事档案完成了京畿与外埠之间的快递。从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中各挑66名正局级干部交流任职，中组部于2010年夏天酝酿的“进一出一”大手笔，终于在岁尾年初央地干部的大规模双向交流中划上句号。

4万司局级官员新路

中央“空降”地方的66名干部中，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是各部委的“后备干部”。大多省市区都分配了2位京官，也有几个省份更多，比如陕西分配三名京官，广东和福建各分配了3名。这些原本职位并不显赫的京官到地方后，多主政一方，其中任职市委书记21名、市长20名。

而从地方报名选出到京任职的66人，由于分布较广，交接复杂，其赴京培训班比京官赴外培训班晚了两个月。

在先后这两个培训班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称，此举为疏通不同领域的干部交流拓宽了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交流干部的行政关系、组织关系、工资关系都要转到任职单位，干部考核不再由原单位进行，而是由新单位考评。这种全新的人事生态，是自革命时期调配干部、以填补革命空缺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人事集体行动。

一位知情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坦言，中组部此举在于求解京官中日益突出的“三门干部”问题。据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介绍，中央和国家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中，高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比例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大多数人都是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政府的“三门干部”。

“三门干部”背后，存在一个制度弊病。以往，中央机关的局级干部，由各部委党组管理；地方的局级干部，则由省委组织部管理，由此形成了央、地局级干部的分隔局面。

去年，国土部部长徐绍史通过对机关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组织人事工作最突出问题是干部交流、流动不够。即使认识到问题非常严重，部委党组对此却无能为力，因为它只能决定各司局、各直属单位正副职系统内的交流轮岗。按照有关条例，副部级以上干部的调整、交流，决定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而司局级干部的管理，则给中组部留下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2010年6月，中组部专门下发通知，计划到2012年上半年，全国4万余名司局级干部全部培训一遍。外界称，此举将为局级干部全国性交流制度化打下基石。

有专家评价，中央机关的干部能够下到基层，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能够进入中央机关，这种干部间的交流任职，实现了理论层次与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决策视野与落实执行的互相补充，同时向基层传递的信号就是干部流动在提速。

干部增量困境

干部交流确实在提速，但交流任职的“面”并不均衡。

对于去年局级干部大规模双向交流，一位部委人士在总结时表示，“现在是中直干部愿意下地方主政一方，而地方干部不太愿意来，因为京城干部多，空间小些。”

此外，一位地方官员提醒，目前，干部双向交流仍限于司局级，省内的交流仍还是挂职，地方县市的处级及以下干部，还是难有机会往上交流或升迁。杭州富阳市（县级）有25个镇，据一位镇长统计：5年内镇长或书记中升到市委常委的只有7个，“估计我这辈子，怎么努力干，也没戏了。”

该镇长还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中组部作为全国各级干部的娘家，应当对各级干部一视同仁，“你关心中直机关的干部，有权的部门和领导就借机关心他的秘书和身边的干部，其他干部都被靠边。希望中组部能建立全国上下统一的，有利于调动各级各行业干部积极性的交流机制。”

现在全国科级干部大约有90多万人，处级干部60多万人。“处级干部中只有大概10-15%的比例能够在仕途上继续升迁，剩下的就形成了所谓的‘天花板’干部群体。”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李军鹏教授称。

为解决基层干部的上升通道，去年出台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要求，到2015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一半以上；中央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和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中，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但2010年大批局级干部的存量平衡，仍未能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带来的增量问题。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需求的无限性与政府机关领导职务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摆在了中组部面前。

干部选拔机制改革：先选拔后选举

通过干部交流形成“鲶鱼效应”，以破解基层干部的出路难题，这还不是李源潮最耗心力之事。

在李源潮的改革表中，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的是，改革干部提名制和实行竞争择优。显然，这里面所包含的“干部能上能下”，是更深触及每个干部切身利益和思想深处的革命性动作。

中共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八字方针：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并相应在一些地方，进行了扩大党内民主的试点，内容包括公推公选、扩大差额提名、党代表常任制等。但负面现象也伴随而来，包括请客吃饭、拉帮结派，一些官员怕丢票而不敢严格管理。一时间，质疑声四起。

对此，李源潮力排众议。“民主不能倒退，选人用人要靠制度，不能光靠伯乐，还是要重民主制度机制。”他表示，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用新的改革办法来解决。

讲话往往只有“十分钟”

公共场合，李源潮脸上永远带着微笑，嘴角微微上扬，分寸感极强。在很多人眼里，他“温文尔雅，待人接物非常谦和，富有亲近感”。但在一些政论家看来，李源潮更是一个“既能够看到问题、又敢于行动的领导人”。

据说，主政中组部三年中，李源潮出席会议讲话都非常简短精炼，没有华丽篇章，没有什么空话套话，思路敏捷，节奏明快，整个会议时长不超过一个小时，其中李源潮讲话往往只有十来分钟。一位江苏省官员告诉记者，李源潮在江苏省任职时讲话也是“十分钟”。

其简练精干模式现在已风靡组织系统内外。“他的讲话，完全是大白话，操作性很强。”浙江省组织系统一位人士私下对记者不吝称赞。

言语的简洁，以及在干部体制的改革任务分解和安排上的清晰，与他的学习经历密不可分。

李源潮在接受复旦大学校友访谈时坦言，大学学数学让他学了一套理性思维。“什么事情人家讲好，我总是说：‘怎么好？好在哪里？’说富了富了，我说：‘收入是多少？哪一类是多少？’分类，量化，这些都是学数学学出来的。很多人对我说：‘你这个数学的逻辑思维特别强。’这就是学习的结果。”

李源潮所涉猎的学术领域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属于较广泛的一位，横跨数理、经济与法学。当年在出任南京市市委书记后，他还作为被中组部和国家外专局在国内选派的俩人之一，参加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学习。

李源潮的外语让很多人认为他是留学国外时学的。“我是在哈佛学过一段时间，不过我的外语不是在国外学的，而是在复旦学的，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为学好外语，李源潮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熬夜，常不吃早饭。

对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进修，李源潮后来自陈，“让他了解到世界经济、科技和城市发展中许多前沿的东西，初步掌握了不少新的发展理念，特别是城市发展的理念”。

李源潮任职中组部部长后，立即推动两件大事：吸引海归和培训县官，被观察家视为其工作思路富有远见。海外媒体评论他，在解放思想、推进党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站在了最前沿。

“再造”组工系统

任职中组部三年，李源潮不仅以一系列改革动作吸引了外界的关注，还以同样的铁腕整治“吏部”，促成组工系统自身的剧烈变革。

综合三年来的公开讲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说“危言耸听”类的话，最多的莫过于李源潮。

2008年2月29日全国组织系统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视频会议，被称为是一次内部整风。他无所顾忌地批评：“在我们组工队伍中，口大气粗、律己不严，拉拉扯扯、交友不慎，跑风漏气、封官许愿，以权谋私、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之后的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上，李源潮要求，“用人上不正之风具有很强的顽固性,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必须有更强的战斗力。”此后，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他多次重申，重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这样旗帜鲜明的表态，在组织工作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实属鲜见。”前述浙江省组织系统人士说。

2009年，中组部第一次把专题培训班直接办到县委组织部长。“长期执政使一些干部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基层、脱离群众。”李源潮在培训班上直言，“如果我们不全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干部就可能变质，党就可能瓦解，人民共和国就有覆亡的危险。”组织系统人士称，这样严厉的措辞和这样坚决的态度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彰显了他严厉整治官场的决心。

从2008-2009年，中组部委托国家统计局连续三年在党内开展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抽样调查，将工作评估与外界感受挂钩。三年间，中组部各局局长几乎全部进行了更新，且基本由外部调入，甚至从非组织系统调入（包括湖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贺家铁调任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局长；原甘肃平凉市委书记马学军调任中组部干部二局副局长等），这几乎是2010年132个局级干部双向交流的先行版。

央地组工干部交流开闸，各省级组织部长也进行了密集调整。“其他系统的人可以进来，里面的人可以出去，中组部的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气息和波动，原有的预期都被改变了。”一位中组部人士隐晦地说。

2010年干部子女就业方面不断被特殊安排的消息频密曝光，人事制度压力继续攀升。2011年1月，李源潮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人事制度鼓与呼》一文中寄语，针对组织人事部门“只做不说”的习惯做法和“任人评说”的思维定势，强调要建立透明开放的工作体系。“随着社会信息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提高，广大群众需要了解组织人事部门‘是干什么的’、‘在干什么’、‘如何干好’等问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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