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苏宁电器客服电话96177:越楚 ： 中国人从来就不是“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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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楚的博客
(2008-12-26 17:46:29)
中国人从来就不是“龙的传人”
近日袁岳提出“让大熊猫取代龙成为中国标记”，引起一番争议。让大熊猫成为中国的标记是否合适，本人不敢妄加评论。我想说的是：中国人从来就不是“龙的传人”。
所谓“X的传人”，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说，就是我们自古就应该以X为唯一的“图腾崇拜”。“图腾”一词是印第安语Totem的音译，有“亲属”与“标志”的含意。如果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便意味着龙应该是神话学意义上的“人祖”，古代先民公认的唯一图腾神灵。但历史上虽然不少北方游牧民族和秦汉以来的王朝都崇拜龙，却从未出现全民族都把龙作为图腾神加以祭祀的历史。
中国自古有妇女与神灵相交孕育氏族祖先的民间传说，如“玄鸟生商”等，但并无“龙灵孕祖”之说。巫傩祭坛供奉的神灵傩公傩娘，实际上就是伏羲与女娲，他们却是“鸾凤的传人”。龙在巫傩祭坛并无显赫地位。所谓“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两龙成亲繁衍出中华民族”之说，不过是秦汉后惟龙独尊背景下的文人附会文化，掺杂着后世的观念，不可作为凭据。
在中国远古鸟、龙、犬、虎四大动物灵崇拜中，尤以鸟灵与龙灵最为突出，构成中国“龙凤文化”的主要基因。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龙凤纹”彩陶细颈瓶印证，龙和凤都起源于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期，都应该算作我们民族的徽记和象征，即所谓“龙凤呈祥”。在历史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凤作为太阳神的化身一直代表着“阳刚”，龙则代表着“阴柔”，直到秦汉后才出现阴阳大颠倒。
在距今一万余年至3000年之间，中国民间的文化主体是农耕文化，其图腾自然是反映稻作文明的鸟灵崇拜。在中国南方稻作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凤鸟图案已有七八千年历史，在距今五千年前的长江以南地区，基本是凤鸟的天下，迄今尚未见龙的踪影。直至秦汉前的几千年间，中国南方农耕民族一直是以“太阳鸟”——鸾凤为图腾崇拜的，而对龙灵则是排斥、贬损并从心理上加以征服。因而，中国南方广大的农耕民族自古就不是什么“龙的传人”。
我们总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但遗憾的是炎帝与黄帝都不能算是“龙的传人”，而且夏、商王朝的图腾也不是龙。《白虎通义》中说炎帝氏族的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说明炎帝氏族的图腾是鸾鸟而不是龙。所以，我们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应该是鸾凤的传人。古籍中虽记载另一位“人文始祖”黄帝是“轩辕黄龙体”，但黄帝氏族崇拜的似乎是“北斗星”而不是龙，因为史书又载“黄帝母附宝感大电光绕北斗星而孕”。《史记》中有“黄帝驭龙升天”之说，可见龙不过是其“座驾”而非神圣不可亵渎的神灵。有意思的是，在黄帝和蚩尤的大战中，黄帝先派应龙出战而大败，后靠“人首鸟形”的九天玄女相助才一战而胜。这九天玄女正是凤图腾的化身，似乎说明黄帝与凤的关系超越龙。
《禹贡》中“阳鸟悠居”一语，反映出夏王朝是以阳鸟（鸾凤）为图腾的农耕民族。商民族是“玄鸟生商”（《诗经》），自然是鸾凤图腾而不是龙图腾。现存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商代“双鸟纽铜鼓”，画的是“鸟爪人身”的鸾凤图腾神，左边一条小鱼，右边一条小龙，都在亲吻其下身。龙如此渺小，商民族不可能把自己当作“龙的传人”。可以说，中国古王朝中找不出哪个是“龙的传人”。
龙灵崇拜自古盛行于北方民族，尤其是草原游牧民族，但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古代匈奴族虽然每年有三次祭龙大典，祭龙之地叫“龙城”，其王廷也称“龙廷”，但他们的图腾却是“狼图腾”，缘于“苍狼生人”之传说，故他们是“狼的传人”。其他北方民族也罕见以龙为图腾。
龙灵真正战胜鸟灵而一统天下，大约在秦汉之后，并从此成为皇权的标志与象征。君主帝王们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如秦始皇称“祖龙”，汉高祖刘邦则说其母感蛟龙而生，而且生得“隆准而龙颜”，王莽“当仙成龙”，汉光武帝“梦赤龙”，等等。既然帝王以“真龙天子”自居，王子王孙则自然是龙子龙孙，成为附和意义上的“龙的传人”。而历朝历代的子民们，也糊里糊涂地以自己是“龙的传人”为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恋与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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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楚的博客
南方人赛龙舟并非喜欢龙
越楚絮语：古代南方人赛龙舟并非喜欢龙，而是对龙的一种恐惧、排斥、贬损与征服。龙舟的原始“角色”不过是人死后的“迎魂舟”或曰“归魂舟”，相当于今天殡仪馆的灵车，在鸾凤的指挥下运送亡灵升天。
中国南方自古就有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尤其盛行于吴、越、楚，或祭祀屈原，或祭祀伍子胥，或祭祀曹娥，或为去邪祟、攘灾异，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表达着人们内心的一种良好愿望。
古代南方稻作民族大都地处水乡，大约在七八千年前就形成水上祭祀的风俗。赛龙舟实际上是水上祭祀的遗俗。 而龙舟一词，最早大概见诸于先秦古书《穆天子传·》：“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九歌·湘君》“驾飞龙今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中的“飞龙”也是指龙舟。
但古代南方人赛龙舟并非喜欢龙，而是对龙的一种恐惧、排斥、贬损与征服。
龙在古代南方人心中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怪物。《汉书·地理志》等记载的古越人“断发纹身，以避蛟龙”，说的就是古代越人在自己身上刺些龙纹，以便在水中作业时“人龙混杂”，使蛟龙误认为是同类而不加伤害。《续齐谐记》则说屈原投江后，楚人祭奠他的物品都为蛟龙所窃，楚人便改用蛟龙最害怕的五色丝及练树叶包成角粽祭奠屈原，于是形成端午食粽之俗。可以说，南方人对龙的崇敬是出于一种惧怕心理，因而很少有南方人把龙当作吉祥物或视作至尊神灵加以崇拜。
本博《“龙凤呈祥”的千年误解》一文中曾说到：在以凤鸟为图腾崇拜的古代南中国，龙的地位一直很低，它只能充当神使鸾凤的随从、座驾或奴仆。屈原的辞赋中，凤与龙各出现过24次，但凤充当的是神使，龙只是凤的坐骑。如“驾八龙蜿蜒兮，载云旗之委蛇”，“驾者”是鸾凤，龙则是“马拉车”的角色。
南方人对龙的这种恐惧、排斥、贬损与征服心理，使龙舟的原始“角色”定位不过是人死后的“迎魂舟”或曰“归魂舟”，相当于今天殡仪馆的灵车，在鸾凤的指挥下运送亡灵升天。
这绝非信口开河。古时南方水乡多以舟楫代步，人们相信人死后，其灵魂将会回到云水之间的“雁鹅村”，故需有迎魂之舟渡之。于是便形成一种迎魂舟与迎魂鸟的葬俗，即鸾鸟祖母将在人死时派鸾鸟使节——迎魂鸟迎接人的灵魂去“雁鹅村”，而那迎魂舟的角色就只好委屈龙去充当了。西汉贾谊曾在长沙作《服鸟赋》，写的便是这一风俗。
出土于长沙楚墓的两幅《人物御龙图》帛画，实际上应该是“亡灵升天图”，一幅中可见鼓翼舞爪的鸾凤神气地指挥着龙驾牵引亡灵之舟前行；另一幅中则是亡灵坐着龙舟向天国进发，而鸾凤则站在龙尾上充当舵手，驾驭那龙舟前进。马王堆西汉古墓中的飞衣帛画，所描绘的是亡灵正在骑着双龙上升天界，而那鸟灵则悠闲地监护双龙升天。这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一种“坐死”风俗，即老人临终之前，由家人移至中堂，坐在一匹象征龙（迎魂舟）的白布上，白布从屋顶伸出，寓意上天之路。
赛龙舟的盛行，自然与纪念屈原有关。相传屈原投江后，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大家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也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而实际上应该是人们按习俗用迎魂舟（龙舟）送其灵魂归葬。
吴地(江苏一带)龙舟竞渡纪念伍子胥，浙江一带以龙舟竞渡纪念曹娥，都离不开迎魂舟之古俗。
易被误读？ 专家建议不再以龙作为中国形象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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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据新闻晨报报道，从古到今，龙一直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中外所普遍认同。中国人也往往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平添了几分自豪感。然而，“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龙”的形象往往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
考虑到包括“龙”在内的一些中国形象标志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招致误读误解或别有用心的歪曲，吴友富建议，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可以在空间上分块，在时间上分段。在顾及历史因素的同时，考虑当代的时代特色,考虑到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特色与特征。此外，还要有所考虑到民族、宗教信仰和地域文化等因素。
吴友富指出，西方世界对东方佛教和儒家文化是心存偏见的。而其实中国的儒释道三家，追求的是修身养性，倡导的是以民为本，天人合一，充分体现出了人性。因此，在重塑和构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时，应该非常重视和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形象和积极元素，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重塑出能够真正代表当今中国形象的标志物和载体。
就中国国家形象品牌构建的实现途径，吴友富表示，要通过大力宣传、挖掘和阐释类似“龙凤呈祥”、《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来形象化地表达出中国人民与生俱来的追求美好、祥和的理念与民族文化底蕴。
据悉，这个课题如果完成，所塑造的中国国家新的形象标志，很有可能将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宋杰 缪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