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哥游戏战地4升级:方绍伟：“中国模式”响得很，但差得远

　　1，“中国模式”的定义太模糊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模式”存在，他们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独特的发展模式，中国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中国崛起的规模和速度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模式”确实存在，那么“中国模式”具体指什么？它到底包括那些内容？

　　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反倒变成了“中国模式存在论”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几乎所有的回答都脱离不了含糊其辞的抽象描述。常见的说法如：“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无私有效的政府”，“独立、创新、实践、民本、和谐”，“低成本改革、高投资增长”，“渐进改革、多层开放”，“公有制为主的多元经济”，“国家主导的外向型市场经济”，等等。

　　较早讨论“中国模式”的，是２００４年提出“北京共识”一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雷默。他的讨论也同样有含糊其辞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二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三是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就连郑永年的专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也没有为“中国模式”立下清晰的定义。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则只为“中国模式”提出一个综合但却是理想化的概括。

　　2，讨论“中国模式”必须做到“五个分清”

　　为什么给“中国模式”下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定义有这么难呢？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问题，而是一个“定义本身必须有能力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和不足”的问题，而这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原因”的问题，它碰巧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高深莫测的大难题。除此之外，对“中国模式”的解释还必须涉及政治稳定问题，必须说明类似１９８９年的事件和２０１１年埃及的事件会不会构成威胁。我在下一篇文章里将给出一个尝试性的答案，现在要指出的是，给“中国模式”下定义至少要注意“五个分清”：分清历史与现实，分清事实与愿望，分清事实与原因，分清表面原因与根本原因，分清动力与障碍。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说法就是没有分清历史与现实，因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是以前就存在的因素，而以前的存在并没有使中国腾飞，所以一定有更关键的东西漏掉了。“无私有效的政府”和“独立、创新、实践、民本、和谐”则没有分清事实与愿望，“无私”与“和谐”都是“愿望”，不是使中国腾飞的“事实”；“独立”和“实践”则没有分清历史与现实，我们不能用以前有的因素来解释以前没有的现实。“低成本改革、高投资增长”的说法没有分清事实与原因，因为“高投资增长”本身就是“发展”，不是“发展的原因”，所以它不能反映出“中国模式”的实质。“渐进改革、多层开放”、“公有制为主的多元经济”和“国家主导的外向型市场经济”则失之笼统，涉及了中国发展的表面原因，却不能触及根本原因，尤其不能解释中国的发展开始于政治并一直由政治所保障的事实。另外，现在的大多数定义都只考虑中国发展的动力，没有涉及障碍，特别是在肯定“中国模式”的人中更是这样。

　　实际上，许多认为“中国模式”存在的人在分析“中国模式”时，都不能起码做到前两个分清：分清历史与现实，分清事实与愿望。有意思的是，许多否定“中国模式”存在的人，最突出的也是不能分清事实与愿望。

　　3，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是一种“规范冲动”

　　几乎所有否定“中国模式”存在的人，都是认为“中国的现状”不好的人。但这不是一种巧合，可以发现，他们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完全是因为他们认定“中国模式”根本就不好，或至少是不够好。“中国模式”确实还不够好，但“中国模式不存在”和“中国模式不够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因为事实还不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就说事实不是事实。

      “分清事实与愿望”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基本理论素质”，可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却不是“没能力有”这个素质，而是“不愿意有”这个素质。也可以说，“不喜欢所以不认为存在”既是一种人性倾向，也可以是一种理论策略，因为否定一种事物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断言它根本就不存在。

　　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理论缺陷”：只要一个事实没有令人可爱的原因，这个事实就不是事实；合乎愿望的事实才是事实，不合乎愿望的事实就不是事实；应该把愿望“强加”于事实中，事实都应该“附着”愿望。这个“理论缺陷”也叫“规范冲动”或“规范附着病”。如果说吹捧“中国模式”是一种“左倾浪漫”，那么，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则是一种“右倾浪漫”。

　　由于这个“规范附着病”，有些人经常说“中国模式是个伪命题”。实际上，一个学者并不是因为他支持或反对“中国模式”而显得更加正确，关键在于他是否透过“中国模式”看到中国式的“制度变迁”的具体特质和国际差距。如果你只盯着概念，而完全忽视工具性的概念背后的问题和逻辑，你就只会在“模式”和“转型”之间来回绕，这就是“概念导向”者的困境。而如果你是“问题导向”的，你就能借着“模式”谈“转型”，你就不会死盯着概念，而是直扑问题本身。把什么概念都当成“伪命题”恰恰说明一种浮躁，它不能给具体的实质讨论增加任何信息量。否定一切谁不会？但最容易做到的“虚无和否定”恰恰也是“思维水平和认知能力”有问题的表现。为了在逻辑上“装清纯”，结果硬是假模假样地用“中国道路”四个字来代替“中国模式”，这又是何必呢？

　　黑格尔说：“对现实的抽象就是对现实的毁灭”，有人用这句话来否定一切“抽象”，可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区分“实质抽象”和“形式抽象”，并将这种区别变成自己的思维运用于分析问题。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就是一种偏向于对现实和具体讨论进行“形式抽象”而不是“实质抽象”的缺陷。“形式抽象”忽视特性；“实质抽象”重视共性和特性，重视概念背后的实质内容和具体逻辑，并避免空洞的批评和无分析的断语。否定“中国模式”存在的“右倾烂漫”，同吹捧“中国模式”的“左倾烂漫”一样，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毁灭”。

　　一个人口13亿的穷国，30年间就成了一个世界瞩目的第二经济大国，再怎么“不成形、不固定、不完美”，这个史无前例的“中国模式”也确实存在。我们可以因为它还没有真正“民主化和市场化”而讨厌它，但它要是不存在，你就根本讨厌不着，你讨厌它了正好说明它已经存在了。至于它是叫“中国道路”还是叫“中国模式”，又有什么可“划清界限”的呢？

　　4，“中国模式”的“好坏标准”：秩序、自由、公正

      “中国模式”到底好不好？这个问题反而简单了：你给我一个“好坏标准”，我就可以告诉你“中国模式”到底好不好。就是说，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人，由于对中国现状的满意度可能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好坏标准”就可能也完全不一样。这么一说，“好坏标准”似乎就是主观的了。还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好坏标准”呢？

　　有意思的是，问题不是有没有一个判别“中国模式”的“客观好坏标准”，有肯定是有，问题是有很多，而且都说自己的“好坏标准”就是“唯一客观的标准”。例如，比较流行的一种“客观标准”是上面提到的“民主化和市场化”，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民主化和市场化”，所以认同这个标准的人就认为“中国模式”不好。中国官方的“客观标准”则是“稳定和发展”，由于“中国模式”实现了“稳定和发展”，所以认同这个标准的人就认为“中国模式”好。还有一种标准强调的是“公平和廉洁”，由于各人对实际的“公平和廉洁”满意度不同，对“中国模式”的好坏判别也就不同。

　　现在的问题是，到底哪一个“客观标准”是判别“中国模式”更可靠可信的标准？我个人认为，上述三种标准都各有道理，但一个经得住考验的标准一定是一个更加综合的标准，所以，“秩序、自由、公正”的标准是一个可行的标准。

　　在稳定发展和经济自由方面，“中国模式”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名比经济总量排名还差太远）。但在政治自由和公平福利方面，目前为止的“中国模式”本身就是有待进一步改革的，特别需要改革的是“人民缺自由少福利、政府重权力轻责任”的现状。一句话，“中国模式”响得很、但还差得远。

      （方绍伟，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