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月的十字架地下水脉:寂寞江津客――陈独秀的晚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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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南京局势越来越危险,陈独秀于1937年9月9日匆匆离开南京,14日抵达武汉,租住在华中大学校园后侧一所旧式的四合院民房。”另据朱明(陈独秀好友朱蕴山的长子)回忆:“当时曾有个德国人打电报到江津问候陈独秀,国民党特务即登门打听电报内容。
所谓“思想上孤立”,主要是指陈独秀对一些问题的见解,比如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消极分析,在当时都被看作是“恶毒”的言论。因为他发表的文章不合时宜,因此他的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封杀。有的文章登了上篇,没有下篇,有时干脆开了个“天窗”。而且,陈独秀的言论又受到中共方面的批判。同时,托派也对陈独秀的立场进行指责。因此,某种意义上讲,“陈独秀后期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
由于上述原因,陈独秀虽然有时也在江津出席一些地方上的宴会,但在公开场合,他变得沉默了许多。据“一些老人回忆说,陈独秀在宴会上很少言语,沉默寡言”。1940年3月5日,对陈独秀具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先生在香港去世。闻听老友谢世的噩耗,陈独秀十分悲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感情:“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有增一伤痕矣!”陈独秀提起手中的毛笔,撰写了饱含感情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发表于1940年3月24日的《中央日报》。字里行间充满伤感情绪。据老友台静农回忆,陈独秀晚年的遗愿是:“想写两部书:一是中国史,一是中国文字史。他在给我的信曾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但未来得及完成,陈独秀就因生活的折磨,离开了人世。
在客居江津期间,陈独秀一直受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折磨。1942年5月初,陈独秀听人说有一个偏方:喝农村庄稼地里生长的蚕豆花熬的汤可以医治高血压。由于药价太贵,为了省钱,潘兰珍就去弄了一些蚕豆花,熬给陈独秀喝。5月10日上午,陈独秀喝了这种汤后,感到腹胀难受,一夜未能睡好。此后肚子时好时坏,5月17日在上厕所时,陈独秀晕倒在地,苏醒后浑身冒冷汗,并开始发烧。5月22日陈独秀再次晕倒,经过抢救才苏醒过来,但病情并没有好转,却不断加重。5月25日,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对一直陪伴自己的好友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并嘱咐自己的书稿和后事由何之瑜、三子陈松年等处理。5月26日,包惠僧的妻子来看望陈独秀,包惠僧与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期就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在弥留之际,陈独秀对包惠僧的妻子说:“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听到消息,包惠僧次日便从城里赶来,但此时陈独秀已处于昏迷之中。1942年5月27日晚上9时许,陈独秀没能睁开眼睛见一见专程从重庆赶来看望他的包惠僧,便离开了人世。
对于陈独秀的死,笔者以为,董退思的感言十分中肯深刻:“一般所谓革命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唯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滔滔天下,能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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