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林炮手视频:建国初毛泽东刘少奇分歧原因考析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前后围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重大问题上，产生了诸多的分歧。梳理这些分歧并进行理性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对理解共和国曲折发展的历史，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建国前后，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及相关问题的理解和实践上，这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认识上的诸多分歧是在大原则和大方向一致前提下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本文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分歧产生的诸种因素进行剖析。
　
　　一、根本原因：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的某些局限性
　　
　　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是一个前无古人、极为艰难曲折的尝试，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贡献，但由于既没有经典作家的理论作依据，又没有现成的模式供参考。这一方面对理论思考提供了一个自由驰骋的舞台，也在实践中增加了步入误区的可能性。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两位历史巨人对诸多经典作家从未论述过的全新问题，进行了可贵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出现认识上的波动和方针政策的前后变化甚至矛盾。

　　（一）关于两个革命阶段转变时间衔接的模糊性

　　新民主主义理论开宗明义：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即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对于两个革命阶段之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间断限表述非常模糊，并没有明确是立即转变还是先建设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进行转变。就当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年日用”、“限制”的政策看，是要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就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政策看，似乎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理论本身的自相矛盾导致了建国初毛泽东和刘少奇认识上的分歧。建国前后一段时间，两位历史巨人对于先进行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待各种条件齐备时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毛泽东根据建国后的新经验、新情况提出了一个认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从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而刘少奇仍坚持中国先建设15 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等各种条件成熟再一举到社会主义，提出了“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① 的思想，“它的基本含义包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萌发；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以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② 。其基本着眼点，就是要充分利用城乡私有制经济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立巩固的社会主义基础，有一定合理性。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实际情况适时地提出的大政方针，它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刘少奇心悦诚服地统一到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上。从研究问题的视角看，刘少奇的观点源于毛泽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及时修正。今天看来，如果能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初设想，经过15 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再充分利用诸多行之有效的过渡步骤和形式，就会克服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过急、过粗、过快以及所有制形式过纯的弊端，大大减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遗留问题，加速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背离

　　主要矛盾确定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能否带领全国人民正确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关系到国家能否发展、经济能否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的根本性问题。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分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理论的一块基石。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同时又承认经济建设是当前的主要任务，造成了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之间的脱节，由此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时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也与两个革命之间转换的时间模糊性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要立即实现革命的转变，则应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果等待时机成熟再进行转变，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毛泽东陷入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以至在实际工作中摇摆不定。刘少奇在对待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则随着实践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1 949 年7 月，刘少奇以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的身份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指出：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刘少奇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先进行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等条件成熟后再实行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的认识基础上的。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以及国民经济的完全恢复与发展，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出于种种原因，刘少奇又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客观地说，建国初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上有偏误，在《 毛泽东选集》 第4 卷出版时，加上了“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这一限定词也说明了这一点。以后的事实说明，这一误断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错误的主要矛盾和正确的主要任务的二元化”，严重迟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反复

     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有过多次论述，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毛泽东认为将来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是既有资本主义因素，也有社会主义因素。1 939 年，他在《 五四运动》 中指出，民主革命完成后，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或曰“民主主义社会”。这里的表述还不够清晰，后来在《 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 中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同时又把它比作镂梯”，说它是暂时的，过渡的”, “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④ 。意谓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中共七大上他仍强调说，蒋介石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而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然而在1 948 年9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的认识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说：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是渐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没有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因而把新民主主义经济重新界定为牡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⑤ 。刘少奇对此作了更充分的发挥，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认为“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 “即准备进入社会主义。”鳞妻国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批评“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赞本主义民主秩序”，为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社会性质如此重大问题没能科学界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天折的深刻根源。

　　二、直接原因：对经典作家理论理解上的差异

　　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行动指南，但由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以及开拓者本身的思想差异，造成了对经典作家理论的理解产生了歧义。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解上有差异。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决定作用，但马恩晚年也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东方落后国家只要吸收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列宁对此作了独创性理解：“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了熟这其中蕴涵的方法论价值是巨大的：社会的发展与演进除了生产力这一最根本原因外，还受政党、阶级、群众、领袖、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问题上也面临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国还不充分具备搞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条件，另一方面，严酷的国际环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却要求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两位领袖对此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毛泽东抓住了历史提供给中国的机会，及时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当然，在成功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也留下了许多可供总结的经验教训。

　　其次，对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不同理解。列宁本身的认识和思想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对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小生产自发势力看得很严重，曾试图让苏俄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因此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实践中遭到挫折，1 921 年后转而实行渐经济政策”，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经济。毛泽东刘少奇对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都十分重视。事实说明，毛泽东比较注重列宁1 921 年前的论述，夸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急于在短时期内让资本主义绝种，叫“小生产也绝种”⑧ 。然而他对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缺乏全面而准确的理解，认为社会主义主要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迅速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刘少奇主要受列宁1921 年后的思想影响，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文明成果，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能够战胜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极重要的保证。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合作化问题论述的不同认识。由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他们对如何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理论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合作经济的基本形式是：在不剥夺小农的基础上实行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集体劳动的洪耕制”。列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度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适时地提出了渐经济政策”，提出了通过商业合作社、利用商品经济的关系引导把农民组织进来的设想，发展了马恩的理论，但没有说明具体的合作经济形式。斯大林强调“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的集体农庄的合作社”⑨ ，实际上违背了列宁的初衷。经典作家的不同论述导致毛泽东刘少奇对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模式上观点相同，即土改后通过合作社道路引导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但对实现目标的条件和具体途径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在实现条件上，毛泽东主张先合作化，再机械化，消灭富农经济，走以改变农民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刘少奇认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要以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为前提条件，即不能过早地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通过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实现了工业化后，才有可能实施农业集体化。在具体途径上，刘少奇主张从供销合作社入手引导农民集体化。这种合作社主要是指农民的商业或供销合作，从流通环节上把农民组织起来，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提倡的合作社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唯一的任务是在经济上为社员服务”⑩ ，毛泽东主张农民通过生产合作逐步改造个体经济，最后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走通过改造了的斯大林式集体农庄的道路。毛泽东从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观察问题，有过分夸大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偏差，刘少奇不从工农业的相互关系，只从农业生产力自身的状况来看待农业合作化是否必要，过分强调了以工业化、机械化为前提来实现合作化，也失之片面。实践证明，尽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避免了苏联集体化时农村经济的巨大震荡和带来的巨大破坏。如果能按毛泽东提出的总体设想，同时吸收刘少奇思路中的一些有益思想，把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商业合作社结合起来，一定会促进农村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更大的发展。

　　三、内在动因：对新民主主义实践中种种困难与问题导致对资产阶级的不同态度在

　　经济落后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大问题。建国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基本一致，即年日用”和“限制”。但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私营工商业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几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复杂的商品经济，在其发展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由于竞争而产生的某些利益冲突，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土改后农村产生的贫富分化现象，部分农民“中农化”趋势等，尤其是“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的本性，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以及少数资本家令人发指的饭毒”行为等，使毛泽东过分严重地估量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逐步把原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利用私人资本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方针改变为策略性方针。因而明确提出了改造、消灭的政策，为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刘少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个思想观点。依据我国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把鼓励私人资本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项长期方针看待，并在“天津讲话”中，提出了赞本家是个生产力”⑨ 的观点。这是刘少奇从中国资产阶级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视角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同时也指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中国经济发展全寄托在私人资本主义身上，一种是过早过多地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只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才能保证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最后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刘少奇这一观点也是基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长期性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对资产阶级作用的不同认识，相应地导致了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断。两人的根本分歧在于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不同。毛泽东主要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对资产阶级更多地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而采取策略。刘少奇更多地从经济视角来看待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现在看来，尽管当时公私矛盾和公私冲突有上升的趋势，但还没有尖锐到一定要消灭的程度。把少数不法分子的违法活动看作是整个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不妥当的，过早地把资本主义成分赶出中国的经济舞台，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四、外部动因：对建国初期国情判断的不同走向

　　正确把握我国解放初期的基本国情，是制定建国后发展战略和一切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刘少奇对我国国情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因此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他说：“总而言之，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⑩ 现代化经济十分薄弱，生产力水平很低。因此，建国以后还必须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和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的条件。1 948 年9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郑重指出：“过早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他还强调：“直到现在，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很低的。他们还很穷困，他们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这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现的最基本的任务。”⑨ 因而我们泌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事业。这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才能实现。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我国国情的判断也是科学的，可是，随着建国后各项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使毛泽东感到向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历史时机已经成熟，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国初期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都有了很大增长，而且逐步取得了较大的优势，就经济方面而言，社会经济改组与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取得了巨大胜利。国营经济日益强大，到1 952 年，我国不但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已经有40 ％左右的农民加入了互助合作组织，有一半左右的资本主义工业被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成为对个体农业、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和最初步骤。“过渡时期总路线对三大改造的规定，可以说就是对这些步骤的承认、延伸和进一步发展。”⑨ 政治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全国确立并基本得到巩固。但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政治化民主化进程还很漫长，毛泽东对我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状况以及由此给向社会主义过渡带来的种种特殊困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这种缺乏坚实物质基础的冷面进攻”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五、个性因素：毛泽东刘少奇思想特点迥异
　　
　　毛泽东刘少奇思想差别较大，“刘的政治是以策略的灵活性和战略的原则性为特征的，毛的政治是以战略的灵活性为特征，· · … 长期以来，他的政策既直截了当又前后矛盾。”⑨ 毛泽东思维活跃，变化较大。他密切关注现实，随情况的变化特别是政治力量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步署。在他身上体现出鲜明的坏断革命论”精神。周恩来在解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时说：“毛主席指导工作有一个原则，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新的任务。”① 刘少奇思想相对稳定，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作灵活性的改变和调整。他始终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放在最突出的地位。而毛泽东却陷入了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二元论中不能自拔；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刘少奇始终如一，而毛泽东前后变化较大；毛泽东强调通过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则反对在变革生产关系上的“急性病”，主张循序渐进；毛泽东主张运动形式是发展生产力“迅速有效”的办法，刘少奇则主张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们二人思想的不同特点还决定了他们对新民主主义的构想在原则、方向上大体一致，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毛泽东思考的重心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上，而刘少奇思考的重心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上。由于二人思考的重心不一样，他们后来的理论发展走向也就有所不同。毛泽东更多是从政治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与贫富分化的矛盾、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主义追求的矛盾，时刻担心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及农村贫富分化的危险现象会危及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党的领导地位，因而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则站在生产力的角度，认为中国的生产力低下，只有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使人民生活富裕。今天看来，毛泽东提出的工业化道路是从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巩固社会秩序和捍卫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考虑的，有着巨大的历史合理性，表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历史责任感，但却脱离了人民生活水平落后的现实。而刘少奇的工业化道路更多的是从经济发展本身出发，符合经济学原理，但未必符合刚独立的新中国的国情。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兼顾政治因素，其决策才更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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