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观音专卖:汪伪特务大本营 “七十六号”魔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06:40:49

   七十六号魔窟

作者:南国生 编著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和讯读书

 

一 汪伪特务大本营

    上海租界西极司菲尔路是一幢花园式的洋房。它的东邻和对面,也是两幢大花园洋房。它们那蓝底白字门牌号使人与两侧华界白底黑字的门牌的房屋比较,立刻感觉到它的与众不同。原来前清时,有一个外国人在洋商那儿挂了号,经中国道台衙门登记认可,购买这块中国地皮。不久,这位外国人又把这块地皮转卖给了外国人,因而这块地不属于中国人所有。民国时期,这儿变为北洋军阀直系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陈调元的私宅。上海沦陷后,一度为日军占领,后来又给了汪精卫。

    沪西极司非尔路也极不寻常,属越界筑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筑起来的一条马路。因马路治安由工部局巡捕房管理,马路两侧治安则由中国警察管理,结果造成两不管,罪犯在马路上作案,只要逃入路旁弄堂,巡捕房就无权追捕了;反之在马路两侧犯罪,只要窜上马路,中国警察也只好干瞪眼。

    这幢花园式的洋房,就是上海人谈虎色变的“七十六号”。

    这里就是汪伪特务的大本营!

    汪伪特务也正是看中了极司菲尔路的特殊地理位置,才在这儿为所欲为。

    “七十六号”原来因门外的马路处于工部局巡捕房之下,无法设岗,全部戒备从二道门开始。汪伪接手后,立即进行了改造。原来的洋式二道门,被改为牌楼式,墙上开了两个洞,像两个巨大的黑眼睛,死死地盯着马路上的一举一动,里面架设着两挺机枪。二道门内东边,新盖了南北相对的20多间单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两边添建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电讯室。花园里的大花棚,改成了临时看守所,专门关押、审讯被抓来的人。中间是两幢主楼、东面一座主楼称为“高洋房”,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头目丁默邨、李士群等人活动的地方,一楼有会客室、会议室、贮藏室,电话接线室等,二楼则是丁默邨、李士群的办公室兼卧室。诡诈多疑的丁默邨,住房里虽摆着床铺却睡在浴室内。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浴缸上安放一张棕棚,早上起来,再把棕棚拿掉,使人不易发觉。三楼上开了两个房间,作“犯人优待室”,专关一些被软禁的“高级人员”。西面一幢主楼是三开间,两边是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走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新搭了一个玻璃棚,楼下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为一个大厅,再搭上一个讲台,算是“大礼堂”。其余的房间,则作为各处室的办公室。东主楼的侧面,还有一幢三开间的平洋房,驻扎着宪兵分队。

    除了“七十六号”之外,汪伪特工还强行占据了左侧的一条名叫“华邨”的弄堂。内有两层楼的小洋房20余幢,专供汪伪集团高级官员家属住宿。为了确保居住区的安全,他们将弄堂靠马路的口子封死,对外隔绝,另外在“七十六号”内右侧围墙开了一扇门,与“华邨”相连。

    “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戒备十分严密。内部在西邻“华邨”的尽头墙脚沿下,搭了一间木房,派几个小特务开了一间白面店;在“华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坟附近则开了一家杂货店,作为两个固定的上围“望风哨”。从曹家渡新康里起到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秋园附近,派小特务设置了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流动岗哨”,随时可与“望风哨”取得联系。

    “七十六号”特工部的大门,除了汽车进出,平时是不开的,人都由旁边的小铁门出入。共有4道门警,第一道是大门,常有一个班的警卫驻守,遇有紧急情况,随时都可增加。凡是与“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有来往的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可出入。证件是淡蓝色的,一面印有“禺始中学”与持证人的姓名、号码,另一面贴有持证人的相片。这一道关的活动范围小,仅仅局限于大门南道的几间平房。第二道门是警察总队宿舍附近的铁门。进了这道铁门,就可以直达丁默邨、李士群的办公楼,这是最机密最核心的地方。因此这套门控制得特别严,门口设有专门警卫,并有一本贴满相片的簿子,凡是有资格经常出入这道门的人,相片都贴在簿子上,并编好号码。出入时,要报出号码,门卫便依据相片簿验检后,再予放行。如带有武器者,一律暂存传达室,出来时再发还。第三道门是通往“华邨”的边门。因为“华邨”里住的都是汪伪集团中级以上人员及家属,门卫也很森严,也是采用相片簿查验证的办法。第四道是最重要的一道,那里是丁默邨、李士群居住的主楼。楼梯口有一道铁栅栏门,派有便衣特务警戒,即使持证件,未经丁、李的特许,任何人不得上楼。

    此时的警卫人员都穿着草绿色的制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一改过去那种黑色衬衫,胸襟敞开,帽子歪戴,口叼香烟,手掌里盘转着两粒弹子的流氓相。“七十六号”斜对面,设有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分机关。“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任何重要行动,必须事先得到“梅机关”的指示与同意。日本驻上海宪兵队总部派有以宪兵准尉涩谷为首的七八人长驻“七十六号”,“七十六号”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和“保护”之下。“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每天的工作情况包括所收集到的情报和拘捕的人数,都要报告给涩谷,由他转送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梅机关”。“七十六号”所使用的枪支弹药等武器,也都由涩谷等人经手,从日本宪兵队取来。连“七十六号”枪毙人犯时,都要由他们临场监刑……

    当然,“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活动也得到日本人保护,如在租界失利,则由他们出面保驾。这样,在日本侵略者的翅翼之下,“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便成了罪恶的渊薮,上演了一幕幕暗杀与恐怖构成的黑暗历史。

    二 始作俑者李士群

    “七十六号”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却是原国民党中统头子李士群。李士群为什么脱离中统而投靠敌人的怀抱,日本特务又为什么选中了他呢?

    李士群,浙江人,生于1905年4月24日,少时在本乡读私塾,20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入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读书,后留学苏联东方大学。北伐开始后,他投笔回国。在大革命高潮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后遭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李托人走通并拜青帮大流氓李云卿为师傅,才幸免一死。1932年他被国民党特务组织“调查科”逮捕,随即叛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的直属情报员,并与丁默邨等一道主编由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社会新闻》,攻击诋毁中共与其他反蒋刊物。

    1933年是李士群最为“倒霉”的一年。

    这年春,“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大麻子马绍武上任后,常常独断专行,看不起丁默邨、李士群。

    这天,马绍武又因丁默邨、李士群办事不力而破口大骂:“你们这些都是党国的饭桶!”

    李士群恼羞成怒,急欲发作,但“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克制住了:“马绍武,今天晚上我叫你看看饭桶是不是装的饭。”

    晚上,一弯月牙儿悬在高空,一团团的乌云,时常遮住朦胧的月光,天空和大地,远处和近处的景象模糊不清。

    马绍武手里拿着酒瓶,嘴里哼着刚才打麻将吃花酒学来的一首情歌,歪歪斜斜地走出广西路小花园弄堂。

    一双狡猾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马绍武。

    “哎哟”一声,醉醺醺地跌了一跤。

    一个黑影蓦地从墙角闪了出来,几乎在马绍武起身迈步的同时,一声枪响!

    这一声枪响结束了马绍武的性命,可也惊动了南京调查科。不久,丁默邨、李士群作为重大嫌疑犯为中统逮捕。李士群则在南京道署街监狱饱尝酷刑,后来在其老婆叶青卿——调查科上海区情报员用大批珠宝和自己的身体,贿赂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后才被放了出来,担任闲职。李士群既受皮肉之苦,又为命破财,还搭上了老婆的身体,对中统由此积怨至深。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李士群奉命潜伏下来,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七十六号。李士群更觉怀才不遇,深感自己在国民党中根基不牢,又没有靠山,出息不大,于是想改换门庭。其家女佣中有一日本特务立即引诱。1938年夏秋之间,李士群乘中统委派他新职之际,席卷全部经费,避开中统在广州的布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海防逃往香港,拜见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又把他介绍给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山做情报工作。这样,李士群开始了他在上海的汉奸生涯。

    日本特工利用李士群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上海陷落后,租界还在英、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日本人不敢公开活动。其二,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不断对日间谍汉奸暗杀绑架,日间谍急需国民党特务系统投诚人员,以便了解并捕获中国间谍网,执行“上海特工计划”和“以华制华”政策。其三,李士群与中统矛盾深。

    李士群与日间谍就这样因相互需要而结合在一起!

    李士群先拉拢收买了原国民党留沪人员唐惠民、章正范、刘坦公等一伙。但是李士群深知“钓鱼就要钓大鱼”,只有这样才会更使自己被日本人喜欢,于是他盯住了汪曼云。

    一个阴沉的秋夜,大块大块的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外面刮着风,风声像一个临死的人在呻吟,一阵骤雨鞭打着大自然的一切;树木痛苦地摇摆着,仿佛是沉寂了几个世纪的无人区。

    五六个黑影穿着雨衣,急急忙忙地从路的尽头走了出来。

    与此同时,一辆小伏尔加从对面急驶而来,在距离这群黑影3至5米远时,刺眼的车灯和手电筒一齐向他们射来!

    同时,“砰砰”几声枪响,穿雨衣的人一下子倒地死亡了三四个!紧接着车门咚地一声开了,一个日本宪兵走了下来:“汪曼云先生,我们等你多时了!”——原来这些穿雨衣的夜行人是汪一伙。

    汪曼云立刻明白:“自己受到了监视,今天此命休矣!”他用手枪与日本宪兵紧张对峙着。

    突听背后一声长笑,一个人忽地冒了出来,对日本宪兵呱啦几句,日本宪兵扬长而去!

    汪曼云马上拱手:“请问是哪路英雄!”

    来人答道:“本人姓李名士群!”

    汪曼云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与军统、中统特务都有联系,又是大上海“十大闻人”之一杜月笙的学生,难怪李士群打起了汪曼云的主意!

    可汪曼云毕竟老练得多:“李兄此番救我,该不是有所图谋吧?”

    没想到李士群并不正面回答:“堂堂一党部委员,还有老师杜月笙,却连租界一个小小宪兵都可奉命带人杀你,岂不可惜哉?”

    这下正中汪曼云心病:原来汪曼云一直担心自己在租界弄不好成为日间谍谋杀的对象,正急着向章正范物色一位日本特工搭线,以便将来可退可守,遇到日宪兵的麻烦,也可以解围!

    汪曼云仍没有摸透李士群的意图,他更害怕今晚是李士群设下的陷阱。于是随口又说:“可惜你李士群也是年轻有为,可投靠了日本人连手枪也没发给,老朽今天死是死矣,何足挂齿!”

    李士群直言不讳道:“因为中统、军统过去待我手下无情,我只有借日本人以报马绍武之仇;我很穷却不想卖命,只想骗上一个20万然后溜走。可汪老是有身份之人,当然不能像我这么随便;而且汪老您是有福之人,没料到今天晚上刚好被我碰见日特这次计划,可惜啊,我白跟随了日特一趟救了你的命,也很可惜章正范下午委托我李某之事,我也无能为力了!”

    这李士群后几句说得极为恰当:一是表明自己救他纯属偶然;二是受人之托又属必然。

    汪曼云没料到李士群这样直爽,他估计章正范与李士群肯定密谈而且取得成果,否则李士群不会冒死救他。于是也开诚而谈:“李兄救我一命,自然感激才是。只是此事太凑巧,我当怀疑。不过此间误会,还望海量。李兄无奈才投日本,这番苦心我自然会尽力向戴老板、陈老板(陈立夫、陈果夫)说明!”

    李士群立即表示:“谢谢汪老一片苦心。汪老托章正范之事,我已向日本大使馆?记清水董山说明,今后您只要抽空拜访他就行了!”

    这样,李士群、汪曼云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

    李士群也因此得到日特工的更加信任。1939年5月,在日本特工的指令下,李与汪精卫叛国集团挂上钩成立了特工总部,李士群操纵了特工总部大权。

    但是李士群仍不满足。他深深地懂得要在上海站稳脚跟,还得有更大的后台老板。于是,他终于又攀附上了杜月笙。

    经过1个星期的调查,李士群对杜月笙现状了如指掌:浦东高桥人,以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发家,成为上海青帮大头子之一。“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因镇压上海工农运动有功,被蒋介石委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议等职,“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杜与拜把兄弟戴笠组织上海别动队,5个队中有3个是其门徒担任队长,而后又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李士群看中了两点:一是与戴笠关系深厚,二是直接以蒋委员长做后台!

    事情往往说来就来。一天,李士群被清水董山拉去整理材料,忽然一阵电话声把清水董山招了出去。

    李士群不经意地翻阅着材料,突然,一份标有《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题目的材料跳入李士群的眼里,他急忙翻阅,文件详细记载了杜月笙的出生、经历及与黄金荣、张啸林,特别是戴笠的关系。李士群如获重宝,马上藏进了自己衣袋里。

    当晚,汪曼云来到李家,李士群拿出那份厚厚的材料,故作气愤地说:“汪兄,你看!你看!法租界纳税华人会秘书张师石也太没有良心了,老杜待他不错,他却把老杜出卖了。这份东西是他给日本人写的。我实在激于义愤,才把你请来。”

    接着,李又假惺惺地说:“我是因看不过张师石这种叛卖行径,才不管他与我们的关系怎样,把他的伪装剥掉,给你们看看。”汪曼云与章正范先后翻了一下小标题,粗略看了看内容。

   李士群便说:“文件太长,你们带回去吧!看过后原件退我就是,因为上面有日本人签字,一旦要时,还得归还。”

    汪曼云提出可否把原件带到香港去,给杜先生看看。李士群爽快地答应了。实际上,李士群正巴不得让汪曼云亲自拿这份日特材料,替自己请功。

    果然不出李士群所料,杜月笙托汪曼云在香港买了一只两面透明的金挂表和两套西装衣料给李士群。李士群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与汪曼云的关系,又大大加深了一层。

    李士群利用拉拢国民党的办法很快带来了许多好处。而这些活动,也一一逃不过军统的眼睛,一张网慢慢地向李士群张开了。汪曼云却救了李士群一命。

    1939年12月28日,马上要过元旦了。

    上海却丝毫没有节日的气氛,到处是墓地一般的沉寂。

    北美路(今东湖路)11号汪曼云家,正在招待一位不速之客——杜月笙的学生,军统上海区行动股股长丁松乔,他奉命执行暗杀李士群的任务,但不认识李。丁松乔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认识他,如有他的相片,请借我一用,没有,能否设法弄一张来。”

    汪曼云当即表示:“我与李士群并非深交,但他对我老师(指杜月笙)不错,人家把我们当朋友,我们怎么能把朋友出卖?再说手头也没有照片,也不好到哪儿去弄,实在无法效劳,请你原谅。”

    丁松乔当晚迅速离开了汪家。

    第二天,大西路67号,一个人从从容容地迈着方步走了过来。他头戴一顶黑色礼帽,金丝眼镜下,一双机智的眼睛不断地向左右扫视着,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摊位。一面白大布组成的旗帜:“测字看相”,在朔风吹拂下显得特别的醒目。

    测字先生不慌不忙地走到67号院西边69号,这儿是一幢高大的楼房,69号与67号之间一堵高墙成了两所房子的天然界线,测字先生摇了摇头,又慢慢地踱到东邻,这儿是一大队美国军队驻沪兵营,门前两个美国兵正威风凛凛地站岗。测字先生急忙走回来,在“七十六号”正对面“云飞”车行数十米长的围墙下,摆开自己的生意桌。

    没过5分钟,只见从67号楼楼梯转角处,一个保镖走了出来,来到测字桌前。

    “先生,您要测什么字?”测字先生手拿一柄扇。

    “字倒不测,只是先生要工作,不妨请到对面房子里算一卦如何?”

    测字先生忙收拾起道具。突然,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隔着保镖的口袋顶在测字先生的腰上!

    “先生要测字,也不需到处转啊!你倒是应该请我看看你的相才是!”

    测字先生立刻吓出一身冷汗,转身便走。

    这测字先生便是丁松乔!这保镖便是李士群的得力保镖张鲁。

    李士群呢,透过二层洋楼上的窗户,笑出声来!

    原来丁松乔一离开后,汪曼云便打电话给李士群,李士群即早作了防范!

    更为重要的是李士群狡猾得很。他把大西路67号作自己的住址,西邻69号住的是不法商人,经济汉奸谢筱礼,无须防备;东邻65号的美国人谁也不敢惹。而67号对门则是围墙,行人无法躲藏,心腹张鲁则在设立的瞭望哨上监视一切!

    这样丁松乔无法下手,只能围着67号转。这桩军统的暗杀案,亦因此告吹。

    三 丁默邨后来居上

    1938年底,随着汪精卫的“艳电”发表,汪日加紧勾结,上海被看作“和平运动”中心。清水董山开始试图让李士群从情报部门转向特工行动。李士群感到飞黄腾达的机会到了,可是自己地位与声望不足以在蒋特务圈中有号召力,他脑袋骨碌一转,一个人忽地闯进了他的脑海——丁默邨!

    丁默邨,1903年生,早年加入革命队伍,后投靠国民党。3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进行特务活动。1934年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处长,与戴笠、徐恩曾相当。抗战爆发后,因贪污中共大叛徒张国焘的招待费,被戴笠告了一状。从此日薄西山,百无聊赖中到昆明养病。李士群深知这个曾是他的上司的丁对权力的梦想,于是经日特工同意,派丁的同乡翦建午专程把丁接到上海。

    李士群一见到丁默邨,就毫不掩饰地说:“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乱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誉不名誉,我已经和日本上挂上钩,决心当汉奸了。”说完便掏出一支手枪和一叠钞票,朝桌子上一甩,接着又说:“怎么样?你愿意干,就收下这钞票开销,我们一起干,你仍然是我的上司,一切听你的话行事;不干呢,也不要紧,我李士群是汉奸了,丢了你的面子,你就拿这支枪打死我。”

    李士群这一招“激将法”果然奏效,丁默邨终于上了“贼船”。

    1939年2月初,丁默邨、李士群在重光堂拜会了因南唐北吴计划陷入困顿的土肥原贤二。

    为了摸清丁、李究竟有多大本事,土肥原对着他们俩问道:“丁先生,中国人的暗杀活动太厉害,请问你们如何采取措施防范上海的恐怖活动呢?”

    丁胸有成竹,微微一笑,滔滔不绝:

    “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在幕后指使凶手进行现场活动那些家伙,毫无疑问,这就是重庆特务工作的蓝衣社地下组织。要取缔这些恐怖活动,必须粉碎敌人的特工组织。单靠日本军警抓几个恐怖分子是不解决问题的。”

    土肥原的助手马上又问:

    “依你之见,又如何粉碎敌人的特工组织呢?”

    丁不假思索地接口道:

    “我认为当前应该做的有两条,一条是迅速建立自己的特工组织,二是查清上海滩上所有抗日团体的成员关系及情况。”

    “何以见得?”土肥原兴致勃勃地追问。

    “其一可能以硬对硬,以牙还牙。中国有句古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此也。其二则有利于我们利用矛盾,吸收成员,对不利我者,则一网打尽之。”

    土肥原很有兴趣,又话锋一转:

    “试问你对这些工作做了些准备没有?”

    丁默邨朗声道:“本人今天特为此事而来。请长官仔细看看。”

上一章

   土肥原一看,正是一份由李士群调查编制的《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内容包括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其下属党部,国民党主要特工组织蓝衣社、CC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及多种抗日团体等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力量、经费来源等。还特别介绍了军统局的情报网络。这是日本方面无法搜集到的。另一份材料是由丁、李合作制订的《上海特工计划》,这份计划以获取日本经费、武器援助为前提,详细写明了这个特工组织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工作据点设置、行动队的组成、经费的使用、情报活动的开展以及反谍报的方法等。这两份材料使土肥原对丁、李的能力不再怀疑,大加赞赏。

    土肥原接着问道:“你们工作有何困难?”

    丁说:“缺少经费,这样就没人为我们卖命!”

    几天之后,30万元运进了大西路67号。塚本大尉和中留少尉分别来到上海专门负责与丁、李联络。2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长影佐祯昭给土肥原等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训令决定每月贷30万日元,借枪500支,子弹5万发及炸药500公斤,从而稳定上海局势,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有了钱、枪、日本人,丁、李于是大干起来。不久之后,扬杰、张鲁等“七大委员会”,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和军统成员蔡洪田、王木天、马啸天、谢文达等国民党上海组织一些成员先后参加进来。吴四宝等一批地痞、潘公过等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也吸收进来。

    丁、李终于建立一个罪恶的“七十六号”特工组织。

    四 周佛海“下海”入“关”

    现在轮到丁默邨策划了。

    丁默邨比李士群在官场上混得有经验得多。如今,他也面临起李士群同样的问题:“自己的名气也不怎么样,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依靠,还得找一个人作政治靠山。”这时,汪曼云的建议又响在耳边:“为求事情成功,最好接上汪精卫!”

    “可是怎样才能与汪精卫联系呢?”丁默邨似睡非睡斜躺在转椅上:“哎!当初在《社会新闻》时,怎么糊里糊涂地大骂以汪精卫为旗帜的改组派呢?自己虽然帮助陈立夫、陈果夫中统搞垮改组派,如今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恐怕汪精卫对我们成见很深啊!这人世真是难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时谁也没料到今天会去求他呀!”

    丁默邨想到这里:“必须找一个汪精卫系统里的人投石问路!”一个主意冒了出来!

    “找谁呢?”丁默邨睁开眼,茫然在办公桌里翻来翻去,一封香港来信在他眼里一晃,丁默邨猛地一沉:这不是周佛海写来的吗?对,周佛海!

    丁默邨对周佛海太了解了。早年他曾是中共“一大”领袖之一。国共合作期间,周投奔了蒋介石,自此之后随从蒋介石,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少将秘书兼政治部主任逐层升职到代理宣传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处副主任。当然,丁默邨最感兴趣的是他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任过要职,自然与军统、中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现在与汪精卫同处香港,共唱“和平”之歌。

    丁默邨真是煞费苦心。他找来找去终于找到和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很熟的特务翦建午,于是急忙特派他去香港。但翦带来的消息很令丁默邨失望:原来汪精卫“艳电”发表不久,香港发生了“军统特务刺杀汪精卫未遂案”。周佛海如惊弓之鸟,对重庆和上海人戒心很深。周妻也同一鼻孔出气,支支吾吾地打发走了翦,连周的地址也没告知。

    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1939年5月3日,汪曼云即将取道香港去参加蒋介石在重庆浮国关(今复兴关)主办的第二期“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

    丁登门求见。人未到声先到:“去重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忘了老朋友啊!”

    “说哪里话,大家都是老朋友嘛!”汪曼云哈哈一笑。

    丁掏出1000元钱放在汪的旅行袋里:“这点东西微不足道,略表寸心。”

    汪急忙推辞一番,拗不过丁,只好说:“如若有什么事叫我顺路处理,就请开口。”汪笑眯眯地把钱收下。

    丁接口道:“你我相识这么久了,理应彼此相信,今天我就是来以自己诚心请你加入我们的组织的。”丁一边说,一边掏出两张铅印表格:一张是志愿书,一张是誓词。

    汪曼云的脑袋飞速地旋转起来:“眼见国民党节节溃败,暗杀多如牛毛,自己恐有不测,而这丁、李组织要比以前强大得多,何不来个脚踩两只船,多几个羽翼保护呢?”

    汪爽快地一一照办。

    丁默邨见鱼儿已经上钩,拉着汪曼云的手:“你这次赴渝,途经香港,必与周?海见面。你们是熟人,我有一封亲笔信,请转交给他,代向他问好,并说明我的情况!”

    几天后,汪曼云在九龙约道5号住址,见到了他的老熟人周佛海。

    周佛海很是吃了一惊,他没料到丁默邨会先于他投敌,而且已经拉起了特工队。他忽地觉得自己又落伍了。他看了看汪曼云:“这几个月一直有日本人问我,丁默邨与您有何关系?我总觉得很蹊跷。”

    汪颇为得意地说:“情如兄弟,来之前还送我远行呢。”

    周佛海又是一沉:“很久没去上海了,这世道变化叫人难以相信,连堂堂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也如此,我还呆在这儿干啥!”想到这里,周佛海说:“上次翦建午来港,招待不周,还望你回沪后消除误会才是。”

    汪曼云是聪明人,一听便知周佛海已经下“水”。于是他一语双关再次强调了一声:“佛海兄要审重考虑,汪精卫那边,还得靠你这个能人啊!”汪曼云随即起身告辞。

    周佛海比汪曼云心里更高兴:原来汪精卫为了壮大和平运动声势,正指令周佛海物色人选。周佛海没有料到坐镇九龙,上海却送来了一块鲜美的肥肉!

    六 狼狈为奸

    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汪在周佛海的陪同下,在土肥原公馆,与丁、李进行了会谈,两大汉奸组织终于坐在一起。

    丁默邨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10月份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

    二、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

    显然,这是一个很高的价码,周佛海、褚民谊等不由得面面相觑。汪精卫和周佛海等几个人走到另一个房间。

    汪精卫说:“丁、李的胃口很大啊!”

    周佛海接口说:“和平运动有没有成效,取决于上海和江苏,所以这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职责可大了,不能给这一部分人,可以使警察作为新政府的一个独立机关,人选由他们定。”

    汪精卫叹了一口气:“我也与你一样啊,试试看罢。”

    于是汪精卫走了出来答复说:“很高兴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因此,可以把警察行政从内政部分离出来,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丁默邨、李士群听完则走进了另一房间。

    丁默邨愤然说:“你他妈汪精卫算个屁,无一兵一卒,我丁默邨好歹有这些有胆有识的手下,才在上海滩打出名气,做个独立警察署,与现在不一样吗?”

    李士群说:“他们一般人马比你我的外交资历、威望都要高得多啊!如若不成,日方怪罪于我俩;或者谈判破裂,我们则有可能失去日本支持而被汪精卫吃掉,与其坐以待死,不如往而试之!”

    丁默邨默默无语。想起当年与戴笠同时显赫,如今戴笠不仅远远超过了自己,自己却连一个伪市长位置也捞不上,黯然神伤,只好妥协。

    汪精卫为了安慰丁默邨,向他许诺说:“8月份左右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还得请你与李兄务必做发起人啊!”

    双方在讨价还价中终于举起了酒杯!

    从此,这支日本侵略者扶植起来的汉奸别动队,就变成了汪伪汉奸的特工队。而丁默邨、李士群也的确不负汪精卫、周佛海的期望,为后来的汪伪政权的建立可谓效尽了犬马之劳。

    李士群等特务的大西路67号已不能满足特工队伍的需要只好搬到忆定盘路95弄10号的一座洋房,对外称“叶公馆”。不久,由于住处弄堂开停车不理想,不安全,由晴气庆出面,最后选定了开头所说的沪西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

    好笑的是,1939年8月,汪伪六届一中全会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务委员会”成立,周佛海任主任,丁默邨任副主任,李士群任秘书长。“特委会”下设“特工总部”,这样,周佛海把这支特工队伍从汪精卫与丁默邨等的手中夺了过去!

    汪伪国民党“六大”以后,敌特工总部有了很大发展。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时,有8室4处,有“行动总队”和“警卫总队”两支行动队,并且建立了不少由它控制的外围组织,势力伸向了上海的各个领域,还将魔爪伸向其他沦陷区,建立起诸如特工总部“南京区”、“杭州区”、“苏州站”、“青岛站”等。

    “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组织完备的特务机关,成为汪伪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

    1943年,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强抵抗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战,日本在中国战场陷入严重困境。“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也由于李士群之死,陷入了严重混乱。李死后,先后改名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保卫总署”、“政治保卫部”下属的“政治保卫处”,但都成强弩之末。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周佛海通蒋,蒋周合流,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昔日的大汉奸摇身一变,竟成了“抗战有功”之臣。周佛海为首的“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部”还是设在“七十六号”。于是,“七十六号”的大小特务,又纷纷聚集在周佛海、丁默邨周围,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曲线救国”者,重新投靠蒋介石。而当时负责所谓“肃奸”工作的军统局长戴笠,充分利用“七十六号”原班人马,抢夺胜利果实,结果闹出无数以奸肃奸、贼喊捉贼的丑剧!

    “七十六号”也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着同一角色,而在里面粉墨登场的人物,则永远地把自己留在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