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十二钗小说下载:荣耀的暗示（下）

中国地大物博的这一客观事实，使地中国人很容易有民族注意与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但是这样的情绪如果太高涨、太强烈，就会固步自封，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外国人没有什么长处可供中国学习。

——周恩来

一

1424年7月28日，永乐皇帝驾崩。他是朱元璋第四个儿子，明朝的第三位皇帝。他发动了一场推翻他侄儿建文帝的不光彩战争，将首都从南京迁往了北京，并派遣他的得力助手郑和——尽管他是一名宦官——进行了六次了不起的远行，最早的一次已是19年前。

那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船队有62艘9桅大帆船，每艘跨梁长450英尺，宽180英尺，至少3000吨的排水量。人员配备更加显著，17名正副使节，63名宦官官员，95位军事督道，207名旅、连级置换官，3位占卜师，128名医官，及26，803位士兵、厨子、管帐、翻译……他们全都受命于智力、体力、雄心皆过人的郑和，他当时不过32岁。

每次航行经常持续两、三年。漫长、单调的海上航行、交换货物、建立外交关系、学习语言、体验新食物、风俗，捕捉海盗，消耗了大部分时光，但远行的意义却从始终牢固——要将中央之国的威严与教化，带给蛮荒之地。

1424年的葬礼，像是对永乐皇帝支持的航行的最后褒奖。67个海外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7位国王，前来北京吊丧。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因为郑和的船队，才了解大明王朝的繁荣与强大的。

永乐皇帝的去世后的第七年，已经60岁的郑和进行了最后一次航海，它持续了两年，船队抵达了俄尔木兹、麦加和非洲东岸。但当他们1433年回到南京后，史诗般的活动嘎然终止了。新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对这项活动不再有兴趣，他们对于海上世界也充满了不信任，到了1436年，皇帝发诏禁止建造远航的船只，经验与技术开始遗失，那些为郑和制造过大船的世家们衰落了。至于那些熟悉海洋世界的海员们，发现自己无事可做，最没有出路的沦为走私犯、逃兵或是海盗……

六百年后，郑和的故事依旧充满诱惑。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吗？他们是怎样掌握那令人炫目的造船技术的？这些远航怎样改写了全球历史……

伴随着中国再度崛起，今日的疑问和往日的荣耀，都变得愈发醒目。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巨大的彩色屏风如同船桨一样划动时，令人想起了中国的海上霸权年代。但是这个辉煌的海上帝国，为什么能够如此彻底的转过身去，以至于四百年后，在到来的英国舰船面前束手无策，进而陷入螺旋式的衰退，几代中国人在深陷羞辱的泥淖，寻找各种方法摆脱出来……

如果对比年轻70岁的意大利人哥伦布的命运，郑和的遭遇更增加了令人扼腕的叹息。1492年从Canary Islands出发的哥伦布只有三艘船，最大的一艘排水量不足250吨，船员也只有88人。而且看起来，他不仅准备不足，而且方向不明，他最想去寻找的是中国与印度……

成就与毁灭的因素，似乎都埋藏在同样的地方。郑和依靠的是世界上最古老与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1800年前就以统一成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岁月里，尽管朝代更替，但是国家的形态却很少改变。皇帝既是权力也是礼仪的象征，学者、乡绅们充当道德与地方权力的捍卫者，农民们不断改进耕种的技术、拓展耕种的土地，手工业者创造出各种精巧的小东西，它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可以发动大批人员治理河流、铺设道路，建立邮政系统，它还创造了一套早熟的流动体系——科举制度将带来了稳定的社会流动，并将精英阶层牢牢的集中在国家权力周围，这些官员精英们同时还都是业余的诗人、画家与评论家，是一套高雅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这块地区土壤肥沃，劳动力充沛，人人都有兴趣追求此生的物质满足，一旦和平与秩序维持一段时间，繁荣就会在一两代人之后到来。但是它的弊端似乎也同样显著。国家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主导，所有人都被收编其中，专制日益强大，没有社会力量能和政治力量抗衡，从而产生出不同的声音和力量，它以压力来面对不满，从而经常丧失自我修正的力量。

郑和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央体制。唐朝消灭了可能与皇帝分享权力的贵族阶层，宋朝废除了宰相府，他曾代表官僚制度对皇权的抗衡，到了明朝的朱元璋，连省一级的官员也被特使取代了，他还利用廷杖这样的肉体折磨来摧毁君臣之间相对平等的道德关系，将之转化成主奴关系。而宦官的崛起，则正是为了填补官僚系统被削弱后的权力真空。

郑和的成就，是一个强大政权与一个非凡人物再好不过的一次契合。但是，一旦最高权力改变了主意，那么所有辉煌立刻变成了昨日黄花，当1477年另一位宦官试图翻阅郑和用过的航海图时，他发现所有资料已被付之一炬。在之后的三百年中，所有这些海上成就，都变成了一种缥缈的记忆。

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依旧像是托马斯·霍布斯笔下的混乱景象，没一个国家可能提供给他大规模的支持。但如果郑和想继续远行，他找不到任何支持者。哥伦布或许暂时没有机会，却也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能够消除他可能获得的机会。他向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国王请求资助，以实现他向西航行到达东方国家的计划。在一串拒绝后，西班牙国王支持了他，王后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资助他。即使他错误的美洲土著视作“印度人”，但这不妨碍其他后继的欧洲冒险者、开拓者、或是无耻的贪婪之辈，将这项发现转变成重塑欧洲的巨大力量。

二

历史的面目，经常随着人们此刻的情绪而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刻，儒家思想被视作中国进步的思想阻碍，但是当东亚奇迹发生后，它又被解释成巨大的推动力。人们也曾对中国往日的辉煌和灵活性视而不见，只贴上“东方专制主义”的标签。

而此刻，关于中国的情绪再次改变了，历史上不再是负担。曾经的荣耀，暗示了再度崛起的势不可挡。关于专制权力的指责与警惕也消失了，转而变成了新型的赞美——如果它能让这个国家创造辉煌，它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于是，在回望历史时，人们看到的是郑和那七次航行的恢宏气势，却很少看到那一面——为什么航行突然终止了，它为什么未能更大程度的改变中国与世界的面貌？

同样的问题也将发生在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康乾盛世，那真是一个繁荣的年代。人口增加了一倍，疆域拓展了一倍，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一种安定与繁荣之中，就像当时的作家蒲松龄所描述的：“屋鱼鳞，人蚁迹。事不烦，境常寂。”

繁荣与强盛程度拜三位精明强干的皇帝所赐。康熙、雍正、乾隆，把强大的个人力量与智慧，注入到日益强大的官僚体制中，国家的力量变得空前的强大，如果按照今日的统计的方式，它占据全球GDP的份额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比今日的美国更富有。

但是，这个强大的国家，为何在海上的挑战者面前束手无策了呢？它拥有那么多文人学识，却为什么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那些来自近代西方的科学与知识，为什么未能更早的刺激这个国家？

这些问题就像郑和的航行的突然终止一样，让人好奇——无比的强大繁荣，总是不可延续。仅仅用自足与傲慢，难以解释。它的失败因素，似乎同时隐藏在荣耀里。

清王朝继续增强的专制力量，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和平与秩序，重整了官僚系统，兴修了水利，更有效的应对自然灾难。但同时，它对于整个社会与思想的控制也加强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壮举之一《四库全书》，标志着知识分子的国有化，异端的声音被清除。整个社会，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前进，丧失了做出不同尝试、实验的可能性。在一个速度缓慢的静态社会，它可能维持很久，但倘若遭遇到完全不同的新环境，它会发现昔日的成就变成了一个巨大陷阱。

三

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往往是一厢情愿的空话。但对于此刻的中国，我的确感到国家的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再度加强——国家是权力、价值、审美、道德、金钱的源泉。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社会力量仍旧脆弱的可怜，它既然不可能与国家力量抗衡，也未能提供不同的价值体系。这同时也意味着大量新的可能性被扼杀，也意味着整个国家自我纠正能力的丧失。人们以为思维与行动的一致会创造奇迹，却经常忘记那只能是一次性的奇迹，创造力的源泉来自于不同观念的并存……

于是，历史中那些时刻很有可能再次重演——失败的种子正在辉煌的功绩的阴影中迅速生长。

注：本文的资料来源于魏斐德作品《讲述中国历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