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边辅料的用法:毛泽东咋五次盛赞习仲勋？

毛泽东咋五次盛赞习仲勋？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一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顾全大局，曾五次受到毛泽东的盛赞。
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毛泽东与习仲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5年，毛泽东对习仲勋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这算是对习仲勋之名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此前，1935年9月，思想极“左”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立即搞起了“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起来。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接着，毛泽东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事实表明，极“左”分子所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不成立，是一种陷害。调查结果出来后，毛泽东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习仲勋。一见面，毛泽东
十分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3岁。毛泽东和他谈了许多话。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头脑清醒、办事干练的作风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1936年，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负责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6年间，习仲勋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全面研究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解决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同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足见器重有加。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
，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7年2月10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与十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斗争，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大大挫伤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习仲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一起，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会议上刮起一股极左歪风。在所谓坚持
习仲勋生活简朴，永葆本色我先后两次给习仲勋同志当过长达20年的秘书。第一次是从1950年3月开始，我从共青团西北工委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习仲勋同志当秘书，一直工作到1964年。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党内的极“左”路线和康生等人的陷害，习仲勋同志被无辜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随后下放到河南洛阳，我则全家下放到山东济南。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分开了14年。第二次是1978年4月，习仲勋同志复出担任广东省委书记，重又把我调到他身边当秘书，直到1984年5月。我内心一直深深感激老首长对我的莫大信任和关怀。我的成长与他的言传身教、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同志21岁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36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5省党政全面工作；46岁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习仲勋同志表现了坚定的信念，超人的胆识和杰出的才干，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习仲勋同志都有过很高的评价，毛主席曾在许多场合表扬过他，建国前给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建国初又说他“炉火纯青”。
习仲勋同志是我的首长，是我心目中的好书记，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的几个孩子从小就亲切地叫我张叔叔，长大工作了，也依然叫我叔叔，亲如家人。关于习仲勋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披肝沥胆、日夜辛劳的许多往事，在一些回忆和纪念文章中讲得比较多，我就不重复了，这里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着重讲一讲习仲勋同志如何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家人，保持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感人故事。
心系群众 保持本色
习仲勋同志反对搞形式主义。不管是出国访问，还是下基层调查研究，他总是轻车简从，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和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我每次跟他出差，
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和勤务员。
1958年秋，他到陕西省基层视察工作，并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地看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彩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发现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做法，要求他们把欢迎的人群立即解散。这件事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1978年秋天，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当到了一个调研所在地时，当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就远远地在边境迎接，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这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习以为常，但习仲勋同志却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在广东任职3年期间，习仲勋同志无论开会、下乡，还是参加外事活动，坐的一直都是一辆小面包车，机关给他配备了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坐。他艰苦朴素的作风，给广东的广大干部作出了榜样。
习仲勋同志初到广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文革”结束才一年多，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还要筹划改革开放。干部、群众知道他曾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后来任省委书记的杨尚昆同志也在中央工作过，因此对他们二人期望值很高，当地老百姓戏说他们“吨位重”。我每天都要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有提建议的，有反映问题的，也有表扬鼓励的。1979年初，有一封群众来信指名批评习仲勋同志是“习以为常”，意思是他初来时劲头很大，后来雷声大，雨点小，政绩不突出。这封信要不要送习仲勋同志看呢？我犹豫了，最后觉得还是给他看一下好。他看了信，对我说人家批评得好，并说这种来自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鼓励这种敢于提意见的风气。不多日，习仲勋同志竟在
习仲勋视教子为天伦之乐
习仲勋夫妇和子女在一起，后排左一是习近平
习仲勋咋对待群众来信上访？当时任职国务院信访室主任、在习仲勋手下工作多年的马永顺老人回忆：1959年6月，甘肃群众不断来信反映当地缺粮严重。当月26日， 我把一封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一包当地群众充饥的食物经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看后交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当场毫无顾忌地掰下一块拿到嘴里尝了一下说：“这 哪里是人吃的东西！”第二天一上班，他即指定由我率领两名干部当晚出发去甘肃，会同当地处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甘肃省委采取了积极措施，从邻省调来了粮 食，群众严重缺粮的状况得到了缓解。
但当我一个月后从甘肃回到北京时，庐山会议结束，中国政治风向大变。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的一个负责人向习仲勋同志告状，说我们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指名要求送我回甘肃接受批判，此事被习仲勋亲自按下了，未予理睬。更可贵的是，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我本人，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我才知道。
反“右倾”运动愈演愈烈，马永顺本人所在的国务院信访室也受到严重冲击。一种观点认为：信访室反映阴暗面多，说明信访室自身思想右倾严重，应该作为国务院机关反右倾重点来批判。
结果习仲勋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表示：信访室工作性质，就是要反映工作中的“一个指头”问题的。信访室得以安然
过关。
马永顺记忆深刻的另外一件事是，1961年初，有的地方扣押群众来信，追查、打击、迫害来信和来访人的现象比较严重。刘少奇主席做了详细指示，要求 必须加强信访工作，严禁打击报复。2月8日，习仲勋在国务院召开信访会议，他指出：“信访工作必须加强，要研究一些改进办法。”他指定中办和国办，向中央 起草一个报告来解决。
马永顺介绍，习仲勋工作作风的一大特点，就是按照客观情况办事，乐于听取下属的正确意见，办事效率高。
国务院成立时，会议很多，却没有专门负责组织会议的会议科。在召开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时，习仲勋提议秘书处兼管会议，例如农业会议，就由农业秘书来管，他主要考虑的是机构的精简和节约，以及办事效率。但是他同时也说了，先实践看看，有问题，再总结。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负责会议的马永顺发现还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会议科，有利于专业分工、专人负责。他把相关报告递上去后，习仲勋很快就批准了。
说到开会，习仲勋也是极其讲究效率，不喜欢“马拉松”式的拖沓作风，很多老干部反映，习属于那种“有事快报，无事退朝”的人，参加他主持的会议，效率高，人也不疲劳。
在马永顺的记忆里，习仲勋同志很注意工作方法，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
习仲勋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搞任何特殊化习仲勋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十分关心和爱护，但他不因他们在自己身边工作就特意给以照顾和提拔，更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为人民服务。几个工作人员先后离开他时，大多被分配到边远贫困地区，有两个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还有几位同志下放到陕、甘两省。
1979年，习仲勋同志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除兼任广东省省长外，同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此时，我参加工作已经有30年了，由于各种原因，还只是一个科长。军区其他领导可能认为我的级别同职务不相适应，为了便于联络工作，想给我在军区某部门安排一个职务。请示习仲勋同志，他表示不妥，没有答应。他就是这样，毫无私心，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对秘书一向高标准、严要求，从不封官许愿。由于我了解他的作风和品质，所以对他的决定我也很理解，至今无怨无悔。给习仲勋同志做秘书工作的同志前后有20多位，数我的时间最长。我对他忠心耿耿，非常尊重，乐于为他服务，他对我也很信任，用起来顺手。常说“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这是一句抽象的话。怎么忠？具体到我个人身上，那就是尽心尽力、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我的工作经历很简单，绝大部分时间是给习仲勋同志做秘书，为他服务是我一生的光荣。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因为习仲勋同志以身作则，严格要求，
所以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都严于律己，谨慎从事。“秘书工作无小事”，特别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秘书，必须慎之又慎，绝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他交代的工作，我一定要努力办好，不然就是失职。那时比较落后，科学还没有发达到办公自动化，一切全靠手工操作，效率低自不待言。打电话是手拨的，我脑子里要记好多单位、好多同志的电话号码，习仲勋同志要找谁，我立马接通。我的工作岗位不允许我有任何一点松懈和马虎，神经总是高度紧张。他去作报告，我事先准备好了讲话稿，明明记着装在文件袋里，但还是不放心，还要再检查一遍。我在工作中，有时难免因没有领会他的意图而出些差错，往往受到他极其严厉的批评，但都是中肯的善意的肺腑之言。
严格的要求往往包含着深切的关爱，我的同事们都知道，也都经历过。由此总结经验，我才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提高。1979年冬，江苏省亚明先生等几位书画名家应邀到广州做客作画，由省委出面接待。闲暇时我也有一点欣赏字画的雅兴，那时我若是求一张名人字画，应该是很方便的，但我考虑到自己是书记的秘书而没有启齿。可以说，在习仲勋同志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能自觉地时时处处严以律己，低调做人
习老去世已3年多了，我常常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觉得他离开我们越久，就越感到他的亲切和伟大，我敬仰他，怀念他，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发行数（12608）评论（0）-复制链接给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