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价格:毛泽东五次拟定接班人真相

毛泽东五次拟定接班人真相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在此期间，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多次选择接班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留下了诸多发人深省、引人反思的经验与教训。
　　抗战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选择了刘少奇

　　　　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后，最早选择了政治上高度成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刘少奇作为接班人。

　　刘少奇早年投身中国革命，曾在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回国后，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经受了遵义会议、长征、白区工作会议、瓦窑堡会议、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开辟华北和华中抗日战争局面等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实际上已经居于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成为毛泽东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后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

　　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在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返回延安休假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多次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以后，每当毛泽东休假、离京或出国访问，一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些，都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末，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挽救“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挽狂澜，采取非常措施，迅速解决当时面临的严峻问题，充分显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克服困难、掌握全局的大智大勇。

　　新中国建国初期同时选择了邓小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委员会主席，主持西南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赋予重任。根据毛泽东的推荐，邓小平很快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等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毛泽东选择的又一个接班人。

     从抗日战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邓小平先后主持过太行分局、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华东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长期担任一个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独当一面，积累了丰富的多方面的领导工作经验。就带兵打仗而言，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统兵一方，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从1938年开始，相继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一个大野战军的政治委员，领导过华北抗日战争，与刘伯承一起指挥过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要的战役战斗。

　　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除此之外，邓小平雷厉风行、办事果断、知难而进、勇挑重担、善于开创新局面的作风，也给毛泽东留有深刻的印象。就年龄而言，1956年邓小平才52岁，在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和实施与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十年内乱”初期选择了林彪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林彪的地位开始急剧上升。他先是靠毛泽东的信任和栽培，以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身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后又利用“十年内乱”，篡党夺权，被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为新的接班人。

　　“十年内乱”开始后，林彪与江青合谋，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整死了彭德怀、贺龙，整残了罗瑞卿，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纠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组成了一个以林彪为头子，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时而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煽动“天下大乱”，鼓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时而又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上演了一幕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斗的丑剧。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原则、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遭到践踏，党内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直到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异国。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进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益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出身农民，当过兵，务过工，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怀着个人野心扯旗造反而“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以后，又由于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发动所谓的“上海一月风暴”，搞乱上海而闻名全国。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

　　然而，王洪文擅长的是“冲冲杀杀”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靠“造反”夺权、登上领导岗位后，平日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经常和一班狐朋狗党为伍，过着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逍遥自在日子。初到北京时，他还能规规矩矩几天，登上高位以后，哪里过得惯整天开会、谈话、批阅文件、一熬熬上一个通宵这种苦日子，天长日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平日里，王洪文喜欢吸高级香烟，喝高级名酒，穿高档衣服，坐舒适的豪华轿车，喜欢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晚上坐着吉普车到飞机场的草丛中去打兔子，喜欢拿着高级钓鱼竿在“钓鱼台”钓鱼，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上半个通宵，整个一副旧上海滩十里洋场“阔少”的模样，就是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汇报，不喜欢批阅文件，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书报就“头痛”。

　　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上海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毛泽东还当面告诫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了党史上搞宗派都没有好下场的例子。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王洪文阳奉阴违，执迷不悟，继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经几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每次时间不长就被更换下来。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在上海滩“冲冲杀杀”可以“一呼百应”，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王洪文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76年初，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决定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逐步交给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使华国锋成为他最终选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具有在县委、地委、省委主持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到中央工作后在党政军领导工作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各方面都能够接受。因此，毛泽东最后毅然选择了华国锋。华国锋接班后，立即与叶剑英等一起，依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力量，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毅然决然的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但是，华国锋缺乏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远见，也缺乏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革故鼎新、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因此，华国锋成为结束“十年内乱”与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伟大转折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