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传奇:再谈鄂州铸镜中心的塑铸分工

再谈鄂州铸镜中心的塑铸分工

董亚巍郭永和李从明

(鄂州市博物馆)

Abstract

Based on studying various casting techniques of the mirrors withpattern of deities and beasts , unearthed in Ezhou,ranging from theEast Han to two Jin, this article showes the division of molding andcasting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f other kind mirrors’models of that time ,this article show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progress of casting technique and alternation of mirror’sgeometrical shape;And based on studying the Japan’s  mirrors withtriangular edge and patterns of deities and beasts ,the article putsforward that they were casted in Japin .

Key words: mirrorwith the patterns of deities and beasts;   mirror with triangularedge and patterns of deities and beasts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东汉、三国时期神兽镜纹饰的研究，认为神兽镜、龙虎镜、博局镜等一些具有文化艺术内涵的镜模非铸镜匠师所制作，而是专业从事镜模制作的工匠所雕塑。通过对新发现的一枚太平三年对置式神兽镜铭文的研究，认为在汉三国时期鄂州的铸镜行业中，塑模与铸镜是两个独立存在的行业。

关键词：              铸镜         镜模         雕塑

考古界及文博界大都只研究古代铜镜的型制演变，收藏界只研究古代铜镜的纹饰变化，研究古铜镜铸造技术的人本少之又少，更极少有人研究古代铜镜的塑模技术，以及塑模与铸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是古铜镜研究里的一个薄弱环节。都知道古代铜镜是从陶范中浇出来的，但翻范首先要有模，镜模从何而来？这是古铜镜研究的一个广阔的天地。我们认为，即然古代铜镜涉及到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系统研究古代铜镜首先当从塑模始。

当研究某一枚铜镜的年代学时，一般都会参考同类铜镜铭文中的纪年，如1956年9月在鄂州市郭家垴第10号三国墓葬中出土一枚神兽镜，其铭曰：“□□四年，造作明竟，可以照明，服者老寿，宜公卿，居□如此，乐未央”，但在此镜的八个方枚中又有纪年曰：“太平元年，廿□□□”；在一镜上出现元年及四年，说明此镜的模明显经过了改刻铭文。1976年在鄂州市物质公司征集到一枚对置式神兽镜，此镜直径纹饰及铭文与前镜分毫不差，经我们仔细核对，乃确认为一对同模镜^【1】，说明此镜当时铸造量较大；其镜模必然使用了较长的时间。如果按照铭文带中“□□四年”的纪年作为铸造年代的坐标显然有误，因此必须先研究铸镜前塑造镜模的工艺，才会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在东汉至三国时代神兽镜的铭文中，常能见到铸有某年某月某日甚至某时某人铸镜的字句。如在《鄂州铜镜》一书中第83页第188图嘉禾五年重列神兽镜，此镜1980年4月在鄂州市鄂钢七里界工地第5号三国晚期墓出土，直径13.2cm，其铭曰：“嘉禾五年五月壬寅朔五日丙午，太师鲍豫造作五帝明竟，玄湅章文，光耀昭明，服者宜官，远至侯王，女为皇，虞老优兮。”又如《鄂州铜镜》第141页294图的嘉兴元年对置式神兽镜，直径13.5cm，其铭曰：“嘉兴元年，太岁在丁巳，帝道始平，五月丙午，时加日中，造作明竟，百湅青铜，服者万年，位至侯王，长乐富贵，吉宜子孙。”从铭文的内容看，很容易使人认为，这些铜镜从头至尾都是镜铭中的铸镜工匠一人所制造。

如果说，西汉时期大量流行的日光镜、昭明镜为铸镜的工匠从制镜模到铸镜一人包到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制作这种型制的镜模十分简单，除铭文外，只剩下了几何形的纹饰，其制作的工匠不需要具备雕塑技能，只需要将湅制好的泥料安置在车陶器用的陶车上车出镜体的几何形状，用泥料将其翻成阴模，再用刀具在阴模上压刻出铭文及复线纹饰，原始镜模就基本完成了，继而可以翻范铸镜。这几种形制的镜背除几何造型外，再谈不上什么雕塑艺术，甚至还不如战国时代的四山镜蟠螭镜等那些具有复杂纹饰的镜种。

战国时代的铜镜使用率很小，只限于士大夫以上阶层的人使用，平民百姓一般用水鉴，很少有人使用铜镜。因战国时代铜原料被各诸侯国控制的十分严格，战争用铜的数量十分巨大，所以铜原料用于青铜兵器是各国的首选。各国士大夫以上阶层的人数有限，因此战国时代的铜镜数量并不多；使用铜镜的人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战国铜镜多数有纹饰。

西汉建立政权以后，奴隶制彻底结束，天下逐渐稳定，特别是经过“文景之制”以后，社会经济得以积累，平民百姓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又由于中国在战国时代晚期就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农具在西汉就已经开始普及，西汉时期国内已没有大规模及长期的诸侯之战，军队中所使用的剑、戟等兵器开始被质优价廉的铁料取代，战争大量用铜的历史基本结束。国家需要修养生息，人民需要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在公元前179年至前141年的38年间文帝刘恒及景帝刘启在位时得到了显著提高，此时民间可以自由采铜铸钱，铜原料首次可以大量用于民品的生产。《史记·平淮书》中记载：“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现今地下出土大量的西汉榆荚四铢半两钱，即是当时百姓自已铸造的钱，亦是百姓社会地位提高的见证。战国时代士大夫以上官吏才能使用的青铜镜，终于第一次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中国铜镜从发明至战国晚期也经历约2000年，由于铸造的数量有限，除战国时代的《考古记·冬官》中记载了青铜镜的合金成分外，再未见到文献记载铸镜事。由于西汉铸镜的数量大且较为普及，在与《史记》同时代的著作《淮南子·修务训》中，采用了铸造鱼肠剑及铸造青铜镜后的铸坯加工过程，来比喻人之初就如同钝剑砍不断物体，镜坯照不见人像，人生在世需要不断地学习及磨炼的道理，说明此时《淮南子》的作者所处时代的人们常能见到铸镜的全过程，并且对铸镜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西汉时期的平民百姓能使用青铜镜，其使用对象大范围普及，这对于中国铸镜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百姓使用的镜种，大多为日光镜及昭明镜，这是因为铸镜技术由战国时代那种高级工匠指挥奴隶的运作方式刚转入由自由民创作，其铸制技术还处于初始阶段；工匠们没有经过世代技术的承袭，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潮卷进来的新手。他们并不懂得雕塑纹饰，也可能不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不可能制作出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复杂的纹饰艺术的镜种，只需采取轮制法就可做出铜镜，这种制模方法属于机械式的方法；包括有些日光镜、昭明镜背的内向连弧纹，是用圆规分出来的^【2】，亦属于机械式的方法，不需要制模者具备雕塑技能。

日光镜及昭明镜的直径都较小，一般在10cm以下，其铸造方面的技术难度也比较小，因此，西汉时期普及到百姓家的日光镜及昭明镜甚至星云镜，重圈铭文镜、内向连弧纹镜等那些不需要手工雕塑纹饰的镜种，只要采用轮制法可以车出泥镜坯，再用圆规在镜坯上稍加作线定位就可作得的铜镜模，一般百姓是比较容易铸制出来的。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总是不停地在进步。武帝以后逐渐出现了草叶纹镜、四乳四螭镜、四乳四虺镜等新的镜种。至王莽时期，汉代的铜镜纹饰艺术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峰。较之过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这时铜镜的直径尺寸由西汉时普遍为12cm以下的小镜发展到16cm以上的大镜，甚至有些超过了20cm以上，如陕西出土有近40cm的西汉彩绘内向连弧纹镜。其二，镜背纹饰中机械式的几何纹饰骤然减少，随之而来的是采用了线雕、平雕及浮雕艺术的纹饰基本取代了几何造型，出现了以乳钉分区定位的镜种，如从三乳文带镜至七乳文带镜、四神博局镜、兽首镜等。如果说，武帝以前的那些几何造型的铜镜制作者可以由铸镜工匠一人从制模到铸镜全部完成的话，那么武帝以后至王莽时期新出现的这些镜种，一个铸镜工匠是不可能胜任的。

铜镜尺寸普遍的增大，是经过了春秋战国至西汉700年铸镜技术的基础，从铸小镜到铸大镜，对于每一个铸镜工匠而言，是有相当大的技术难度，并非在一个短期内想铸大镜就能铸得。对于每一枚新品种的镜背纹饰的制作而言，再不可能只用轮制法作得，它要求制模者必需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及相应的雕塑技能。以上这两条要求，对于几乎每一位铸镜工匠及每一位有传统文化知识的雕塑工匠都是不可能兼备的。从现在出土的铜镜看，当时即铸出了大镜，又兼备传统文化的艺术纹饰，说明这些铜镜是当时的塑、铸进行了社会分工的产物，即塑模的工匠不管铸镜，铸镜的工匠不管塑模。只有在这种明确的社会分工形式下，才可能创造出新的镜种。

铸镜与纹饰的设计、雕塑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工种。单铸镜技术而言，它包括选取土料、土料加工、制模^【3】、制范、烘范、配置熔炼合金、合范浇铸、铸后加工等数十道工序。其中许多工序有较深的技术及应变性，不是数年能够掌握的。我们专业从事古代青铜范铸技术铸镜20余年，虽千篇一律地操作，但常遇到新问题不好解决，深知其中技术的深奥。从而认定，古代的专业铸镜师一样会常遇到一些铸镜方面的问题。鄂州地处长江南岸，在东经114°32′-115°05′,北纬30°00′-30°06′，属于季风气候，由于一年四季变化分明，铸镜的许多工艺须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完全可以说，一年中每天都在考虑工艺的调整，否则就只能铸成废品^【4】。铸镜的工匠本已自顾不瑕，焉有时间去学专业性更强的雕塑技术。

对于雕塑镜模的工匠而言，首先必须要有艺术构思和较好的绘画功底，才可能炼就娴熟的雕塑技能，还必须精通中国久远的传统文化，熟读历史，了解远古传说，需使塑造出的纹饰形象所表达的意境或内涵让人一看便知。具备这种素质的人，不可能都出自那些铸镜工匠之中，而更多的则应出自那些与铸镜毫不相干的人群之中。如今一个有较好绘画基础的学生在美术学院上学需数年，毕业以后才有资格报考雕塑系，加上以前的文化课少算也需十数年的学习时间。汉代没有资格制度，市场的认可就是资格。如果你塑造的纹饰没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如果你雕塑的纹饰不耐看，市场就不会认可，你就没有了资格。艺术市场亦好比大浪淘沙，总是在不断地淘汰旧的艺术形式，接纳新的紧靠时代的艺术作品。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理解，西汉以后铜镜的生产已开始走向了市场化，并已开始逐渐形成了塑铸分工的局面。由于塑铸分工各展其华，才使得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将各种前所未有的新镜种制造出来。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它彻底结束了自商代以来至战国晚期那种青铜制品的制作权一直被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历史，结束了青铜镜纹饰一直照搬青铜器地纹的历史，使普通百姓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解放了禁锢在青铜镜形制及纹饰上的创作思想，按照人们的文化与物质追求将铜镜艺术逐渐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期。

从《鄂州铜镜》^【5】一书中可以看到，战国时期鄂州就铸镜，但直至西汉似乎还未具规模，但东汉以后的铜镜数量及品种猛增，直至三国晚期铜镜的数量及品种都有增无减。这说明鄂州在东汉以前有铸镜业，从东汉初年开始，这里的铸镜业逐渐发达起来，至东汉中期这里形成了江南的一个铸镜中心，其雕塑镜模的技术力量已经成熟，并开始铸制神兽镜。

鄂州管辖下的大冶铜绿山有着大量的铜矿产资源，从商代以来开采至今，因此，鄂州铸镜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随着东汉铸镜中心的规模扩大，这里形成了市场。铸镜的工匠逐渐增多，塑模的匠师也相应增多，铜镜的品种在西汉时期的日光镜、昭明镜等那些小直径的铜镜基础上，新铸出了四乳八禽镜、四乳、五乳、六乳、七乳纹带镜、盘龙镜、四兽镜等一些较简单的线雕形式的镜种，继而又出现博局镜、兽首镜、直铭双夔镜、画像镜、四叶八凤镜、神兽镜等从乳钉加线雕发展到平雕阴刻浮雕等艺术形式的镜种。这些镜种背面纹饰的设计及雕塑，只能为那些具备传统文化知识并具有娴熟雕塑技艺的工匠所创作，绝不是哪一位铸镜的名匠能够胜任的。

东汉以后，鄂州出现了龙虎镜及各种神兽镜等。这些镜种的背纹艺术已是比较高的浮雕，与四神博局镜、带乳钉的纹带式镜比较，其雕塑技术从线雕发展到高浮雕。即使到了铜镜艺术登峰造极的唐代，其雕塑技术水平也不过如此。

过去我们就曾认为在鄂州铸镜业中，塑模与铸镜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工种，因无文献记载又无实物资料证明，实属无耐。2002年我们在民间发现一枚三国时代的太平三年对置式神兽镜，此镜圆形，扁圆钮，圆钮座。纹饰区有六神四兽，其中两神对置坐于两兽之间，其余四神分两边对置。圆点纹外锯齿纹一周，铭文带中有45字曰：“太平三年，造作明竟，服者万年，师大朱仁李氏囗囗囗囗王孙朔(塑)，十三日囗者师朱武世造三湅明镜，吴有服者用兮。”直径10.8、边厚0.35厘米^【6】。太平为三国时代吴国会稽王孙亮的年号，太平三年为公元253年。此镜铭文中的“朔”为“塑”字的通假，如同汉代镜铭中的“羊”通“祥”、“单”通“弹”、“竟”通“镜”、“同”通“铜”一样，此镜铭中的“朔”在这句话里不可能为“朔日”之思，而应为“塑造”之意，因铭文中已明确说此镜是由…师大朱仁李氏囗囗囗囗王孙朔(塑)，再由…师朱武世造三湅明镜，并且说：“吴有服者用兮”是指此镜在吴国流行。

这枚神兽镜的发现，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说明鄂州在汉代的铸镜行业中塑与铸是分工独立操作的。铜镜固然有铜镜的市场，同时也有镜模的市场。雕塑镜模的工匠数量肯定少于铸镜的工匠，但铸镜工匠在选购镜模时一定会有个挑选的市场，根据自已的技术条件选购自已所喜爱的或能够铸成的镜模。如果没有镜模市场就没有了竞争，铜镜的纹饰艺术就不可能进步，更谈不上后代的铸镜高峰期了。

                                                                2003年2月9日于鄂州市博物馆

【1】鄂州市博物馆《鄂州铜镜》第87页图版195、196，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

【2】董亚巍《从汉代铜镜纹饰看圆规在制图中的应用》，《江汉考古》2003年4期。

【3】雕塑工匠作的原始镜模如同一面泥镜，没有浇铸系统，不能够直接用于夯范；这里的“制模”是指铸镜工匠将雕塑工匠作的原始镜模翻制成翻范用的整体模，翻制过程中只是在原始镜模旁加水口、冒口，而不需要雕刻纹饰。参看董亚巍《浅谈鄂州镜的塑与铸》《鄂州大学学报》2000年2期、日本《古代学研究》155期，2001年12月，及《鄂州铜镜·前言》，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

【4】董亚巍《从铅含量看古铜镜的铸造月份》全国第五届科技考古论文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

【5】鄂州市博物馆《鄂州铜镜》，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

【6】鄂州市博物馆《鄂州铜镜》第137页图版287，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