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 maryse:商周铜器纹饰技术的三个发展历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11:56:25

商周铜器纹饰技术的三个发展历程

1董亚巍 2周卫荣 3马俊才4万全文5王昌燧

(1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州4360002中国钱币博物馆北京100031

3河南省考古所河南郑州4500044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武汉430077

5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北京100039)

 

内容提要:

商周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发展脉络,主要体现在铸造工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纹饰技术上。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和纹饰技术的研究表明,其纹饰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自商早期至中期,大多采用范面上压塑纹饰的技术;商中期至西周,出现了在范面上堆塑纹饰以及纹饰的压塑、堆塑相组合的工艺;而春秋以后,则普遍采用单元纹饰范的拚兑技术。这三种明显不同的操作工艺,致使铜器表面留下了截然不同的纹饰特征。

 

关键词:   夏商周   青铜器    范铸技术

 

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青铜器皆为范铸工艺制造;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制陶技术逐渐过渡到用陶范铸造青铜器。陶器多为素面,即使有纹饰也非来自制陶工艺过程,而是颜料绘制或简单刻划,所以没有增加陶器的厚度。早期的铜器多为素面,只是将陶器通过浇铸过程换成了铜质,相对陶器更加坚固耐用,再不像陶器那么容易破碎。所以,夏代及其以前的铜器,不但器形简单,且多为素面。

商代以后,随着范铸技术的日臻成熟,逐渐产生了青铜器纹饰制做工艺。通过对中国古代青铜范铸技术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夏晚期已实现了“分型制模”、“分模制范”[1],且夏晚期至商中期的模多为素面。因此,在模上用泥料夯出的泥范,只是求得器物局部的几何形状,范面并无纹饰。

我们看到商早期铜器表面的纹饰,是在范面先起稿后再根据稿线压塑而成的纹饰;在范面压塑的纹饰是凹槽,铸成器物后纹饰成为凸起特征。商中期开始采用了纹饰的堆塑技术,在范面堆塑泥条组成纹饰,铸成器后纹饰呈凹槽特征。春秋以后,采用单元纹饰模制作单元纹饰范,然后在模上进行拚兑的技术,所以,铸成器后纹饰带或纹饰区中存在纹饰拚兑缝特征。下面,我们就这三种不同的纹饰工艺技术分别进行论述。

1、纹饰压塑技术

(图一)为1974年在河南郑州张寨南街杜岭出土的商早期方鼎[2],高100cm,现藏国家博物馆。此鼎的表面有乳钉纹及凸线式兽面纹,还有一些凸起的格子线条将纹饰隔开。此鼎的范铸技术及纹饰技术,均代表了商早期的范铸技术及纹饰技术的原始性与开创性。大型礼器的分型制模技术,首先是从最简单的制作方法开始,制作一个平面的鼎模,夯制4块相同的范,对合后就可铸成一件正方形鼎,有了这个技术的基础,才可能过渡发展到制作宽度不一样的模,从而铸出长方形鼎。在无纹的鼎模上翻范,翻出的是整块无纹的素范面;制出范后,用如骨针或刀类的工具在泥范表面画出方格,铸出鼎后即是凸起的格子线。这些凸线不是范逢,是在范面画出的起稿线,以计划纹饰区域。画刻出格子线后,用工具在方格内分别压塑出乳钉纹及兽面纹,因此,浇铸后除纹饰外亦留下了凸起的方格子起稿线条。由于纹饰是在范面手工操作,可以看到此鼎的乳钉纹排列不规整,亦可看到线条纹饰的对称性差,还可看到格子稿线有的不到头、有的有重叠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所有纹饰都高出器物的基体面。商早期开创的这种在范面手工起稿后压塑纹饰的方法,一直被使用至西周,其中司母戊鼎表面的凸线,也是与此鼎完全相同的工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起稿线越画越细,最后只能在范铸遗址出土的陶范面中可以看到,铸件上就难以看到了。

(图二)为盘龙城出土商中期偏早的斝[3]腹部的一组纹饰,即为斝一周的三分之一。该纹饰棱角分明,可以设想,这么直角度的纹饰没有拨模斜度,如果将纹饰塑在模上,夯范后,泥料会被夹死在纹饰与纹饰之间的直槽中脱不了模。商周礼器都采用“分型制模”工艺,被分开型的模只有礼器的数分之一,所以,夯制出来的每块范也只有礼器的数分之一外型,在数块范面分别用手工制作纹饰,不可能制作出的纹饰左右完全对称,这是商至西周青铜器纹饰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几乎无例外。其根本原因,是纹饰在范面手工制作造成的。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此斝腹部具有四个明显的纹饰压塑特征:其一,纹饰高出斝腹表面的基体面;其二,以中间兽面鼻梁为中心比较两边的纹饰,会发现左右对称性明显差;其三,纹饰区地张的表面光洁度,与纹饰区以外部位的表面光洁度相同;其四,纹饰区的地张,与纹饰区以外部位为一个基准面。这四个特征都说明同一个问题,即纹饰不对称说明手工压塑操作的不准确性,由于制范时范面用的是同一种面料,没有被压塑的部位即是地张,因此,地张的表面光洁度应与纹饰区地张部位相同,而纹饰皆高出斝腹基准面。这是商早期阳纹铜器纹饰的普遍制作方法,区别只是纹饰有宽有窄;另外,有管状工具直接在范表面压塑小圆圈的工艺也较常见。

(图三)为商中期兽面纹斝的腹部图[4],此斝现藏上海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腹部纹饰的凸起状况与盘龙城出土的斝一样为直角,如果将纹饰制作在模上,制范后毫无疑问也是不可能脱模。纹饰亦是高出此斝基体面,纹饰与纹饰之间的地张就是范面未压塑的基体面。此斝与盘龙城斝除型制的区别外,纹饰的区别只是由于此斝晚于盘龙城斝,纹饰压塑技术高于盘龙城斝,所以,此斝的凸纹相对高、纹饰面相对窄,但其纹饰的压塑工艺却是一样的。在此斝的纹饰面上,尚未出现凹槽式细纹,说明此时尚没有纹饰的堆塑技术。

商中期以后,随着工艺的发展与社会的需求,在纹饰压塑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纹饰堆塑技术。所谓压塑纹饰,是指在范面向下压出的纹饰,铸出的纹饰为凸起的阳纹;所谓堆塑纹饰,是指用泥条料在范面向上堆,铸出的纹饰为凹槽式的阴纹。商中期以后,往往在范面先压后堆,先在范面压出主纹,主纹一般都较宽,在压出的主纹宽凹槽中粘贴一些细泥条,铸成礼器后,其特征为凸起的宽主纹面上有凹槽式细线纹。除主纹外,用细泥条盘成雷纹贴满空白处,泥条与泥条之间的空隙,即是铸出的阳地纹。有了地纹、主纹及主纹上的凹槽式细线纹,即形成了商晚期和西周青铜器上的“三层花”。                                             

2、纹饰堆塑技术

(图四)为商晚期刘鼎的腹部[5],此鼎现藏上海博物馆。在此鼎的纹饰中有地纹、主纹以及主纹面上的凹槽式细线纹。此鼎的主纹,应是在范面压塑而成,在压塑好的主纹凹槽底粘贴细泥条纹,铸出后即为现状。主纹以外的地纹,则是在范面用细泥条盘成雷纹状粘贴到范面的,在地纹区中黑色部位即是在范面粘贴泥条的部位,绿色部位是泥条与泥条之间的空隙部位。这种在范面先压后堆的工艺技术,盛行于商中期至西周,所制作出的纹饰效果,即所谓“三层花”,因不同纹饰分别处在三个不同的高度,与商早期纹饰相比,“三层花”纹饰格外有层次感。

此鼎纹饰看似较为规整,仔细观察,可发现以扉棱为中心,两边的雷纹不对称,大小不同、宽窄不等、数量不一,甚至连主纹面上的凹槽式细纹也明显不对称。这些特征都明确显示,其纹饰是在范面进行手工操作造成的结果。由于手工操作的不稳定性及不准确性,才造成了纹饰大小不同、形状不同。

(图五)为2004年9月27日徐天进教授在铜陵的学术会议上讲解周公庙先周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此图为一块陶范的断面,范面粘贴的泥条是不规则的圆形,与范粘贴的面积小于泥条的直径。如果在模上塑制这样的纹饰凹槽,夯范时泥料会被夹死在纹饰凹槽脱不了模。这种在范面粘贴泥条的现象,是周公庙先周铸铜遗址出土陶范的普遍工艺,也是商中期以来青铜器纹饰技术的普遍工艺。

(图六)为1977年陕西清涧解家沟出土的商晚期双文簋局部[6],现藏陕西绥德县博物馆。此簋是以乳钉作为主纹的。这种纹饰不限于簋,在商晚期至西周的其它礼器上也常见到。作为主纹,乳钉是绕簋体周身360度均布的,每个乳钉都是以簋体中心为基点向外伸出,如果将乳钉固定在簋模上,毫无疑问,翻范后会因乳钉的散射方向造成“倒拨捎”而脱不了模。唯一的造型方法,是模为素面,翻范后在范面起稿后用锥形工具扎出锥形坑,因是向范面压出的型,属于压塑工艺,乳钉周围的线条纹为按稿线粘贴泥条操作得到的。由于圆形礼器必须分型制模,这就造成了范体只能是数块对合,从此簋纹饰中可以看到正中间有一条范缝,说明两块范是从乳钉外的方形地纹对角线通过乳钉中心对合,除这样可以制作出这种纹饰外,别无它法。显然此范缝线上的乳钉是两块范对合起来后才用锥形工具扎出的锥形坑,这样一块块范轮流对合制作缝线上的乳钉后,再整体合范、阴干、焙烧、浇铸成器。

(图七)为在殷墟铸铜遗址出土的商代陶范,此范的出土量较多,从形制看,应是铸过与此簋极为相似的器物。从右下角被铸件带走了范面纹饰的残破面上,可以看到清晰的起稿线,亦可看到范面上的纹饰皆为泥条按照稿线粘贴而成。在这块范面上,既采用了纹饰的压塑技术,又采用了纹饰的堆塑技术,使人

们可以形象地看到商晚期泥范的纹饰制作工艺。由于采用锥形工具在泥范上扎孔时,泥范面会随着受压变形,锥形孔一周会随着锥形工具向下塌陷,在锥形孔边缘粘贴一周泥条,就解决了每个锥形孔一周塌陷不一样的局面,使纹饰的艺术效果得到统一。这种在范面粘贴泥条制作凹槽纹饰的技术,还被应用在铭文的制作上;这种工艺的陶范,都出自西周以前的范铸遗址。如陕西扶风的先周铸铜遗址及洛阳北窑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都应与段墟铸铜遗址一样的工艺。  

3、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

春秋以后,发明了纹饰范拚兑技术。纹饰范来原于纹饰模,这种纹饰模面一般不根据器物的几何形状设计,而多是设计成方形、长方形、矩形等固定的形状供许多铜器通用。这种纹饰模只制作一个小面积的完整的纹饰单元,在这个单元纹饰模上可用泥料复制出许许多多尺寸相同、纹饰亦同的单元纹饰范;翻制器物范时,将这些提前制作好的单元纹饰范拚兑好摆放在器物模上,加入泥料,将这些纹饰范一起夯成整体范。

(图八)为山西侯马东周铸铜遗址出土的单元纹饰模,其规格为4×3cm[7]。在如此小的模上可以看到两组相同的纹饰,并可看到模缘上设计纹饰尺寸留下的起稿线。在这个模上可以复印出许许多多相同尺寸的纹饰范,用这些相同的纹饰范在模上拚兑纹饰带或大面积纹饰区,是春秋以后统一纹饰、提高工效最先进的工艺技术。

(图九)为曾侯乙编钟中一枚大甬钟舞部的纹饰,可以看到,以甬为中心的空带右边的纹饰排列整齐,犹如砌砖一样的单元纹饰拚兑痕迹;空带左边的纹饰排列方向却转了45度,这现象可以说明,此钟舞部的纹饰不可能来源于舞模,只能来源于单元纹饰范的拚兑。在拚兑过程中,单元纹饰范是可以任意方向在模上排列的。

这种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在春秋以后得到普遍应用,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几乎用于所有礼器的制范工艺之中。与西周以前的范面纯手工制作纹饰技术相比,春秋以后的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是划时代的技术进步。目前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青铜器群中,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此墓出土的65枚编钟中,除大甬钟甬部有错红铜纹饰外,其余舞部、篆部、枚部及甬部,全部采用了相同的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编钟上的这种单元纹饰,还被大量运用在编钟横梁架子的铜质构件、以及其它同墓所出的铜器上,从而铸制出纹饰相同而器型不同的青铜器群。这种单元纹饰模,在侯马东周铸铜遗址中有较大数量的出土。这种工艺技术,体现在许多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群中,只需制作出一个单元纹饰模,在此模上翻制出许多相同尺寸的纹饰泥范,用这些纹饰泥范块可以在各种不同几何形状的器物模上进行拚兑,由于泥范块硬度小,拚兑后缝隙很小,甚至在有些铜器上难以分清纹饰范缝。从工效角度看,这种纹饰制作技术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从工艺上看,高度统一了纹饰的质量与标准。这种规范的纹饰技术及制范速度,是商至西周的范铸工艺无法达到的。

结语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结束,青铜范铸技术的发展历经2000余年,从未中断,工艺技术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创新,其纹饰技术亦不断发展。上文所述,商早期采用了最原始的范面纹饰压塑技术,从而铸制出了直角凸起的纹饰,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纹饰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商中期在压塑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纹饰堆塑技术,在同一个范面上两种技术兼用,从而铸制出了“三层花”的纹饰效果,这是纹饰技术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春秋以后发明的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不但明显提高了工效,亦解决了青铜器群中纹饰高度统一的问题,这是纹饰技术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研究古代青铜器纹饰技术的发展,不但有利于青铜器型制的研究,也有利于青铜范铸技术的理解,有利于青铜器真伪的鉴定[8]。

参考文献与注释:


[]董亚巍周卫荣 万全文 王昌燧 董卫剑《论中国古代的青铜范铸技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2006年第6期。

[]《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第105页,朝华出版社1997年。

[]李桃元何昌义张汉军《盘龙城青铜文化》第98页,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10月。

[]此图摘自《中国青铜器全集·196页,文物出版社19967月。

[]此图摘自《中国青铜器全集·2》第29页,文物出版社19979月。

[]此图摘自此图《中国青铜器全集·432页,文物出版社19989月。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陶范艺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董亚巍周卫荣 万全文 潘路 王昌燧《论青铜范铸学鉴定古代青铜器》,《文物科技研究》2006年。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