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瓣网素材如何下载:行善也有行善的艺术 给陈光标讲两个故事

号称大陆首善的陈光标标哥到台湾裸捐，引起一片议论之声。财神爷陈光标驾临台湾随地撒钱，行事高调，张扬夸张，更遭到两岸媒体的不少炮轰之声。凤凰卫视《总编辑时间》的吕宁思先生就委婉的讽刺说，“把钞票垒的像墙一样，把现金堆的像城堡一样，恐怕不是做慈善应该有的方式”。首席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在《时事开讲》中也直言，不管本意如何，陈光标此举实乃破坏了长期以来大陆刻意打造的在台湾人心中的形象。

在台湾，陈光标高调宣称要出资兴建从厦门到台中的海底隧道，并说“台湾人不用出一分钱”，这样肆意的言论会给台湾人造成多大的不安全感，想必陈光标定然未曾深想。关于他的放纵言行对台海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阮先生早有高论，这里只说陈光标的行事方式和他所声称的慈善。

下榻台北圆山饭店，陈光标就此展开台湾“红包”之旅，曾在饭店外创下一次发放7万元红包的壮举。对于他的行事高调，台湾民意恶评如潮，媒体报道也是言带讽刺，不过陈光标本人对此倒是毫不避讳。在花莲出席公开活动时，终吐真言，说到“来到台湾散出去上亿现金，还不让媒体报道，这不是让我们哑巴吃黄连么？”此话一出，民意愕然，但这也确实符合陈光标的行事作风，不必大惊小怪。陈的思维其实倒也简单直接，以他自己的话说，“带着巨大财富死去，是可耻”。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名声可是可以流传百世的。散尽家财，如何散，散给谁，都不重要，曝光度和出镜率才重要。在邓丽君墓前流泪献唱，在花莲身着西服大秀少林功夫，置身份地位于不顾行此夸张之举以飨大众，陈之所图，惟一名耳。

有人爱名，有人爱财，各有各的喜好和活法。有人弃官从商，也就有陈光标这般惜名如金的人。这倒是让人想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颇具争议性的清末的大学士、一代帝师翁同和。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年李鸿章向朝廷申请60万两白银用于装备北洋水师，但主管户部的翁同和却以朝廷财政吃紧为名阻挠。但最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广东小商人李光昭，却以为颐和园工程进口南洋木材为名，轻松从翁同和手中拿走这仅存的60万两白银。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花银子打通各处渠道自然是必须的，不过使银子搞定了李莲英和庆亲王后，到了翁同和这关却遇到了麻烦。李光昭到翁府上献出10万两银票，但翁同和标榜清高廉洁，一尘不染，断然予以拒绝。

眼看此路不通，关键时刻李光昭求助于李莲英，李大总管点拨他说，“名利名利，世人还是要分开看。咱们的翁师傅不爱钱，爱名。”李光昭得此指点，于是花费400多两银子编辑翁同和书法集一本并上门献上，还附庸风雅的和老翁师傅大侃起书法之道来，结果翁同和竟然把不识几个大字的李光昭视为知己，60万两库银的事情也一口应允下来。

事情还没完，奸商内幕最后还是被精明的李中堂揭发出来。龙颜大怒，翁同和自然难辞其咎。身为朝中老臣重臣儒臣，一世清廉，为天下读书人之楷模，朝堂之上、玉阶之下光绪皇帝也不便当面重责，只言曰“名利名利，名在利前”，短短八字，可谓诛心之论。

讲这个故事，就是想说今天的陈光标和百年前的翁同和是不是也有些相似之处。翁同和一生洁身自好，却晚节不保，输就输在一个“贪名”上。常言道“君子尚名节，小人苟于利”；不过却也有“沽名钓誉”之辈，有如翁同和，故何谓君子、何谓小人？真是难说得很。再说当代的某些“慈善家”、“裸捐者”，所谓“仗义疏财”，但也可能是“真疏财，假仗义”，如陈光标所图也惟一名耳。

不过陈光标毕竟还是不可与翁同和相提并论。虽说对翁同和其人颇有争论，不过仅以中国传统的儒士安身立命，治国齐家而言，翁同和仍不失君子大儒之遗风，即使晚年一时糊涂，也瑕不掩瑜，清流之名流传后世。而陈光标之辈则未必，散了不少财，却惹来海峡两岸骂声一片，留下的也未必都是好名，遗憾之极！

再说慈善，听到过一种说法，说做慈善比赚钱还难。难就难在捐出去的钱，不仅要顾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要兼顾接受者的尊严和感受，谈何容易？华人社会本来就缺乏慈善的传统。慈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门艺术，行善的方式体现了慈善家的关怀、修养和品味。西方发达国家自然有不少经验值得借鉴，如成立基金会、襄赞教育科研、资助非政府组织，这些都是现代化的慈善方式，这里先按下不表，之后另文讨论。

陈光标的思维就要直线得多，“慈善=砸钱”，一摞摞的钞票砸的你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恨不得直呼“财神爷驾到”。当然，钞票在陈光标的口袋里，他想怎么捐，是“裸捐”还是“半裸捐”，是他的自由。行善图名，虽说有些功利，但也可以理解，只不过这行善事的“境界”恐怕就不登大雅之堂了。即使如古代的“赊粥”，虽说不能救穷，但尚且可以救急，也不至于把整串的铜钱朝天一撒，众皆伏地挣拾，实是弃人之尊严于不顾。

再讲一个晋商行善的例子，为人做事，未必一味媚外，亦可效古。建议中国的首富、富人、首善、善人们学学行善的艺术。

话说在山西榆次的中国民居“第一祠堂”——常家“北祠堂”中，有一个相当精美的戏楼。这个戏楼始建于光绪三年，历时三年才完工，耗银三万两。一向以诗书传家、勤俭持家为家风的常家，为什么要在这时建一个戏楼呢？

原来这一年，北方大旱，颗粒无收。其中，山西受灾最严重，全省竟有三分之一人口死亡。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不可能不影响晋商的商业。这时常家已是有近 800口人的大家庭，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并非易事。但常家不仅捐出赈灾银3万两，还拿出了3万两银子盖这座戏楼。

原来，常家此时盖戏楼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为救济乡里穷人的一种方法。同乡的许多人平常还是过着小康日子的，因而在这样的灾年，难以放下面子去粥棚领取施舍。常家深知这一点，他们希望这些人有尊严地接受帮助，就想出了盖戏楼的方法。那些挨饿的人可以有自尊地吃下用自己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常家规定，只要能搬一块砖就可以管一天的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戏台也修了三年，结果救活了全乡的乡亲。

一向精明的晋商没有了往日的精打细算，也不图扬名立万。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之风却随着戏楼的故事流芳百世，不知陈光标看后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