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花仙子之歌:津门护宝：金编钟重回故宫记(组图)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9:01:49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从吴鼎昌和中央政府方面得到帮助的希望破灭了，陈亦侯决定自己想办法。说到自己的父亲，陈骧龙说：“他是一个超级敢作敢当的人。”
其实，陈亦侯不但敢作敢当，而且很有知人善任的魄力。
陈亦侯感到盐业银行大楼目标太大，金编钟留在此处，早晚要被日本人发现，必须把它转移出去。但转移到哪里好呢？谁又敢接收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呢？
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的经理胡仲文。
四行储蓄会跟盐业银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3年，为增强自身的实力，北方四家商业银行——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由四家银行各投资25万元银元，共计100万元银元作为储蓄会专门办理储蓄业务的“基本储金”。
四行储蓄会成立后，充分利用四家银行原有各自营业网点的优势，既提高了银行自身的工作效率，又增加了一份收益，使得北四行业务蒸蒸日上。
胡仲文不但是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的经理，还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于公于私，与盐业银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告诉记者，1940年，他们全家随父亲从上海回到天津工作，住在今天成都道附近的永定里，与陈亦侯家是邻居。
一天晚上，陈亦侯找到胡仲文，把金编钟的秘密和盘托出，并提出想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大楼的地库转移到四行储蓄会大楼里。盐业银行大楼高大气派，目标太大，而一条马路之隔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却不怎么起眼儿。
陈亦侯怎么能肯定胡仲文会同意接收金编钟呢？毕竟，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
“胡仲文先生表面文绉绉的，但是特别的本分，做事儿一丁点都不差。过去有这么一类人，特别可靠。”提到父亲的知人之能，陈骧龙解释道。
胡仲文之所以敢承担保护金编钟责任，当然与其扎实稳健的办事作风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他的教育背景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胡宗渊告诉记者，胡仲文是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不但同学而且同乡。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曾请这位老同学到西花厅做客。周恩来的进步思想从年轻时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当陈亦侯提出要把金编钟和众文物转移到四行储蓄会时，胡仲文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一天晚上，等银行职员下班以后，陈亦侯和他的司机杨兰波，打开盐业银行地下金库的大门，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了自己车上，悄悄地驶进夜色中。
盐业银行大楼坐落在今天赤峰道和解放北路路口，四行储蓄会大楼在解放北路与大同道路口附近，两座大楼相隔仅300米远。为了掩人耳目，陈亦侯没有直接到四行储蓄会大楼，而是向南开去。
原天津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凤岐是一位老天津，对于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他拿出从日本搜集来的1938年日本人绘制的天津市区图，为记者详细指出了那次密运国宝的行车路线。
郭凤岐说：“陈亦侯开车出了盐业银行大楼，沿赤峰道向西南开，走营口道，向东南拐入西康路，到马场道路口，向东北拐入马场道，一直走到佟楼附近，再拐回解放北路，一路向西北，最终到达解放北路与大同道交叉处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原本只有300米的路，绕了20多公里。”
当陈亦侯的车停在四行储蓄会门口时，胡仲文与一名亲信工友徐祥早已等候多时。四个人轻手轻脚地把装着国宝的大木箱搬到四行储蓄会后身的一个小库房里。
陈骧龙说：“也不知道他们沿着这个路线跑了几趟，八大箱金编钟和2000多件瓷器、玉器，全都转移到四行储蓄会里了。办完这些事儿，我父亲拉着胡仲文的手说了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安顿好金编钟后，胡仲文借口时局不好，要存一些煤，便从开滦矿务局运来一批煤，堆放在小库房里。谁也不知道，这批煤下面竟埋着大批的国宝。
“就值一根洋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与同盟国宣战，驻天津日军开进了英、法租界。
失去了租界的保护，日本人更加猖狂，此时他们已经用不着使什么美人计、认干亲这样的迂回战术了，而是直接把陈亦侯请到了宪兵队，美其名曰：参观。一时间，天津市面上盛传陈五爷让日本人抓走了。与此同时，大批的日本兵闯入盐业银行地下金库，打着寻找合适的防空洞，要丈量地下室的名义，把盐业银行的地库里里外外搜了个遍。
幸好此时金编钟早已转移了，日本人最终无功而返。
因为没有丝毫证据，日本人也只得把“参观”完宪兵队的陈亦侯放回了家。此时，全家人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就这样，金编钟静静地埋在四行储蓄会库房的煤堆下，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可让老百姓们倍感失望的是，前脚儿日本人刚走，后脚儿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就到了。
接收大员们借着清查逆产、惩处汉奸的机会，大肆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搞得民怨沸腾。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溜说的那样：“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中央”也同样惦记着国之重器——金编钟呢！曾经让陈亦侯毁了金编钟的吴鼎昌，当然不好意思再问金编钟的下落。但晋商出身的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孔祥熙却以他商人的特殊嗅觉，闻到了金编钟的气息。
抗战胜利不久，孔祥熙来到天津。孔的一个秘书曾与陈亦侯是京师译学馆的同学。一天，这位老同学拜访了陈亦侯。
陈骧龙回忆说：“他来看我父亲呢，一个是事先打个招呼，孔总长要来了，让我父亲招呼一下天津金融业的同仁们；再有一个就是要探听一下金编钟的下落。”
当这位老同学直截了当地提起金编钟时，陈亦侯大发雷霆，拍桌子说：“你们倒都跑了，把这些要杀头的东西，留到我这儿。我问你们怎么办的时候，吴鼎昌告诉我，叫我毁。现在，你们这儿又来问我。”
一看陈亦侯急了，老同学尴尬万分地说：“你怎么还是当初那个老脾气，随便的一句话，随便的一句话。”
陈亦侯确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陈骧龙说，后来孔祥熙来到天津，召集天津金融业的同业开会。会上一身长袍马褂的孔祥熙在台上讲话说：“大家要爱国，不要用‘洋舶货’。”所谓“洋舶货”就是用轮船运来的外国货。
此时，站在下面的陈亦侯搭茬说道：“请问孔总长，轮船运来的不能用，飞机运来的能不能用？”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无不窃笑。大家都知道，孔祥熙家连口红都是用飞机运来的美国货。
耿直的陈亦侯当众给了孔祥熙一个难堪。连位居高官的吴鼎昌后来都私下对陈亦侯说：“你没事儿惹他干什么？”
陈亦侯脾气就是这么硬，也正由于他的硬，孔祥熙寻找金编钟的企图，不了了之了。
刚应付完孔祥熙，以残酷无情著称的军统头子戴笠，又找上门来。
一天，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拿着一封信找到陈亦侯，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陈亦侯打开信一看，是戴笠责令李汉元追查金编钟下落的密令。
陈骧龙说：“我父亲拿了这封信一看说，这事儿你都知道，你说怎么办？李汉元拿着信说，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儿。说完就划根儿火柴把它烧了。然后说，戴老板那儿我交差。”
为什么一个天津警察局长，敢违抗戴笠的命令，替陈亦侯顶这么大的缸呢？陈骧龙告诉记者，李汉元跟他父亲的交情，非同一般。
“李汉元虽然是军统的，但是他抗日。日本人来了以后，到处通缉他。他就躲到我们家。我父亲就说，你目标太大，你躲到我这儿，早晚要暴露。我想办法把你送走吧。就这样，我父亲用银行职员的名义，买了张飞机票，把李汉元送到天津张贵庄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是法国人开的，工作人员都是越南人，也没人查。李汉元就这么上了飞机，经上海到香港去。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用洋面口袋，装了两百块现大洋扔到飞机上。抗战胜利后，李汉元到我们家还我父亲钱。我父亲坚决不要，说：‘你要这样，就别进我的门。’可以说，他们俩是莫逆之交。”陈骧龙说。
此时，陈亦侯有难，李汉元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幸亏，不久以后戴笠就因飞机失事死了，金编钟的事儿也就没人再提起了。
胡宗渊告诉记者，天津光复以后，国民政府曾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凡检举匿金银者，奖给价值的70%，知情不举者罚两倍。这样高额的奖励，对谁都是个诱惑。而曾参与转移金编钟的两名工友杨兰波和徐祥却始终守口如瓶，对外没有泄漏半个字。
胡宗渊曾听父亲这样说：“如果这两名工友举报，转眼就能变成百万富翁。他们才是真正的好汉。”
重归故宫
1949年1月18日，胡仲文拿着登记着国宝的银行清册，来到天津军管会金融处，把金编钟和2000多件玉器、瓷器、古籍，悉数交给了国家。
由于当时的接收人郭恒久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道收到清册后，他是如何上报给国家的。天津史地专家郭凤岐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天津市档案馆看到一份档案中记载着：
1951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会同天津分行及盐业京津两行负责人，对这批珍宝进行了检查。出席人员有：人行李春荃，董事长张伯驹、陈亦侯，北京行徐宗泽，北京行工会吴经英，天津行颜师鲁、刘鹤荪、徐绪堃、田灼三、王理中，津行工会李文康、母金章。检查后进行了封存。
记者在1953年的一份档案中看到，当年9月25日至9月28日，北京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包启恒、文化部谢元璐，前北京盐业银行负责人徐宗泽，故宫博物院张景华、金毓鋆等人来到天津，又一次清点了这批古物。据档案中记载，古物包括“黄金编钟及玉器、瓷器等物计大箱拾箱，小箱捌箱，共计拾捌件。”
9月25日下午，开始办理交接点验手续，28日点验完毕，并于当日夜间，由徐宗泽与谢元璐运赴北京。
至此，在外漂泊二十九年的金编钟终于重回故宫。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插曲。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正在国内，特别是大城市中展开，旧工商界人士和资本家基本都未能幸免地裹挟其中。北京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进驻到岳乾斋在西堂子胡同的宅院。
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岳家子女分家单”，按图索骥发现了千余件故宫流传出来的珍宝，其中高40厘米的白玉雕山水、青玉枕，古月轩小罐等都属于国宝级文物。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在西堂子胡同发现了一张金编钟的照片。经过询问，才知道当年还有一批国宝被运到了天津盐业银行保存。于是，径直开赴天津，把陈亦侯扣留了。可他们不知道，早在1949年，深明大义的陈亦侯和胡仲文就已经把金编钟交还给了国家。
经过二十多天的调查，陈亦侯终于无罪释放了。陈骧龙回忆说，直到那时，他也没对家里提起金编钟的事儿。同样，胡仲文之子胡宗渊直到1980年，父亲八十大寿时做的一首诗中，才第一次知道一直行事低调的父亲竟然冒着杀头的危险，做过这样的壮举。
陈骧龙记得，父亲晚年时曾看到有人在政协文史资料里追述过此事，文中有一句话说：“幸亏有陈亦侯保存”。陈亦侯感慨道：我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一个评价，就在这“幸亏”二字。
（北京晚报 感谢郭凤岐和天津市档案馆周利成先生的协助。）
从吴鼎昌和中央政府方面得到帮助的希望破灭了，陈亦侯决定自己想办法。说到自己的父亲，陈骧龙说：“他是一个超级敢作敢当的人。”
其实，陈亦侯不但敢作敢当，而且很有知人善任的魄力。
陈亦侯感到盐业银行大楼目标太大，金编钟留在此处，早晚要被日本人发现，必须把它转移出去。但转移到哪里好呢？谁又敢接收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呢？
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的经理胡仲文。
四行储蓄会跟盐业银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3年，为增强自身的实力，北方四家商业银行——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由四家银行各投资25万元银元，共计100万元银元作为储蓄会专门办理储蓄业务的“基本储金”。
四行储蓄会成立后，充分利用四家银行原有各自营业网点的优势，既提高了银行自身的工作效率，又增加了一份收益，使得北四行业务蒸蒸日上。
胡仲文不但是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的经理，还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于公于私，与盐业银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告诉记者，1940年，他们全家随父亲从上海回到天津工作，住在今天成都道附近的永定里，与陈亦侯家是邻居。
一天晚上，陈亦侯找到胡仲文，把金编钟的秘密和盘托出，并提出想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大楼的地库转移到四行储蓄会大楼里。盐业银行大楼高大气派，目标太大，而一条马路之隔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却不怎么起眼儿。
陈亦侯怎么能肯定胡仲文会同意接收金编钟呢？毕竟，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
“胡仲文先生表面文绉绉的，但是特别的本分，做事儿一丁点都不差。过去有这么一类人，特别可靠。”提到父亲的知人之能，陈骧龙解释道。
胡仲文之所以敢承担保护金编钟责任，当然与其扎实稳健的办事作风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他的教育背景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胡宗渊告诉记者，胡仲文是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不但同学而且同乡。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曾请这位老同学到西花厅做客。周恩来的进步思想从年轻时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当陈亦侯提出要把金编钟和众文物转移到四行储蓄会时，胡仲文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一天晚上，等银行职员下班以后，陈亦侯和他的司机杨兰波，打开盐业银行地下金库的大门，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了自己车上，悄悄地驶进夜色中。
盐业银行大楼坐落在今天赤峰道和解放北路路口，四行储蓄会大楼在解放北路与大同道路口附近，两座大楼相隔仅300米远。为了掩人耳目，陈亦侯没有直接到四行储蓄会大楼，而是向南开去。
原天津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凤岐是一位老天津，对于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他拿出从日本搜集来的1938年日本人绘制的天津市区图，为记者详细指出了那次密运国宝的行车路线。
郭凤岐说：“陈亦侯开车出了盐业银行大楼，沿赤峰道向西南开，走营口道，向东南拐入西康路，到马场道路口，向东北拐入马场道，一直走到佟楼附近，再拐回解放北路，一路向西北，最终到达解放北路与大同道交叉处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原本只有300米的路，绕了20多公里。”
当陈亦侯的车停在四行储蓄会门口时，胡仲文与一名亲信工友徐祥早已等候多时。四个人轻手轻脚地把装着国宝的大木箱搬到四行储蓄会后身的一个小库房里。
陈骧龙说：“也不知道他们沿着这个路线跑了几趟，八大箱金编钟和2000多件瓷器、玉器，全都转移到四行储蓄会里了。办完这些事儿，我父亲拉着胡仲文的手说了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安顿好金编钟后，胡仲文借口时局不好，要存一些煤，便从开滦矿务局运来一批煤，堆放在小库房里。谁也不知道，这批煤下面竟埋着大批的国宝。
“就值一根洋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与同盟国宣战，驻天津日军开进了英、法租界。
失去了租界的保护，日本人更加猖狂，此时他们已经用不着使什么美人计、认干亲这样的迂回战术了，而是直接把陈亦侯请到了宪兵队，美其名曰：参观。一时间，天津市面上盛传陈五爷让日本人抓走了。与此同时，大批的日本兵闯入盐业银行地下金库，打着寻找合适的防空洞，要丈量地下室的名义，把盐业银行的地库里里外外搜了个遍。
幸好此时金编钟早已转移了，日本人最终无功而返。
因为没有丝毫证据，日本人也只得把“参观”完宪兵队的陈亦侯放回了家。此时，全家人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就这样，金编钟静静地埋在四行储蓄会库房的煤堆下，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可让老百姓们倍感失望的是，前脚儿日本人刚走，后脚儿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就到了。
接收大员们借着清查逆产、惩处汉奸的机会，大肆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搞得民怨沸腾。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溜说的那样：“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中央”也同样惦记着国之重器——金编钟呢！曾经让陈亦侯毁了金编钟的吴鼎昌，当然不好意思再问金编钟的下落。但晋商出身的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孔祥熙却以他商人的特殊嗅觉，闻到了金编钟的气息。
抗战胜利不久，孔祥熙来到天津。孔的一个秘书曾与陈亦侯是京师译学馆的同学。一天，这位老同学拜访了陈亦侯。
陈骧龙回忆说：“他来看我父亲呢，一个是事先打个招呼，孔总长要来了，让我父亲招呼一下天津金融业的同仁们；再有一个就是要探听一下金编钟的下落。”
当这位老同学直截了当地提起金编钟时，陈亦侯大发雷霆，拍桌子说：“你们倒都跑了，把这些要杀头的东西，留到我这儿。我问你们怎么办的时候，吴鼎昌告诉我，叫我毁。现在，你们这儿又来问我。”
一看陈亦侯急了，老同学尴尬万分地说：“你怎么还是当初那个老脾气，随便的一句话，随便的一句话。”
陈亦侯确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陈骧龙说，后来孔祥熙来到天津，召集天津金融业的同业开会。会上一身长袍马褂的孔祥熙在台上讲话说：“大家要爱国，不要用‘洋舶货’。”所谓“洋舶货”就是用轮船运来的外国货。
此时，站在下面的陈亦侯搭茬说道：“请问孔总长，轮船运来的不能用，飞机运来的能不能用？”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无不窃笑。大家都知道，孔祥熙家连口红都是用飞机运来的美国货。
耿直的陈亦侯当众给了孔祥熙一个难堪。连位居高官的吴鼎昌后来都私下对陈亦侯说：“你没事儿惹他干什么？”
陈亦侯脾气就是这么硬，也正由于他的硬，孔祥熙寻找金编钟的企图，不了了之了。
刚应付完孔祥熙，以残酷无情著称的军统头子戴笠，又找上门来。
一天，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拿着一封信找到陈亦侯，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陈亦侯打开信一看，是戴笠责令李汉元追查金编钟下落的密令。
陈骧龙说：“我父亲拿了这封信一看说，这事儿你都知道，你说怎么办？李汉元拿着信说，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儿。说完就划根儿火柴把它烧了。然后说，戴老板那儿我交差。”
为什么一个天津警察局长，敢违抗戴笠的命令，替陈亦侯顶这么大的缸呢？陈骧龙告诉记者，李汉元跟他父亲的交情，非同一般。
“李汉元虽然是军统的，但是他抗日。日本人来了以后，到处通缉他。他就躲到我们家。我父亲就说，你目标太大，你躲到我这儿，早晚要暴露。我想办法把你送走吧。就这样，我父亲用银行职员的名义，买了张飞机票，把李汉元送到天津张贵庄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是法国人开的，工作人员都是越南人，也没人查。李汉元就这么上了飞机，经上海到香港去。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用洋面口袋，装了两百块现大洋扔到飞机上。抗战胜利后，李汉元到我们家还我父亲钱。我父亲坚决不要，说：‘你要这样，就别进我的门。’可以说，他们俩是莫逆之交。”陈骧龙说。
此时，陈亦侯有难，李汉元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幸亏，不久以后戴笠就因飞机失事死了，金编钟的事儿也就没人再提起了。
胡宗渊告诉记者，天津光复以后，国民政府曾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凡检举匿金银者，奖给价值的70%，知情不举者罚两倍。这样高额的奖励，对谁都是个诱惑。而曾参与转移金编钟的两名工友杨兰波和徐祥却始终守口如瓶，对外没有泄漏半个字。
胡宗渊曾听父亲这样说：“如果这两名工友举报，转眼就能变成百万富翁。他们才是真正的好汉。”
重归故宫
1949年1月18日，胡仲文拿着登记着国宝的银行清册，来到天津军管会金融处，把金编钟和2000多件玉器、瓷器、古籍，悉数交给了国家。
由于当时的接收人郭恒久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道收到清册后，他是如何上报给国家的。天津史地专家郭凤岐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天津市档案馆看到一份档案中记载着：
1951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会同天津分行及盐业京津两行负责人，对这批珍宝进行了检查。出席人员有：人行李春荃，董事长张伯驹、陈亦侯，北京行徐宗泽，北京行工会吴经英，天津行颜师鲁、刘鹤荪、徐绪堃、田灼三、王理中，津行工会李文康、母金章。检查后进行了封存。
记者在1953年的一份档案中看到，当年9月25日至9月28日，北京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包启恒、文化部谢元璐，前北京盐业银行负责人徐宗泽，故宫博物院张景华、金毓鋆等人来到天津，又一次清点了这批古物。据档案中记载，古物包括“黄金编钟及玉器、瓷器等物计大箱拾箱，小箱捌箱，共计拾捌件。”
9月25日下午，开始办理交接点验手续，28日点验完毕，并于当日夜间，由徐宗泽与谢元璐运赴北京。
至此，在外漂泊二十九年的金编钟终于重回故宫。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插曲。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正在国内，特别是大城市中展开，旧工商界人士和资本家基本都未能幸免地裹挟其中。北京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进驻到岳乾斋在西堂子胡同的宅院。
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岳家子女分家单”，按图索骥发现了千余件故宫流传出来的珍宝，其中高40厘米的白玉雕山水、青玉枕，古月轩小罐等都属于国宝级文物。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在西堂子胡同发现了一张金编钟的照片。经过询问，才知道当年还有一批国宝被运到了天津盐业银行保存。于是，径直开赴天津，把陈亦侯扣留了。可他们不知道，早在1949年，深明大义的陈亦侯和胡仲文就已经把金编钟交还给了国家。
经过二十多天的调查，陈亦侯终于无罪释放了。陈骧龙回忆说，直到那时，他也没对家里提起金编钟的事儿。同样，胡仲文之子胡宗渊直到1980年，父亲八十大寿时做的一首诗中，才第一次知道一直行事低调的父亲竟然冒着杀头的危险，做过这样的壮举。
陈骧龙记得，父亲晚年时曾看到有人在政协文史资料里追述过此事，文中有一句话说：“幸亏有陈亦侯保存”。陈亦侯感慨道：我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一个评价，就在这“幸亏”二字。
（北京晚报 感谢郭凤岐和天津市档案馆周利成先生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