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花京院立:津门护宝：金编钟重回故宫记(组图)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0:31:36
津门护宝：金编钟重回故宫记(组图)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4-06 11:05 责任编辑: 苏向东
金编钟之一：黄钟
金编钟全家福
胡仲文夫妇合影（胡宗渊提供）
天津四行储蓄会旧址
天津盐业银行旧址本报记者 方非摄
陈骧龙拿着父亲陈亦侯的照片向记者展示本报记者 方非摄
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中，陈列着一组由纯金铸成的金编钟。它雍容华贵，尽显帝王气象。自乾隆年间铸成后，每逢重大典仪，便被置于太和殿旁，与琴、瑟、鼓、钹共奏雅乐。二百多年来，它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帝王更替，人世沧桑，始终保持着处变不惊的气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件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乐器，竟在清朝倾覆后被偷偷典卖出宫，在外漂泊了29年。流落宫外是金编钟的不幸，但在几位有胆识、有担当的银行家舍命保护下金编钟在天津银行地下室里，躲过了日本人的魔爪，则又是金编钟之大幸，中国文化之大幸。
金钟出世
1949年1月15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天津解放。
作为临时的管理机构，天津军管会决定全市私营企业歇业三天，以便整顿。1月18日，就在天津开市的第一天，联合银行(原四行储蓄会)天津分行经理胡仲文带着一本银行“清册”，走进军管会驻地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
接待胡仲文的是军管会金融处工作人员郭恒久。当郭恒久翻开胡仲文带来的“清册”时，不禁大吃一惊。“清册”中登记着包括瓷器、玉器、古籍在内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纯金铸造的金编钟。
虽然没看到金编钟的实物，单看“清册”中的记载也足够让人吃惊的了。这组由16只金钟组成的金编钟，分装在8只大木箱中，总重116439两，最重的无射钟，重924两，最轻的信应钟，也有534两。
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金编钟外表大小一样，只是通过钟壁薄厚来改变音调的高低。每只金钟高28厘米，最大口径16.5厘米。编钟顶端以瑞兽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其上，尽显帝王之象。每只金钟背后都铸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
如此贵重的金编钟绝非民间之物。据曾经撰写过金编钟条目说明的故宫博物院宫廷史专家徐启宪讲，这套金编钟铸造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那一年，正值乾隆八十大寿。此时的清王朝正是鼎盛时期，可谓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八十岁的乾隆皇帝自诩为“十全老人”、“古稀天子”。人生没有比此时更风光、得意的了。为了彰显皇朝的尊贵、富足，也为了表示对祖父康熙皇帝的尊重，乾隆皇帝决定效法康熙六十寿辰铸造的纯金编钟那样，也用纯金打造一套金编钟。只是这组金编钟要比康熙皇帝那组规模更大，也更为精致。
这组金编钟不但用金量世所罕见，铸造工艺也极为复杂。金编钟由工部、户部和内务府造办处共同承造。据说，造办处首先要把画工画出的金钟图样呈给乾隆皇帝审阅，而后再制模，模子做好后再呈皇帝审阅；审阅后铸造成样子，再呈皇帝审阅；皇帝首肯后才能开炉铸造；铸造好后工匠还要精心雕刻，直到皇帝满意为止。即使，忽略铸造金编钟所用黄金的价值，单就这份工艺而言，它也堪称一件世所罕见的艺术品了。
八十大寿之时，乾隆皇帝伴着金编钟古朴悠扬的乐声，接受百官朝见，万国来贺，真是风光无限。此后，金编钟被藏于太庙，每逢重大庆典才被启用，与琴、瑟、鼓、钹共奏雅乐。
在《光绪大婚图》中，还能找到被置于太和殿东檐下的这组金编钟的身影。而它最后一次在故宫盛典中奏响，则是在逊帝溥仪的大婚典礼上。
这样一件国之重器怎么会流落出宫呢？这还得从溥仪那场强弩之末的奢华婚礼说起。
典卖出宫
1922年12月1日，溥仪大婚。
虽然，此时清朝已经灭亡11年，但是宫内小朝廷的架子不倒。溥仪这场婚礼，在宫内宫外足足折腾了三天。赏给皇后婉容家的礼物就不计其数。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叶秀云曾在溥仪全总档案中看到了关于大婚的详细记载。溥仪岳父荣源的谢恩折子上写道：
蒙恩赐臣暨妻黄金百两，银四千两，金茶筒一具，银茶筒一具，银盆一具，缎四十匹，布百匹，马二匹，鞍辔具、朝服共二袭，冬衣二称，带一束；并恩赐臣子润良、润麒缎各八匹，布各十六匹，文具各一份；从人银四百元……
这仅仅是溥仪一次送给婉容娘家的礼物，大婚前后对于婉容娘家的赏赐还有好几次。
婚礼第三天，前来祝贺的宗室亲贵、王公大臣、遗老遗少和各国驻京公使团，就来了一千多人。据说，当天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堵得水泄不通。对于这些中外来宾，也照例是在养心殿赐宴，在漱芳斋听戏，而且请的都是杨小楼、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儿。
溥仪可谓风风光光地办了一场大婚，可其中的花费也海了去了。据档案记载，溥仪大婚典礼共花销银元291756元。对于一个有出无进的小朝廷，这可算倾囊而出了。
虽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与小朝廷签署的《清室优待条件》中曾许诺：“大清皇帝逊位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可自打袁世凯一死，这笔钱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当时，小朝廷不但供着一个皇帝、几个皇太妃，还有几百名太监、宫女。为了图谋复国，清室还养着众多宗室王公和遗老。人吃马喂，一年就要360万两银子。
叶秀云说，即便如此，溥仪在宫中照样过着奢华的生活。为了玩狗，他不但命内务府从国外购买洋狗，连狗食也要进口的，狗生了病花费比人看病还贵。他不但维持着旧有的御膳房，而且还增添了专做西餐的“蕃菜膳房”。两处膳房每月买菜的钱就高达1300多元。
于是，举债成为小朝廷唯一的收入来源。根据档案的不完全记载，1919年清室欠恒利号28万5千多两银子，欠亨记6800多两，欠交通银行39000多两……次年，又向中国银行借50万元，到期未还；向烟酒商业银行借钞票25000元……不一而足。
叶秀云告诉记者，为了偿还这些债务，小朝廷只有变卖古物一条出路。1922年，内务府曾公开贴出招商广告，为宫中古物寻求买主，并规定来者需在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缴纳保证金1万元，才能看物估价。一时间，看到广告前来购买者趋之若鹜，许多外国公使也混杂其间。
小朝廷进行的陆陆续续的典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便是1924年5月与北京盐业银行进行的这次抵押借债。
为了偿还各种债务，并换取日后生活费，小朝廷一次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80万银元。抵押品中不但有各种玉器、瓷器、古籍，还有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册、金宝箱、金宝塔和前文提到的金编钟。其中，16个金编钟作价40万元，其余物品作价40万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这次大抵押时说：“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东西当荒金折价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
在盐业银行与清皇室内务府签订的借款合同上可以看到，借款80万元，利息每百元按月给息1元，借期一年，如到期不能偿还，则以抵押品变售作价抵还本利。
合同下方的签章人是代表清室的郑孝胥、绍英、耆龄和溥仪的老丈人荣源；另一方则是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
当时，北京的官办和外资银行很多，为什么清室会选盐业银行这样一家私营银行来做这笔大买卖呢？
盐业银行本是曾任前清天津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所创。由于盐业是官办垄断性行业。历来的盐官没
有不发大财的。据说，一个地方的盐运使，一年可收入10万两银子，超过一个县太爷，何况是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
发了财的张镇芳创办了盐业银行。上世纪二十年代，盐业银行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并称“北四行”，并以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北四行”之首。后来，张镇芳由于支持张勋复辟而被捕入狱，只得把盐业银行总经理的位子交出来，做了个挂名的董事长。正是由于这层关系，逊清小朝廷与之则更加亲厚。
另一方面，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与当时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关系也非同一般。岳乾斋本是天津庆善金店的二掌柜，从事的就是金银首饰买进卖出的生意。由此，他结识了许多靠变卖家产过活的八旗子弟。据说，他对落魄的王孙贵族极为同情，有人拿东西来抵押，他总是开价比别人高，所以极有人缘。后来，荣源还与岳乾斋合股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名为荣业房地产公司，名字就取了荣源的“荣”字和盐业银行的“业”字。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由于事出机密，金编钟是怎么运出宫的，没有文字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时，细节才得以披露。
据天津文史专家张仲回忆，1952年他作为工作人员被借调到北京增产节约办公室。一次在审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王绍贤时，王道出实情。
1924年5月的一个夜晚，由“公路局长”刘庆山押着几辆装载着金编钟和众多国宝的汽车，开出了紫禁城神武门，直奔位于东交民巷的盐业银行外库而来。银行外库专派保管员邢沛农接收并清点了这批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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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编钟之一：黄钟
金编钟全家福
胡仲文夫妇合影（胡宗渊提供）
天津四行储蓄会旧址
天津盐业银行旧址本报记者 方非摄
陈骧龙拿着父亲陈亦侯的照片向记者展示本报记者 方非摄
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中，陈列着一组由纯金铸成的金编钟。它雍容华贵，尽显帝王气象。自乾隆年间铸成后，每逢重大典仪，便被置于太和殿旁，与琴、瑟、鼓、钹共奏雅乐。二百多年来，它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帝王更替，人世沧桑，始终保持着处变不惊的气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件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乐器，竟在清朝倾覆后被偷偷典卖出宫，在外漂泊了29年。流落宫外是金编钟的不幸，但在几位有胆识、有担当的银行家舍命保护下金编钟在天津银行地下室里，躲过了日本人的魔爪，则又是金编钟之大幸，中国文化之大幸。
金钟出世
1949年1月15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天津解放。
作为临时的管理机构，天津军管会决定全市私营企业歇业三天，以便整顿。1月18日，就在天津开市的第一天，联合银行(原四行储蓄会)天津分行经理胡仲文带着一本银行“清册”，走进军管会驻地原法租界公议局大楼。
接待胡仲文的是军管会金融处工作人员郭恒久。当郭恒久翻开胡仲文带来的“清册”时，不禁大吃一惊。“清册”中登记着包括瓷器、玉器、古籍在内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纯金铸造的金编钟。
虽然没看到金编钟的实物，单看“清册”中的记载也足够让人吃惊的了。这组由16只金钟组成的金编钟，分装在8只大木箱中，总重116439两，最重的无射钟，重924两，最轻的信应钟，也有534两。
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金编钟外表大小一样，只是通过钟壁薄厚来改变音调的高低。每只金钟高28厘米，最大口径16.5厘米。编钟顶端以瑞兽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其上，尽显帝王之象。每只金钟背后都铸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
如此贵重的金编钟绝非民间之物。据曾经撰写过金编钟条目说明的故宫博物院宫廷史专家徐启宪讲，这套金编钟铸造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那一年，正值乾隆八十大寿。此时的清王朝正是鼎盛时期，可谓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八十岁的乾隆皇帝自诩为“十全老人”、“古稀天子”。人生没有比此时更风光、得意的了。为了彰显皇朝的尊贵、富足，也为了表示对祖父康熙皇帝的尊重，乾隆皇帝决定效法康熙六十寿辰铸造的纯金编钟那样，也用纯金打造一套金编钟。只是这组金编钟要比康熙皇帝那组规模更大，也更为精致。
这组金编钟不但用金量世所罕见，铸造工艺也极为复杂。金编钟由工部、户部和内务府造办处共同承造。据说，造办处首先要把画工画出的金钟图样呈给乾隆皇帝审阅，而后再制模，模子做好后再呈皇帝审阅；审阅后铸造成样子，再呈皇帝审阅；皇帝首肯后才能开炉铸造；铸造好后工匠还要精心雕刻，直到皇帝满意为止。即使，忽略铸造金编钟所用黄金的价值，单就这份工艺而言，它也堪称一件世所罕见的艺术品了。
八十大寿之时，乾隆皇帝伴着金编钟古朴悠扬的乐声，接受百官朝见，万国来贺，真是风光无限。此后，金编钟被藏于太庙，每逢重大庆典才被启用，与琴、瑟、鼓、钹共奏雅乐。
在《光绪大婚图》中，还能找到被置于太和殿东檐下的这组金编钟的身影。而它最后一次在故宫盛典中奏响，则是在逊帝溥仪的大婚典礼上。
这样一件国之重器怎么会流落出宫呢？这还得从溥仪那场强弩之末的奢华婚礼说起。
典卖出宫
1922年12月1日，溥仪大婚。
虽然，此时清朝已经灭亡11年，但是宫内小朝廷的架子不倒。溥仪这场婚礼，在宫内宫外足足折腾了三天。赏给皇后婉容家的礼物就不计其数。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叶秀云曾在溥仪全总档案中看到了关于大婚的详细记载。溥仪岳父荣源的谢恩折子上写道：
蒙恩赐臣暨妻黄金百两，银四千两，金茶筒一具，银茶筒一具，银盆一具，缎四十匹，布百匹，马二匹，鞍辔具、朝服共二袭，冬衣二称，带一束；并恩赐臣子润良、润麒缎各八匹，布各十六匹，文具各一份；从人银四百元……
这仅仅是溥仪一次送给婉容娘家的礼物，大婚前后对于婉容娘家的赏赐还有好几次。
婚礼第三天，前来祝贺的宗室亲贵、王公大臣、遗老遗少和各国驻京公使团，就来了一千多人。据说，当天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堵得水泄不通。对于这些中外来宾，也照例是在养心殿赐宴，在漱芳斋听戏，而且请的都是杨小楼、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儿。
溥仪可谓风风光光地办了一场大婚，可其中的花费也海了去了。据档案记载，溥仪大婚典礼共花销银元291756元。对于一个有出无进的小朝廷，这可算倾囊而出了。
虽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与小朝廷签署的《清室优待条件》中曾许诺：“大清皇帝逊位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可自打袁世凯一死，这笔钱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当时，小朝廷不但供着一个皇帝、几个皇太妃，还有几百名太监、宫女。为了图谋复国，清室还养着众多宗室王公和遗老。人吃马喂，一年就要360万两银子。
叶秀云说，即便如此，溥仪在宫中照样过着奢华的生活。为了玩狗，他不但命内务府从国外购买洋狗，连狗食也要进口的，狗生了病花费比人看病还贵。他不但维持着旧有的御膳房，而且还增添了专做西餐的“蕃菜膳房”。两处膳房每月买菜的钱就高达1300多元。
于是，举债成为小朝廷唯一的收入来源。根据档案的不完全记载，1919年清室欠恒利号28万5千多两银子，欠亨记6800多两，欠交通银行39000多两……次年，又向中国银行借50万元，到期未还；向烟酒商业银行借钞票25000元……不一而足。
叶秀云告诉记者，为了偿还这些债务，小朝廷只有变卖古物一条出路。1922年，内务府曾公开贴出招商广告，为宫中古物寻求买主，并规定来者需在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缴纳保证金1万元，才能看物估价。一时间，看到广告前来购买者趋之若鹜，许多外国公使也混杂其间。
小朝廷进行的陆陆续续的典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便是1924年5月与北京盐业银行进行的这次抵押借债。
为了偿还各种债务，并换取日后生活费，小朝廷一次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80万银元。抵押品中不但有各种玉器、瓷器、古籍，还有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册、金宝箱、金宝塔和前文提到的金编钟。其中，16个金编钟作价40万元，其余物品作价40万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这次大抵押时说：“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东西当荒金折价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
在盐业银行与清皇室内务府签订的借款合同上可以看到，借款80万元，利息每百元按月给息1元，借期一年，如到期不能偿还，则以抵押品变售作价抵还本利。
合同下方的签章人是代表清室的郑孝胥、绍英、耆龄和溥仪的老丈人荣源；另一方则是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
当时，北京的官办和外资银行很多，为什么清室会选盐业银行这样一家私营银行来做这笔大买卖呢？
盐业银行本是曾任前清天津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所创。由于盐业是官办垄断性行业。历来的盐官没
有不发大财的。据说，一个地方的盐运使，一年可收入10万两银子，超过一个县太爷，何况是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
发了财的张镇芳创办了盐业银行。上世纪二十年代，盐业银行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并称“北四行”，并以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北四行”之首。后来，张镇芳由于支持张勋复辟而被捕入狱，只得把盐业银行总经理的位子交出来，做了个挂名的董事长。正是由于这层关系，逊清小朝廷与之则更加亲厚。
另一方面，溥仪的老丈人荣源与当时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岳乾斋关系也非同一般。岳乾斋本是天津庆善金店的二掌柜，从事的就是金银首饰买进卖出的生意。由此，他结识了许多靠变卖家产过活的八旗子弟。据说，他对落魄的王孙贵族极为同情，有人拿东西来抵押，他总是开价比别人高，所以极有人缘。后来，荣源还与岳乾斋合股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名为荣业房地产公司，名字就取了荣源的“荣”字和盐业银行的“业”字。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由于事出机密，金编钟是怎么运出宫的，没有文字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时，细节才得以披露。
据天津文史专家张仲回忆，1952年他作为工作人员被借调到北京增产节约办公室。一次在审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王绍贤时，王道出实情。
1924年5月的一个夜晚，由“公路局长”刘庆山押着几辆装载着金编钟和众多国宝的汽车，开出了紫禁城神武门，直奔位于东交民巷的盐业银行外库而来。银行外库专派保管员邢沛农接收并清点了这批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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