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凯马汽车城改装:高敬亭冤案始末

             高敬亭同志冤案的点点滴滴

    1939年5月，在少奇同志来到皖东之前，江北新四军部队出现了错杀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一场悲剧，成为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最大冤案。

    高敬亭同志被杀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部队里流行着“肃清高敬亭余毒”的极其错误的口号，这样的冤案，在鄂豫皖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原红28军将士们心中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创痛，积蓄了很大的怨愤情绪。

    少奇同志原来并不了解高敬亭同志及他的冤案，在同四支队中高级指挥员的广泛接触中，他经常听到许多同志悲愤的倾诉，使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起来。

    他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可说是十分敏感，非常复杂。想很快解决解决是不现实的，但又必须随时面对，无法回避。刘少奇同志采取了客观冷静地观察，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持重待解的方针。

    他在皖东工作期间，首先无论大会小会写文章讲话都从不涉及高敬亭同志的所谓“错误”。他反复向大家讲明一个道理：共产党员不要怕被自己的同志误会和怀疑，真相总是会弄清楚的。

    他让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同志，这位在鄂豫皖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大将军，在病榻上对前往探视的鄂豫皖老红军们进行宽慰和教育；他还提拔重用了原来高敬亭同志信任的红28军中威望较高的林维先、梁从学等老同志，使四支队的同志们感到党还是信任他们的，对高敬亭同志的旧部是没有偏见的。当抗大八分校在淮南路东成立后，他又让四支队的营团干部分期分批地入校学习，使这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军队骨干开阔了胸襟，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大量艰苦细致思想工作的基础上，1941年新四军二师兼淮南军区召开的“三一八”政工会议上，由邓子恢主任出面正式宣布，今后不许再提“肃清高敬亭余毒”的口号，使许多同志放下了思想包袱。

    1942年某月，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区党校召开的一个旅团级干部会议上，进行了小范围的打招呼，他对大家说，我来表个态，现在看来，高敬亭是个好同志，是有战功的，他受到大家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杀高敬亭同志是搞错了的，以后党中央会在适当时机给高敬亭同志平反昭雪。

    参加这次会议的十七团政委殷绍礼带着会议精神回到淮南部队，将少奇同志的讲话对几个团队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传达，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了非语言所能表达的激动和欣慰。

    从少奇同志打了招呼吹了风以后，新四军二师党委和军政委员会所有文件上，凡涉及历史问题提到高敬亭同志的名字，都堂堂正正地写上了高敬亭司令员的英名，并加上了烈士标志的黑框。

      在对待高敬亭司令员被错杀的问题上，少奇同志对四支队干部的思想工作如春风化雨，使郁结在同志们心中怨气冰雪消融，心情舒畅地投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洪流中。

    方毅同志回忆与高敬亭同志的交往

      矢志革命、忠贞不渝

    1937年秋，高敬亭同志响应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主动与国民党“鄂豫督办”卫立煌谈判，达成停战言和协议，率领红28军回到七里坪，准备挺进皖中抗日前线。这一段时间，我（方毅同志）正和彭康、聂鹤亭、以及后来的吴克华、余立金同志在黄安七里坪开办培训班，和高敬亭同志朝夕相处，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37年冬日军正在大举向华中进攻，武汉失守迫在眉睫，然而，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不去发动群众积极抗日，却只会高喊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实际上武汉根本保不住。我当时是湖北省委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为了在武汉失守前从各大学组织一批大学生，通过培训，把他们培养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决定让我负责组织培训班的任务。组织上考虑，七里坪地处偏僻，又有高敬亭同志的红28军掩护，条件很好，决定把培训班放在七里坪。

    董老是湖北的革命元老，和高敬亭很熟悉，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带着信来到七里坪，把董老的信交给高敬亭，他看了以后很高兴，欢迎我们到七里坪办培训班，并向我们提出要求，希望将培训出来的大学生给他们部队输送一批。我说，那当然可以，我们办培训班就是整个湖北服务，我们培养了抗日的人才，将来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

      高敬亭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高敬亭同志亲自为我们选了一个祠堂作为培训班的教室，他把一部分部队驻在祠堂周围，以便随时应付突然事件。他对敌人警惕性是很高的。筹备就绪以后，我就回武汉向董老和省委汇报。

    1937年10月，培训班正式开训了，高敬亭同志经常来培训班问寒问暖，还给培训班讲战术课。有时湖北省委拨发的给养接续不上，高敬亭同志就送来米面、油盐、蔬菜、肉食、医药给我们，高敬亭同志总是说：“一家人不要客气，我的给养来源还是三年游击战争时积蓄储备的，只要有我们吃的，就不会让你们饿着。”有时高敬亭同志弄到好吃的，还把我们叫去一块分享。大家聚在一起谈论党中央的决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义和前景。

    这段时间高敬亭同志已经在积极准备东进抗日。他紧张地进行组织调整，人员配备，部队整训，并从培训班要了一批大学生，后来这批同志都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

      1938年3月，高敬亭同志奉命东进，率领四支队奔赴抗日前线，部队进到安徽舒城的东西岗冲。临行前，高敬亭同志还把它的一名战将，游击队长罗厚福和一些战斗骨干留下来，担负保卫培训班和家属的工作。

      1938年6月，鄂东特委成立，7月，根据湖北省委指示，派我带着培训班到黄冈发展武装力量，不久部队已经发展到一千多人枪。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向王明提出抗议，说听说有个姓方的，未经允许就到处招兵买马，扰乱地方治安。王明为了讨好蒋介石，就撤了我的职，派我到皖东去。我把高敬亭同志留下的骨干发展起来这支部队交给了张体学同志，后来这支部队发展成为新四军五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支队在皖中活动期间，1939年5月，我（方毅同志）率领朱绍清为营长的一个营（四个连），越过津浦路东，到达来安、天长、六合、盱眙一带活动侦查、为支队主力开辟道路。由于我们是独立行动，没有根据地，受到敌伪顽三面夹击，作战、军务繁忙，和支队只有电台联系，对路西发生的情况知之甚少，直到7月份，突然传来高敬亭同志被杀的消息，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后来听说，高敬亭同志是因为反党反中央，反对东进抗日，要上山为王而被杀的，我立即感到他的死是非常冤枉的。他的思想情况和为人我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我们刚刚分手，分手前他的想法和做法完全和这些给他的罪名是背道而驰的，很显然这些罪名是莫须有的，是妄自强加给高敬亭同志的。

      说他反党、反中央，这怎么可能呢？

      高敬亭同志1928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苏维埃主席。国民党发动围剿时，他是红25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率部与敌人展开反围剿的殊死斗争。1934年省委率领红25军长征后，留下他带着千余名伤病员和残、弱、妇、幼坚持根据地，与国民党进剿部队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有着冷静的头脑，坚强的意志，对同志满怀热情。面对严峻的形式，他没有退缩，没有动摇，靠着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和灵活机动的对敌斗争策略，整编了根据地的武装，重建了红28军，统一了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一面不倒的红旗。高敬亭同志有一个习惯，他不喜欢人们叫他军长、司令等职务，愿意人们叫他“政委”，因为他认为政委是代表党的。在坚持三年游击战期间，他多次派人和党中央联系，都没有联系上，但他始终用党的精神来建设红军。建设根据地，事事都要用党的方针政策来衡量，使党的形象没有在根据地军民的心目中泯灭。三年游击战争，他本人数度身陷险境，国民党又多次派人用重金利诱，高敬亭同志正义凛然、坚贞不屈坚持与数十倍于己的强敌作斗争，这样的经过长期考验的红军将领，怎么会反党呢？

      说他反对中央就更加站不住脚了。红28军下山整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他向中央要求派负责干部来四支队工作，中央派了不少干部。他还从长江局要来廖华同志给他当秘书。廖华很有学问，高敬亭同志非常信任他，当时四支队的许多文件都是廖华起草的。因此说高敬亭同志反对中央是根本不成立的。从他的思想、言行、做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

      说高敬亭同志想当“山大王”，不想下山抗日，就完全是污蔑了。七七事变后，他仅仅根据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两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的文章，根据自己对中央精神的领会，毅然决定不计前怨，主动写信给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建议罢战言和、一致抗日，并与其签订了停战协议。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里，高敬亭同志是最早与国民党达成停止内战协议的，是最早也是最准确领会中央精神的。这样一个人会不抗日吗？停战后他立即率部下山，将部队集结在七里坪，准备接受改编。1938年2月，部队顺利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他要当山大王，可以不下山，可以不接受改编，这岂不是很矛盾吗？

      四支队东进后，在皖中地区不断向日军出击，打了不少影响很大的胜仗，说高敬亭同志不抗日，这是从何说起呢？

      至于说他不愿意东进，更是无稽之谈，不合逻辑了！我到七里坪时，高敬亭同志正在积极准备东进。为了提高部队素质，更好地完成东进抗日的任务，他向我们培训班要了不少学员做部队的骨干，当时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积极东进的。党中央批评新四军不贯彻东进指示，是指项英把新四军军部和江南部队放在云岭，不愿意东进苏南和吴淞地区，这是人所共知的，把不愿东进的罪名强加在高敬亭同志身上，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对高敬亭同志是非常冤枉的。

      我和高敬亭同志相处的一段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正是高敬亭同志领导红28军向四支队转折时期，各方面所经历的事情都历历在目。高敬亭同志被杀是冤枉的，他对党是忠贞不渝的，革命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思想基础是很好的，为人是非常坦诚、与人为善的；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红军将领。至于领导方法上有一些问题，完全是可以教育引导的，绝对不应该用处死的办法来解决，以致造成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1975年12月14日，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批示给高敬亭同志平反。这说明我们党实事求是、勇于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高敬亭同志九泉之下得知了也会感激的。

      值此高敬亭同志逝世50周年之际，谨以这篇回忆文章以示对我尊敬的战友高敬亭同志的深切纪念。

      高敬亭同志的英名将和大别山一样永存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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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同志回忆高敬亭同志的文章

        《抗日先锋高敬亭》（摘录）

        红军将领、抗日先锋高敬亭是我的老首长，我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我们红军战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血与火的艰难岁月里，，高敬亭同志和蔼可亲、关心部属、爱护战士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高敬亭同志是河南光山县新集人，我是光山县泼皮河人，老家离的很近。高政委闲暇时，总爱和我这个小老乡聊天，拉家常。那是在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高政委积劳成疾，身患疾病，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高政委有时拉着我的手说：“现在敌人四处收买土匪、特务、地痞、流氓刺杀我，出高价悬赏捉拿我，买我的人头，你害怕不害怕？”“不怕！”我说：“首长你放心，我们是党领导的红军战士，有我们警卫战士跟在你的身边，敌人休想动你一根毫毛！”“哈哈哈。。。”高政委开怀大笑，“这样我就放心了。形势越严峻，环境越艰苦，越要坚定革命意志，革命一定会成功！”高政委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在他的关心下，我们这些小警卫战士在战斗中不断成长进步。

         1939年4月，正当高敬亭司令员带领我们四支队，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深入江淮大地，英勇打击日伪军，不断取得节节胜利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亲眼目睹了老首长，敬爱的高敬亭司令员含冤被害的经过。

        6月的某一天，新四军军部发来电报，要高敬亭同志到合肥青龙场开会。高司令员立即带着我们二十多名警卫战士，前往指定地点。我们一道青龙厂，军部的黄副官和唐参谋告诉我们：“叶挺军长在储家围子等着你呢。”当高敬亭司令员带着三名警卫战士马不停蹄赶到储家围子时，等待他的是一队荷枪实弹的战士，他立即被缴械关押。与此同时，我们留在青龙厂的警卫战士，也被缴械扣押起来。高敬亭同志被连续批判斗争了三天，罪名是“山大王”、“想当土皇上”、“招兵买马”、“任意扩大部队”、“反对党中央在武汉的领袖（指王明）”、“破坏统一战线”，一定顶大帽子和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来。

        我过去听高敬亭司令员说过，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一次会议上，他同王明发生过一次尖锐激烈的争执，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后，不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难道就这样将我们党艰苦创立和红28军三年来浴血奋战的老根据地拱手让给国民党吗？高敬亭思想不通，转不过这个弯子，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在行动上，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毅然率部东进。

      在批斗会上，不管高敬亭同志怎样据理力争，反复申辩；不管参加会议的新四军广大干部一致要求给予高敬亭同志教育改造的机会，也不等待党中央的最后批示，新四军个别领导人仅仅凭着蒋介石的一纸批文，就独断专行，断然决定将高敬亭同志处死！

      高敬亭同志于6月24日倒在自己人的枪弹之下，含恨饮弹而去！时年三十二岁。

      高敬亭同志被含冤杀害后，我们几十个警卫战士也受到株连，经审查后，我才被允许进入新四军皖南教导队学习。

      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并一直关注高敬亭问题，当年毛主席获悉新四军军部个别领导人批斗高敬亭同志时，电示其要求将高敬亭同志送延安学习。1943年秋，毛主席再次电询新四军；“为什么要杀高敬亭？”要求查明原因，报告中央。毛主席还多次向有关负责同志说：“高敬亭同志要平反”。

      1977年4月27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在烈士被害三十八年后，党和人民终于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当我录写完上述的文字，觉得该为高敬亭烈士再写点东西，仅以一首小诗祭奠烈士。

      敬悼高敬亭烈士

      淮水低回楚山悲，

      壮志未酬身先毁。

      多少英雄战东南，

      敬亭山前泪双垂。

    高敬亭在大别山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红28军中曾经主持过三次“肃反”运动。错误地杀害了一大批党和部队的领导干部。此时尽管张国焘离开鄂豫皖已整整两年了，但鄂豫皖的“肃反”一直没有停止，相反，由于斗争环境复杂，“肃反”更加剧烈。

    高敬亭对“肃反”一直抓得很紧。越是形势险恶，他就越重视“肃反”，把“肃反”当作与作战同等重要的大事抓。他对人很严厉，对内部人多疑，甚至苛刻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某个战士丢失一颗子弹，或宣传标语写错了一个字，或在开会时没到会，就可能被他当成“反革命”，并且严加处罚。

    方永乐是82师师政委，任红82师师政委时，年仅19岁，为人聪明机灵，胆子大，且有一手好枪法，虽然年纪轻，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还关心同志，爱护战士，因此在28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28军中地位仅次于高敬亭。他对高敬亭十分尊重，但为了革命，为了真理，在原则问题上他敢于与高敬亭争论。

        1936年初，一天，高敬亭在鹞落坪驻地发现有人在他的饭碗里投毒，勃然大怒，原因没有查明，就不分青红皂白，要把炊事班的战士全部处决。年轻气盛的方永乐闻讯后，立即赶去进行阻拦。谁知高敬亭不但不听劝阻，还把方永乐也打成“反革命”，逮捕起来，逼他写自供书。

    在此之前， 246团政委徐成基就因在“肃反”中含冤离去，而不幸被敌人杀死的。徐成基是红军的一员杰出战将，他受命留在舒城驼岭领导皖西北特委工作。他建立了红军便衣队，创建了大面积的游击根据地，多次率领手枪队潜入合肥，配合游击师打击敌人。头一年冬天，他在光山、罗山、新集交界一带破袭“九里十八寨”，全歼守寨的地主武装，解救几百名坐牢群众，震动了大别山。

    但春节过后，他到麻城三河口向高敬亭汇报请示工作。谈着谈着，高敬亭竟从他的嘴中听出了“敌情”，当即把他也当作“肃反”对象，撤销他的警卫员，缴了他随身带的手枪，责令他检查交代问题。徐成基对革命忠心耿耿，受到冤屈，但没动摇革命信念。他知道高敬亭肯定要杀害自己，于是寻机逃出，只身去另找革命队伍。结果英山的瓦夺庙，被 “白狗子”围住，他与敌搏斗，赤手空拳打死两个敌人后，被敌人杀害。

    此前，长山冲突围出来身负重伤的高克文向高敬亭汇报战斗经过时说：“周世觉师长牺牲了！”高敬亭一听，含着泪水，突然用嘶哑的声音喝道： “高克文，你作战不力！” 随后，将高克文逮捕，在熊家河“枪决”了。

    就在高敬亭加紧内部“肃反”时，一名叛徒领着敌103师忽然包围了红28军军部及主力。形势万分危急，部队处于混乱之中。就在此刻，被关押着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说：“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后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等我把部队带出去以后再说！”

    兵临城下，来不及多说，高敬亭答应了方永乐的请求。

    方永乐被放出牢房解开镣铐，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抢占主峰。但敌103师兵强马壮。红军人少，无法固守，不得不退出主峰阵地。敌军紧咬不放。方永乐见情况危急，果断命令手枪团：“保护高政委冲出去！” 为了让高敬亭冲出去，方永乐自己带着少数战士掩护。战斗肃反激烈，高敬亭冲出去了，方永乐站起身，流着泪，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并把身体有意暴露给敌兵，结果身中数十弹而牺牲。方永乐是求死不求生啊！

    几名战士回去流着泪向高敬亭报告了方政委赌气牺牲的经过，高敬亭惊呆了。因为方永乐机灵无比，枪法百发百中，他是不会无法逃脱敌军的包围圈的。若不是含冤，他是不会死的。高敬亭抱着方永乐的尸体痛哭，亲自为他换上新衣，主持追悼会，向天鸣枪致哀。方永乐之死，使高敬亭内心惭愧，但这并没阻止他继续“肃反”。

    新四军军长陈毅曾经评价方永乐之死时说：“士可杀不可辱啊！”

    红82师师长林维先，是这支部队的一员骁将。

       1934年，红82师师长林维先指挥1、3营和交通队带领省委和军部从敌碉堡下面冒充敌25路军追剿队顺利通过。但一个月后，皖西之敌又转向鄂东“围剿”。省委常委、75师师长高敬亭来到了皖西检查工作，结果，他根据75师的“肃反”“经验”，向省委报告：“皖西工作一塌糊涂，都是反革命在领导。”省委得讯，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随后，一批干部被错杀，林维先也被打成“第三党骨干”，在就要枪毙时，82师全师官兵痛哭作保。这样，高敬亭才免他一死，罚他到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

    后来，红218团去霍邱白塔畈打粮。这一天，团长罗成云、政委熊大海带队去找大地主、富农要粮，由交通队看管苦工队。苦工队被领着躲在山坡的密林里，向北警戒可能由霍邱、六安来犯之敌。下午，驻霍邱大顾店的安徽保安3团听到白塔畈有红军“抢粮”，立即赶去“保境安民”。苦工队很快发现了他们。林维先对交通队队长吴大友说：

    “保安团来了，你把枪给我们，我们跟他们干！冤死不如战死！”

    此时，苦工队有80多人，每人只有一根扁担，没有枪。林维先的话既刺激了交通队，又鼓舞了苦工队，大家齐声说：“和敌人拼了！”

    吴大友说：“师长，就你指挥我们干吧！”

    林维先接过枪，带领交通队埋伏起来。

    敌人先锋连一路没见什么动静，哼着小调，大胆前进。当他们到了苦工队隐蔽山坡时，林维先一声喊：“冲呀——”突然八九十个衣着破烂的男人举着扁担从树林里冲了出来，保安团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几十条扁担就已在他们中左劈右砍，一个个被打得昏头转向，举手投降。

    这时团长罗成云、政委熊大海率一个营增援而来，逃敌急忙撒腿逃窜，战士们追到骆山，又歼敌一大半，后卫之敌惧怕被歼，望风逃回了大顾店。傍晚，打粮队挑着几百担粮食和缴获的100多支枪，胜利而归。高敬亭特别高兴，见苦工队每人都缴了一支枪，这场战斗让他见识了这些“苦工”的革命斗志，于是放心了，说：“摘掉苦工队的帽子，编为218团63营，林维先任营长。”

　  不久，军特务营在毛家嘴作战失利，伤亡70余人，损失轻机枪1挺。高敬亭一怒之下，又撤了特务营营长的职务，然后，把驳壳枪交到林维先面前，说：“你去当特务营长。”这可不是好差事。由于高敬亭无休止的“肃反”，而每次“肃反”又都是先“肃”干部和党员，所以部队中长期流行一种“怕当官、怕入党”的心理。林维先看着高政委的枪，心情十分复杂，但在部队最艰苦的时候，他还是接过了枪。

       1937年6月，林维先作为244团副团长，率领特务营和手枪团3分队，按照与高敬亭约定的某地去汇合。殊不知，在半途中，他们被卫立煌正督令的7个团合围。由于敌情不明，林维先指挥失误，部队与敌拼死激战，最后被敌兵完全包围以后。在生死时刻，他奋勇当先，指挥一个排打掩护，其他人冲锋突围。结果，红28军主力之一的特务营被强敌打散，伤亡200余人，损失轻机枪6挺。

    这是红28军重建后最大的一次损失。

    逃出重围后，林维先心情沉重到了极点：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自己有着直接责任。何去何从？他面临人生最严峻的考验。这次几乎把特务营打了个精光，大败而回，高敬亭很可能枪毙他。当初红82师的师长高克文就是这样被他枪决的。怎么办？打了败仗不敢回去的，红28军不乏先例，先后就有过鄂东道委书记张德山、原红74师师长丁少卿等高级干部逃跑、叛变的先例。但林维先几经考虑，还是义无反顾地说：“就是掉脑袋，也不能当逃兵！”带着残部回到了红28军。后来因为他拼死收集了特务营的余部才逃过一场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