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县社保局电话:超越多党制

　　美国立国之初代表工商业利益集团，强调联邦政府权力，以新教为信仰，反对奴隶制为一派，代表奴隶主阶层、强调地方自治权利、以天主教为信仰为另一派，形成最初的政党对立形势。随着奴隶制与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矛盾的激化，美国的政党分离、组合，并经过内战，废除奴隶制后，正式确定了两党制的政治格局。一方代表中下阶层、新移民，另一方代表大工商资本主义，传统白人社会。然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展，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并成为社会的主流，美国两大党的理念也越来越接近，并不约而同疏离各自党派内部的极端派别。在这种情况下，两大党的执政理念也越来越接近。

　　日本之所以长期以来一党独大，一党执政，与其社会群体比较单一，移民数量少，信仰单一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很难出现群众基础的分野。虽然近年来似乎出现了新的政党——社民党击败自民党执政的现象，但两党的根本政治理念、人员构成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权力斗争产生的一种披上政党外衣的表演而已。在群众基础没有形成明显的分化的基础上，任何政党轮替都是权力斗争，谈不上政党政治。

　　台湾之所以能够形成两党政治制度是有其深刻的群众基础的，一方代表的是基本认同宗华民族（可视为信仰），倾向于国家统一，以大陆移民为主的中上阶层；另一方代表的是推动台湾独立，以南部农民为基础的地方势力。尤其是台独与统一的理念斗争，对两党制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国家实现了完全统一，那么台湾两党相互对立，势不两立的状态则会有明显的改观，就缺少了引起两党斗争的一个分歧点。

　　中国大陆有没有形成多党制和两党制的土壤？满清统治结束，中国没有出现两党制和多党制是因为中国的群众基础没有出现根本的分野。满清没有留下任何经得起考验、坚决拥护其执政的群众力量。经过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虽然形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政党，然而当时社会力量虽然有了很大的分化，但是占主体的仍然是农民，中国仍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民等中下阶层利益的共产党最终夺取了政权，这与当时的社会基础是相一致的。建国后，经过一系列的运动，其他社会阶层的力量进一步萎缩，甚至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任何两党制，乃至多党制的基础的。

　　形成多党轮流或者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必须有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立场不同的，势均力敌（均衡状态）的群众势力，有的是基于区域的，有的是基于信仰的，有的是基于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的，在这两者之上叠加上经济利益。那么，目前的中国是否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了呢？

　　中国人的信仰多元，但没有出现任何有绝对优势的宗教信仰，而且在中国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立，儒释道三家互不排斥，并且相互融合，道观内设立佛家的塑像，寺庙内供奉道家的牌位，甚至一个崇拜的偶像既是儒家的、同时也是佛家和道家的，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因此，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分化没有在中国出现，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经过历史上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直至清代等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民族融合以来，大陆主体近300多年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即使有，数量也极其有限。这样通过移民所能形成的社会分化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直至目前。也许有人会说由于经济发展，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劳动力流动可能会形成社会分化。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拉大，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这是事实。但是这种阶层分化只是经济利益的分化，从整个国家来看并没有与信仰和族群相伴而生。仅在个别地区出现了这样的紧张趋势。从全国的层面来看，中国并没有形成两党和多党政治的社会分化基础。有人或许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城乡对立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必然会导致政党对立。城乡对立也许只是促进分化的重要因素，但仅有经济利益的分化不足以催生新的政治派别的崛起。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由于多种原因农村流动劳动力在城镇处于弱势地位，无法获得正常的市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平等，但是农村劳动力直接参与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而且没有绝大多数仍然在农村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只有少部分因为拆迁等原因失去土地），农民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受益者，虽然受益的程度无法与资本所有者阶层相比。客观地看，资本所有者与流动农民工在利益上存在着一致性，甚至是共生的，一方需要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需要除了土地以外更多的收入。这就如美国内战时期，北方工商业阶级与南方奴隶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与南方奴隶主的利益存在冲突。

　　现在讨论最多的是特殊利益集团与一般民众的对立，这一对立似乎成为人们呼吁多党制的主要原因。但是，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不占社会的主流，无法形成长期的、稳定的群体结构。如果特殊利益集团成为多党中一党的基础，那么一旦多党制实行，特殊利益集团立即就会土崩瓦解，除非其寻找新的支持力量。然而从目前中国的状况来看，社会分化不足以支持多个势均力敌的政治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找到新的支持力量。那么，伴随着特殊利益集团的消失，没有明显区别的各政党只能通过各种其他手段来争取群众，中国的政治互动只能是象日本一样并没有太多的政治差异倾向的对权力的争夺。

　　西方民主制度是目前最为成功的政治制度，本人认为其最大的好处在于保障民权。但是，这种制度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立国之初，包括华盛顿本人在内的很多政治人物都警告过美国不要走上党派斗争这条路。党派斗争很容易造成政治运行空转，为了反对而反对，进而伤及社会与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中国民主最好的途径就如郑永年先生所言要进一步推进政治开放，执政党要纳入不同阶层，打破自身的封闭性。与此同时，要真正赋予群众监督政府的权力，保障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