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蕾雅走物理还是魔法:在对比中放飞思绪——新闻随笔三则

　　“这个这个这个”引发的震撼
　　
　　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担任翻译的是外交部的施燕华。事后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了一个法拉奇“忠实事实”的细节，使我这个同行有震撼之感。
　　施燕华说，采访后，法拉奇根据录音整理记录，不明白的再问我，我一句句地跟她对，大约用了一天时间。她非常忠实，连最简单的词都不放过。比如，邓小平在回答问题时，老是说四川话的“这个这个这个”，她听录音里老有这个词，就问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没有实际意思，就是口头语，在思考问题时发出的声音，就像英文里的Well，或者You see这类。她问：你没有翻译？我说我没翻。她懂了，但说，在稿件里还是要加上，这说明他性格上的特点。
　　连没有实际意思的口语“这个这个这个”都不放过，而且把它和人物性格特点联起来，这种对事实尊崇的执着和虔诚，确实令人感慨。法拉奇有自己的采访风格，她的采访成果分两部分，一是用录音机录下和采访对象的问答，然后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二是写一篇有一定篇幅的前言，介绍采访对象和谈自己采访时及采访后的感想。她之所以坚持“一字不漏”地披露采访对象的谈话，是为了“原汁原味”，为了忠于事实，使读者“原原本本”地从中了解采访对象的思想、观点乃至性格特点。法拉奇的人物采访影响深广，这和人物本身的传奇和特色有关，也和她深入扎实的采访作风有关。以色列总理沙龙在被法拉奇问得焦头烂额之后，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那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正是这样的付出，她的采访录把人物的本质特征忠实地反映了出来，因而广受读者欢迎和好评。
　　“忠实事实”，是新闻的基础，但真要做到并不容易。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有过这样一番感慨：在一些会议和场合讲话的时候，我先表明我是以学者的身份讲话的。但人们不大理解，总是把我和副委员长的职务联起来，再进一步，和国务院副总理等同起来，好像我的讲话有什么来头或背景似的。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不要把一个学者的想法都和他的职务联系起来，更不要把我的想法误以为是政府的想法，人大和政府是两回事。成思危这番话是有所指的。作为媒体在这方面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因为有些媒体在报道时，往往不“忠实事实”——对他“以学者身份讲话”的事实于不顾，仍突出他的职务，以示他讲话具有“权威性”。这实际上是容易误导受众的。他已经表明以学者身份，即作为个人讲话，说明他没有被授权来做“官方”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再突出他的职务，就不符合事实，是不负责任的。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类似置明摆着的事实于不顾的事还能列出不少。为什么会这样？感觉有一种“实用主义新闻观”在作祟。记者写报道，总想能产生影响，这无可厚非，但前提是要建立在“忠实事实”的基础上。如果为了产生影响，不惜改变事实，甚至视事实如面团，随意揉捏和取舍，为自己所用，为“产生影响”所用，那就背离新闻的基本原则了。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和意识形态环境的宽松，必然导致新闻竞争的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想做出有影响的新闻不容易，这对有志于新闻事业的人来说确是考验。但面对考验，路不能走歪。新闻是门科学，要诚实以待，唯有长此以往才会出成果，写出有影响的报道来。反之，可能会热闹一阵子，但肯定长久不了。犹如基础没打好就盖大厦，是没有根基，没有生命力的。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再看上世纪80年代的法拉奇，对“这个这个这个”的语气词都那么尊重、那么较真，仍会感到新鲜，从而对新闻报道在信息时代如何坚持“忠实事实”，会产生一些新的感悟。

　　看智利矿难时的思前想后
　　
　　智利圣何塞铜矿地处沙漠地带，位于智利北部，距首都圣地亚哥有800公里之遥，和我国更隔着重重山水。然而，2010年8月到10月的两个多月，这里成了世界，也包括中国公众在内的瞩目中心——因塌方，33名矿工被困700米深处，在69天漫长的等待和努力之后，他们终于重见天日——而这一切，通过现场的2000多名媒体工作者的“实况转播”，一幕幕、一步步、一天天地展现在了世界各地受众的面前……
　　这无疑是生命的奇迹，也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胜利大营救”。从新闻传播价值上来讲，也无疑是地球上的人们共同关注的“大新闻”，吸引无数人聚焦智利圣何塞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目睹矿工们走出救生舱的时候，不禁想起41年前的一件往事：1969年7月20日，全球有近10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的过程，下午4时07分，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走下登月舱的扶梯，左脚落在了月球表面，静寂的月球尘土上印上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人们听到电视里传来了一句激动人心的话：“休斯敦，静海基地报告，‘鹰’着陆成功！”顿时，欢呼声沸腾起来……第二天世界报纸的头条几乎都是“人类登月成功”的消息，阿姆斯特朗那著名的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但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这是一个飞跃”，更是传遍世界……
　　这两件事都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新闻，然而在我国，这两个新闻事件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和全世界公众一起，我们目睹了救援圣何塞受困矿工的全过程，但却没能成为观看阿波罗登月数亿观众中的一部分。那时电视机在中国还是稀罕之物，我们没有条件观看实况转播，这情有可原——但令我们不堪回首的是，当时中国的许许多多老百姓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风头上，“革命”——这最最重要的事，压倒了世界关注的人类首次登月这个重大信息的传播。
　　这里还不得不说说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央视主持人白岩松2009年在美国做节目时，参观了华盛顿的一个新闻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展板，是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9?11”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世界主要国家最主要报纸的头版，几乎都是同样的选择：“9?11”事件的报道。而唯一的例外是中国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的是领导人接见的消息，“9?11”的新闻只是一个小豆腐块。当时中国的CCTV也没有现场直播。白岩松说他闻讯后，立即电话请示，焦急地等待，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然而，他等到的回话是：“洗洗睡吧，没戏了，不让直播。”这非常令人吃惊！2001年，可不是阿波罗登月的那个时代了，做现场直播技术上毫无问题，对“9?11”新闻价值的判断也不会有任何差池，谁不知道这是再重大不过的新闻了，世界上哪个角落的民众不在密切关注啊？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白岩松没说清楚，我因没有确切材料也闹不明白。在世界级重大新闻面前的缺失和对此“淡化处理”，实实在在地违背了新闻常识。不仅使外人觉得中国不可理喻，也使“内人”——中国的受众感到迷惑不解。
　　媒体之所以关注重大新闻，是因为受众有需求，作为媒体理应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而受众为何有需求？最根本的原因是重大新闻往往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关注的共同话题，与人类的共同利益休戚相关。“9?11”是一次恐怖袭击，发生在美国，也同样会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面对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受众会产生许多思考：恐怖组织是怎么形成的，他们是如何策划这起惨案的，如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有效粉碎他们的阴谋，怎样打击恐怖组织，瓦解它们的生存基础，政府对此应有何对策以确保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等等。这样的思考和由此产生的行动，将会长久地存在下去。关注智利矿难也是如此，因为类似的矿难可以说在世界各地随时都会发生，实时观看智利救助的全过程，等于给全世界受众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尊重生命、尊重科学的大课，必将有力地促进世界各地安全意识和安全生产水准的提升。
　　正因为如此，在世界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作为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决不能缺席失语，尤其在当今的网络时代。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出来，即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等原因，对重大新闻的判断和传播或许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不应该的，也可以说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新闻是客观事实，该怎么报，就怎么报，不应受到任何因素的影响；至于怎样解读、评论这个新闻，尽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那是另一回事。若把两者混淆起来，就与新闻规律不相符了。

　　呼唤“第三方”
　　
　　和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交流时，他们介绍的美国民间力量对媒体监督的做法，给人印象深刻。美国媒体发达，对媒体监督的力量也很强，且别具一格：监督媒体的主力是从媒体退休的行家，因此看问题能看到点上；他们组成独立的、非盈利的民间组织，不依附任何人或部门，而是作为社会公众发出声音；经费来自私人基金资助，和媒体没有关系；他们的成果是出具各种报告，有对媒体年度表现情况的分析报告，也有对某一篇（组）报道的评价报告。其报告的特点是，用事实说话，材料扎实，分析透彻，有说服力，无论对公众了解媒体，还是对媒体改进工作，都不无裨益。
　　媒体是社会公器，承担着重要职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权力不可谓不大。然而，媒体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谁来监督媒体呢？媒体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不可否认会发生滥用权力的现象，如写虚假报道、人情报道、“红包”报道、敲诈报道、广告报道……乃至和利益集团、相关人士勾结，通过媒体传播信息误导受众，从中渔利或达到某种目的等等。对此，我们惯常的做法是两条，一靠上级监管；二靠自律。这当然都是必要的。但实践表明，这两条都有局限性，即都不是第三方监管，而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或在行业的“中圈子”里自己监管自己，犹如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效果难免会大打折扣。美国的做法就在于由和媒体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来监督媒体，其公信力和可信度便大为提高，对媒体形成的约束力也大为增强，能使媒体明显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
　　有权力，就要有制约，否则必然导致权力滥用；而要使制约有力、有效，就要建立起独立、客观、公正的第三方监管机制，这是社会正常运行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在我国“第三方”监管的力量还没形成，对媒体监管的“第三方”亦是如此。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严峻课题。
　　为对公众负责，必须从原有的模式里走出来，寻求公正的“第三方”。“第三方”在哪里？在民间。如何把民间的力量组织起来？靠社会自治机制。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不仅有限，而且有局限性，因与方方面面的利益牵涉等因素，其监管易失公允和受到质疑；而民间的力量是无限而强大，因为没有利益瓜葛，能站在民众的立场发出声音，对媒体予以公正评判和严格制约。当然，民间力量如处于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的状态，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所以政府应该研究社会自治机制，支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各个方面的管理中来，其中也包括对媒体的监管。
　　美国民间把退休的媒体工作者组织起来监管媒体，是个非常实用的做法。主要是这些人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有什么问题很难逃过他们的眼睛。而民间基金、主要是公益基金也是很挑剔的，谁监管得好，有效果，资金就愿意无偿地提供给谁。这也形成了竞争格局，促使各监管团体尽心尽责地工作，努力在媒体和受众中产生影响，以促进媒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什么时候我们的民间也有这样“专业”的、非盈利的媒体监管组织呢？如有，相信对媒体的健康、规范运作会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使广大受众受益、社会受益。■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