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泉家园在哪:石才夫散文、随笔三则

2007-02-02
新闻来源：广西文联网 作者：石才夫 责任编辑: 严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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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一台收音机
拓  夫
搬过几次家，许多旧物是扔的扔，送的送，大都处理掉了。惟独有一台旧的半导体收音机，却始终留着，尽管它早已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这当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台收音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它是我父亲留下来的惟一的遗物。
这台收音机的“年纪”应该比我还大。因为记忆中，自从我懂事时起，它便是父亲身边的一件宝贝。我最初认识的有限的汉字中，就包括铸在收音机正面上的“春蕾”和“上海无线电三厂”，以至于30多年来，这几个字常常萦绕脑际，时不时在眼前闪过。
我小的时候，父亲在离家几十里外的一个邮电所做乡邮员，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寨，给老乡们送信送报。记得是我6岁那年，父亲把我带到了他的身边。这样，我就有机会跟着他下乡送信。坐在那架绿色的，印有邮电标志的自行车后座，我和父亲一起在山间的小路上风里来，雨里去。父亲有时要到数公里外的一个铁路小站接邮件，我也只能跟着。夜里，有朋友过来和他下棋，床头便开着那台“春蕾”。棋我是不想看的，也看不懂，便只有听收音机了。往往是，父亲的棋越下越长，而我早已在火车的“隆隆”声和收音机的“伴奏”下进入了梦乡。
到了上学的年纪，父亲把我送回村子上学，以后，我便很少能见到父亲。他常常是一个月，有时甚至两三个月才回一次家。每次父亲的回来，都成了全家人——尤其是我和弟弟们的节日。我和弟弟那时候极羡慕那些穿着印有号码的运动背心的同龄人。不想有一次，父亲回家时便给了我和弟弟每人一件这样的背心，让我们高兴了一个夏天。他最后一次回家，是我上了小学二年级后不久。在家只呆了两天，走时用手拍拍我的脑袋，叮嘱一句：“好好读书！”便跨上单车，一路远去。我依依不舍地站在门外的空地上，看着父亲的身影融入远处的落霞，在山道的尽头消失。
这一次，仿佛特别长。我觉得父亲已经好久也没有回家了，因此是格外的想念。放学后常常和弟弟在门前翘首盼望，期待着路的那一头能传来熟悉的自行车铃声。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那一次，竟然成了父亲和家人的永别——父亲在一次意外中身受重伤，抢救无效去世了。仿佛是一座房子突然折了顶梁柱，一个家，顿时垮了下来……
很久以后，我仍然不能接受父亲已经永远离去的事实。总觉着父亲没有死，哪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尤其是当我见到父亲的遗物——那台收音机时，这种思念更加强烈。
父亲拍着我脑袋说的那句“好好读书”的话，我始终没敢稍忘。小学、初中、高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县城读高中时，已经是1981年。同学当中，已有人提着收录机，在邓丽君的歌声里陶醉。而那台收音机，仍然是我最亲密的伙伴。这时的广播节目，比以前丰富有趣多了。彭丽媛演唱的《在希望有田野上》、马季的相声《吹牛》、姜昆的代表作《虎口遐想》等等，我都是从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的。高中三年，那台小小的收音机，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啊！后来上了大学，收音机又伴着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
一个懵懂少年就这样长大成人了。但父亲意外去世给我心灵造成的伤害，我是在很多年以后回过头再看时，才深深地体会到的。在成长的年代，我们最需要的，除了老师的教导，就是父母亲的指引。可我却无法得到这种指引。母亲大字不识一个，而且，从父亲去世后，她就病倒了。别的同学遇到了困难，可以回去找父母亲。而我，却只能把一切都埋在心底。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默默看着那台收音机，仿佛它可以给我温暖和力量。
刚参加工作那两年，单位的效益并不好。那时候，电视机已经是城市人家很普通的东西了，但对我而言，仍只是一种奢望。于是，那台陪伴我十几年的收音机，依旧每天晚上在我的床头响着。听众点播、相声小品、天下大事……除了报纸，它便是我唯一的“信息来源”。有时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把收音机抱在胸前，不由自主地便会想到父亲，想到童年短暂的快乐时光……直到眼角慢慢湿润，直到迷糊中沉沉睡去。
有一天，我正听着收音机里直播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实况，邮递员送来电报，是乡下的弟弟发来的：“母病危，速归！”我顾不上收拾，匆匆踏上归家的路。下了火车，挤上班车，一路赶着回到家时，母亲只来得及拉住我的手，说了句：“儿啊，好好工作。我到你爸那去了……”便溘然长逝。
几天后，我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又回到了城里。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父亲和母亲的影子。想打开收音机，却再也听不到它的一点声响。我不禁一阵发呆：十几年了，它始终陪伴着我，给了我那么多的欢乐，每次都是那么忠诚地响着，现在怎么就没声了呢？那一晚，我把它抱在怀里，迷迷糊糊过了一夜。
时至今日，家里的电器早已是应有尽有，但那一台收音机我一直珍藏着，不时看上一眼，用手摸一摸，仿佛是多年的老友，相对无语。在我的心中，它早已不仅仅是一台收音机了。
因为长在南方，因此对雪始终有着一种美好的向往。但奇怪的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写过雪。至于别人怎么写，我倒是应该读过的。比如《林海雪原》，看了不下三遍，但居然对描写雪的文字没有一点印象。下雪的地方只是偶尔出差去过，如哈尔滨，也是冬天，可惜没遇上下雪，只是看到了堆积在地上的雪。有一次在北京，早起拉开窗帘，只见灰蒙的空气中飘洒着细细的白色颗粒，我以为这就是下雪了。还有的就是小学课本念过的“那年北风起，鹅毛大雪飘……”以及后来老师用来说明夸张修辞的那句“燕山雪花大如席”之类。
但维也纳的雪却全然不同。既没有鹅毛的样子，也没有让我产生过大如席的联想。2004年的春节，大年初二，我走在维也纳的街道上。两旁是那种四五层高的，四四方方、墩墩实实的，罗马式的建筑。视线之内，远处有零星的造型各异，但一例透出一种韵律的别墅式建筑。这时雪突然就下了起来。无声无息的，漫天而下。飘到地上，树枝上，停在路边的汽车上，还有屋顶上。我没有感到寒冷，就这么走在雪里。甚至掏出相机，对着飞舞的雪花拍摄。路边停着的一溜汽车，有的已经覆盖着厚厚的雪，足有三四寸。想必前几天都下着雪。这时，路上的行人很少。偶尔有人迎面走来，也是那么从容，全然不顾头上、脖子上、肩膀上落满了白色的雪。在维也纳，人们总是要联想到音乐。而维也纳的雪，也真的像是无声的天籁，就这么演绎着季节的思绪。人在异乡，又逢佳节，我居然没觉出孤寂，倒从心里生出许多的兴奋来。
在几条街的汇合处，是一个小广场。那里搭起了一个演出的台子。“维也纳中国新春广西文化周”的演出正在举行。广场周围的树，早已没了叶子，光秃秃的树枝上，挂起了红红的中国结。在雪白的背景下，益发显出鲜艳、吉祥。露天的舞台上，此刻落满了雪花，但音乐声中，来自遥远的东方，中国南方，刘三姐故乡的演员们正在踏歌起舞。《美人漓江》，如诗如幻；《银落舞》，环佩丁当。而美丽婀娜的舞蹈演员们，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中，身穿薄薄的演出服，正忘情地演绎古老东方的美丽传奇。也许是好奇，也许是被演员们的职业精神所感动，伫立在风雪中观看演出的观众越来越多。有白发的长者，也有坐在推车上的幼童。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任雪花飞到脸上、身上。每当一曲终了，一个节目结束时，掌声都会热烈地响起。
这时，歌唱演员唱起了《雪绒花》。这首著名的歌曲，音乐之都的观众们当然不会陌生。在漫天飞雪中，演员唱得很忘情—-也许，他是平生第一次在雪中演唱《雪绒花》——观众也被深深感染了。歌未唱完，演员的头发上已蒙上了一层白雪，像是戴上了一顶白色的绒帽。
我们是带着名为《漓江诗情》的歌舞而来的。在传统的中国新春，40多位演员从广西来到维也纳，向这里的人们展示中国少数民族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及悠久的中国文化。此时，在我们亲爱的祖国，早已是万家灯火，团圆的礼花当是开满了夜空。
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春节；第一次，在风雪飘飞的天幕下起舞；第一次，用歌声和舞姿，与音乐之都的观众亲密接触……有太多太多的第一次，记忆中终将定格这一幕：我们簇拥在维也纳的街头，面朝东方，通过随行的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拜年，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雪仍在下，维也纳的大街上，车来车往。挂在树枝上的中国结此刻已被白雪点缀，显得更具美感和神韵。或许，早已习惯了冬雪一片白色背景的维也纳人，在抬头的那一瞬，会被这来自东方的吉祥中国结点燃目光。从此，中国的印象，会从古老的传说中，走进新的时代，擦亮和平的天空。
2004，猴年新春的维也纳，瑞雪连天。
那年夏天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候虽不懂事，但母亲的辛劳和愁苦总是看得见的。因此曾无数次暗暗发誓：一定要念好书，将来好好报答母亲。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母亲自然是十分高兴。其实我高考是大失水准，分数刚刚上线，最后能被录取完全是侥幸。当时许多人替我惋惜，甚至劝我再复习一年，以我的基础，第二年考上重点大学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知道多读一年高中意味着什么，家里根本拿不出那笔补习的费用。况且母亲是分不清什么重点大学普通大学的，她只知道儿子考上了，成了村子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那些日子，母亲整日眼角都带着笑，三伏天里忙里忙外的劳累仿佛也被风吹散了。
接下来就是月复一月接到家里的汇款单。有时是20元，有时是15元。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弄来这些钱的，但我可以想见这些钱得来的艰辛，因此总是非常节省，心思和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大学四年，有关我在学校的表现，传到母亲那里的都是好消息。
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分在城里，有了一份令许多人羡慕的工作。第一次领工资得了103元，立刻请假回了趟老家，给了母亲50元。原以为母亲会十分高兴的，不曾想母亲拿了钱，只是嘱咐一句：“好好工作，别太惦记家里。”便忙她的家务去了。
直到1989年，也就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的那个夏天，我才知道，对于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母亲最大的期望远远不是金钱或物质的回报。
那个夏天里发生事，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是无法忘记的。城市里几乎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秩序，一种喧闹和莫名躁动笼罩着城市。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单位和宿舍之间，竟然能置身事外，没有卷入那一股狂热之中。后来想，也许还是因为母亲。我固执地认为，母亲是一定会反对我上街的。事实上，我的这种感觉一点没错。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有位女同事搬家，我和单位里几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去帮忙。忙了整一个上午，女同事一家做了一桌饭，大家就一起吃了午饭，后来又坐在那里说说笑笑。直到傍晚，我才离开。
那天太阳很大，天气异常的闷热，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灼人的浪。
我的宿舍在一楼。我停下自行车，只一抬头，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蜷坐在门前的水泥地板上。那分明是我的母亲！
半年多不见，母亲变得消瘦了许多。几缕花白的头发垂在额前，使母亲越发显得疲惫而苍老。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又不会说普通话，从未单独出过远门。可以想见，她这次能找到我的蜗居，该经历了多少曲折。
把母亲迎进屋里，没等我给她端茶倒水，母亲说道：“我听人说，这阵子城里很乱，怕你出事，所以赶来看看。我们是本份人家，祖祖辈辈靠力气吃饭，图的是个平安。你刚毕业，要好好工作，别让妈不放心。”我当下便告诉母亲，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阵子都在上班干活呢。母亲说这样就好。说完伸手从她带来的一只袋子里，摸出一个煮熟的红薯，吃了起来。——母亲一路上吃的就是这红薯啊！
我强忍着没让眼里的泪流下来。
那是母亲第一次进城，也是最后一次。第二年的夏天，母亲被确诊患了胰腺癌，晚期。北京亚运会开幕的锣声响起时，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时我才知道，母亲来看我时，为什么显得那么消瘦而疲惫。那时，癌魔已侵噬了她的身体。从乡下到首府，那200多公里的路途，母亲走的，何尝不是生命的最后之旅呢？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知道我永远也没有机会报答母亲的深恩了。但我终于也明白了，对于母亲来说，无论是活着的时候还是已经逝去，儿子最好的回报不是金钱，而是——
守法、敬业、平安！
有一种恶俗叫“跟风”
“非典”时期，我们在报上每天都可以读到与之相关的报道。与此同时，文艺战线的同志们也迅速行动，创作、演出了许多歌颂白衣天使，讴歌人间真情的诗词、歌曲等作品。
我几乎是天天都要看报的。而那一段时间读报的重点理所当然是关于“非典”的报道。看多了，便留意到一个似已成为业界痼疾的毛病—-标题跟风。
“有一种倒下叫站起”，这是一篇报道广东省医务人员忘我救治“非典”病人事迹的通讯用的标题。一看就知道，是一句流行语“有一种力量叫感动”的翻版。因为用得比较早，且把医护人员的“倒下”与一种形象、力量的“站起”并列一起，仍然能够让人过目不忘。故虽非首创，也还算“旧瓶”装了“新酒”，读者当能接受的。
但全中国的报纸编辑似乎在“非典”时期染上了“典型”的“跟风”症。自“倒下”之后，“有一种＊＊叫＊＊”的格式化标题便隔三差五出现在版面上。“有一种精神叫奉献”，“有一种奉献叫牺牲”，“有一种病毒叫歧视”等等，不一而足，仿佛除此皆不能入题。
其实，标题的跟风，并非自“非典”始。早些时候，一部韩剧《我的野蛮女友》红遍大江南北。一夜间，报刊上便充斥着“我的＊＊女友”之类的“小资”标题。这次居然还有作家要写一部《我的非典女友》的电视剧，也算是“双重”跟风了。类似恶俗的跟风，还有一句“一道亮丽的风景”。好像除了“风景”，再无第二个词汇可以表述。前几年，北京一位记者写了本《绝对隐私》的书，结果，大江南北的媒体版面上，一夜之间都染上“绝对”证。什么“绝对恋情”，“绝对浪漫”，极尽“绝对”之能事。
“非典”病毒之可怕，在于它是未被认知的，又是具有极强传染性的，可以致命的。一个标题的好坏，当然不会事关性命。但作为媒体编辑，如果丧失了创造力，失去了想像力，只剩下简单的模仿和跟风，那么，至少，这个媒体是缺乏生命力的。
写到这里，看到国家级的某报一个文化专版，两个对开的版面，就有四个“非典”标题。“非典病人逃离引发的思考”，“飞越非典的爱恋”，“非典时期的戛纳秀”，“《非典型男女》开拍”—-“非典”若此，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好像是鲁迅先生说的，第一个把女孩子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再用鲜花来形容女孩子，也还算过得去；第三个说女孩子“像花儿一样”，就只能是蠢才了。
有人把标题喻为报纸的眼睛。而眼睛又被喻为一个人“心灵的窗户”。人与人之间即便一言不发，也可以通过眼睛传情达意。故形容某人眼睛特别生动，又说他（她）“一双眼睛会说话”。会说话的眼睛与呆滞无神的眼睛，自然高下立见。报纸的“眼睛”没有自己的神采，偏又害上跟风的毛病，东施效颦的结果，是最后弄得非但标题不起到吸引人的作用，相反还会让读者心生厌烦，不愿再去读报。
把这篇小文的标题做成这样，并非笔者的本意。但不如此，似不足以引起警觉。如果读者因此生厌，那么，最好是——此风止于此。
来源：石才夫散文、随笔集《坐看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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