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斯马特最大尺度:傅统先的

[访谈者按]傅统先教授（1910-1985）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学家，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对于杜威学说的译介和研究、对于皮亚杰学说的译介和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至今不衰。今年，是傅统先教授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他对中国教育学术的重要贡献，我们于2010年7月17日，对傅先生的开门弟子（硕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陆有铨先生进行了访谈。这次访谈，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呈现傅统先教授的学术人生，加深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的理解。

于述胜（以下简称“于”）：傅先生在《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一文的最后说：“我已年逾古稀，除带领一位研究生外，甚愿为教育科学的理论建设竭尽绵薄。”文中甚至把为中国的教育科学尽力，放在“带领一位研究生”之后。这个研究生当然是您。傅先生为什么对您寄予厚望？

陆有铨（以下简称“陆”）：曾有人告诉我，傅先生晚年住院期间，对去看望他的山东师大领导说：我一生教过很多学生，最有希望、最有哲学头脑的就是陆有铨了……。这话傅先生没有在我面前讲过，我也无法判断其真假。不过，傅先生确实对我比较好。他跟我谈话，总带有一种商量、讨论的口吻，从不疾言厉色，这跟他温和谦逊的性情也有关系。我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头带到底的研究生，他对我寄予较大希望，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师生关系融洽，他跟我讲过很多自己过去的事儿。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不想回山东。因为我是上海人，希望在南方工作，南方的学校对我都有诱惑力，当时我去这些地方也有某种可能性。但傅先生劝我回山东。他说：山东教育学界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到山东可能发展得更快更好、更有前途……。我听从了傅先生的劝告，没再做其他更多考虑，答辩一结束，就回到了山东。

当时，山东师大有个潘伯庚[1]先生，在工作上与傅先生合作得一直很好。傅先生是教育系主任，但仅挂名而已，具体工作大都是由潘先生做的。我读研究生之前，在山东农村的一所中学工作。潘先生知道我在中学教学很有成绩，且是文革前的华东师大教育系毕业生。因此，他在山东师大教育系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就想把我调到山东师大工作。由于我的原工作单位坚决不放行，潘先生就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让我先报考傅先生的研究生，再留校工作。说老实话，我能接受傅先生的劝告到山东工作，也有报恩的想法。

潘先生也对我寄予希望，跟我说：“全校的公共教育学课不好上，学生‘反响’较大，你回来就先上公共课吧。”我从来没有教过《教育学》，对上好课没有什么把握。潘先生鼓励说：“你上课大概不会有问题。”于是，我还没有正式工作报到，只备了一个周的课，就接手上夜大两个班、200来号人的大课。出乎意料的是，教学效果很好，学员们还给我起了外号，说陆有铨不叫陆有铨，应该叫“陆有才”才对。我自己也很高兴，总算没有辜负两位先生的信任。

于：傅先生晚年，有两篇自传体的长文，一篇是《我的思想发展过程》[2]（以下简称《过程》），一篇是《傅统先自述》[3]（以下简称《自述》）。两篇文章大同小异。下面，我们就围绕着这两篇长文，对傅先生的有关问题作一番探究。首先，您是否知道其成文的经过？

陆：两文的成文过程我都不清楚。傅先生有个特点，从来不让别人替他写稿子，更不用说在别人（学生）写的文章上挂名了。他写文章都事必躬亲，从查资料到撰稿，像写自传一类的东西就更是如此。他写东西出手很快，往往是一气呵成。他晚年还有一个习惯，手稿都用圆珠笔外加两页复写纸，一式三份，交到出版社后，自己还有备份。记得在学三年，我只给他抄过一篇稿子。他的做法也深深影响了我，我也从不让学生替我做事，更不会主动要求或暗示在学生写的文章上挂名。

于：在叙述自己早年历程的时候，《过程》与《自述》均言自己读上海民立中学期间，“种下了泛神论的种子”。但《自述》中多了一句话，说自己是回民，自己的家庭“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傅先生是否说过，自己是自幼信奉伊斯兰教还是中学期间才信奉的？不管怎么说，傅先生是很早就有了伊斯兰教信仰的人。在您与他的接触中，这种信仰是否有、又是如何体现的？

陆：这个问题他本人跟我讲过，他原来是信教的，但自从学了哲学，特别是学了杜威哲学以后，他的宗教信仰已经很淡化了。我从来没有见他在家里做过什么祷告、举行伊斯兰教仪式等。解放前上海常有回汉冲突。一有冲突，傅先生作为大学教授总是出来调解、替回民说话。他抗战后曾担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是回教界推举出来的。

傅先生不是国民党员，也不参与政治活动。他跟我说，他当立法委员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当时孙科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都想让自己的人当立法委员。孙科一派力推东吴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李宗仁一派则通过白崇禧做傅先生的工作、力推傅先生。白也是回民，他出面找傅先生，傅先生不能拒绝，只好当了一回被动的立法委员。做立法委员，是可以给自己捞钱的。比方说，一个立法委员若与米商做好了扣儿，在立法院会议上声言大米紧缺呀、要涨价了，报纸马上就会报道出去，导致恐慌、哄抢、涨价。米商赚了钱，自然也会“报答”那位立法委员。可傅先生不干为自己捞钱的事儿，也不谈政治。他在立法院大声呼吁的，都是中小学教育问题，发表的都是教育方面的见解。所以，解放后审查他那个时候的发言，找不到他任何“反共”言论。傅先生还笑着对我说：“我解放后倒真是成了国民党员（民革代表），但那是党要我做的。”

傅先生一生简单得很，就是读书和教书；即使被推进党派的漩涡，他也不过问政治，更不会热衷于政治。如果要说信仰，那么，他真正信仰的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他认为：杜威讲的比辩证唯物主义更深刻一些；两者很像，不仔细分辨就会混淆在一起。自从接受了杜威的思想，他对宗教的态度也改变了。至于后来他跟伊斯兰教的密切关系，主要因为他是回民，而他的地位使他在维护回民利益方面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直到现在，上海伊斯兰教界的一些人还记得傅先生。几年前，我跟学生到小桃园清真寺去游览。寺里面有一个藏经、藏书的地方，外人是不让进去看的。我一提傅先生、说我是傅先生的学生，人家就十分高兴地把我们领进去了，里面还藏着傅先生年轻的时候写的那本《中国回教史》。这也可看出傅先生在伊斯兰教中的威望和影响。

于：可是，傅先生在《历程》和《自述》当中都说，解放后经过革命大学的学习和思想改造，他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陆：这都是写文章的需要，哪能学习半年思想就根本变化了？我看他充其量是学会了一套新的话语。解放之初他都四十岁了，如果是二十岁还容易改变。在那个“心有余悸”的岁月（指改革开放之初—访谈者注），他能说自己经过改造思想没变化？能说自己还坚持着杜威的思想吗？

于：傅先生在《历程》和《自述》中，基本上没有谈家庭和婚姻对他的影响。

陆：婚姻啊，这个他不便说。他跟我讲过很多关于他婚姻的事，你想听吗？

于：请讲给我们听听。

陆：先讲讲傅师母家。大概是傅师母的祖父或曾祖父吧，叫“蒋驴子”，是外号。用我们后来的话，是赶着驴车跑运输的“个体户”。他家在南京。据说他有一次赶着驴车在河边休息的时候，无意中向河中扔石子，发现河中可能有东西。蒋驴子很有心计，不跟别人说，晚上偷偷跑回来，一捞竟是金银财宝。傅先生猜想，可能是太平军撤退的时候，金银财宝来不及运输就扔到了河里。蒋驴子发现了，用驴车拉回去，从此就发了家。后来，蒋驴子又得了一个外号，叫“蒋半城”。他在南京的财产很多，南京有些个很重要的地方如新街口等都有他的房产。另外，在上海、武汉、杭州等地方，蒋家都有大量的不动产。据说杭州有个蒋庄，就是因蒋驴子而得名。蒋介石曾去住过，别人就误以为蒋庄是因蒋介石而得名的。解放以后，“国学大师”马一浮就住在这个地方。我还特意到蒋庄去看过。到傅师母这一代，就可以尽享荣华富贵了。再加上傅师母兄弟多，女孩就她一个，愈发金贵了。

再说傅先生与傅师母的结合。师母名叫蒋富庄，出身富门，却很有自己的见解。她坚持认为，两种人她是不嫁的：一种是做官的人，别看今天风光，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另一种是商人，当时回民做珠宝生意的人很多，一个玉石、珠宝之类的东西，为了卖个好价钱，就编造很多谎言。傅师母知道这些，认为商人品行不好，坚决不能嫁给商人。想来想去，她觉得自己要嫁就嫁给读书人。加上蒋家也是回民，自然要在回民中物色中意的读书人。蒋家有一位亲戚或熟人，跟傅先生有亲戚关系。当时傅先生在中学读书，为了省钱，就住在清真寺里。那个清真寺在上海南区，很有名，叫“小桃园清真寺”，现在还有，我跟我的学生也去过几次。那位亲戚就把傅先生介绍给了蒋家。傅先生个头不高（也就1.7米左右吧），但人很聪明，长得也很英俊，直到老年也英俊不减当年。两个人一见钟情。蒋夫人（也就是傅先生后来的岳母）也支持这门婚事，但向傅先生提了两个条件：第一，要求傅先生继续读书，读大学。这个条件，傅先生听了当然高兴，说自己到上海来就是为了读书，只是没有钱。岳母说钱的事不用担心。第二个条件，是要求傅先生大学毕业后必须留在上海。这个条件，让傅先生有些为难，他认为父母在湖南，需要人照顾。但他的岳母说：“那不要紧，你可以自己造房子，把父母接过来嘛。”这两条，后来都兑现了。所以，从那时起，傅先生就从民立中学转到了圣约翰大学附中。

圣约翰大学附中是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教育条件好，图书资料丰富，傅先生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但圣约翰毕竟是一所教会学校，要求学生要么礼拜，要么选修神学课程。傅先生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遂选修宗教课，研习世界上各种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中学毕业后，他直接升入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辅修教育。傅先生是个读书坯子，他利用圣约翰大学丰富的中外文藏书，广泛研习以黑格尔为主的西方近代哲学。他学习刻苦，人又聪明，大学期间就开始在圣约翰大学学报《约翰声》上发表哲学论文，如《驳无神论》、《柏拉图的哲学》、《关于易经的考据》等，很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青睐。大学毕业时，他还根据自己学习所得，撰写了《知识论纲要》一书。这本书的手稿如今还完整地收藏在我家里，是傅先生手书的。大学毕业后，因为生病，他没有立即参加工作，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跟着蒋维乔学佛学《成唯识论》、读《庄子》，还跟着上海玉佛寺的谛闲法师学习《楞严经》。这既是为了养生，也是为了解决自己哲学上特别是认识论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