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 纪录片:俄罗斯解密档案：王明怎样激起斯大林对他的愤怒

　　1938年8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实际上表明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中共领袖人选的态度。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而放弃了曾经一度看好的王明呢？

　　首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王明缺乏实际革命经验，因而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和认识，而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是经过中国革命实践锤炼出来的领袖，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您应当告诉大家，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就不要再争了！”的指示已经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几年中，甚至在接受斯大林垂询的时候，王明由于缺乏实际革命经验，缺乏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的了解和认识，因而时常对一些问题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比如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即将返回中国的王明、康生以及在同年7月初抵达莫斯科的王稼祥的时候，询问王稼祥现在中共领导的红军究竟有多少人，王稼祥回答说在陕北大约有3万人，当时王明插话说是30万人。斯大林听了这两个不同的数字后，显然更相信亲自参加了长征并来自陕北的红军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所说的数字。斯大林表示：重要的是红军的每个战士都应当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只是会吃粮的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见，他在其当天的日记中所记的内容也明确地表明了他相信王稼祥所说的数字：“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

　　尽管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缺乏了解，王明却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为地夸大事实，甚至编造材料，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非常清楚，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档案文件证明了这一点。该档案馆收藏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一份书面报告，该报告指出：“鉴于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以及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领导人提供了虚假情况汇报等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该档案馆收藏的另一份档案文件表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李立三曾说过：“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其他场合夸大过数据和事实……王明认为，为了宣传，需要夸大数据和事实。”该馆还有一份档案文件记载着：“为了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造成一种中国革命正处于激烈的高潮的假象，王明曾指示他的秘书歪曲事实炮制材料。”

　　其次，王明最初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激起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猜忌和愤怒。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和主张是欢欣鼓舞并主张将蒋介石交予人民公审，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当时，不仅国内有不少人主张将蒋介石杀掉，而且远在国外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也曾主张杀掉蒋介石，他在获悉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禁的消息后也非常激动，叫喊着要给国内发电报让国人杀掉蒋介石。他的这一态度立刻被知情者汇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听了汇报之后非常震怒，于12月14日深夜12点钟给季米特洛夫打来电话，质问道：“你的那个王明是个什么人？挑事的奸细？他居然要发电报毙了蒋介石！”季米特洛夫回答说他对此丝毫不知情。斯大林摔了电话：“我把电报找给你！”

　　斯大林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和愤怒，是因为当时他迫切需要一个各派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中国，需要一个能有效牵制、抵抗、消耗日军从而使日军无力入侵苏联，确保苏联安全的“挡箭牌”的中国，因而，主张杀掉蒋介石，自然就会激起斯大林的不满、猜忌乃至愤怒。

　　最后，陈云、任弼时、刘亚楼等人向共产国际客观地反映、汇报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有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从而促使莫斯科决定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遵义会议之后，为了让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认同遵义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对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所作的重大调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就派遣了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前往莫斯科汇报相关情况。陈云于同年9月抵达莫斯科，通过陈云的汇报及其带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莫斯科了解了一度失去联系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真实情况，并且对遵义会议及其所作出的决议和领导班子的变动情况表示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