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艾米.亚当斯 很像:俄罗斯解密档案：王明怎样激起斯大林对他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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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底，任弼时抵达莫斯科，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还向任弼时询问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和情况，任弼时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王明向中央争权、跟延安分庭抗礼的种种行径。任弼时所反映的情况有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从而避免了他们听信王明的一面之词。
1938年4月，刘亚楼也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中共党的历史和现状，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并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季米特洛夫转呈给斯大林。
毋庸置疑，上述这些同志到莫斯科实事求是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实际情况，对于共产国际作出支持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的指示起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解密档案表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巩固继续给予支持。1939年底—1940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的组织问题准备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跟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病疗伤的周恩来探讨了相关问题，并将相关意见和建议告知了周恩来，请周恩来在回国之后转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940年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一封发送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周恩来将会将一切情况转告您本人，我们就中国事务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切并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最终决议。假如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尽快告知我们。”
共产国际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意见和建议，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呈交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书面报告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这份书面报告指出：“需要指出的是：在党的老干部中，王明没有什么威望。无论怎样，王明都算不上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享有威望的领导人……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掌握的材料以及跟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等人的交谈情况，完成了对26名中共领导干部的评述鉴定（鉴定附后），这26人应当在党的七大上提到党的领导机构中。他们主要是曾经从事过严酷的地下工作、经历过国内战争并且现在正从事着党务、军队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工作。这26名同志中特别杰出的是：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肖克、徐向前、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这些同志作为八路军的领导人和指挥员不仅闻名于党内，而且闻名于全中国。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毛泽民、高岗、徐特立、陈毅等人都是久经考验而值得信赖、经验丰富的党务工作者……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他们更能准确地搞清楚中国复杂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的实质并正确地提出任务。”
这份档案文件表明，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之后，莫斯科继续给予毛泽东肯定和支持，这对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