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斯曼壁纸旗下品牌:从有选择性反腐到有选择性打假

                    许锡良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禁酒令，但是酒还是越禁越多。后来干脆传出了：“私酒家家有，不犯是高手”。说明当时禁酒玩的还是权力游戏。家家都藏有私酒，不犯的人是高手，自然，不犯要不就是有背景，要不就是有权钱交易。因此，那时所谓的禁酒，也只是有选择性地禁而已。

现在中国的反腐败其实也是这样的。由于体制性的因素，要想让权力不与金钱交易，恐怕是一厢情愿的。没有体制约束，仅靠教育是不可能会有多少效果的。金钱与权力之间形成的势力，大于任何思想政治教育。

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网络，所谓反腐许多时候，只是权力利益交错，互相争斗的结果。不同的权力派系与势力之间，互相纠缠不清，就像一局错综复杂的棋局,你的炮绊着我的马，我的马看着你的车，你的车又叼着他的象。复杂的关系网，复杂的权力根系，复杂的人脉关系，因此，这个过程就构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官场屠宰场。在这里，什么人出局，什么时候出局，以什么方式出局，一是要看运气，二是要势力角斗的结果，三是看时势大运。有选择性的反腐就是必然的选择。有时一个人被反腐败反下台来了，其实真正原因可能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权力派系斗争的结果。腐败这玩艺就象当年的私家酒一样，是家家有的，但是，这个禁酒令明规则无疑是最好的借口，真正出局的原因却是另外的潜规则。比如某次对某领导招待不周，比如效忠对象错了，比如表错了情，达错了意，再比如某次出某一领导示好，而犯了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忌讳，比如某次为某领导办事，却得罪了另一个大员，等等，都可能成为你以“腐败”名义出局的理由，一个人腐败不腐败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行为举止，而是常常取决于你是不是跟对了人，站好了队。

不过，我以为，即使是有选择性地反腐，也比不反腐好。只要所选择的腐败是真正的腐败，证据确凿，也是于国于民有益的。不过，权力斗争的有选择性的反腐，难免诬陷那些相对较为清廉的官员，形成恶劣的逆淘汰官场生态，这才是可怕的，有的轻罪重判，有的重罪轻判，有的更重的罪不但不被判，而且反而步步高升，那是最可怕的。真正的反腐应该是体制性的，是建立在民主法治前提下的。权力之间互相监控，权力的产生去留由选票决定。司法独立审判。新闻独立自由监督。是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完成的，而不是在一个封闭的权力体系中玩的游戏。自我封闭的体系不可能会有自我净化的功能，只有自我污浊的功能。在一个封闭的权力体系中，那些企图出污泥而不染，企图想独善其身的人，首先不是会被选中，即使选中了，也难以混下去。因为污浊的浊流会把任何稍稍干净的摧毁淘汰，其辨认功能是非常强大的，这就是逆淘汰。

说到打假的事情。最近有人撰文说方舟子有选择性地打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我看了他的部分文章，也确实有此感觉。他近来似乎专门打自由民主派学者的假。从邓晓芒教授，到朱学勤教授，为此还写了不少文章。而对汪晖动静闹得更大，至今仍然保持沉默对抗的抄袭案，这个清华大学新左派的重大造假案始终未致一辞。但是我作为一个有自由与民主情结的学者，不希望自由民主派学者出现造假现象，但是，我仍然赞同方舟子先生的打假。

方舟子打原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的假，那个事情发生于2007年，当时邓先生所在的武汉大学早就作出了周密的调查，而且有了澄清，作出了客观公正的结论，整个过程我都跟踪。那个事情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是有人因学术批评问题而怀恨在心，故意诬陷邓先生的。因为，武汉大学调查得非常仔细，而且也早已经作出了结论。邓晓芒先生作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译者，杨祖陶先生作为校者，都写得一清二楚。作者一栏不写杨祖陶，那是因为他是校者，申请表就是这样列的。获奖奖金，他们也一人一半。其实这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想到方舟子先生事隔三年，又拿出来打。邓晓芒先生当即给予了回复，回复及时准确，很得力，身正不怕影子斜，仍然敬佩邓晓芒先生的学术水平与学术道德。

最近是对朱学勤先生的打假。这个事情一出来，朱先生就向获得博士学位的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申请核查，自己完全回避。其态度是主动真诚的，与汪浑完全不同。而且鉴定结论也出来了，说朱先生的博士论文现在看来有缺陷，但是还不构成抄袭。这也是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

那么有什么缺陷呢？最近方舟子先生对朱学勤先生二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中的翻译问题作了细致的查正，非常敬佩方先生的这种认真精神。我读后也感觉方舟子先生的核查与批评工作是比较客观理性的，他指出的地方是有道理的。朱先生在翻译时确实有粗枝大叶之处。也许这就是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作出鉴定时说朱的博士论文有缺点的原因吧。

但是，方舟子先生对朱先生的翻译错误穷追猛打，以其一点，否定整体。确实学术问题应该严谨。但是考虑到朱学勤先生获得博士学位的1992年，在那样的特殊年月，国内思想禁锢，学术思想几乎再次与外界隔绝，在这种噤若寒蝉的时刻，朱先生能够关注到中国革命理想的根源在法国革命，在卢梭的著作里，即使是纯粹作为一种介绍，也是很有价值的。方舟子与朱学勤两人在年龄上几乎相差了整整一代。1952年出生的朱学勤先生，几乎与共和国同岁，共和国的灾难他几乎都经历过了，从“反右”到“大跃进”，再到“文革”，正是学习的青春年少时期，正是动荡不安，无法学习的时期。在方先生去美国留学拿博士学位的年龄，朱先生正好在河南的兰考下放劳动。可以说朱先生那个年龄阶段的人，英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如果不是像邓晓芒教授那样在特殊的下放岁月里还能够遇到外语高人指教的话，一般情况下，他们那一代的外语水平值得恭维的确实不多。不幸的是，朱学勤先生正是这不幸中的一员。方舟子对他的外语水平的批评是完全有根据的。但是，我以为不能够据此就否定朱学勤先生的学术思想水平与学术研究贡献。有人因一点翻译上的缺漏而称为这是“朱学勤学术道德与学术水平的覆灭”，真是危言耸听，大有哗众取宠之嫌。其实在中国，外语比朱学勤更差的顾准先生也写出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学术思想著作，当年的梁漱溟先生其实也只有高中毕业，外语也是一窍不通，他对当时法国思想家柏格森的许多引述，今天看来也是一知半解的，但是，放在那个年代也仍然有开风气，引领潮流的意义，还有那个对外语一窍不通的林纾还做了一辈子翻译工作，这种翻译只有意译，哪里管得了那么多的准确性，但是在翻译史上，在学术史上也留下了佳话。

我不反对方舟子打假，即使是有选择性打假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前提是打假必须要建立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这样的打假，打一个是一个。没有谁能够包揽天下。问题是，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外语翻译有问题就说外语翻译问题，外语水平差就说外语水平差，没有必要无限上纲上线。要承认即使外语完全不懂的人，借助他人优秀的翻译作品也一样可以研究外国的学问。外语只是一个工具。当这个工具不好使的时候，就用另一个工具，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以为朱学勤先生只要坦诚承认自己的外语不过关，当年的翻译有缺点，比较粗糙就可以了。相信在当今中国教授中，比朱学勤先生外语还差的还不少。中国人学外语先天不足。外语好也不足为炫耀的资本，还要看你用外语作了哪些研究，外语好不能够成为一种炫耀的资本，也不能够成为一种摆设。当年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据说能够懂十几门外语，但是我翻他的著作，好像也只有过中文写作，最多夹带点古文而已，那十几门外语好像只是起到炫耀的资本作用。

中国学术腐败严重，学术抄袭泛滥成灾。有一个方舟子打假也算一件不错的事情。即使有选择性打，也没有关系，毕竟方舟子没有利用公权打假，他作为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也不算什么大事。我想弥补的办法就是大家一起来打，不要让方舟子一个人垄断了中国的学术打假事业。方舟子有选择性地放过的学术造假人，你也可以将之打出来。学术之假，你打，我打，他打，共同净化中国的学术研究环境。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事业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