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尼路实力:转帖 自由钟声响彻全球——节选《美国照耀世界》

转帖 自由钟声响彻全球——节选《美国照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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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钟声响彻全球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美国一位名叫梅斯菲尔德的老太太生活在西雅图，守着她的一栋连上地价也不过10万美金的房子过日子。后来，随着城市改造，周围邻居陆续搬走，有开发商想在这块区域建一个五层的商用大厦，而梅斯菲尔德拒绝搬走，开发商几次提高报价，最后提到100万美元。但老太太就是不搬，开发商毫无办法，西雅图市政府似乎也不想为了照顾经济发展与公共利益逼她搬迁。不但如此，开发商一方的项目主管还成为了老太太的好朋友，并且照顾她直至她安静的离开人间。那栋房子老太太遗赠给了这位项目主管，旁边那栋大厦早已盖好。2009年5月的时候，迪斯尼公司在房子上面拴上一串气球，使之变成了《飞屋环游记》的现实版。

　　美国的“钉子户”为什么可以当得如此坦然？因为美国老太太知道，她享有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身为美国人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杰出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当自由的火种在新大陆点燃，便以一种燎原之势蔓延开去。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观念、没有任何其他词汇可以超过“自由”在美国的重要性。

　　有人会问，什么是自由？其实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的命题。从出入白宫和国会山的政治精英到边疆地区胼手胝足劳作的普通民众、从享受“自由劳动”成果的白人到处于奴隶制枷锁中的黑人、从争取“生存工资”的工人到反抗性别歧视的妇女，所使用的都是“自由的语言”。通过村镇会议的辩论、街头巷尾的议论、高大的自由女神像、“自由列车”展览、通俗的宣传画和各种文艺作品，自由在大众观念中的深度得以不断显现。美国的自由，并不是学者和理论家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在沙龙中津津乐道的思想理念，而是一种存在于美国各阶层人们意识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自由的含义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正是因为对自由进行界定的乃是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情势中的大众；它深入到大众意识中，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一种检验人们行为的合理性的天然尺度。美国自由不是天才和圣贤的教诲，而是大众的想法与经验的融汇和凝聚；美国社会允许不同的自由概念展开竞争和较量，这才是美国作为“自由社会”的本质特征。自由贯穿于美国历史的始终，渗透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了解美国的历史和美国的社会生活，才能找到认识美国自由的有效途径。

　　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时期的“四大自由”早已成为经典，那么，今天自由女神高高举起的火炬，又在指引着怎样的方向？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在美国，毫无疑问总统是最有权力的人，因此，对民主最具威胁的也是总统，但最近三十多年的实践清楚地向人们表明，在美国，总统决不可以滥用权力，因为美国宪法控制总统权力绰绰有余。在防止总统大权独揽的种种制度中，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在其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72年6月17日，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的5名共和党员潜入民主党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全国总部盗窃，当场被捕，他们当时正要刺探民主党的选举准备情况。为不影响连任，当时的总统尼克松施加压力下令掩盖事实。11月7日，尼克松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连任总统。但是媒体没有放过尼克松，从1972年至1974年，调查记者们尤其是《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事件穷追猛打，另外，以民主党参议员萨姆•欧文为主席的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对事件也进行严密调查，揭出了无数由尼克松总统犯下或以他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迫于压力，尼克松不得不宣布司法部介入调查。调查结果向全国公布后，舆论一片哗然。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在1974年8月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辞职的总统。这就是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水门事件。

　　另外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是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德拉吉报道》新闻网站最早报道了此事，随后美国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使得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全世界最热点的新闻。新闻的大肆报道使得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掩饰这一事件，政府部门（尽管是在克林顿的领导下）不得不开展调查，从而激发议会内部的两党斗争，促成弹劾程序的启动。

　　这两个事件都能清楚地告诉人们新闻在保障民主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人们甚至将新闻称作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外的“第四权力”，更有人将新闻称作“无冕之王”。新闻的力量何在？我认为，新闻起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背后的人民：是新闻将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行为告诉了人民。如果没有新闻自由，那么人民必定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行为一无所知，不用说性丑闻，就是领导人将国家整个利益据为己有人民也没有办法知道，更没有办法进行监督。可见，离开新闻自由而侈谈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美国民主之父杰斐逊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段语录被美国新闻界作为标准的范文高悬于各报社的墙上。杰斐逊坚信“可以放心地信任人民，让他们听到每一种真话和谎言，并且作出正确的判断。”

　　希特勒曾得意地说：“我的新闻组织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例子，我们已经消除了任何人想说什么就有权利说什么的政治自由的观念。”墨索里尼也得意地说过：“我认为法西斯新闻理论是我的交响乐”。报纸和广播等大众传播手段曾成为法西斯主义政党控制社会的有力工具。可见，如果言论出版不自由，政治极有可能演变成“黑幕政治”，成为某些人实现私利的工具，从而在实际上废弃了民主制度，最终演变为专制制度，比如纳粹德国和1998年以前印度尼西亚的专制统治。在专制制度下，对统治者和权贵的任何批评都被视为诽谤，都属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新闻界动辄获罪，只能被迫对一些敏感的人物和事件缄口不言。

　　坚信民主的人深信没有哪一群人，更不用说哪一个人垄断真理。在政治领域内，任何一群人都无权制定绝对的标准，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他们极力主张生气勃勃的辩论和无拘无束的交流思想。真理只有在与错误意见的争论中才能广为传播，限制思想自由不仅抑制了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使广大人民的精神发展受到限制。限制思想自由，会扼杀真理，阻碍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处于愚昧和恐惧之中。

　　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前面。1964年，在美国南方民权冲突高峰时期，《纽约时报》刊登一则广告，间接攻击了亚拉巴马州警察长。当地陪审团以所登广告与事实不符为由，裁决《纽约时报》交付50万元的赔偿费。但是，最高法院驳回了该判决，认为它违反了新闻自由。“实质上，最高法院认为，对社会问题展开充分的、健康的讨论，包括对公职官员的批评太重要了，不能允许各州利用自已的反诽谤法来束缚新闻界。”1964年后，公职官员要求赔偿诽谤造成的损失就非常困难了。法院说，只有当公职官员能证明新闻界存有“恶意”，“无视事实真相”，“明知不符合事实还要报导”时，才能被指控诽谤。后来这个原则又被扩大到知名人士。

　　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这种惊人的威力，它能够使每个公民在家里就看到遥远的首都发生的事情或国内和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并且有身临其境之感。它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陌生，更没有任何神秘可言。以事实为基础而不以评论为基础的美国传媒，遵循非党派性、对各种意见一视同仁、注重事实的原则，还有那种不加剪辑地完整报道原始政治过程（如国会辩论）的电视，更使政治高度透明化。小小的电视荧光屏，已经成为巨大的政治透镜。

　　与西欧媒体较少报道坏消息相比，美国媒体据说有报道坏消息的癖好。多数新闻记者是社会自由主义者和改革派人士，那种向公司、政府、警察、军方和社会其它权力中心的权力和权威挑战的新闻吸引着他们。他们的新闻主题是权力被贪婪的商人、沆瀣一气的政客、傲慢的官僚、施虐狂的将军、残暴的警察等；他们把穷人、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劳动阶级描绘成官方的愚蠢、贪婪和冷漠的牺牲品；对政府、公司和科学界的材料持怀疑态度。以至于一次杜鲁门总统写信给一位记者说：“我想请你们扪心自问，总统总还有偶尔正确的时候吧?”在美国政界中，能幸免于受到不公平和不准确报道的凌辱和伤害的人是很少的，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也往往有利于新闻界。人们认为，美国一些精英人士不愿任公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愿经常处于众矢之的的境况之中。

　　当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也不能是绝对的，无限度的。最宽松的言论自由也不允许在人群聚集的电影院中无故呼喊“着火了”，更不能允许人们公开鼓动武装暴动推翻政府。最关键的不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否应当受到限制，而是应当由谁最终决定是否限制、如何限制以及根据什么进行限制。美国的宪法经验是：由法院，尤其最高法院根据宪法最终确定如何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不能由议会最终确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因为如果议会通过法律强迫人民缄默其口，加以议会的其他权力，专制就完全可以在议会寻找到突破口；更不能由总统最终确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总统的权力已经很大，限制还唯恐不及，岂敢由它来封堵人民说话的权利。而法院相对是最安全的。简单地说，即便给他更大的权力，在国会和总统的制约下，他也翻不了天。

　　让最高法院决定如何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是否行得通，美国二百多年的经验表明：不仅行，而且非常合理！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通常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者，他们阅历丰富，学识渊博，尤其对新闻自由在民主国家中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法官们高薪并且终身任职，这保证了他们可以独立于议会、政府，甚至民众。这对于避免整个社会失去理智，陷入极端狂热之中是非常必要的。美国的经验表明，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国家有哪怕只有几个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也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在德国如果能有制度保证哪怕几个人（当然是有威望的人）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可能让全体人民不至于走到如此极端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