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无双2霸者篇下部:亲历“七七事变”的7位29军老兵

2007年7月7日七七事变70周年我组织全国九位29军老兵在卢沟桥最后一次集结
  时至今日，孙敬生、崔金品、赵金典、李泓斌、马步先老人已经离开了我们 。 29军老兵健在的还有吴江平、沈甸之、赵新立、顾草萍、张可宗、王延寿和姚爱华。笔者声明：（以上照片，为摄影家张国通同志摄影。）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在北平与日军对峙的29军士兵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我们再一次回顾引起全面抗战爆发的“七七事变”时，已经是74年前的往事了。

    还有没有亲历七七事变的29军老兵幸存者？

    他们目前的生存状态、思维状态如何？他们想和大家说什么？

    ——这就成了本文的话题。

    要说“七七事变”，要先向各位简略介绍七七事变前后的基本国情：

    当时，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市）。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

    要说“七七事变”，还有简要介绍中方参战的29军。

    29军前身是冯玉祥将军指挥的西北军，1930年，冯玉祥将军联合阎锡山倒蒋失败后，西北军一点残存的部队只好溃退到山西南部集结。为了挽救西北军，冯玉祥将军多方活动，经张学良将军研究首肯，将这支部队收编成29军，初编为37、38两个师，每师三个旅，但是实际是五个旅，全军一共22000人左右。部队的枪械陈旧复杂，更是不可言语。全军上下山炮和野炮一共才16门，重机枪97挺。

抗日战争期间，一首《大刀进行曲》传唱大江南北，至今很多人仍耳熟能详。这首歌曲在最早发布的时候，上面写著“献给29军大刀队”。那么，29军大刀队是以怎样的战斗故事孕育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呢？

1933年喜峰口大捷之后，作曲家麦信为29军作曲《大刀进行曲》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完全控制了东北。此后日军一路南下，到达了河北遵化东北50多公里处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喜峰口。当时在这里驻扎的中国军队士气低落，不堪再战。1933年3月9日傍晚，日军趁势抢占了关口。10日早上，中国军队29军所属37师主力赶到，日军主力也到达了战场。 双方围绕喜峰口外的几个高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连日的激战，使29军伤亡很大，37师师长冯治安认为，日军具有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29军若想取胜，必须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后方。於是，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到了29军最常使用的特殊装备——大刀上。

29军原属西北军，当年冯玉祥创建西北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快，枪支弹药不足，就为部队士兵配发了大刀。 29军派109旅旅长赵登禹指挥这场奇袭。 
 以上，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的29军。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北平
 七七事变爆发详情：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
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日方立即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拒绝。
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发动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进行顽强抵抗。
日军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
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抵抗。
 蒋介石委员长也于7月17日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战争的序幕。
    侵华日军牟田口良也在指挥他的部队在卢沟桥周边作战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被宋哲元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29军已经无退路，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西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背水一战。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掘壕进行阻挠，最后，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我调查研究的是亲历卢沟桥事变29军幸存老兵的悲欢离合、心路历程、警世恒言。
我从来主张，研究战争历史如同巨鼎的三足：“人证、物证、口述史；”缺一不可。多年来，我研究、追踪、访问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们，29军老兵我几乎一一追踪采访、报道过。
2007年7月7日，我组织29军老兵在卢沟桥上最后一次集结。
时至今日，参加最后一次集结的29军老兵中的已经有几位先后故去。他们是：
92岁的北京人马步先先生，96岁的天津老人孙敬生先生，93岁的河南老人崔金品先生，92岁的河南老人赵金典先生，和92岁的南京老人李泓斌先生。
2007年7月7日，29军老兵时隔70年在卢沟桥最后一次集结了。
2011年7月7日，七七事变就过去74年了！全国的七七事变亲历者还有七位！
74年前，他们亲历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人生经历是些什么内容呢？
 那么，今年的7月7日，还有几位29军老兵想和大家谈谈人生的经历呢？
 98岁吴江平：七七事变之后，我去了延安。
 
 
 2011年5月18日，我访问了98岁原29军老兵吴江平先生 

 吴江平先生概要：1913年12月生人。山东范县人，自小习武。
98岁的吴江平老人悲愤地告诉我：
“1928年5月3日，我15岁时，在济南目睹侵华日军的烧杀抢掠。”
 吴江平老人向我介绍：济南惨案是第二次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是以竭力阻挠北伐之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1928年，国民革命军於5月1日克复济南，日军遂於5月3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官民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2011年5月3日，山东济南鸣响警报纪念惨案83周年。
98岁的吴江平问我：“知道我为什么1936年参加29军？我为什么1938年到延安去？”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吴江平一拍大腿大声喝道：“打日本呗！”
1936年9月，吴江平参加29军，在军事训练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9军参战。7月28日南苑战斗打响，军事训练团参战。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掘壕进行阻挠，最后，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撤退途中，吴江平发现一个日军机枪手在一山包上用三挺机枪，控制三个方面的扫射任务。在震耳欲聋的机枪声中，吴江平从后面爬上去，一刀，砍下日本鬼子的脑袋。
卢沟桥事变之后，29军军事训练团改为第五战区77军。吴江平仍在训练团第三大队特种兵第十中队炮兵科学习。不久，提为中尉分队长。
1938年，77军军长何基沣派遣吴江平去延安学习。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吴江平换上八路军的军装，随八路军部队开到延安。
在延安，吴江平主要负责体育工作。朱德总司令曾经给竞赛第一名的吴江平挂上奖章。
1943年，经过习仲勋同志的亲自批准，吴江平在延安入党。
解放以后，吴江平同志一直在国家机关工作，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很多贡献。
98岁的原29军老兵吴江平对我说：“74年前，我作为29军的士兵，在北平的卢沟桥、南苑等地同侵华日军做殊死搏斗。1949年，全国解放了，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又一直在北京工作。你是北京人吧？我想告诉北京的年轻一代：不要忘记七七事变！千万不要忘记国家、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我想告诉日本国民：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92岁顾草萍：我脱离国民党军队去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
 
 
 2011-5-31 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顾草萍（马正群记者摄影）
顾草萍老首长2011年5月23日来信：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方军同志：
 您好。我已经不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一职。您信中的称谓有误，特此纠正。
  我出生在河北省磁县东彭厢村，原名叫郭鑫和。1936年暑期毕业于邢台国立第12中学。接着考入北京中华中学读高中几个月。1936年底考入陆军第29军设在南苑的“军事训练团”，受入伍训练半年。1937年7月又考入该军参谋训练班。8月底日寇进攻南苑，突围时失散返回家乡。1937年9月，考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第14期，学习一年多。1938年11月毕业，分配到位于晋东南的10师，任排长、区队长4个月。同时分配到该部的同学中，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我参加了他们组织的秘密团体“军政学会”，受到了党的启蒙教育。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军中的吸毒、赌博等腐败现象，经学会领导人同意，我脱离该部，去太行参加了八路军。
我1939年5月参加了晋冀豫军区敌工部组建的磁县党政军瓦解敌伪军工委员会，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敌工员，太行军区第5军区敌工站磁武分站副战长，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磁武敌工站副站长，化名顾草萍。
1943年3月打入汪（精卫）伪第二方面军第4军第40师参谋处任上尉、少校参谋，领导出磁武敌工站陆续调来的另四位同志和一名知识青年进行地下的争取瓦解该伪军的工作。1945年12月任由伪4军起义后改编的新四军华中军区解放第4军11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87团参谋长，第7纵队60团参谋长。解放战争开始后，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战役。1946年8月在华中局党校学习一个月。1946年12月任晋冀鲁豫军区豫皖苏军区政治部联络科科长一个月，后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龙岗、周口、淮阳、淮海等战斗、战役。1948年2月任第二野战边第5团第18军参谋处作战科长，参加了渡江作战、湘南战役、衡宝战役、进军西南、成部战役。1950年1月18军接受了进军西藏任务，并直归二野和西南军区指挥。
3月底进军开始，任18军52师154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参加了昌都战役。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后，7月份开始向拉萨和平军，1952年2月西藏军区成立，52师师部撤销，154团直归军区领导，其后历任154团团长，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第二主任，西藏军区成都留守处主任，西藏军区（大军区时期）司令部军事训练处处长，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副主任，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主任，西藏军区副司令（省级军区时期）兼川办主任等职。参加了西藏平叛，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任军区前指作战处长）。1959年9月被授予中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3年5月离职修养。1988年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顾草萍 2011年5月 于成都
 
 92岁沈甸之：七七事变之后我认为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顾问沈甸之给29军老营长题写碑文 

1955年沈甸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上校军官

沈甸之，1920年2月出生于河南郾城商桥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3岁外出谋生，15岁投身到29军（宋哲元部）当兵参加抗日战争。沈甸之当时，在29军第37师217团3营12连4班当兵。沈甸之最为感慨的是，在29军当兵期间，有幸与一位进步知识青年和两位地下党员相遇，在他们的帮助下，读了不少的进步文学作品，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沈老回忆：1937年，同在国民革命军地29军的中共地下党党员王野芝借给沈甸之几本革命书籍，对沈甸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8年3月1日，沈甸之与地下党员王荣祥一起脱离29军，3月4日参加八路军，1938年5月26日正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荣祥同志解放后在苏联大使馆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迫害，不幸英年早逝。沈甸之同志入伍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参谋、团参谋长、团长、教导营营长、师副参谋长、中国志愿军空军指挥所所长、空司作战处副处长等职务。1954年至1958年在苏联空军学院学习。1983年5月离休,安享晚年。

我常常去拜访沈甸之老首长，他现在依旧能慷慨激昂、侃侃而谈。

93岁赵新立：1948年我们在贾汪起义，跟着共产党走到今天。

200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0周年赵新立到人民网接受采访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授予赵新立大尉军官军衔，他在解放军一直立功受奖。

赵新立193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七七事变时同日军浴血奋战。

赵新立，1919年出生，今年93岁，河南省临颍人，小学文化程度，以后在部队扫盲。小学只上了3年，还是在南北混战时，没毕业，3年没考试一次，四则运算都不会。那时战乱，3天学，2天不学。那时家里贫穷，父亲在布行看布匹，生活困难，以后就不上学了。后来和哥哥一起做小生意，卖烟和零食，将够吃饭。不能做也只好维持，我六叔在宣化38师2营做文书工作，回家探亲，当时华北半自治，不交税，但部队不能招兵，所以都是私下招兵。当时受进步思想影响，想抗日，当时没有好部队可以当兵，一般部队都象土匪一样，所以不愿意去。我二叔当时也在29军132师工作，七七事变和赵登禹师长一起阵亡。所以我就参加了29军。当时坐闷罐车，3天3夜到北京，然后去张家口，在宣化当兵，那时是29军的一个团，在那里训练。
    我们这样家属代招兵有4个连，项城的兵最多。当时当兵要有人担保，有保人，否则当不了。训练3个月，我被分到机枪连，因为当时小，几个人使一个机枪。
    以后，我被调到团卫生队当护理员，因为我年纪小，不适合使用机枪。这时我被调到了张家口，1936年下半年到了北京。这时，张自忠将军在天津一带，我们到天津廊坊驻军。当时天津不许驻军，所以我们的团在天津周围。
    77事变前，我们到天津，心理不平衡，中国人的地方，居然自己不能驻军，七七事变后，每个战士心情都激动，感到可有出气的时候了。7月27日，我们在天津打日本，我们团接受命令，连夜入天津，当时不允许驻军，我们就全体便装，番号打的好像是保安的旗号。以第6支队的名义进入天津，我们的任务是截击日本的军车，我们知道日本运兵车会到当时天津老车站，就是维四路。

1948年11月8日，淮海战役打响第三天，赵新立所属驻徐州贾汪地区国民党第3绥靖区所属部队，在共产党争取下，由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率59军、77军所辖38师、180师、132师及37师一个团共23万名官兵在运河前线战场起义，使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通过防线直插陇海东线宿羊山、八义集一线，包围碾庄之敌。经过17个昼夜奋战，先后用14个纵队围攻打援，歼灭国民党第7兵团的4个军10万余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赵新立的部队随即并入解放军的序列。

赵新立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多次立功受奖。

1955年，赵新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装甲部队被授予大尉军衔的军官。

93岁的赵新立老人，现在河南许昌市卫生防疫站离休。他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29军装备出发到北平去。在通州城外的冀察保安队。

92岁张可宗：我希望得到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

2007年七七事变70年，29军老兵张可宗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沈强握手

照片说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29军官兵奋勇抵抗侵华日军

我多次采访29军老兵张可宗。最为壮观的场面是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旁边采访。

我1972年在铁道兵六师，修建重庆歌乐山火车站。那时，朝天门码头改名“红港码头”。

我去重庆采访张可宗是在2005年，朝天门码头前面是长江，江中行驶江轮不断鸣笛，“呜——，呜——，”的声音在长江边群山中回荡。

阳光明媚下，张可宗老人解开裤子，我可以看到他腹部的伤疤。

张可宗说：“七七事变，我中了一枪。幸亏是流弹，如果近距离射击，我就没有命了。当时，我自己用刺刀把腹肌切开，把子弹头剜出来，再撕破军装，包扎上。当时，下着大雨，我忍着巨大的疼痛，随部队接着行军、打仗。”

张可宗随国民党部队和日军作战到贵州。

解放后，因为张可宗是国民党军人，他侥幸没有被镇压。现在生活依靠低保。

    92岁的张可宗老兵身体健康，他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得到抗战胜利纪念章。

93岁姚爱华：七七事变中救护29军伤员的战地护士

1937年七七事变中救护过29军伤兵的护士姚爱华

救护七七事变中受伤的29军官兵的医生护士们（后站的是姚爱华）

我2010年曾经采访亲历七七事变，当过战地护士的姚爱华女士。

    93岁的姚爱华在74年前，是1937年七七事变中救护29军伤亡官兵的战地护士。七七事变之后，她和国军医院当上尉军医的丈夫一起随军转移。八年抗战她全部参加了。1948年，她随国民党部队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怀孕，她没有随部队去朝鲜战场。随后，退役回到北京的家中。退休前，她一直在北京某中学担任医务室的医生。

    姚爱华的妹夫叫游胜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晋察冀，任冀中军区卫生部长。白求恩医生逝世前，曾经留下遗言：

    “……，两张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18种器械，杜医生可以拿15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文化大革命前，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游胜华把白求恩的听诊器、怀表等物，放在姚爱华处珍藏。前年，姚爱华老人把听诊器等物捐献给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目前，她还保留有白求恩的怀表。我多次动员她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可是93岁的姚爱华老人总是舍不得。

96岁王寿延：请各位珍惜今天的太平盛世

2010年4月16日南京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采访王寿延老兵

    王寿延是29军的军医，亲历八年抗战。战争中，他由于是义务工作者，所以，没有负伤。可是，文化大革命，革命小将一闷棍把他的脑袋打了一个凹坑。尽管如此，我在采访他老人家时，他一再说：

    “我们赶上来好时光，大家都有珍惜如今的太平盛世。”

    王寿延给我一份他的自传：

     我自青年开始到现在经历了四个时期：即（一）抗日战争八年：我是1935年在北京原29军军部军医处所属军医院当医士学医，到了一九三七年北京卢沟桥七七事变后随军撤离到河南郑州此时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总部军医处，我身为中尉军医。一年后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升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在河南洛阳）在副司令长官部医务所我升上尉军医。到了一九三九年副司令长官部撤消。我被调到陆军第七十七军野战补充团当上尉军医。到了一九四零年我奉命到贵州安顺市陆军军医学校医学专科三期深造学习科学，二年后，返回原部队（那时是带薪学习科员，称为学员，本科生是招的高中生学期为五年，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当上尉军医）我回到原部队后即由野战扩充团升到军部野战医院少校主任，一年后即被调到本军（七十七军）军医处升为中校医务主任兼任野战医院中校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奉命上上海国防医学院（即原俩的陆军军医学校）专科部第六期于一九四八年提前毕业（因解放战争的关系）没有毕业的学生，学员和教职员工一律迁往台湾。我本来规定分配到徐州陆海空军总医院任中校医务主任的。由于淮海战役的关系未能去成。就随单位转移到江西南昌被解放的。到了一九四九年八月我便携家属回到南京的。我参加八年抗战的经历到此结束。

     2011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