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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回忆 　

    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回忆
    
    
    顾高地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打响了抗战第一枪，以双方几乎相等的兵力，在吴淞迄闸北一线激战了一个多月，迫使日方四易主帅，伤亡惨重，在中国近代抗御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战役结束后，先后有原十九路军高参华振中写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血战史》(第一至第四章)和原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张襄写的《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回忆》问世。两文大都是根据当时阵中日记写成，内容比较翔实，是重要的战史资料，但对若干有一定意义的内幕新闻却很少提及，笔者当时追随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位将军之后，亲身经历过这一战役，往事历历，犹在目前，因此追记若干史实，以作补充。
    
    
    　　一、一·二八事变是日本军人阴谋策划的
    　　一·二八战争的导火线，一般都认为发生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傍晚，上海引翔港三友实业社工厂工人在马玉山路与日本僧徒五人互殴所造成。但事件发生的真正背景，在战后中日双方发表的战争记录中都没有提到。
    　　最初揭露日方制造这一事件的阴谋的，是当时身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补佐官，也就是事变的直接策划者田中隆吉大尉(一·二八战役后升少佐)。此人是日本少壮派军人主张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是臭名昭著、已被处决的首恶战犯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得力爪牙，一九三六年中佐时代担任关东军参谋时，又是西安事变前夕绥远战役的主要当事人。不知怎样，此人在中日战争后期，一变而为反战反东条的中坚分子，最后成为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有力证人。
    　　他在军事法庭作证时，承认自己是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他说，这是由于板垣、土肥原想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希望在上海搞些事件，转移国际视听，因此板垣汇了两万元给他，要他策划一个阴谋，来达到这一目的。他接受了这一任务，就和当时在上海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其实是中国人，是清室肃亲王的女儿金碧辉)谋划，由川岛去找中国流氓发动三友实业社工人同几个所谓日本僧侣(中间有日本浪人参加)，言语冲突，继之互殴。如果不是日本军方蓄意在上海制造事变，这一事件本不难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加以解决。而且事实上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全部承认日方提出的条件时，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已表示满意，认为事件业已解决。
    　　谁知日本海军早已跃跃欲试，终于在七、八个小时以后，也就是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二十分，向我提出撤退闸北驻军，让日本军队进驻闸北的要求，并且迫不及待，就在同一时间出动陆战队冲向我闸北前线，终于爆发了一·二八战役。据田中自供，他在制造这一事件成功后，还得到板垣的感谢信说：“幸亏你这样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田中的证词不仅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侵略所使用的种种阴谋诡计，同时也揭开了马玉山路事件之谜，补了历史的空白。
    
    　　二、一·二八战争是如何爆发的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十五分，上海市政府送达承认日方全部要求的复文，日本总领事表示满意以后，社会上紧张的空气有所缓和，许多准备从闸北迁进租界的人暂时观望。令人不解的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仍然按照原定计划，从当天下午四时起在租界内宣布戒严。
    　　当时上海军事当局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告诫前线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准备随时击退日军的进攻。因为那天进出吴淞口的日本军舰特多，虹口地区日军和日侨的活动异常紧张，完全处于临战状态。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驻在上海的兵力，水上只有第一遣华舰队的炮舰十艘，司令官是盐泽幸一少将。其中除去分驻长江各地的炮舰外，经常停泊上海的只有二、三艘(包括旗舰“安宅号”)；陆上只有驻在虹口公园附近的陆战队八百人，指挥官是鲛岛具重大佐。盐泽是日本海军军官中非常激进、非常剽悍的一 员。九一八时，他是日本海军在华中、华南的最高指挥官，早就盘算想借故在他的防区内制造事端，显示日本海军的威风，因此在那年十月，曾要求国内增调陆战队二百人来上海，并增调驱逐舰四艘编入第一遣华舰队，而在一月间，陆战队又增加了一千人，前后总计达二千人，这是马玉山路事件发生时日本在上海的兵力。但马玉山路事件一发生，日本军舰源源而来，先是一月二十三日到有巡洋舰一艘，水上飞机母舰一艘，驱逐舰四艘；接着二十六日又到达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十二艘(第一水雷战队)，连同原在上海的舰只共达二十一艘，均在黄浦江中停泊。在盐泽眼下，以为中国军人是经不起一吓的，尽可为所欲为，满想在几小时内拿下闸北，由日军进驻。因此他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通牒，要求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终于爆发了一·二八战争。
    　　中国军方目睹马玉山路事件后，日军大量增兵，日侨不断寻衅，判断必有企图，于是在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在龙华举行了军事会议，决定如日军进犯，全军坚决就地抵抗，并着手构筑闸北地区的防御工事。一月二十八日晚上九时三十分得到报告，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虹口公园紧急集合，同时又有舰上陆战队在黄浦江沿岸登陆，十一时二十分又有日军分批乘铁甲车冲向我闸北前沿阵地，要求开启栅门，我军早有防备，不予理睬，日军随即逡巡退去。接着日军又以铁甲车为先导，掩护陆战队向我前沿阵地进攻，战争终于爆发。大体经过是如此。原来我方因为尽量避免发生事故，配备在第一线的是警察部队，陆军部队却掩蔽在近旁警戒。日军正式进攻，我陆军部队也就进入第一线，奋起还击。
    
    　　三、一月二十三日龙华的军事会议
    　　淞沪警备司令原是熊式辉，宁粤合作，熊式辉调任江西省主席后，淞沪警备司令由十九路军领导人之一戴戟接替。当时驻在上海的军队是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
    　　戴戟到任以后，对上海局势作了全面分析，认为日军有随时在上海寻衅的可能，因此司令部内始终保持紧张的备战态势，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以后尤其如此。可是在这当口，担任外交交涉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却始终没有把交涉情况主动和军方联系，仅仅依靠参谋长张襄与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通电话，才能了解一些情况。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以后，一月二十日凌晨有日本青年同志会浪人几十名纵火焚毁三友实业社，枪杀公共租界华捕一名。当日下午日本居留民大会到有二千人，会后游行，一路向中国居民和租界巡捕挑衅，捣毁北四川路一带中国商店，并向陆战队指挥部请愿，叫嚣出动陆战队，发动自卫权，显然都是日方扩大事态的有计划行动。这种情况持续了两日，二十一日又发生日本陆战队要求工部局取缔《民国日报》事件，形势更为紧张。
    　　根据上述情况，同时又得到日方在国内调兵遣将的情报，我们判断随时有发生事变的可能，不能不及时采取警戒措施。为此目的，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戴戟约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龙华司令部联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应付方针，出席会议的是第七十八师团长以上和警备司令部主要参谋人员。会议开始，由蔡廷锴、戴戟先后发言，分析当时局势，认为日方一定会在上海发动侵略，接着逐个征询应当采取什么对策。与会人员都很激昂，表示要坚决抵抗。蔡廷锴立即宣布如日军正式进攻，我军即就地坚决抵抗，相机把侵略军压迫到黄浦江畔，加以歼灭。这时参谋处提出要不要确定一个作战计划？蔡廷锴豪壮地说，“我们不要什么作战计划，我们的决心是在哪里就死在哪里。”接着他告知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每个官兵可先准备一星期的干粮，随身携带，免得临时送不上饭，影响作战。
    　　就在这时，正在病中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赶来了，听到大家表示的决心，极为赞赏，即席讲话说，论军队的素质，武器的装备，我们是不及日军的，但只要人人怀着必死的决心，学习李广射虎的精神，那么日军不但不足惧，而且是可以战胜的。蒋光鼐这番铿锵有力的讲话，顿时使全场活跃起来。其后戴戟宣布，各部队可即着手部署作战，所需防御物资、武器弹药补充和其它要求，由警备司令部统筹解决，会议至此结束。但参谋处仍认为有针对敌我情况定一作战计划的必要，因此散会后立即按照上年十月已准备就绪的《淞沪防卫计划草案》，起草了第一个作战命令，以后整个战役基本上按照这个命令提示的方针进行。这个命令由蔡廷锴、戴戟签发，于当天正午下达第七十八师。战后第二年，警备司令部修建一·二八纪念堂时，曾由参谋长张襄将命令原文亲自誊写，悬挂在纪念堂内，并在纪念堂揭幕之日，由联华电影公司拍摄了影片。
    
    　　四、第一阶段作战中日方的缓兵之计
    　　传说当时日方负责指挥上海作战的盐泽幸一，战前曾夸下海口，几个小时就可拿下闸北，将中国军队赶到真如以西去。当时他手里的实际兵力，包括原在上海陆上的陆战队二千人，连同当晚临时从军舰上调集登陆的陆战队五百人，总共二千五百人。中国军队的十九路军素有劲旅之称，战争一爆发，各部队争先恐后地要求调向第一线，但限于闸北地区是市街战，使用的兵力始终只有一个团又一个营，实际上还没有正面的日军多。
    　　二十八日当晚起，日军发动进攻，炮火连天，并以烧夷弹焚毁前沿房屋，酿成一片大火，但我军屹然不动，二十九日激战一整天，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这样，盐泽泄了气，知道中国军队不可轻视，以原有兵力打下去，怕有被中国军队消灭的危险，于是策动英美出面调停，建议从当晚起先行停战，并商议解决办法。话很漂亮，说是为了人道着想，可以让陷在火线中的居民撤往安全地带，因此得到我方同意。但事实上由于三十日日方仍不时进攻，战事并没有真正停下来。
    　　三十一日再开停战会议，英美总领事提议中日双方军队同时从交战地区撤退，由英美军队进驻，阻止双方接触。盐泽借口这一撤退意味着日军退入租界，放弃原驻越界筑路地区，须请示东京才能决定。二月二日东京回电到来，拒绝日军从现有警备地区撤退，停战会议宣告破裂。
    　　这三天的停战，事实上是日方的缓兵之计，好让它从国内大量增援。果然二月一日日方先有第一航空战队加贺、凤翔两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四艘到达上海，接着日本海军临时编成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统率来沪，接替盐泽的指挥任务，而成为一·二八作战中日军第二个主帅。同时，陆战队再增二千人，改以植松练磨少将为司令官，原指挥官鲛岛具重大佐改任参谋长。陆军也决定出兵，以久留米混成旅团(包括步兵四个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工兵一个中队等)为先遣部队，随同野村来沪，投入战斗。紧接着陆军主力金泽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紧急动员，输送来沪。
    　　二月三日起，日军一面在闸北再次发动进攻，一面又集中军舰十多艘，配合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猛攻我吴淞要塞。当时的吴淞要塞是清末修建的露天炮台，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经敌军两天的轰炸、炮击，整个炮台陷于瘫痪，再无还击能力，但增援的守卫部队英勇作战，日军几度企图登陆都未得逞。
    　　当时任吴淞要塞司令的邓振铨平日总在上海花天酒地过生活，警备司令部一再督促加强战备，他毫不在意，至一月二十八日下达了紧急命令，他才在当晚跑来警备司令部，说炮台还缺少配件需要补充，并说自己已请求辞职。戴戟司令严正告以在职一日必须尽到军人天职，缺少配件可通知兵工厂协助解决。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是邓振铨的贵州同乡，又是他在第一军北伐时期的老上司，当三、四两日吴淞要塞正在激战之中，竟批准了他的辞职，而派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继任要塞司令。当日军进攻吴淞要塞时，将士都不象邓振铨 那样怯懦，确曾奋力还击，要塞司令部参谋长滕久寿中校还在四日战死，无奈炮台过于陈旧，威力不大，没有取得重大战果。
    　　谭启秀接任要塞司令后，率领翁照垣旅两个团(很长时期只有两个连)，始终固守要塞，击退日军一次又一次陆海空配合的进攻，直至三月一日我全军撤退为止。总之，在二月三日战事再开之后，迄七日日军虽有舰炮和空军配合，但在闸北毫无进展，在吴淞登陆未成，唯一取得的战果是把老掉了牙的吴淞要塞炮台全部破坏，从此日军重兵进入吴淞口，再也不用担心要塞炮的阻击了。这就是一·二八战役自开始至二月七日第一阶段作战的主要情况。
    
    　　五、第二阶段作战中日军连续受挫
    　　一·二八战役中日军的第二个主帅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战后升为大将)擅长英语，为日本海军军官中的佼佼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充任日本代表团海军随员(当时是海军大佐)。一·二八战役爆发后，盐泽所夸海口破灭，野村被派来沪代替盐泽指挥作战，不仅统率原在上海的第一遣华舰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战队和上海海军陆战队，还增加了以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三战队，并负责指挥陆军的先遣部队久留米混成旅团。
    　　野村于二月五日乘坐旗舰“出云号”，率领第二舰队运载的陆军久留米混成旅团，于二月八日到达上海。他的第一手表现就是在八日下午二时许，在舰队和空军掩护下，派陆战队一个大队在吴淞张华浜铁路码头登陆加以占领。接着久留米混成旅团(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七七事变后任日军第一○八师团长，长期在山西方面作战)在当晚同一码头登陆完毕。我军限于兵力，选定自吴淞经胡家庄并连接庙行、大场、彭浦一线为主要抵抗线，而以江湾、闸北为前进阵地，所以张华浜方面并未配置兵力，日军才得轻易登陆。
    　　久留米混成旅团登陆后，连日向我蕴藻浜一带阵地发动猛烈攻势，企图一举占领吴淞，但激战四日，没有丝毫进展。二月十三日上午大雾迷漫，下午雨雪交加，久留米混成旅团在烟幕掩护下，在纪家桥方面强渡蕴藻浜成功，我守军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张炎部就地抵抗，战况激烈，超过以往数日。迄下午七时，张炎亲自率部反攻，击敌侧背，敌纷纷向南岸撤退，而南岸之敌，认为是我军渡河夜袭，猛加轰击，致使退却之敌遭受重大伤亡。此役不仅使敌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陷于破灭，且使号称劲旅的久留米混成旅团遭受重创，一蹶不振，应当说是一·二八战役中重要的一仗，对我军士气的鼓舞，影响极为重要。
    　　就在同一天，日本陆军主力第九师团开始在吴淞铁道码头登陆，迄十六日登陆完毕，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在二月十四日接替了日军陆上作战指挥任务，成为一·二八战役中日军的第三个主帅。与此同时，我第五军张治中部到达前线，于二月十六日编入战斗序列为左翼军，担任江湾以北(不含江湾)经庙行至吴淞一线作战，右翼军的第十九路军担任江湾(含江湾)至闸北一带的作战。
    　　植田部署完毕后，于二月十七日向蔡廷锴提出通牒，要求我军向租界外撤退二十公里，蔡廷锴当向蒋光鼐请示如何答复，蒋说：“用大炮回答它。”断然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接着日军在全线展开进攻，战况空前激烈，但性质还是威力侦察，寻找我军薄弱环节，企图一举中间突破。不久，决战时机终于到来，这就是二十二日的庙行之役。当天日军以全力攻我庙行阵地，一度在麦家宅一带突破我第五军第八十八师防线，情况极为危急。我军先以第五军第八十七师孙元良旅增加在正面，后由右翼军第六十一师张炎旅长亲率两团由竹园墩正面出击，同时以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由纪家桥渡河抄敌侧背。在三方面猛击下，敌不支退却，我军逐一收复原有阵地。此役激战一昼夜，使日军企图在中间突破的计划以失败告终。日方战后自称：“庙行之役为一·二八战役中最 激烈的一战”，情况正是这样。自二月八日起至二十三日止的第二阶段作战于此告一段落。
    
    　　六、第三阶段作战迄战役终结
    　　庙行战役日军败退后，日本内阁于二月二十四日决定再次增派两个陆军师团――善通寺第十一师团和宇都宫第十四师团来上海，改由白川义则大将担任统率上海全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新司令官。一月中四易主帅，一次比一次投下更大的赌注，说明日军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战术上也陷于狼狈境地。
    　　这一次日军决定实行迂回战，企图凭仗优势兵力，在我淞沪正面的后方登陆，将我军包围，再进行决战。我军所苦的是国民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没有作战决心，总想适可而止，除了在各方形势逼迫下，派了第五军前来增援外，再也不作继续增援的准备，甚至将已奉令开沪的第四十七师及第三十三独立旅中途截回，不准开到前线。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激战一个月之后，伤亡得不到补充，除了应付淞沪正面外，没有足够力量警戒侧面长江沿岸一带。
    　　二月二十四日以后，日军一面仍不时在吴淞、庙行、江湾、闸北一带发动猛攻，一面以海军舰队出入狮子林、浏河一带进行威胁。接着，我军接到日方由第二舰队输送，再次增兵来沪的情报，判断日军将在浏河登陆，迂回我后方，但那时除了将没有实战经验的军校教导总队配置在浏河、七丫口一带警戒江面外，再也没有兵力可资调遣。白川率第十一、第十四两师团于二月二十八日夜迄二十九日晨到达长江口，三月一日开始全线总攻击，并以第十一师团于一日凌晨在七丫口登陆。教导总队寡不敌众，稍稍后退，我军急调宋希濂旅由顾家宅驰往增援。由于运输汽车中途遭日本空军炸毁，跑步前进，到达时已在下午，迄当晚为止，与日军相持在茜泾、浏河之线。同时淞沪正面，特别是江湾方面战况极为激烈，八字桥一带双方屡进屡退，三失三得，但迄晚我军仍坚守原阵地，在激战中还击毙了日军第七联队长。当晚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权衡整个战局，后援无继，侧背受到威胁，决定当晚九时下令全线于十一时作战略撤退，将左翼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右翼军撤至黄渡、方泰之线。由于行动迅速，出敌不意，当晚没有被日军发觉，得以全师而退，未遭追击。吴淞方面最后撤退的两个连，通过狮子林、浏河方面，也没有经过激战就绕过了日军警戒线，到达指定位置。
    　　日军第九师团于三月二日进入大场，同日第十一师团占领浏河。三月三日日军续向嘉定、南翔方面进击。同日，日军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白川、野村分别发表声明，略称“中国军队业经撤退，帝国臣民安全及租界和平已得到回复，战斗行动即予中止”。此后迄五月五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除第八十七师孙元良旅在葛隆镇打了一场后卫战，战况比较激烈；又第七十八师两个连保卫青阳港铁桥，全员光荣牺牲外，未再有重要接触。日军第十四师团因战局即将结束，在停战后数日始登陆接替调回国内的第十一师团的防务，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编入关东军，运往东北，事实上未曾参加作战。因此，自二月二十四日起至终战时止的第三阶段作战中，日方投入作战的陆上兵力为第九师团、第十一师团、久留米混成旅团及海军陆战队，总兵力约四万四千人。我方使用在第一线的，计第十九路军约二万五千人，第五军约二万人，合计四万五千人，双方兵力基本相等，而日军使用战车、大炮，又有海空军协助，火力远远超过我军。
    
    　　七、《淞沪停战协定》谈判中的曲折
    　　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战争，直接触动英美在华利益，国际舆论对我比较有利，尤其我军奋起抵抗，英勇作战，国际间对我更为同情，从而导致国联理事会和国联大会于二月二十九日及三月四日先后决议要求双方停战，此为促使日军现地最高指挥官于三月三日宣布停止战斗的原因之一。
    　　据闻，白川在完成出兵目的后 ，就打算迅速撤军回国。但日本参谋本部见到第十一师团登陆成功，我军被迫撤退，又存侥幸心理，命令派遣军向太湖前进。为此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三月三日晨在取得海军野村中将同意停战后，向白川提出同样要求，白川迟迟没有表态。据重光事后告人，他说得舌敝唇焦，迄下午一时，白川才决定发表停战声明，此为日方决定停战的经过。
    　　关于《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最初系由英美公使，主要是英国公使蓝浦森居间调停，但中日双方意见有差距，未能具体化。迄二月二十八日由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凯莱上将斡旋，邀请我国前外交部长顾维钧及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与日方海军野村中将及外务省代表满铁理事松冈洋右，在旗舰“肯德号”上作非正式会晤，意见仍难接近。主要是我方要求双方同时撤兵，日方撤至战前原有位置，我方自上海后撤二十公里，但日方要求我方先行撤退，日方俟事态平静后再撤退。
    　　其后我方于三月一日先作战略转移，后日方亦正式宣告停战。当时国联调查团即将来沪，乃由英国公使蓝浦森再度出面斡旋，邀请中国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日本公使重光葵于三月十四日在英国领事馆会晤，并邀美国公使詹森、法国公使米理德、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列席，以后又连续会晤数次，初步商定最后停战协定所列各项的草案，而于三月二十四日举行正式停战会议。当时出席停战会议的代表，我方为外交部次长郭泰棋，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及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为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驻华公使重光葵，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