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无缝钢管 高精密:“十二五”的最大亮点：社会体制改革

　　“十二五”的最大亮点：社会体制改革
　　
　　　　
　　作者：王宁
　　
　　普遍的浮躁，根源在社会转型，创造了非常规机遇。按常规手段去努力，或按传统价值观念去奋斗的人，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敢于钻制度的空子、采取非常规的投机手段的人，常常得到超常的回报
　　
　　从表面上看，浮躁是一种心理现象。但如果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事实。在今天的中国，浮躁显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对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的反应，具有深度的社会根源。
　　
　　浮躁其实是一种转型期现象
　　
　　要了解浮躁现象的社会根源，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凡是具有在欧洲生活经历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里的人并不浮躁，人们按部就班，安居乐业，心态平和。生活在非洲或南亚的、以农耕为业的乡村社会的人们也不浮躁。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通往工业化、市场化的转型进程中的社会，浮躁却盛行于社会。如此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浮躁其实是一种转型期现象。要理解浮躁，就有必要从社会转型、转型机遇以及与此相关的激励机制谈起。
　　
　　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改革的进程就是制度转型的过程。所谓制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话说，就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因此，制度转型就是规则体系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的困难在于，人们不是在一个真空社会来实现规则体系的转换，而是在旧规则(或旧制度)体系没有退出的条件下实现规则的更替。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新规则体系不可能瞬间取代旧规则体系，二者之间既可能存在摩擦与冲突，也可能存在相互配合与利用。
　　
　　中国的制度转型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双轨化过程。新规则的出台与旧规则并行较长一段时间，待新规则成熟，再来废弃旧规则，实现并轨，如：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第二，新规则替代旧规则的过程。旧规则遭到废弃，被新的规则所取代，如：从1998年开始，国家停止福利分房(旧规则)，居民改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房(新规则)。不论是采取哪一种形式，新规则都可能存在不健全的地方，有一个不配套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制度性漏洞，并因此导致一些人迅速成功。
　　
　　这种制度性漏洞造成了两种类型的机遇。第一，与双轨化过程相联系，出现了“位置机遇”。由于双轨制没有废除旧规则，那些处于掌控资源位置的人，就可以借助两种规则的并存，通过寻租，把旧规则(如：计划价格)领域里的低价资源“倒卖”到新规则(即：市场价格)领域来换取高额回报。20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官倒”，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但是，这种机遇不是所有人都可获得的，只有那些掌控了资源的官员才能拥有，因此，这种机遇属于位置机遇。它使一批人迅速富裕起来。
　　
　　第二，与新规则取代旧规则的过程相联系，出现了“转型机遇”。所谓转型机遇指的是，在废除旧规则、推出新规则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或决策者的历史局限性，新规则的出台不可能迅速细致、完善、配套，也由于还有一些旧规则被保留下来并可能与新规则有抵触，同时，还由于新规则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导致制度漏洞或制度短板的出现。对人们来说，新规则的推出固然赐予人们以历史性机遇，但这种机遇往往是常规机遇，只有制度漏洞或制度短板才创造非常规机遇，它会把由新规则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放大，甚至放大到成百上千倍(如：过去几年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富)。由于这种机遇是制度转型造成的，因此可以称为转型机遇。只要抓住这种机遇，就能比按照正常速度快百倍千倍的速度致富，取得以往几辈子都难以获取的成功。
　　
　　并非人人都能抓住转型机遇
　　
　　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抓住转型机遇。的确，在生活中，不乏出身草根阶层而跻身富翁阶层的例子。但现实是残酷的，并非人人都能抓住转型机遇。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有关转型机遇的信息不对称。那些获得信息的人，往往更能对转型机遇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采取“正确”的行动。相反，那些不能获得信息的人，往往可能对近在眼前的转型机遇视而不见而错失良机。或许也有不少人误打误撞或因缘巧合地抓住了转型机遇(如：在2000年初买了几套商品房)，但能有效地抓住转型机遇的人，往往是那些能获得信息、尤其是内部信息，同时具有解读信息能力的人，而能获取并解读信息的人，往往是处于某种权力位置、具有经营经验或拥有足够资源的人。
　　
　　社会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按照常规手段去努力的人，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相比，境况固然改进了很多，但与那些按非常规手段、善于抓住转型机遇的暴富的人相比，他们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一方面，转型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或目标取向，财富成为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而那些一夜暴富的人，则演绎了中国式的转型期致富的神话，这些神话拔高了人们所向往的目标水平，而迅速升高的住房成本与生活成本则更使人们赋予财富以重要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成为人们的主要评价标准，那么，在市场化改革的今天，财富则成为评判人们身份与地位的主要标准。
　　
　　另一方面，面对拔高了的物质目标，人们却感到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手段。按照常规手段，人们只能做一个按部就班的上班族或打工族。他们不但难以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而且离这些目标越来越远，因为包括住房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上升速度远远快于人们的工资收入提高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