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强调永远以马恩列斯为师，并告诫不要当李自成

党的“七大”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在此之前，也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毛泽东在告诫全党务必谦虚谨慎的同时，自己也始终保持着谦虚的态度。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强调：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并批评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

毛泽东又解释说，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 市场 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 市场 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指当时正被美国占领），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

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和马、恩、列、斯并列，他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在结论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48年8月13日，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曾致电周恩来，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

吴玉章，1878年生人，早年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其年长，曾与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并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亲历了中共建党以来的5位领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毛泽东，深深感受到只有毛泽东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并成功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他对毛泽东的推崇，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党内的普遍想法。

然而，毛泽东却有着更为清醒的头脑和更为严谨的思考。8月15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提法：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 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 ，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 中国革命的经验 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由于共产党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毛泽东又特别注意了加强执政党建设问题。

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结束之际，毛泽东在大会总结时，从12个方面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值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

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也要与之相适应。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奋斗，现在党员的成分85％到90％是农民，“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等偏向”。入城以后，“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因此，在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发展速度太慢，对工作会有损失。如何保证党的质量呢？他提出：一是严格审查，新党员要举行入党仪式，这“对于党员是有教育意义的”。二要加强教育，健全组织生活。三要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纪律。

任弼时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必须有坚强的干部经常注意党务工作，包括支部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他说：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这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此外，七届二中全会还谈到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要人员的配备问题。毛泽东说：具体人员现在尚不能定，须与民主人士商量整个配备，但有两个人要考虑：毛、周（指毛泽东、周恩来）是否加入。周一定要加入，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我不参加有好处，可以有时间想问题；但不参加有缺点。内阁上面要设主席团，总主席。请同志们看是否妥当。刘、弼时（指刘少奇、任弼时）不加入，不要全加入进去，全加入是不行的。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

在中国革命胜利在即时，毛泽东对首都设在何地也有考虑。

建立一个新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首都设在哪里。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国家首脑机关所在地，“关乎大局”，必须选好。

毛泽东开始考虑首都地址，始于从陕北转进河北平山县之际。

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毛泽东就定都问题曾同周围的同志们谈过，已经开始属意于北平。据徐向前回忆，1948年秋天他同毛泽东见面时，谈到太原不得不打，而毛泽东强调北平尽量不要打，并考虑以后在这里建都。

1949年2月王稼祥从东北到达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同他又有过一次谈话。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后来详细回忆了谈话的内容。

应该说，这是一次定都的基调谈话。

此时，春节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个根据地来参加中央全会的人不断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认为这是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

于是，毛泽东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又迎来了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夫妇。

王稼祥与毛泽东的个人交情很深。王稼祥曾是王明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到中央苏区后，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逐渐从中分化出来。长征路上，王稼祥与毛泽东共论革命发展前景，共同研究红军脱困的策略方针。遵义会议上，他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坚决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本人也被选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一员，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毛泽东对于王稼祥在关键时刻，为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所作的贡献，一直念念不忘，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王稼祥夫妇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

毛泽东说完话，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飘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

说罢，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即说：“

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在中国大势已定的情况下，如能和平解决，兵不血刃地保留大城市，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建设，需要发展，大城市打烂了，建设发展就没了依托。因此，毛泽东此时十分关注和平问题。

毛泽东说：“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就会为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会 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

毛泽东的谦虚，使王稼祥有些不自然，他笑着连说“不敢当”。

毛泽东却又点燃一支烟后，郑重地说道：“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史上，定都最多的有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王稼祥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还是试探地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颇似学者，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地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特别是从经济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毛泽东表示赞许。

王稼祥由于对此问题考虑已久，因此谈起来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至于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不宜作为京都。”

毛泽东听后一笑，表示赞同。

王稼祥排除了上述城市，最后说道：“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联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甚感欣慰，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果然，同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讨论后正式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

3月23日 毛泽东进京出发这一天，仍坚持工作到凌晨3时多才睡下。为此，周恩来嘱咐警卫战士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

快中午1时了，卫士才轻轻唤醒毛泽东。

大家临上车前，周恩来笑着问毛泽东：“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笑着回答：“休息好了，睡上几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

毛泽东看一下周围的战友和警卫人员，又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 赶考

嘛，进京 赶考 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显得格外兴奋。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作过阐述，毛泽东此时是非常清醒的。

毛泽东进驻北平之后，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多次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告诚全党“不当李自成”。

进京后，他看了梅兰芳、刘连荣主演的《霸王别姬》。当毛泽东看到项羽与其爱妾虞姬生离死别一场时，他激动不已，眼含热泪；当听到项羽悲怆、泣凄、绝望地喊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时，他心情沉重又意味深长地对卫士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为此，他号召全党所有领导干部都看看这出戏。当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蒋介石老窝南京时，他更把以上思考锤炼升华，写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教导全党从李闯王、西楚霸王这两面镜中得到借鉴。

1949年3月23日，春风拂面，阳光明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井然有序地离开了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面、向北平方向开去。

尽管山间土路弯弯曲曲、坎坷不平，且车轮过处，尘土飞扬。但毛泽东似乎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些，他的心情很好，与随行人员有说有笑。

突然，他若有所思地问身边随行人员说：“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看。”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卫士长阎长林回答说。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我们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有人抢着回答道。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心情也格外激动。

“再也不搬家了。”毛泽东心中想着，更加坚定了定都北京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