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南明区城管局:毛泽东与李自成

毛泽东为何“李自成情结”笃深？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读私塾，到走上革命道路，领导中国革命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一生对李自成有着笃深的情结，然而，这笃深的“李自成情结”内幕，却鲜为人知。

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他“马踏幽燕、定鼎京城”，领导起义军摧毁了腐朽的明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农民起义政权“大顺朝”。但是山海关一战，李自成败给了吴三桂和清军联军，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后败亡。在毛泽东的心中，李自成是一个英雄人物，更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着他成长，照着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长期关注李自成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少年之时。在韶山上私塾时，毛泽东爱看的“杂书”里面，就有关于李自成的书籍。1910年秋，毛泽东从湘乡东山学校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多分一点，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 从毛泽东的话中，可见李自成的平均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学生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又一次引用了李自成起义的有关资料。他说：“当时陕北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迫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是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使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据谭震林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与流寇主义思想作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王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对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研究。他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其战争思想的层面，还将视野深入到了其失败原因的更深层面。在1938年关于根据地保卫工作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热情地赞美了中国的农民运动，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列举了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农民运动领袖，肯定了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因素，同时也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原因。
关注李健侯与他的《永昌演义》
在延安，毛泽东在百忙之中，还关注了民间作家李健侯关于李自成起义的写作。李健侯是陕西米脂人，系李自成后裔，他于1926年动笔著书，经过多年辛勤笔耕，在1930年12月写成描写李自成起义的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全书共40回，34.8万字。该书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这部书于20世纪40年代初在陕西广为流传，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很感兴趣，读完这部书后还让人抄存了一部，并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专门评价了《永昌演义》和著名的李自成起义：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扬了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仰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千余年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就是两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李健侯先生为祷！
李鼎铭把这封信转到了李健侯手里。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他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担任边区的参议员。解放后，毛泽东提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建议其继续修改《永昌演义》。遗憾的是，由于李健侯在1950年去世，因而对书稿的修改未能完成。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到北平，这标志着中共领导人民胜利走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的革命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甲申三百年祭》成为整风文件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所著的一篇史论，文章分析了明朝灭亡和李自成起义成败的原因。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除会见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员外，还经常与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交往会谈，倾听意见，释疑解惑，宣讲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和政策。9月3日，毛泽东与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各界知名人士在住地聚会。郭沫若发现毛泽东只有一块旧怀表，便取下自己的手表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珍惜它，一直戴到逝世。这块老式的“欧米茄”手表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与郭沫若相互间的深厚情谊，真实见证了毛泽东以后30余年的革命历程。图为：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送给毛泽东的手表
1944年3月，就在毛泽东阅读《永昌演义》期间，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郭沫若应约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这篇文章首先在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视郭沫若的文章为瑰宝，大加赞赏，并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而国民党顽固派怕得要死，认为郭文是影射当局，美化“流寇”，“散布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入社会内层，”视为大逆不道和洪水猛兽，于是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对之大肆围剿。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伟大胜利前夕。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考验，即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正是出于对革命事业休戚相关的考虑，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深刻意义，倡导全党认真学习。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19日两天，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优点和长处恰恰在于没有简单地把历史与现实进行比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释历史。”编者按还回击了国民党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围剿”，称赞此文“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在科学地解说历史”。
同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讲演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覆辙。”
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各解放区整风学习笔记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以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进行检查，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位宣传科的副科长在笔记中写道：刘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一一五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一个宣传大队分队长也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告诉他中国共产已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整风文件,并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信中还指出：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民主革命，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
历史是一面镜子，李自成也是一面镜子。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壮举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其失败原因也进行了分析，他从这个英雄人物身上获得了力量，也找到了缺憾：骄傲是万万不行的——要像李自成那样，坚忍不拔，走向北京，但千万不要像李自成那样匆匆忙忙败退北京城。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经常思索的问题。
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两个务必”作为对全党的要求被正式写入党的文件。
同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开始了他的“赶考之旅”。
出发前一天，他就问卫士长李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样啊？”李银桥说：“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毛泽东指着李银桥的太阳穴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他还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要进京了。我们进京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们进京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
23日早晨，几乎一夜未眠的毛泽东早早走出屋子，在院中踱步，神色肃然，仿佛还在继续昨天晚上的思考。
踱着踱着，他忽然转过身问几个警卫战士：“知道历史上有个李自成吗?”
有个警卫员问答：“知道。”
毛泽东又问：“他为什么进了京，又失败了，被人家赶了出来呢?”
警卫员们回答不出，只好摇头。
毛泽东来了兴致，招呼大家坐下，慢慢地讲起了李自成的故事。最后，他说：“进了城，我们就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李自成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
3月23日上午，车队出发，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在车上，毛泽东又和大家说起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神色坚定地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香山，毛泽东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
支持姚雪垠创作《李自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始终不忘李自成，这从他关心作家姚雪垠写作的这件事上可以得到充分反映。
姚雪垠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从1941年便产生了写李自成的“动念”，并开始收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关史料，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和各种史志。

1957年，姚雪垠正式动笔，他说：《李自成》的创作意图便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6年后该书第一卷出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白话历史小说，《李自成》一经出版就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热烈的反响，初版的30万册很快被抢购一空。姚雪垠将样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完《李自成》第一卷后，便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为《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既深入了历史，又跳出了历史，是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当中，毛泽东将中南局代理书记王任重叫到身边，特意嘱咐他：“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王任重打电话给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武汉市委立即对姚雪垠采取了保护措施。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及三至五卷的写作还是受到了严重干扰。
1975年10月，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的写作工作，他在信的结尾写道：自己“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此信由胡乔木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转信的报告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简短的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李自成》创作的全力支持，他同意作者按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姚雪垠来到北京，排除干扰，继续从事《李自成》的创作。1976年，《李自成》第二卷几经周折终于与读者见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两次指示保护姚雪垠，让他从事《李自成》的创作，这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足见毛泽东对创作历史小说《李自成》的重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毛泽东长期以来的“李自成情结”，折射出他时时担心政权不稳、江山变色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历史的警示，时时在毛泽东耳边响起，他不仅自己一生简朴，严以律己，还推动中央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决策和措施，时刻提高警惕，竭力防止内部滋生腐败。
如今,离毛泽东“进京赶考”已经60多年了,我们再来回顾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