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collection动画吧: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历史——“紫石英”号事件

http://v.ifeng.com/his/201101/72ce645d-ea01-4e87-8383-61f1aa5d0651.shtml 炮声隆隆——紫石英号事件始末（发表于海陆空天52期）

山雨欲来风满楼——故事以和谈开始却没有以和谈结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大部主力已被歼灭，所残存的204万人中，能用于作战者仅146万人，对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已经难以形成有组织的抵抗。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重整军力，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由李出面与中共和谈。另一方面，则积极组织长江防御，企图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国民党集中了115师约70万人的兵力，分布在宜昌至上海段1800公里的长江防线上。其中九江以西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统率40个师25万人防守；湖口以东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统率75个师45万人防守。此外，尚有海军舰艇130余艘、飞机300余架配合陆军作战。
与以前的历次国共谈判不同，这一次是中共方面处于强势，国民党处于弱势。和谈当然是由处在强势的一方，即中共方面开出价钱，再由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了。中共方面的“开价”已经在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公布，即著名的“八项和谈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诚意不足，中共方面则坚持“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的一贯方针，准备以第4野战第12兵团部率两个军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攻取信阳，威肋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配合第2野战军渡江作战。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总的意图，于1949年3月31日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实施渡江作战。以第3野战军8个军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在粟裕、张震指挥下，在扬中至靖江段渡江；以第3野战军7个军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在谭震林指挥下，于安徽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以第2野战军9个军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在刘伯承指挥下，于枞阳镇至望江段渡江。最后总攻日期定在4月20日。

对于和谈，中共方面依旧没有放弃。4月8日，在北平香山，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对战犯列名，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时间可以放宽，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可维持现状，解放军渡江可在协定签字后或经过若干时日后进行等等。4月12日，何应钦致电张治中，转达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决议：“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因此，张治中意识到中共虽在战犯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只要南京方面在拒绝中共渡江问题上仍抱有幻想，则北平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则不复存在。
4月13日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到张手上。13日与15日，两次举行正式会谈，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所提的20多条技术性修改意见，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正式文本计8条24款，并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就马上过江。
最后通牒终于下了，中国人民即将解放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但是在这个潮流中也并非一帆风顺，暗潮汹涌的故事却由此拉开了序幕……


黑云压城城欲摧——故事从暗流来袭开始
1949年4月，为了参加即将发动的渡江战役，中国人民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各部队已经在长江北岸进入阵地。根据上级指示，三野特纵炮2团配属7兵团；炮1团1营、炮3团配属8兵团作战；炮4团、炮1团2营配合9兵团作战；炮1团3营、炮5团、炮6团配合10兵团作战。其中配属7兵团的炮2团展开于无为以南地域；配属8兵团的炮1团、炮3团展开于安庆以东沿江；配属10兵团的炮1团3营、炮5团、炮6团分别展开于泰兴、天星桥一带至靖江以东之张黄港一带的沿江北岸，任务是封锁江面，配合我解放军渡江。其余各兵团各军各师所属的炮兵均统一指挥，严密监视江面的一切动静。*
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大战一触即将发，各部队正忙碌的进行战前准备，“特殊情况”却出现了。4月20日早8点，在扬子江东南20公里的三江营沿岸的特纵炮3团团部以及1营1连和3营7连之阵地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炮3团1营1连有日制105mm榴弹炮3门；炮3团3营7连有日制94式75mm山炮3门）炮3团的前线观测所报告发现一艘不明外舰，正由东向西疾驶而来，这艘军舰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快速护卫舰。根据现有英国资料显示，“紫石英”号的任务是接替原在南京江面的“伴侣”号驱逐舰执行为英国驻南京大使馆担任无线电中继舰（真正原因）和运送燃油、食品以及必要时撤出侨民（表面理由）等任务。
我解放军特纵司令陈锐霆和政委张凯却对此感到异常为难，担心如果对英舰攻击会不会引起外交纠纷。三江营水面沿岸乃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此处四周地势高于周围，南岸扬中县的港汊、田野、茅舍历历在目；江面呈倒喇叭装，江面狭窄，水流骤然湍急，长江在这里拐弯；由于这里靠近大运河，方便我解放军安排船只渡江，南岸因为多沙洲，对我解放军发动攻势更为有利。可是由于“紫石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我渡江路线，且其前后主炮又进行了某种形式的“火力检测”（很暧昧的说法，具体含义令人怀疑）。4月20日早8时30分，我北岸炮1团首先向其鸣炮警告，为了防止击中英舰，弹着点选择在英舰左前方；但是英舰显然不为所动，于是我炮兵第2次瞄准英舰左前方发炮，而此次弹着点更为接近，激起30米高的水柱，溅起的水花打湿了“紫石英”号的前甲板。而英舰舰长史基纳少校显然藐视我解放军武力之存在，（也有说法是上尉，可能是因为英文单词Captian有上尉含义的缘故。）对这种程度的警告也仅仅是在后主炮塔侧面展开大幅英国国旗以表明身份，但同时又命令各炮塔开始转向我方炮兵阵地，准备在遭受攻击时实施还击。9时30分，紫石英号航行至三江营附近江面时，我炮3团7连见警告无效，而该舰的航线有对我方即将发动的渡江战役构成了明显的威胁，根据上级预先的指示，炮3团7连连长果断下令开火，于是日后轰动全球的“中英南京长江（扬子江）事件”亦称为“‘紫石英’号事件”正式开始。

第一次炮战——英方考验我军底线

根据特纵陈锐霆司令和张凯政委的命令，凡出现外国军舰我方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 假如防线外国军舰，凡是不听我警告停止航行，可不再警告，立即射击。
二、 对敌舰射击应以连中心火炮为基准，施行齐射，运用交叉火力，争取第一个齐射就就命中目标。
三、 榴弹炮弹要全装药，加强射速和穿透力，瞄准和装弹动作要快，对司令塔、炮塔等重要目标可以不计算提前量，穿甲弹的目标是水线以下的机舱和弹药舱。
根据这样的指示，在炮3团开火的同时，炮1团的部队也主动投入战斗。三分钟内，就有三十多发炮弹命中了“紫石英”号，其中两发75毫米炮弹（很明显是由7连的火炮发射）击中了舰桥，舰长史基纳少校，副舰长威士顿上尉重伤，操舵兵被当场击毙，而最要英国人命的是，操舵兵倒下时，将舵卡死，导致该舰一时失去控制，直向南岸浅滩撞去，随即搁浅。此时，“紫石英”号距离我炮兵阵地大约7000米，仍然在我火力控制范围内，可以说“紫石英”号命悬一线。根据英舰上水手后来回忆，解放军炮火还使得动力室严重损坏，一度失去动力，并且无线电通信和电器设备损失严重，舰上人员一度颇为悲观。在遭到炮击后，紫石英号也尽力进行了抵抗，给我军造成了一些的伤亡和损失。但因该舰的位置非常不利，只有后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逃命要紧么），因而无法发挥其火力优势（主要是射速快）。据我方参战人员回忆并得到当时的国统区报纸证实，遭到炮击后，紫石英号曾升起白旗，以示求和（当然英国人是不会承认的），在看到白旗后，我方停止了射击。英国人则在紫石英号脱逃成功后声称不知道为何我军会主动停止了射击（英雄当然是不能挂白旗的）。

可是根据时任炮3团政委的康矛召给中央的电报中反映：当时我军将“紫石英”号击伤，其中一弹命中吃水线，奈何缺乏破甲弹和延时引信而无法击沉，仅迫使其向南岸移动，而 由于我炮火猛烈，英舰支持不住，希望通过降下英国国旗升起白旗能缓和局势，而我炮火看到白旗遂停止轰击。不想英舰以为我将就此罢手，而降下白旗并再次升起英国国旗；我炮兵见状继续猛轰，英舰大恐，再次升起白旗以求缓和。而我炮兵此次停火略慢，英舰更加惶恐，连续挂起三面白旗以防我炮兵没有看见。至此，我炮兵才彻底停止射击。
但是根据随后赶来救援的“伴侣”号上之记录，似乎英国人也很善于给自己人拆台：“…..当我们看到“紫石英”号的时候，她挂着7面白旗和3面英国皇家海军的军旗（Union Jack Flag）…..”。看来我解放军的记载已经很给大英帝国面子了。至此，第一次炮战正式结束，英“紫石英”号快速护卫舰挑战我解放军正当防卫底线彻底失败。（详细理由下文将详细阐述。）
正当三江营水面开始激烈的第一次炮战之时，消息已经迅速的传到了华野8兵团司令部。当时炮3团的李安邦团长和康矛召政委正巧在司令部开会，接到前方的电话并问明情况后，整个指挥部沸腾了。首先冷静下来的是8兵团司令陈士榘将军，根据陈将军的判断，认为美国军舰才有可能就进行干涉，因此他先询问了接电话的李安邦，是否是美国军舰；李安邦回答说，绝对不可能出错，这么近的距离绝对分的清；而边上的康矛召继续补充道，我们团的技术骨干有许多解放战士，文化底子好，其中一部分是在鲁西南战役中解放的快速一纵的战士，在缅甸和英国人打过交道，绝对不会错的。这时，整个司令部又沉寂下来，所有在座的人都对英国军舰的出现感到惊讶，陈士榘立刻指示，既然英舰已经悬挂白旗就不要再开炮了，严密监视其动向，一有新情况立刻报告。而新情况很快就不请自到了。

第二次炮战－“伴侣”号援助失败
“ 紫石英”号被困之后，英国人的反应很快，当天下午13时半，原在南京的“伴侣”号驱逐舰就疾驶三江营，试图加以援手。“伴侣”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再次遭到我炮3团7连的射击，中弹五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我方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我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英舰上配备有八门114毫米主炮，加之舰炮射速较快，其火力恐怕不会弱于我方两个105榴炮营，因此面对炮3团7连的三门75毫米野战炮优势异常明显，迅速摧毁我7连炮兵阵地，击毁7连野炮两门（1、3号两炮），我方六名炮手牺牲，一人负伤，步兵也有多人伤亡。而英舰见已压制我7连炮火，“伴侣”号便企图靠近“紫石英”号并试图将该舰从泥滩中拖走。而我炮3团1连的三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战防炮）先后开火。“伴侣”号由于已有心理准备，加之诸炮位位置得当，也集中其全部火力进行还击，没有重蹈“紫石英”号覆辙，其四门114毫米（4.5英寸）主炮向我方阵地共发射三百余发炮弹。激战中，英舰的A、B炮塔先后被击毁，X炮塔也被打坏，“伴侣”号的火力锐减至原来的四分之一，而舰长罗伯森海军中校也被我炮火打中负伤。（英方资料称“伴侣”号中弹56发，A、B炮塔失去战斗力，舰桥和水手舱被击毁）
鉴于解救“紫石英”号此时已无可能，再打下去只会把“伴侣”号也赔进去，罗伯森中校不得不驾舰脱离战区，向长江下游驶去。在脱离过程中，“伴侣号”再次遭到迅速反映过来的我炮1团1营美制105毫米榴弹炮的射击，该营的很多干部战士是鲁西南战役中解放过来的，军事素质过硬，射击相当准确。在美制炮弹的一路“欢送”下，“伴侣”号开足马力，以27至29节的高速逃往下游(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在此笔者不无戏谑的赞扬一下英军水兵的素质。而中方的记载显然是准确的，根据“伴侣”号上的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而“伴侣”号之后如落水之狗一路仓皇逃窜，直到在上海附近水域与由梅登中将指挥的“伦敦”号重巡洋舰会合之后才停止了自己的步伐。
但是，英国人总是很想保持自己的绅士风度，“伴侣”号的记载中却显示她仅仅是“路过”了一下“紫石英”号，并没有任何想解救的意图，并且很快的用29节的高速离开了这个混乱的地区。笔者读至此，唯有仰天大笑了。
不过，应该指出是，第一次炮击后，炮3团对于英军可能的救援行动并非全无戒备，但我军并不知道英军在南京附近江面上还有一艘战舰存在，因而只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下游方向，在战斗开始阶段，面对英军的四门114毫米火炮的集中轰击，一度处境相当被动，炮3团7连的三门75毫米野战炮被击毁两门，而人员方面更是损失不小。但在炮3团1连的三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开火后，我军才扭转过局面，迫使“伴侣”号不得不放弃了救援行动。战斗中，“伴侣”号上的英军被击毙、击伤各十名。而我军，据英军估计伤亡约六十人，实际损失约四十人。
但是，英军也明显低估了我方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以为“紫石英”号仅仅是因为是被“偷袭”而被迫搁浅。而对此负责的应当是“紫石英”号上的英军官兵，为了不让自己丢了大英帝国海军的颜面的情形被上级得知，他们隐瞒了自己战斗的部分真相，结果是使得友军错误的判断了形势。最终，“伴侣”号也在我炮兵的猛轰之下，丢尽了大英帝国海军的颜面，落荒而逃。


绝望中的挣扎——“紫石英”号艰难自救的真实写照
“伴侣”号营救失败，虽然一定程度的让“紫石英”号上的官兵异常失望。可是，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火力其实并不很强大，他们只要继续努力等待援兵，他们是能跑走的。但是舰长史基纳海军少校伤势沉重，已无法继续履行舰长职责，便由相对伤势较轻的副舰长威士顿海军上尉代理。在威士顿上尉的指挥下，“紫石英”舰的自救行动紧张有序的展开了。在搁浅遭到炮击时（“紫石英”号大概被命中了50发以上，根据英方的资料显示，伤亡应该是9亡30伤），为避免遭到更重的伤亡，威士顿海军上尉曾经命令60名水手暂时撤到附近的还处于国民党军控制下的一个小岛上(雷公岛)。此时需要将失散在岛上的官兵召集回来，但因天黑，无法穿越国民党军的雷区而只有10人成功的回到了船上。而其余的50人最终辗转来到了上海。但最大的成果则是与国民党的当地驻军建立了联系。由于我解放军的火炮普遍缺乏穿甲弹和大口径火炮，榴弹也只有触发信管，命中英舰表面时立即爆炸，虽命中50多发，给英舰的表面上层建筑造成很大破坏，但却无力破坏其内部结构，也就是说，“紫石英”号并未伤筋动骨，水密结构、动力系统基本完整，电台也很快修复。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紫石英号的运气也实在不错，在后来检修时，曾经在舰上的弹药舱内发现了一发75毫米炮弹(应该是由7连的94式75毫米野战炮发射)，但是未炸。否则，紫石英号有幸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沉的外舰。经过一番努力，到4月20日晚10点30分，“紫石英”号便以基本整修完毕。威士顿海军上尉随即下令抛掉部分物品甚至包括十吨燃油以减轻重量。经过几番折腾，至次日凌晨1点左右，“紫石英”号终于从你摊上挣脱出来。随后，紫石英号就以八节的航速躲到了距离搁浅处约三公里的江面上停泊了下来,虽然此时紫石英号已经恢复自由，但是，在前面的炮战中，舰上的中国领航员被打死，加上仅以紫石英号此时的火力，显然不足以压制来自北岸的炮火，在这种情况下，“紫石英”号当然无法自行逃跑，威士顿上尉认为应当采取不刺激我解放军的做法，可以说这无疑是很明智的。

第三次炮战——中国军人早已不怕炮弹
远东舰队的救援行动在“紫石英”号努力进行自救的同时，已从香港赶到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Alaxander Madden）海军中将的座舰重巡洋舰“伦敦”号已经与原在上海的“黑天鹅”号护卫舰会合，并向长江上游缓缓驶去。在得到“紫石英”号遭到攻击后，梅登中将最初计划以“伦敦”号的八门203毫米重炮压制我方炮兵阵地，掩护“黑天鹅”号拖带“紫石英”号撤退。在获知“紫石英”号已经脱困之后，拖带的任务便已不需要，“伦敦”号与“黑天鹅”号将共同压制我方炮火，为“紫石英”号提供护航,不过梅登中将显然没有考虑过如果他的重炮不能压制住北岸炮火又该怎样，骄横异常，完全不把我解放军放在眼中。我们可以想象，梅登中将仍然把中国视为那个只要一小支装备良好的外国军队，就可从广州打到北京的中国，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107年前就在这里附近江面上的一艘英舰上签订的那个条约；是23年前在这条扬子江上游千里之遥的万县江面上，他的海军前辈射出的连天炮火……4月21日，“伦敦”号与“黑天鹅”号驶离江阴，此时，江阴一线属于我第三野战军十兵团23军的作战地域，为支援渡江作战，23军的作战地域配属有特纵炮6团的两个营(装备有美式105毫米榴弹炮24门)，加上军、师所属的山野炮，共有75毫米以上火炮50门。当日清晨，23军在扬子江北岸八圩港以东长江拐角处的前沿观测所报告发现了这两艘英舰驶入扬子江八圩港江面，距离我观测所仅仅1000米，我观测人员甚至可以清楚的看到英舰上英军水手的穿着打扮。各级指挥员立即上报，4月21日8点30分，粟裕、张震两位将军致电中央军委“请示如何处理”，而英舰编队下午6时，毛泽东的回电“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但如该外舰对我渡江在实际上无妨碍，则可置之不理”。从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理论上，在4月21日晚6点以前，我军各前线部队实际上无权主动出击，但可以还击,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在发现英舰之后，炮6团团长马达卫(同时兼任23军炮群指挥)便一方面上报兵团，另一方面命令下属尤其是直接面对英舰的1营3连(连长肖永福)，做好战斗准备，在此同时，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也进入临战状态。虽然肖永福并未下令装弹也未下达射击诸元，但实际上各炮均已自行装定了射击诸元，也已装填完毕，只要一拉火索，炮弹就会朝着英舰而去。10点左右，1排2炮炮长梁学路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界内驶出，不开火这一仗很可能就达不成，也可能是过于紧张将英舰上受放锚链的撞击声误当成炮声，便一声令下“放！”，2炮三炮手闻声手动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的拉动火索，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炮声一响，其他各炮乃至附近阵地上的友邻部队误以为上级以下令开火，于是也纷纷开火(早忍不住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水陆炮战就此爆发。遭到炮6团射击后，“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大吃一惊，但是还是反映迅速，立即动用全部火炮进行还击。据当时的炮6团1营教导员余斌回忆(梁学路正是他的部下)，当时1连的四门火炮面对英舰几乎打得是平射，首发(应该就是梁学路的炮弹)就准确命中伦敦号的前炮塔。而英舰还击的炮火也在一瞬间便覆盖了1营的营指挥所，“从未听到过这么猛烈的炮声”，(当然，对于当时连75毫米山炮都当成重炮的中国军人来说，恐怕从未听说过还有203毫米重炮，跟不可能听过203毫米火炮的射击声)，据说是一发“一米多长的”203毫米炮弹准确击中了余斌当时所在的掩体，居然在击穿掩体的顶盖后又穿透了了厚达四米的江堤打到了后面的麦田里，好在没有爆炸。余斌本人被坍塌的掩体压在下面受了重伤，而他的通信员则当场牺牲。当时参加战斗的，除炮6团1营以外，还有23军所属57战防炮连、75山炮连及67、68、69三个师所属的炮兵，总计八个炮连各种火炮32门。从火力上来看，两艘英舰可以使用八门203毫米火炮(我方参战人员的回忆认为是152毫米炮十二门是错误的)，不少于十门的102毫米火炮及多门40毫米炮，加之舰炮的射速远高于陆炮，火力优势可以说非常巨大。由于我解放军炮兵阵地构筑巧妙，英国人的射击并不准确，“伦敦”号的炮弹大多越过江堤（估计一时是没有找到目标，错误的以为江堤后面是我炮兵阵地），飞向了纵深地带，却给这里正在作战前准备的23军步兵部队主要是202团和205团造成了巨大的伤亡。68师202团正在召开战前准备会，一发203毫米炮弹飞来正好命中会场，团长邓若波当场牺牲，参谋长负重伤，另有官兵和当地群众数十人牺牲。在持续了约4分钟的炮战之后，我方的炮火逐渐沉寂了下来，英方判断已压制住了我方炮兵（实际上应该是已超出我方的射界），“伦敦”号随即加大航速上行。在驶至北沙洲附近江面时，再次遭到我方炮火拦截，这一次参战的的是炮1团1营，即欢送过“伴侣”号的部队。1营在营长李伦的指挥下对英舰先后发射榴弹72发，虽然使用触发引信的105毫米榴弹很难击穿伦敦号的装甲，但猛烈的爆炸也给伦敦号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舰桥和上层建筑被打的一塌糊涂，舰内通讯一时中断，舰长卡扎勒海军上校负伤，中国领航员被打死。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若继续强行上驶，即使舰坚炮利的的“伦敦”号可以全身而退，但防护较弱的“紫石英”号和“黑天鹅”号却很难幸免，梅登中将不得不放弃了救援“紫石英”号的企图，在距“紫石英”号约三十公里的江面上倒伡退走。在两艘英舰退回到23军炮群射界内时，再次遭到我方炮击，据英方称，部署在长江北岸国民党军队桥头堡的炮兵阵地也参加了对英舰的炮击，但是详情还有待查证。虽然在文史资料中，有国民党江阴要塞起义官兵的回忆中，有提及对江面舰艇射击的事情，但尚且属于孤证，需要进一步的发掘资料。21日，两舰返回上海。在整个炮战中，英方统计，“伦敦”号共发射八英寸炮弹155发，4英寸炮弹449发，阵亡13人，伤54人。我方的伤亡在二百人左右。但经过这场激战，梅登中将的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企图彻底破产。
这次炮战可以说是让我解放军一定程度也体会到了船坚炮利的威力，但是我解放军不怕牺牲，用劣势的武器和强大的敌人积极周旋，可以这样说，若没有炮兵部队顽强的战斗，恐怕很难在日后的谈判中让英方选择迥异于过去的态度。也正是这次激烈异常的交火，让英国人清晰的看到，光靠几艘船就能打跨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中国已经结束了！

第一轮外交战——无效的交涉
根据路透社在1948年4月21日发自纽约的报道中声称：中共军队炮击扬子江中的4艘英国军舰云云。这一消息立即在美国引起了巨大轰动。美方立刻表示对这次事件的进展积极关注，整个美国的右翼势力立刻上窜下跳，美国各大报纸纷纷用头条刊登这一爆炸性消息。瑞士和法国的报纸也纷纷响应，并表示对事态发展密切关注。
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居然敢于挑战传统的大英帝国，整个世界拭目以待。
而英国的舆论则表示：在这样的时机让英国军舰进入南京，有必要么？并对政府的对华（指中共和国民党两方）政策表示质疑。反对党和执政党之间又掀起了一阵“对华关系”的口水大战。（之后文中会对此做出一些阐述）
而在英国政府方面的外交政策，从笔者个人角度，觉得还是相对务实的。在“伴侣”号的救援行动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后，英国政府就开始酝酿外交上的解决办法，这也是英国政府一贯的外交手段。对于英方来说，当时英方外交人员的处境颇为尴尬，从法律角度上来说，英国政府的外交人员是派驻“中华民国”的，与当时尚未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并无什么关系。而在与我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我方并不予以承认的政策(这个原则一直贯彻到今天)。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毛泽东在涉及到国家主权时这种寸土不让的精神真是令人感佩莫名。按照这个原则不论是英国驻南京大使施谛文（Ralph Stevnson）还是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M.P.Buxton），实际上都不具备与我方进行交涉的合法身份，而只是单纯的外国侨民而已。此外，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尚未解放，而中共中央则住在上千公里以外的北平，英国大使馆与驻北平总领事馆事实上在两个敌对势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在战争条件下要建立一条有效的外交通道几乎是不可能的。鉴于这种尴尬的处境，骄傲的约翰牛也不得不放下身价。4月20日，就在紫石英号遭到炮击后不久，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受南京大使馆的委托开始了最初的外交努力。在寻找我方外事人员未果的情况下，包士敦只得以一名英国侨民的身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写了一封信，要求“……颁发最紧迫之命令致扬子江之贵方部队，以保证三艘军舰之安全”。事实上，这封信函很快便递交到了朱德的手里，并且在22日转呈毛泽东主席。但是，因为当时中共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我方显然无法告知包士敦交涉已初见成效。而此间又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史谛文大使在接到北京交涉不顺的消息后，一愁莫展。此时，他身边的一个三等秘书爱德华.尤德自告奋勇愿意前往长江北岸我解放军阵地进行交涉，但是很可惜，这个大胆的“骑士”显然现在还在外交上不得要领，不过此后他将和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因为他日后将成为英国驻中国大使（1974~1978），但那就是后话了。[1]接信后，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立即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指示：“……只要其不向我开炮及不妨碍我渡江，我亦不要攻击他们”，从这封电报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比刚接到粟裕、张震的电报时要和缓得多谨慎得多，实际上已经暂时默许了英舰在长江的存在，已经给予英舰最充分的安全保证。但是，此时已经是4月22日，最激烈的炮战已经结束了一天，毛泽东的电报成为标标准准的马后炮。就这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次炮战而言，从表面上来看，是由于一名解放军的炮手的一次偶然射击引起的偶然事件，但这偶然中却隐藏着绝对的必然性。因为就在这一天夜里，我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就要在这里发起渡过长江，很显然，这时出现在战区的两艘看来对我方并没有什么善意的外国军舰，虽然无法判明其具体意图，但也不可能不被视为是对我渡江部队的威胁，我前线炮兵部队坚决予以驱逐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没有梁学路的主动炮击，这场炮战也决计无法避免。从毛泽东21日发往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电报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在对英方的意图尚不摸底的情况下，我前线部队确实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开火，叶飞、陶勇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射击是合法的。到包士敦的信转交到毛泽东手中，我方已经可以判明对于英国人的意图，确认其并不对我构成威胁之后，毛泽东才在22日发出了第二封电报，默认英舰至少是暂时可以存在。在这里笔者有理由认为，造成第三次炮战和其后双方谈判阶段僵持不下的局面的人，就是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海军中将。在已经获知英国外交当局正在与中共方面进行紧锣密鼓的交涉的消息后，梅登中将理应考虑到外交交涉生效需要时间，即使中方同意了英方的要求，也肯定需要几天时间进行考虑和通知前线部队，再怎样快，交涉也决不可能会在4月21日即事发仅一天后就产生效果；同时，由于中方也停止了对紫石英号的炮击，等上两三天，等待中方的答复再作定夺也并不会进一步加剧紫石英号的困境。如果梅登中将稍稍谨慎一点，把大英帝国海军的身价再降低一点的话，这场炮战及其后的外交僵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就梅登中将本人来说，就如前面所说，他这种骄横的态度已经决定了他在这次事件中的不光彩角色，而他恐怕根本就没有把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和抵抗外来干涉势力的决心放在眼里，英国人在军事上犯了过于小看中国共产党人和过于自以为是的错误，而这个错误最终导致了中英双方第一次的交涉以失败告终的结局。

而从现在已经能够获得的英方资料中可以发现，整个事件还远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简单：在1948年下半年开始，英国政府已经敏锐的察觉到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势在必行，并修正了对华政策，希望能在未来的中国通过“平等”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利益。之后在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南迁的时候，英国政府指示大使馆人员继续留守南京，希望在南京被中共“占领”以后迅速和中共发生联系，并希望寻求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些努力显然给“紫石英”号的炮火所抹杀了。中国的近代历史显然是不允许在这种局面下，英国还能作为正常的“朋友”在中国维系自己的利益。英国内阁为此大为震怒，就此事质询了当时的南京大使馆，并对使用军舰来护送补给，撤离侨民这种手段的表示出强烈不满。电文中措辞强烈的质问：在给远东舰队的电报中已经明确表明在4月21日共军即将发动进攻，而三江营口岸是长江下游共军渡江的2个最有可能渡江的地段，英国政府希望得知，为什么“紫石英”号会在如此接近攻击的时间进入如此危险的区域？并要求大使施谛文尽快报告让“紫石英”号前往南京的具体原因。而很快远东舰队就对此迅速做为反映，声称：在1948年11月以来，英方已经获得南京政府的许可，可以在南京停泊一艘军舰，在混乱时刻可以帮助撤离侨民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般军舰是一个月一换，而“伴侣”号应该是在4月12日被更换。但是由于当时盛传4月12日解放军要过江，因此就推迟了。而4月20日是解放军公布的国共和谈的最终期限，远东舰队认为此时更换军舰是正常的。
笔者认为，就此电报而言，远东舰队的梅登中将显然对整个事件应当负完全的责任。
首先，远东舰队应当非常明确自己政府的意图和外交努力的方向，梅登中将的行为显然是违反本国利益的。渡江战役前夕，英国的使馆依然留在南京没有随着其他一些国家的大使馆南迁到广州。因此，英国政府是一直想努力想和逐渐在中国大陆上占据优势的中国共产党打好交道，希望能够在未来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仍然保持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可惜，蛮横无知的梅登中将让英国政府的努力打了水漂，而西方世界企图接近新中国的机会也就此做罢。其深远的影响之后还会继续深入探讨。
其次，即便是梅登中将的行动有着自己的必然的理由，那么在中共对国民党最后通牒期限结束之际，贸然让本国军舰出现在三江营这样的敏感水域又将如何解释？就算梅登中将再如何巧舌如簧的诡辩，也无法解释实际已经干涉了中国内政的事实。而且从整个事件的事实来看，梅登中将4月12日得到消息说可能解放军将发起攻击，因此暂缓了“伴侣”号的更换事宜，这本是一个审慎的举措，但是他完全可以在消息被证实后，迅速的更换“伴侣”号，而不是拖拉到异常暧昧的21日。难道梅登中将还有什么难言之隐？恐怕这个就需要发掘更多的资料来证实了吧？
第三，事件发生之后，梅登中将的处理方法依然粗暴而没有章法，显得缺乏基本的外交常识和能力。很明显，英国政府选中这位中将看来在战场上或许是把好手，但在外交上还嫩的很。事件的爆发可以说是带着些许的偶然，也许双方任意一方的任何忍让的举措都可能让整次事件消失在无形之间。而毕竟事件爆发了，作为一个已经上升到外交程度的事件，草率的用武力想去营救“紫石英”号，恐怕已经是犯了重大的忌讳。更要命的是，梅登中将在外交上的无知更让事件的发展陷入了僵局：他一面派出联络人员寻求谈判，一面派出军舰企图营救；可是他却完全忽视外交中所必要的时间和命令下达所需要的过程，草率的认为是中共方面主动寻求事端，并在没有得到中共方允许就擅自通过中共防区。这一切的做法都难以让中共方理解他寻求谈判的诚意和决心。如果他是一个希望事件和平解决并有着外交经验的人，他应当暂时主动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主动寻求联络，然后再是积极调动兵力，为在外交努力失败以后营救“紫石英”号做准备。
综合上面笔者的一些观点，尽管英国政府在主观上没有和中共方面敌对的故意，但是事件的发展一步步的将误会引向了军事冲突的可能，而一些人苛求中共方面的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中共方面通牒下达以后就应该对形势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但是显然英国政府没有估计到事态会朝这个方向来发展，而远东舰队冒失的在4月20日派军舰换防的举动更加剧了这个失误的程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英国政府和远东舰队为他们忽视中共武力存在的做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原因也许就是他们还以为中国是在“万县事件”时的中国，一种骨子里 “大英帝国”的优越感让他们毫无忌惮的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无忌，可惜他们低估了中共的胆量和能力，认为中共的炮兵是没有胆量来对“大英帝国”进行所谓的“挑衅”，而过分的是英国远东舰队还在事件发生之后用更强大的武力来企图解决此事，等到真正见识到中共的决心和武力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疏漏和大意。而这个时候，真正的外交交锋终于开始了。

第二轮谈判——英国人真的着急了
“紫石英”号虽小，但是激起的波浪可真不小。事件一发，整个英国的政坛和舆论沸腾了。在野的保守党纷纷开始大张旗鼓的批判现政府的外交政策，其中以保守党议员、前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最为激进，他质询政府为什么政府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在他的看来，“攻击、杀戮和侮辱我们的人所能理解的英国政府保护其在华人员的唯一方法，就是有效的报复力量”。（Malcolm.H.Murfett , Hastage on the Yangtze :Britain ,China , and the Amethyst Crisis of 1949,p.120）但是当时的艾登（Clement Attlee）政府显然更为明智，他们选择了和中共方面谈判的做法，而这种审慎的做法也为事件的解决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开端的良好并不意味着结局的完美，让我们接着看看英国政府的“诚意”。
尽管中共和英国政府双方都在这次事件上采取了相对克制的做法，但是事件的成功解决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于中共方面不承认任何旧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方针，这就让外交层面上的谈判无法继续。而中共方面希望把事态控制在最小的规模内，因此主张此类时间应当交给当地的指挥官进行协商。于是，中共方面委任三野炮3团政委康矛召担任谈判代表，并授予其上校军衔。而英国方面显然不愿意让处在困境中的指挥官担任谈判代表，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很可能给他们国家的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害，英国方面坚持应当采取更高级别的谈判。外交努力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但是双方并没有放弃努力。
在事件爆发后的第2天，英国大使施谛文就在接到报告后迅速联络了北京总领事馆，希望求见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但是由于中共方面不承认任何英国方面的外交人员，使得这样交涉无异于隔靴挠痒。而之后爆发的第2次炮战则更是让谈判无法继续（见上文的详细论述）。
因此在4月30日，解放军总部以李涛将军的名义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声明，对英国方面进行了驳斥，特别是丘吉尔的过激言论并提出英国方面的任何军事力量都应当退出中国领地的正当要求。
而英国方面反映也很快，施谛文大使很快发表声明，宣称英国政府重申自己在中国没有航行的权利，只是在按惯例躲避风暴或者抢救伤员的情况下才有这样的权利。而在1943年的中英条约中，英国方面还放弃了这个权利。接着大使有宣布，英国方面已经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并且已经开始从上海撤离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英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班以安也将一份书面的备忘录交给了南京外事处（当时南京已经解放）。内称：
英国海军当局拟将现时停泊镇江，接近扬子江南岸之“紫石英”号尽快驶离至中国境外之港口，以便进行必要的修理，而使之能恢复航行。此舰水线上下损伤甚巨，如不及时进入船坞修理，恐怕日后难以航运。因此，希望人民解放军能谅即准许保护此舰平安通过，使其能驶离中国水域为荷。
而中共方面坚持一贯的原则希望仅仅局限在当地指挥官之间的谈判，所以康矛召上校则派出了参谋张金保带两个侦察员前去“紫石英”号，向英方传达中共方面谈判的意向。而派来接任的舰长克仁斯（John S.Kerans）拒绝前往（克氏原是英国大使馆海军副武官，因为“紫石英”号舰长死亡而前来代理），仅仅派出自称海军中尉的费尔曼和华人船工毕世田（担任翻译）前往。
第2天上午，康矛召上校带着两个警卫前往约定好的谈判地点，准备进行谈判，但是由于英方态度强硬而毫无收获。之后第2次谈判克仁斯少校更换了谈判代表，并显得并无多少诚意，使得谈判陷入了僵局。
英方一直回避对整个事件进行谈判，而中共方面则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事件和英国方面进行一揽子的谈判，可是英国方面仅仅愿意讨论如何释放“紫石英”号。英国方面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区区一个舰长没有代表一个国家的权利，希望能有更高级别的谈判；而中共方面的反驳也很有道理，因为中共和英国政府并没有外交关系，这样的事件应当由当地指挥官之间协商解决。于是，英国方面首先耐不住压力，远东舰队总司令布郎特（Patrick Brind）海军上将致函镇江地区解放军总指挥、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将军，明确表明了一个舰长是无法解决这样重大的外交问题，希望能开始高层之间的会谈。而与之回应的是，5月18日袁仲贤将军回信布郎特海军上将，正式授权康矛召上校为他的全权代表负责谈判此事，负责解决4月20日以来的一揽子事情，并能代表其在协议上签字。之后，康矛召上校照会了英方的克仁斯少校，并向其表明了三点事项：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对于4月20日英国海军军舰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一事应负付的责任，决定经由谈判解决。
2． 康已授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的谈判代表，因此要求4月20日英国肇事军舰所属舰队长官派遣适当军官代表英国方面进行谈判。
3． 希望英国方面出示代表的授权证明。
5月20日，布郎特收到这个信件后当即决定飞往“紫石英”号并升起其将旗，并亲自参加会谈。他认为这将是放行“紫石英”号的最好时机，虽然这样做有着一定的风险，但是他认为这个风险值得冒。布郎特还考虑到，如果一旦与中共方面的谈判破裂，他将单方面宣布沿江向下游行驶的计划，并公布日期和行程安排。布郎特认为这样中共方面就无任何理由开炮，而英方就尽一切可能告诉中共方面自己的企图。如果中共方面继续开炮，则毁掉船只，从而防止船只落入中共方面手里，而结果最坏是全船官兵做俘虏。很明显，布郎特显然希望事情尽快在自己手里解决，无论好坏。他很不希望事情在自己手里发生什么难以扭转的变化。
史谛文大使支持布郎特的计划，他认为这样的话不仅仅可以使得交涉的等级提高，也进一步能在外交上占据有利地位。一旦交涉失败，也好把责任推在中共方面。但是英国海军部当局却不想这样做，海军部希望能从长计议，之前冒失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海军部不想再出什么纰漏。因此，布郎特的建议只能胎死腹中。
而在5月23日下午，英国方面指示克仁斯和中共方面接触一下。于是克仁斯前往镇江我前线指挥部求见了袁仲贤将军，并宣读了布郎特上将的信件。而袁仲贤将军一举抓住了克仁斯的破绽：“英方舰只侵犯中国内河并对我解放军阵地进行攻击，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而袁仲贤将军一再要求所以外交事务都交给康矛召上校而故意不提何时放行“紫石英”号，则让克仁斯异常紧张。最后克氏终于忍耐不住，张口询问袁将军何时可以放行，而袁将军斩钉截铁的告诉克仁斯：“只有在英方履行了应负的责任后，我将准由我方代表康矛召上校与贵方讨论安全离开之措施。”克仁斯只能接受继续被我解放军控制的命运，并开始与康矛召上校的漫长谈判。
克仁斯在谈判过程中一再狡辩，声称英方并无对内战双方有任何影响，仅仅是执行和平之任务。而康矛召上校根本不理会克氏的辩解，理直气壮的告诉他，中共不承认任何国民党政府签定的外交协议和外交关系。而克仁斯继续狡辩，声称英方并不知道自己处在这样尴尬的位置，而且一再宣称自己在国民党军控制的范围内，并要求被解放军扣押的两名英国水兵。康矛召上校则立刻回答了三点：
一、 英国方面应该知道我解放军的最后通牒，应该知道长江一带处在战争状态。
二、 英方对中国领土的实际侵略行为造成了重大的损坏，如果英方轻易离开，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事件中的一切责任应当由英方全部承担。
三、 两名英国水兵系对中国领土侵略的参与者，但是考虑到中英双方的友谊，现已给予医疗和较好的营养与衣服，现在同意将二人释放，并请英方办理交接手续。
克仁斯立刻对康矛召上校释放两名英国水兵表示感谢，并结束了当天的交涉。
5月24日，中共和英方再次交涉，康矛召上校向克仁斯递交了备忘录。备忘录中要求英方承认侵略中国领土的事实，并向我方道歉。这个是我方的基本原则也是核心问题。
5月27日，克仁斯转来一份电报，对英方的行为继续辩解，声称英方乃是在国共双方射击互相停止之时进入的，对事件英方不负任何责任。英方还进一步对放行“紫石英”号的情况进行了询问。而布郎特上将仅仅对事件中造成的中共方的伤亡表示了遗憾。
5月31日，康矛召上校又一次和克仁斯举行会谈，寻求解决事件的办法。但是双方依然在各自立场上不肯让步，谈判依然毫无进展。
英国当局在拒绝了布郎特的意见之后，鉴于谈判陷入僵局，着手准备派遣官衔较高，经验比较丰富的海军武官董纳逊（Vernon Donaldson）取代克仁斯成为英方的谈判代表，这样不仅仅可以更好的进行交涉，而且也希望在无形提高了双方谈判的等级（实际并未替换）。不过英国当局也并不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董纳逊一个人的身上，他们采取了更多的渠道来和中共方面沟通。首先，他们的外交人员找到了南京的刘伯承将军，并递交了备忘录，希望能在短期内可以放“紫石英”号离开；其次远东舰队司令布郎特继续致电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希望能尽快给放行一事做出正式答复；第三，通过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周恩来建立过私人友谊的魏亚特（A.C.Wiart）将军致信，促使中方尽快放行“紫石英”号。很明显，英国人这次是真着急了。
至此，第二轮的外交战已经初见结果了。英国人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希望能够尽快的从尴尬中脱身。但是一些人无端指责康矛召上校和袁仲贤将军在谈判过程中蛮横无理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克仁斯一直在指责我解放军主动对其发动攻击，而当他了解到康矛召上校就是他面对的炮3团的指挥官时，他才发现自己的错误；而同样的对中共一无所知的错误继续在英国当局身上重复，他们天真的认为是康矛召从中作梗，而更高级的中共代表将会同意进行谈判，可他们却不知道，无论哪个级别的高级代表都是要听从来自北平的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指示。就在这样的误解中，谈判继续着，丝毫没有进展，最终英国人终于忍不住了，他们有主动寻求了让步来解决事件的想法了。尽管只有一点点让步的想法，却来的很晚很勉强，也异常的曲折，这也最终导致了让步的失败甚至是谈判的失败。

第三轮外交努力——英国人终于想到让步了
面对事态的僵持，双方很自然都希望尽快从这样的麻烦中脱身：对于中共来说，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尽快解决国民党的抵抗，而不是和英美这样的大国抗衡；而英国当局则担心自己在中共手里的“人质”。而中共方面显然已经作好了让步的准备：6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允许英方将道歉认错以及责任问题和“紫石英”号修理问题分开处理，并希望前方谈判人员能尽可能的劝导英方承认基本错误。于是在6月20日的照会中，袁仲贤将军正式将这个构想提交给英方考虑，袁仲贤将军明确表示：只要英方在换文中承认对未经过允许既擅自闯入进行道歉，中共方将考虑将“紫石英”号放行并继续就道歉和赔偿事宜谈判。在6月22日，袁仲贤将军进一步申明：只要英方肯承认基本错误，并保证继续与中共方面谈判，中共方面可以立刻放行“紫石英”号。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这个的确是一个解决危机的最好时机。可是英国方面却错过了缓和良机，让中共方面的努力没有见到成效。施谛文大使对中共的这个态度细微转变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在新的换文中，中共方面使用了擅自闯入（intrude）一词而并非之前一直强硬坚持的侵入（invasion）；他异常兴奋的告诉布郎特，他对继续谈判感到非常有信心，希望继续授权克仁斯（当时还没有撤换）谈判。远在英伦半岛的艾登首相虽然对此并不是非常满意，但熟悉外交事务的他已经敏锐的察觉到这个很可能已经是中共方面的底线了，（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因此他决定采纳袁仲贤提出的方案。而焦急担心着自己同袍的海军部则是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对于袁仲贤的方案更加是赞同有加。6月22日深夜，海军大臣**霍尔（Viscount Hall）便打电话给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咨询相关的事宜。态度强硬的贝文显然不接受这样“委屈”的待遇，他建议将“擅自”改为“不幸的”；但是霍尔显然已经无法忍受痛苦和压力的煎熬，他明确告诉贝文，首相的意思是接受袁仲贤的方案，而他本人则更是急切的希望事情有个了解。最终贝文异常勉强的同意了霍尔的建议，接受袁仲贤将军的提议。
而风云突变却在第二天发生了，英国内阁在对此进行的讨论上却事情发生了变化，事件并没有往好的方面发展。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显示，这次内阁会议的讨论结果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内阁坚持只能使用“不幸进入”而坚决不能使用“擅自闯入”这样的措辞；另一种是应用“不幸闯入”在袁仲贤将军坚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擅自闯入”。这两种说法在国内外学术界现在仍然存在争论，由于当时的内阁会议的详细记录并没有公开，看来要彻底揭开这个迷团还有待时日。
但是这次会议的纪要还是被人找到了，我们结合当时的会议纪要以及会前的准备会后出现的一系列文件可以对这次会议进行一个大概的推断。
首先霍尔对两个月的谈判进行了汇报，并指出中共方面一再坚持，英国方面应当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并原则上同意对中共方面的损失进行赔偿。而现在中共方面略有松动，只要英国方面承认未经过许可擅自闯进人民解放军前线地区的“基本事实”，并保证之后继续谈判，中共方面可以先行放船。霍尔建议应当利用这个机会，使得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紫石英”号上的官兵得已解脱。但是霍尔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如果英国方面一旦承认了错误，可能会在赔偿问题的谈判上地位问题受到影响。
而纪要上仅仅在之后简单的说内阁成员们纷纷认为应该抓住这个契机，但又希望不伤害到英国政府的“体面”。最后的决议是：“请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磋商，考虑‘紫石英’号舰长的电报作出答复措辞。”
由此可见，这次内阁会议并没有形成什么象样的决议，而是把皮球踢回给海军大臣霍尔和外交大臣贝文并授权他们指示布郎特进行具体操作。***在6月23日的内阁会议之后，虽然英国方面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中共方面的方案，但是布郎特并没有把这个底线通知前方的克仁斯，这个也为后面的谈判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布郎特依然希望使用“不幸进入”这样的字眼来保全英国政府的“体面”。
6月25日，布郎特让克仁斯转交自己的信给袁仲贤将军，信中对中共方面的让步表示赞赏并希望可以尽早放行“紫石英”号。不巧的是，克仁斯之后病倒了几天，使得谈判耽搁了几天，而几天后，袁仲贤将军和康矛召又前往南京参加一些关于胜利解放南京的活动。但是英国方面却指责这个是康矛召的花招，有意对谈判进行拖延，而克仁斯本人也被英国方面置疑了能力问题（克仁斯多次愉快的向布郎特汇报关键只是几个措辞问题），于是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而很快事情在僵局中发生了反复，在伦敦，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措辞强硬的反对英国方面承认“基本错误”，在他认为这样来表达“事实”是不可接受的。而外交大臣贝文本来就对“擅自闯入”颇为感冒，更过分的是贝文甚至连对中国侵略这样的基本事实都要否认的地步，这一切突变几乎让整个事件以来的外交努力化为泡影。
中共方面严厉的回应了英国方面的倒退，7月11日，康矛召向英国方面递交了措辞严厉的备忘录，对英国方面单方面的倒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之后所有的谈判，也被人认为是毫无诚意和仅仅为了拖延时间准备逃跑。

第四轮外交谈判——逃跑前最后的和平努力
通常人的眼中，7月5日以后双方的谈判就毫无任何意义可说了。从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7月13日开始，布郎特就和克仁斯商议逃跑的可能。而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紫石英”号上英国水兵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基本为逃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英国方面也并不是如所有人想的那样简单的放弃了外交努力，英国人曾经想在谈判陷入僵局后把事件提交给联合国出面调停，这个插曲颇值得人回味。
7月7日，施谛文大使就收到英国外交部的电报，电报中认为英国军舰是在联合国有席位的国民党政府授权下进入的，如果中共方面继续让英国方面承认基本错误的话，英国方面只能将事件提交联合国处理。这个并不是英国人脑子简单随便出的招数，英国方面曾经就这种解决的方法详细研究过。
英国人认为现在的中共是不愿意将事情扩大的，这个对新生的中共政权是没有好处的，毕竟他们肯定会想在今后立足于国际世界，过早的和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大组织翻脸不会有好处。英国方面希望能在这个问题上刁难中共方面并企图获得一些外交上的利益。但是中共方面显然没有让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收效，就中共方面来说，尚未建立自己合法的政权也尚未正式在联合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地位，如果提交给联合国，显然是为渊驱鱼正中中共方面下怀，给了中共方面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机会；如果中共方面一旦处理得当，很有可能是外交上中共大获全胜，不仅仅能在49年便可能进入联合国，而且在国际上还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理解。随后英国人发现了自己的诡计被识破，联合国出马调停的闹剧就只能收场了。
联合国出马的闹剧自然是收场了，英国方面还是得象样拿个人出来和中共方面谈判，毕竟当时的中共方面显然是无法知道英国人真实的想法。7月中旬，鉴于克仁斯已经无法应付谈判，英国海军部指示布郎特准备前去和袁仲贤将军进行高级别的谈判。而之前极力反对布郎特前往的英国外交部这次没有再次反对，他们认为这个是打破僵局值得一试的办法。由此，他们致电施谛文询问他的意见。
7月13日，英国海军部致电布郎特，指示他前往“紫石英”号和袁仲贤将军进行高级别的会谈，在海军部的脑子里，谈判的破裂完全是因为康矛召上校的“无理刁难”，而袁仲贤将军是愿意和英国方面合作的。他们简单的认为只要布郎特这样级别的人物出现就能绕够“麻烦的康”而直接能获得满意的答复。
不过在中国呆了多年的施谛文大使显然已经明白了事情的个中奥妙所在。但是处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他只能隐晦的谈了对自己看法，他在回电中告诉英国外交部，中共方面把释放“紫石英”号的问题范围扩大到包括了更广泛的政治内容，他希望能有更高级别的谈判，并认为现在的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很难再有改观；而他也明确的告诉英国方面，很有可能康和袁都并非完全主导谈判的人物。
而中共方面仍然致力于和平解决事件，因此中共方面一再催促布郎特出示授权给谈判代表。而布郎特已经决定亲自与袁仲贤谈判，但是他却希望克仁斯担任他和袁仲贤将军之间的信使。但是中共方面显然无法理解这样的做法，他们对把原来的代表降低为信差当做一个严重的倒退，再次对英国方面提出了严正抗议，谈判再度陷入僵局无法继续。
而之前英国人多管齐下的外交策略也没有见到效果，朱德和周恩来对英国方面毫无回应，刘伯承将军也精明的拒绝接见英国方面的外交人员，英国方面又一次面临外交方面的压力。而布郎特亲自前往又要冒着被中共方面“羞辱”的危险，这个是严重伤害了英国的“体面”，也是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状况。
7月27日，煎熬中的英国人终于又出牌了。布郎特突然在谈判的僵局中抛出橄榄枝，并出现了重大的让步可能，在他给克仁斯的电报中称，英国军舰在未获得解放军同意而擅自进入前线地区是产生误会的基本因素，英国方面就就今后对此事件的任何调查和谈判都不反对，英国方面愿意就此次事件中的任何问题和中共方面谈判，甚至是包括“伦敦”号等其他几艘军舰的问题。单单从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方面似乎有着解决一揽子计划的打算，这也让中共方面颇觉得鼓舞。而实际上，这个仅仅是英国方面的一个烟雾弹，某种意义上也给未来的世界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下文会谈到这个方面）
在中共方面欣慰的觉得事件很可能往好的方面发展的时候，狡猾的英国人露出了他真实的面目，7月30日“紫石英”号逃跑了。整个事件的外交努力最终破裂。
综合一下第三和第四两轮的外交努力，中共方面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并希望事件能够和平的解决，这个有着中共方面自己的苦衷。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式已经是解放军一日千里的大踏步前进，国民党政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而“紫石英”号事件大大的牵扯了中共方面的精力，这个对解放全国并进一步集中力量建设新中国带来了很大麻烦。因此，中共方面早早的亮出了底牌——可以把之后一揽子谈判和放行“紫石英”号分开。而艾登首相很敏锐的觉察到这个信息并希望事件可以顺利的解决。但英国政府的官僚主义和长时间以来对中国人民的藐视使得其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内阁会议最终的结局演变为一场实质性的“踢皮球”行为。而英国政府的“体面”也一直在左右着谈判的进程，相比之下，中共方面的态度则更加务实，也做出了让步的姿态并主动向英国方面摊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事件发生以后的外交谈判中，缺乏诚意的是英国方面，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放行一条被困的“船”，没有从内心尊重中共方面。而与中共方面进行一系列有效的合作都在很多英国政府要员的脑子里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英国政府希望能和中共方面在诸多方面可以合作，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距使得英国政府的想法打了水漂。由此，从梅登中将强硬营救“紫石英”号之举动为开端的一系列事件，都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英国人还以为中国是在“万县事件”时候的中国，以为就靠几艘炮舰就能够威吓中国人民，但是扬子江上的炮声却宣告了这一时代的终结，英国人终于听到了挺着腰杆的中国人民愤怒的声音；很可惜，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强硬而又执拗的延续着自己荒谬的思路，最终让这次事件的结局变的不可收拾。

炮战之终章——丧家犬仓皇出逃
7月30日夜，被西方学术界命名为“Gloria”的大台风席卷江南一带，江面上一片漆黑，水面陡然上升，这也预示着将有某些大事情即将发生。当夜大约9点，客轮“江陵解放”号满载着客人起航了。而蓄谋逃跑已久的“紫石英”号也终于找到了一个风高月黑夜，砍断了锚索迅速起航（砍断锚索可以使得起锚时候的巨大声响消失于无形），它学着“江陵解放”号的样子，在船上挂起了大帆布冒充货轮，企图混水摸鱼，偷偷潜逃。而前文的叙述中，我们也看到实际早在6月“紫石英”号就已经恢复了航行能力，远非在外交谈判中英国方面声称的无法航行，若不尽快修理则可能丧失航行能力云云。“紫石英”号此时静静的追赶着“江陵解放”号，企图尾随其溜出我人民解放军的火力控制范围，可是“紫石英”号的如意算盘显然没有得逞，我解放军巡逻的武装汽艇不久就发现“紫石英”号企图利用夜暗逃脱。我汽艇上的战士用机关炮向“紫石英”号开火，但是由于火力不足，无法威胁到“紫石英”号，更谈不上阻挡它潜逃的阴谋。而巨大的台风又摧毁了岸上的电话线，使得“紫石英”号的潜逃似乎有了“光明的前途”，不过长江南岸我解放军炮兵的观测哨在昏暗的夜色中发现了这艘企图逃窜的丧家犬。但是由于夜色过于昏暗，解放军炮兵无法分清到底哪艘船是“紫石英”号，只能向两艘船前方射击警告，并发射红色信号弹指示“江陵解放”号客轮靠岸。而“紫石英”号为了逃脱我解放军的炮火竟然关上所有灯光，强行倚靠“江陵解放”号客轮之左舷，并躲在其侧影之中。这时，电话线被台风切断的问题就暴露了，炮兵指挥所和观测哨之间的通话模模糊糊而又时断时续。我解放军炮兵又由于天色过暗无法分辨，把“江陵解放”号误当“紫石英”号射击，加之两船距离过近，在炮击过程中，“江陵解放”号沉没。这时，我解放军炮兵才发现误击了“江陵解放”号，而事件的罪魁祸首“紫石英”号却逃脱了沉没的命运，这时候，“紫石英”号丧失了可以躲避的东西，只能发狂一般的向我解放军炮兵阵地倾泄炮弹，然后开足马力释放厌恶掩护自己逃命，但是面对我解放军的炮火，舰长克仁斯感到了一丝绝望，在他们跑到我解放军炮兵阵地最东侧的时候（也是我最后能拦截到“紫石英”号的地方），“紫石英”号熄火停在了江面上，离我炮兵阵地仅仅200多米，克仁斯绝望的向布郎特发出了电报，并准备凿沉军舰。可是这艘本该记在新中国功劳簿上的军舰却得到了上天的“眷顾”。我方最后把关的那门炮竟然撞针断了！原本可以轻松结束这艘罪孽深重的军舰，却只能眼看着它在10分钟之后修好轮机逃之夭夭……逃出生天的“紫石英”号有如丧家犬一般一路狂奔，不敢做任何片刻的停留，一直仓皇跑到江阴要塞附近。克仁斯毕竟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他命令全船不准发出任何火光，停机，准备顺着江流飘过了江阴要塞。晚10点，接到“紫石英”号出逃的消息后，人民解放军第25军山炮团立刻行动起来，派两个步兵排在江岸边巡逻，而在长江北岸的黄田港一带亦有海军一个连在江边巡逻，准备一举击沉“紫石英”号。而25军山炮团的副参谋长也亲自前往江阴要塞最左翼的炮兵阵地（也是“紫石英”号所将经过的第一个炮兵阵地），要塞副司令李安邦也亲自前往第一线的黄山炮台指挥战斗。在深夜近1点的时候，我守侯已久的炮兵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猎物，但是由于狡猾的克仁斯利用我解放军经验不足，关机利用江流而下，当发现“紫石英”号的时候已经通过了我方左翼的炮兵阵地，这时候要塞右翼的炮兵迅速开火，可惜由于台风过境能见度太差，再加上克仁斯指挥有方，贴着我方炮兵射界死角行动，我解放军右翼火炮射击效果不佳。但是最初发现“紫石英”号也是最靠近的鹅山炮台由于台风的影响，不得不在前几日把预先设计好的炮兵阵地移到了高处，结果是我炮兵官兵只能眼看着“紫石英”号在自己射击死角中偷偷溜走。而李安邦司令却是异常的郁闷，当初“紫石英”号就是给自己的老部队炮3团打的没脾气，而现在居然会在自己手里给溜了。江阴要塞各部队长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派一个步兵团长和一个步兵团参谋长携带步话机、两门战防炮、四挺重机枪乘高速汽艇沿江追击。这点火力面对“紫石英”号来说，毫无威慑力，可我解放军官兵还是不放弃击沉“紫石英”号的最后努力。不过由于临时调配部队，加之台风肆虐，汽艇到凌晨3点左右才出发，并在离江阴要塞90里的段山以西江面发现了一艘轮船。我解放军不敢大意，靠近详细辨认乃是我运输船“海兴”号。之后又在段山以东江面遇到了民生公司的“民权”号轮船，才知道2个小时前，一艘速度很快的船仓皇向东行驶，根据判断，应该是“紫石英”号无疑。我汽艇上的解放军官兵仍然不放弃努力，继续沿江追击，因此“紫石英”号毕竟多处中弹，只要任何一点小的故障就能让它停下；虽然我方火力不强，只要追上与之周旋，等到我炮兵部队赶到支援，就是“紫石英”号的死期来临。
不过这时候，“紫石英”号还有最后的一道铁闸等着它，那就吴淞要塞。
7月30日夜12时，三野特纵陈锐霆司令接到9兵团电话通报，得知“紫石英”号仓皇出逃，陈司令立刻派一名作战参谋前往第一线命令沿江炮兵阵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拂晓时分，尾追“紫石英”号而来的高速汽艇发现自己竟然跟丢了目标！而更为郁闷的是吴淞要塞以及三野特纵的官兵，他们睁大眼睛守侯了多时竟然一无所获得，原本他们以为会为前面的战友们一血耻辱，没想到他们自己也把敌人给放跑了……一时间干部战士们都被弄糊涂了。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紫石英”号会突然消失在众多解放军官兵的面前呢？且听笔者慢慢道来。7月31日凌晨4点许，“紫石英”号仓皇逃至崇明岛西北海门县沿江水面，这里就是长江吴淞口水道的分岔口，从此处向南便是长江水道的主航道，也是我解放军吴淞要塞的防御地域，世世代代这里都是进出长江口的必经之路；而往北走，则被称为北航道，那里暗沙流动，吃水有限，向来不怎么通航船只，而且连必要的航行灯都没有，平时只有小型船只通航。我解放军海军尚在建设，自然不能和百多年来把中国沿海内河当后院的英国海军相提并论，况且追击的汽艇上是步兵，岸边守侯的是炮兵，更加缺乏航海知识。“紫石英”号在克仁斯的指挥下，乘着台风来临，航道变深，偷偷的从吴淞口北航道溜走了。可以说对气象和水文的了解是“紫石英”号成功出逃的最大因素，而我解放军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1日凌晨5时许，“紫石英”号终于逃到了长江外宽阔的海面，与在这里等待多日的“和谐”号驱逐舰回合，结束了它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
“紫石英”号此时仅仅剩下9吨的燃油，在和我解放军的斗智斗勇中，狡猾而又经验丰富的克仁斯大获全胜，并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甚至为他们颁发了特别的勋章，这也成为这次事件的一个花絮。而此时，克仁斯如释重负的发报通报布郎特：“重返舰队，天佑吾皇。”
……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探究一下这次出逃事件背后的味道，让人感到颇值得咀嚼。从英国方面现有的资料可以发现，早在6月22日布郎特就已经询问“紫石英”号能否乘夜暗逃跑，并着手准备出逃事宜（当时是英国方面最困难的时刻）。由此，我们更可以清楚的看到英国方面对谈判的三心二意，缺乏必要的诚意，就连基本的姿态都没有摆对。当然，说英国方面完全没有诚意也是错误的，因为布郎特和克仁斯都是军人出身，他们出于职业习惯的考虑当然会选择逃跑，而当时的形势也不容许他们选择逃跑这样的举动（这样无异于自杀），因此在6月英国方面的第一选择还是谈判。可是双方由于意识形态等等诸多问题使得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英国方面却没有把心思用在继续想办法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且多次公然厚颜无耻的玩弄外交伎俩，并最终再次走向了错误的一边。“紫石英”号事件也让中共方面认识到自己在外交方面的稚嫩和不足，也对英国这样的帝国主义的丑陋嘴脸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未来中共政权完全倒向苏联一边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自从“紫石英”号事件开始，中共方面就逐步收拾起想改善与西方诸国关系的念头，开始慢慢走到倒向红色苏联的道路上来。
事隔多年，投身外交事业并成为一名出色外交工作者的康矛召在回忆这次事件的时候，这样总结了这次事件：“……几十年后重提这些往事似乎带有故事性，但确实说明当时中英之间互不理解之深。受到百余年炮舰政策熏染并承袭其祖辈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虚荣持强的传统影响，英国的某些官员已经不习惯于正常的思维和行为……”或许当事人的这句含义深刻话作为故事的结尾会非常的合适和恰当。


故事完结以后的再思考——“紫石英”号的必然性
今天已经是2005年，距离1949年4月20日在我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发生的炮击“紫石英”号的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55个年头了。而在这55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也重新站立起来，再也不需要看着人家眼色行事。在炎黄子孙奋力拼搏创建未来美好新生活的时候，回味一下55年前的腥风血雨，分析一下英国的“炮舰政策”，以史为鉴，由此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炮舰政策”就是“武力恐吓，榨取利益“的代名词。因为所用武力通常是军舰往来，所以命名为“炮舰政策”。又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属于外交政策，所以又被称为“炮舰外交”。而之所被称为外交的另一层深刻含义是因为这是一个高明的办法，只要让军舰露个小脸，顶多是拉下炮衣亮亮家伙，就能收到讹诈的效果，只有白痴笨蛋或者是图穷匕现才会动真格。
英国的“炮舰政策”由来已久，尤其在中国曾经获得巨大的利益，给世界史上画上了沉重的一笔。在1840年后的87年间，这个办法在中国大地屡试不爽，可惜在1927年1月却吃了个大钉子，北伐军的大炮在汉口让英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压抑已久的怒火，这让英国人第一次感到害怕，于是1927年4月英国人恐慌的派出大量军队进入上海镇守，闹出了国际笑话。1949年4月，英帝国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雨飘摇后，“炮舰政策”最终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中变成了“破舰政策”，千创百孔的逃离里作威作福百余年的中国大地，再也找不回当年的威风。
正是由于这样的“炮舰政策”，中国和英国必然有着一场难解的争斗。很明显，中国人民想要抛开过去的不平等重新站在英国面前就必须把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打碎，而这个枷锁正是“炮舰政策”。英国人则无法轻易放弃在海外的利益，英国是个小国，对海外殖民地的依赖性非常的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思潮让英国人难以应付，在亚洲，印度和巴勒斯坦的危机已经让英国人心力憔悴；而二战后满目创痍的英国本土面临着重建的政治经济双重危机；作为欧洲的一份子，来自北方的苏联的压力也让英国人无力更多关注到比苏联更遥远的中国。这正是中国人民打碎枷锁的最好时机，而中国共产党也拥有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能力。此时，无论内因还是外因都已经成熟，“炮舰政策”的覆灭指日可待，而“紫石英”号则很不幸的成为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垫脚石，那些在这次事件中牺牲的无辜英国水兵为自己前辈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买了单。笔者认为，就算当时任何一方的忍耐使得事件并没有爆发，但在其他的地方会有其他的事件爆发，来打碎这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镣铐，毕竟历史的车轮无法逆转，中国人民崛起的力量将会冲破重重的阻力喷薄而出。


不妨再看远一点罢——对“紫石英”号事件深刻背景粗浅分析
“紫石英”号事件一直以来都被定义在中英外交关系的框架中，而学术界至今还对此孜孜追求探索个中的奥妙和对后来世界的影响。可是这样的事件不仅应当放在中英关系这个框架下，更应当思考的更远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苏两极的对抗也在丘吉尔的一番讲话中正式开始。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地处远东，又在苏联人腹心卧榻之畔，双方在中国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就逐渐开始升温。苏联人首先出牌，借着二战胜利的春风，苏联当局一方面和国民党政府交往甚密，希望在未来对抗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时候获得更多的支持（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合和华沙条约组织都还未成立，而49年4月苏联大使馆随南京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就很值得玩味）；而另一方面着力扶持和自己有着类似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斯大林在外交上有着炉火纯青的造诣，他的手段可谓异常的高明。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美国和英国不约而同的把大使馆留在了南京。当然，这个并不能说明美国和英国实际上支持共产党，这只能说明美国和英国在外交上出牌了，他们希望借此机会更深入的对中共方面进行了解和试探，希望能够在未来建立的新中国政权下保持他们的利益。但是，中共方面显然无法接受这样有着附加条件的“友好”，这也最终导致了中共和美英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全面决裂。
从另外的层面上来说，现在很多人从后人的角度来看，希望新中国能在苏联和西方世界中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既不这样，也不那样，觉得这样就能避免现实历史中所走过的弯路。就笔者的看法，这个是可笑的。
首先，最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缺乏必要的治理国家的经验，毕竟战争年代的经济政策无法适用于和平年代，如果不倒向一边虚心学习经济建设的道路，恐怕没有人真正会来传授经验给中国人民，反而两方都会猜疑和防范中国。
其次，倒向美国是没有出路的。原来很简单，中国共产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读着马列主义出身的基层广大共产党干部和群众，如果一旦中共方面选择倒向美国，就会失去支持自己最基本的力量支持。历史上也不乏类似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唐太宗在晚年极力维护关陇集团的利益，放弃“兼听”政策，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而倒向美国中共方面还要在军事上面临巨大的风险，美国离中国的距离是一个太平洋，苏联离中国仅仅是一条边境。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东路事件”就充分的暴露了苏联人对东北有着不小的兴趣，而苏军的战斗力也是中共方面无法比拟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基本没有空军和拥有少量轻型坦克和重炮的中共军队，如何在东北的平原上和苏军的T-34/85坦克集群抗衡？也许有人会说，只要中国倒向美国，我们会获得美国的援助。我想美国的援助恐怕远远抵消不了苏军对中共高层的压力，我们知道国民党拿着美国人的援助最后败给了基本没有外来援助的中国共产党，而我们还知道，美援给国民党的武器中远没有能够抗衡苏联坦克集群的利器。（所谓的国民党美械师充其量只是装备美式步兵轻武器的轻步兵师，缺乏美军步兵师中海量的炮兵和支援武器，而中国缺乏基础重工业，道路条件也不好，美式装备中的机械化部分完全无法施展）回到“紫石英”号事件本身，内忧外患的中国共产党只能在两害之中选其轻，我想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诸人的心情恐怕是异常的复杂。也许听到“紫石英”号逃跑的消息后，作为强硬民族主义者的毛泽东，会长叹一口气，因为他从事件开始以来一直寻求能和英国方面开始一揽子谈判的企图彻底破灭，这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在和西方世界渐行渐远。
尽管“紫石英”号的背后有着这样多的故事和利益的交换，但通过这次事件的的确确让西方世界见到了新兴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力和气魄，而打碎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也大大的长了中国人民的士气。这次事件还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共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不可低估的决心，由此西方世界不得不以新的方法来和新兴的中共政权打交道。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紫石英”事件是新中国外交走向世界的预演，是中共第一次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挑战，而这次事件之后，增强了中共方面和西方世界周旋的信心和勇气，也大大增加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外交力量，对此后新中国的外交有着巨大的贡献和意义。
（全文完）

**霍尔的身份在诸多著作中语焉模糊，有称海军部次官霍尔；有称第一行政长官豪；更有甚者将一人混为两人，反倒是霍尔的副手弗莱塞（Bruce Fraser）被称为海军部长或者海军总司令，另人颇为困惑。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英国海军并无常设的军种司令官，弗莱塞仅仅是英国海军参谋长（Chief of Staff）和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Frist Sea Load of Admiralty）。而Frist Sea Load这个头衔的确让人很困惑，容易引起误解，这是因为对英国海军部的特殊体制缺乏必要的了解引起的。按照惯例，海军部的主官是海军大臣（Frist Load），基本由文职人员担任；同时又设置几名军人来辅佐海军大臣，这个就是所谓的海务大臣（Sea Load），而第一海务大臣（Frist Sea Load）是在这几个海务大臣中居于首席，通常由海军参谋长兼任。

***一份会前的备忘录却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该备忘录是外交部助理次官斯卡莱特（Peter W. Scarlett）起草，显然是要在即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讨论。其中提到：“……我们不应当允许丧失这一拯救‘紫石英’号的机会。因此如果中共方面坚持使用他们的方案，我们只好接受它。…….我们希望接受各位大臣接受这个方案……”。而在这份备忘录后也附上了布郎特的电报稿中声称：尽管我们认为使用“不幸进入”要比“擅自闯入”更“真实”，但是不能因为这样的字眼而使得谈判破裂等等。
但是这样的备忘录为什么没有被接受呢？海军大臣霍尔和外交大臣贝文的协商到底有什么结果呢？由这份备忘录我们可以看出，斯卡莱特显然表明外交部已经准备接受让步，尽管外交大臣贝文对让步的态度异常的勉强。而且按照常理，如果没有正式的授权，在后面布郎特的电报中也不会出现字眼上的松动。但是由于内阁会议讨论毫无结果，最终导致了贝文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因此笔者猜测，可能是由于双方外交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等和贝文前后矛盾的立场让人感到迷惑，而随着事件的发展使得双方在一些问题的误解上的加深，最终导致了中共和英国方面在谈判上越说越僵。可以说，英国人的官僚作风给事件的解决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简介：
1947年，这支光荣的部队诞生于山东沂水，原名为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建立之初，全纵队拥有2个炮兵团，装备了“万国牌”的各式火炮，而这些火炮大多是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潍县战役等战役中缴获的。这支部队在华东野战军前委的指导下，“以战养战，以战教战”，迅速成长和发展。直到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更名为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兵力也扩大为6个直辖炮兵团、1个工兵团、1个骑兵团、1个特种兵学校、1个战车团和1个高射机枪营。在解放上海之后，又进一步的扩编为12个炮兵团。“紫石英”号事件爆发时，特种兵纵队拥有各型重炮166门，用于牵引和运送弹药的大型卡车362辆，实力空前。
@@三野特纵炮3团简介：炮3团成立于1947年5月，前身是胶东军区炮兵团第1营，先后参加过平掖保卫战、莱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大小战役。而这支部队更早的前身是八路军某著名的“钢炮连”，从一个仅仅拥有步兵小炮的连队开始逐渐发展为一个拥有现代化重型火炮的炮兵团。

@@@三野特纵炮1团简介：炮1团成立于1947年3月，前身是华东军政大学的炮兵大队。而炮兵大队的第4分队则由中国工农红军第3兵团炮兵营改编而来；这个炮兵营成立于1929年的井冈山，1935年在胜利完成长征到达延安的红军3兵团炮兵营被缩编为1个连，并于1937年编入八路军115师343旅，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而炮1团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曾三次南渡黄河，转战1000公里，在淮海战役中涌现出战斗功臣205名，8个战斗单位荣获集体功。
~“紫石英”号护卫舰简介：“紫石英”号护卫舰排水量为1500吨，装备有4英寸大炮6门，舰长斯金勒少校伤重身亡;；“伴侣”号排水量为1700吨，装备有4.5英寸大炮6门、小炮10门，舰长罗伯逊中校负伤。另据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来自英国海军当局于4月22日报道的信息：“紫石英”舰死亡17人，重伤20人，60人泅水登岸后乘火车抵沪；“伴侣”号死亡10人，伤12人；“伦敦”号死亡15人，伤13人；“黑天鹅”号伤7人。此后，英国海军又公布，还有103名官兵“失踪”。

~~“黑天鹅”号护卫舰简介：黑天鹅级的第一艘。“黑天鹅”号护卫舰在苏格兰的亚罗（Yarrow）建造并在1939年7月下水，1940年1月正式列入现役。1940年的挪威战役期间，一颗炸弹击中后甲板，在砸穿三层甲板和船底后在海床上爆炸，尽管“黑天鹅”号受伤颇重，但它还是没有沉没。之后，在1942年，“黑天鹅”号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第一次作战胜利，U-124号在葡萄牙沿岸水域被“黑天鹅”号击沉。1949年的“紫石英”号事件后，它还参加了在朝鲜的行动，最终“黑天鹅”号在1956年解体。